序/1
引言/1
章  金屬細工流派/9
一、 銀器與陶器/9
二、 定性的問題/13
三、 附表的排列/14
四、 各個時期的序列/17
五、 流派A、B的序列比較及相關器皿/28
六、 流派A、B、C的序列比較/36
七、 與流派A、B、C聯繫較少的器皿/39
第二章  流派A、B、C器皿與亞洲藝術在造型、裝飾
技法上的聯繫/41
一、 與伊朗藝術的關繫/41
二、 與中亞藝術的聯繫/42
三、 與唐代藝術的關繫/55
四、 與草原民族金屬器的關繫/59
五、 與印度及粟特南部鄰國的關繫/64
六、 與拜占庭和敘利亞的關繫/68
七、 與早期伊斯蘭藝術的關繫及斷代/72
第三章  歷史解釋/79
一、 7世紀的粟特及金屬器的發展/79
二、 粟特銀匠和周邊文明/80
三、 阿拉伯統治時期的粟特金屬器/85
索引/89
附表/插頁
附圖/93
翻譯對照/107
譯後記/109

      要想深入研究唐代金銀器，須知道馬爾沙克。他1971年出版的英、俄文雙語的《粟特銀器》，一直影響至今，時隔半個世紀翻譯出版，也說明了它仍具有重要價值和歷史意義。絲綢之路暢通後，唐代金銀器出現了爆發式的發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亞粟特銀器的傳入和影響。可以說，研究唐代金銀器，《粟特銀器》是書。
譯者讓我為該書寫序，令我想起一些事情。早年我撰寫《唐代金銀器研究》，對前輩學者及著作評述時，重點評價的人物有兩位，一位是瑞典的俞博，一位便是蘇聯的馬爾沙克。完全沒想到，後來我有幸分別見到了他們。
      1991年，我有機會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蘇聯進行的草原絲綢之路考察。我手持《粟特銀器》一書，帶著不少問題，想請教馬爾沙克。可惜他正在外國訪問，我隻能遺憾地留下了一封信。可恰逢蘇聯解體，那封信石沉大海。
      2000年我訪問瑞典，拜訪了84歲的俞博教授。記得那是4月某一天晴朗的下午，入座後，當我把我的《唐代金銀器研究》呈送給他時，俞博老人眼裡露出旁人難以察覺的一亮，邊翻書邊指著書中的圖深情地說“這些圖我親手一張張地畫過。四十多年前，它們每天都陪伴著我度過愉快的時光”，像是找到了多年的知音。在愉快的長談中，他講述了一個故事： 當他已經成為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瑞典國家東方博物館的館長時，仍然十分遺憾他1957年出版的心血之作《唐代金銀器》在歐洲學界沒有多少反應。直到70年代初的一天，秘書告訴他，一個蘇聯青年學者要拜見他，工作繁忙的俞博，隻想在下班前用上十幾分鐘接待這位來訪者，沒想到兩人竟然一見如故，有說不完的話題，俞博電話告訴夫人在家裡為他準備晚餐。我立刻接過話茬，說“這個蘇聯青年叫馬爾沙克”，我們會心地相視一笑。俞博仍然稱已經七十多歲的馬爾沙克教授是younger man。
      當時馬爾沙克正在撰寫他後來聞名世界的《粟特銀器》一書。那時研究西亞、中亞和唐代的金銀器，主要對像是傳世品。俞博收羅了世界各個博物館的藏品，論證了唐代金銀器有中國傳統風格、波斯薩珊風格、印度風格、中國唐代創新風格。俞博的大作具有開創性的同時，他也敏銳地意識到，當時所謂“薩珊金銀器”中，混雜著很多粟特或東伊朗地區的產品，這一困擾使他無法對粟特金銀器與唐代的關繫進行闡述。後來，就是這位馬爾沙克，從傳統認為的波斯銀器中，鋻別出一些粟特銀器，並將粟特銀器分為三個流派： A流派帶有薩珊風格，B流派為當地特征，C流派與中國唐代銀器接近。這又是具有裡程碑式的學術貢獻。因此我完全理解當年俞博與馬爾沙克相見時的興奮。
      巧合的是，在我同俞博會面時，馬爾沙克正應邀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講課，課堂上他提到我的一篇論文，還特意說“齊東方近出版了一部著作，我還沒見到”。踫巧下面的留學生中有我的學生，電話打到了中國，又傳到瑞典，我立刻托人把書給馬爾沙克寄去了。想來不是巧合，而是因緣。
      2001年5月，我終於見到了馬爾沙克。他是在唐研究基金會的資助下，受北京大學歷史繫和考古繫邀請來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其間我兩次單獨拜訪了他。一次是在北京大學勺園賓館他的房間，我帶上他1986年在德國萊比錫出版的《東方銀器： 3~13世紀的金屬工藝及其後的發展》(Silberschtze des Orients. Metallkunst des 3.-13. Jahrhunderts und ihre Kontinuitt)，幾乎是逐件討論了10世紀以前伊朗薩珊、中亞粟特的銀器，受益匪淺。第二次是我專門請馬爾沙克和夫人來我家，討論的還是中亞與中國金銀器的問題。
      馬爾沙克的學術不斷超越自我，《東方銀器： 3~13世紀的金屬工藝及其後的發展》，代表了他《粟特銀器》之後新的研究成果。那麼，翻譯《粟特銀器》的現實價值何在?我想，盡管《粟特銀器》書中涉及中國的個別資料的準確性，甚至有些重要觀點會引起討論。然而，在當時金銀器出土品很少的情況下，能以精妙思路、完整框架，得出如此前瞻的結論，不僅令人佩服，至今還有指導意義。精彩的錯誤，比平庸的正確啟發更大。
      學術高手總有特別之處。馬爾沙克取得的卓越成就，除了他是在中亞考古學和藝術史，以及歐洲中世紀東方的視野下研究金銀器之外，與眾不同的是，他所研究的器物都要親自繪圖，繪圖必須要對器物的每個細節都不放過，理解自然不同。馬爾沙克對我說，薩珊銀器與粟特銀器的差別，就是在繪圖中發現的。如果仔細參看《粟特銀器》一書的線圖，就能體會出一位優秀的考古、美術學者，是如何超越同行而取得成就的。歷史靠一個個細節組成、支撐，器物的細節有時會精準地透露出背後的文化內涵。讀馬爾沙克的《粟特銀器》得到的啟發，遠不止書中的結論。
      大約在2003年，美國西雅圖美術館籌備一個關於吐蕃文物的展覽，專門邀請了馬爾沙克、我和林梅村參與。馬爾沙克在美國已經把一些展品繪制了草圖，他總是通過親自繪圖，有超出常人的發現和理解。盡管那次展覽因為其他原因半途而廢，但在那一次遙相合作中，我更加理解和欽佩他敏銳嚴謹的特殊學術風格。《粟特銀器》在學術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書中的某些材料、某些觀點今天看來或許可以商榷，可它的基本結論、學術思想、學風特色，仍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還在啟發、指導著後學者。感謝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