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在《史記》中次闡述了中國古代王朝的更替史。在以黃帝為首的五代聖王的傳說時代，繼承王位的方式是通過禪讓完成的。後的舜傳位於對治水和開發國土有功的禹。禹晚年雖傳位於功臣益，但益卻讓位於禹之子啟，結果就造成了王位父子相承的事實。這一世襲王權確立了中國早的王朝—夏王朝。夏第十七代的桀王失政，被商湯王所滅，於是商取代了夏。第三十代商王紂王無道，被周武王所滅。王失德，有德聖人承繼天命，遂有了王朝交替。
這一儒教性的王朝史觀，直至20世紀都被將儒教作為國教的中國歷代王朝所繼承。但日本的白鳥庫吉和內籐湖南等人很早便開始以“史料批判”為出發點，專心致力於古代史的復原。1919年的五四運動使現代歷史學真正進入中國，顧頡剛等疑古派否定了開創夏王朝的禹和之前五帝的存在，掀起了與傳統歷史學家們的爭論浪潮。另一方面，隨著對河南省安陽市殷墟出土甲骨文的釋讀不斷深入，王國維等釋古派從遺址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文字資料與《史記》等傳世古代典籍兩方面入手，開拓了古代史復原的實證方法。
同時，瑞典的安特生作為當時中國地質調查所的顧問，曾擔任指導工作。1921年他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主持發掘了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了以彩陶為特征的仰韶文化。1926年從美國留學歸來的李濟在山西省夏縣西陰村發掘了以彩陶為特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沒過多久，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的殷墟發掘也開始了。文獻史學中疑古派和釋古派活躍的20世紀20年代，也正是中國考古學勃興的時代。
其實，日本的鳥居龍藏自1905年起便開始調查遼東和內蒙古東部的史前遺址，其成果發表在《南滿州調查報告》（1910年）和一些法語報告上，遺憾的是幾乎未被人知。原本鳥居龍藏理應被冠予“中國考古學開拓者”之榮譽，不巧正趕上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口號的辛亥革命（1911年），因為鳥居調查的是清朝興起之地，屬於中國考古學漠視的地帶。此後的反日情緒更是使鳥居的功績埋於黃土。
在這樣的民族運動的浪潮中，在一切都要從地域集團或民族興亡來理解古代史的時候，傅斯年提出了“夷夏東西說”。其內容將在章第二節中予以詳細討論。主持殷墟發掘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主張中國古代社會東、西方的對立是歷史發展的原動力。他的屬下徐中舒用考古資料進一步闡釋了這一見解，認為夷（商）王朝的黑陶文化圈和夏王朝的彩陶文化圈形成了東、西並立的格局。這種描繪地域文化歷史的方法被稱為文化史考古學。
另一方面，超越這樣的“國學”，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研究。作為共產主義作家而活躍的甲骨文、金文學家郭沫若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該書以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為理論武器，綜合甲骨文、金文與古典文獻，提出商朝是以氏族社會為基礎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西周是以農業為基礎的奴隸制社會，春秋時代開始封建制，清末開始為資本主義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郭沫若在考古學成果的基礎上修正了之前的看法，提出奴隸制是從商代開始的。基於社會主義體制，歷史學的主流把焦點集中在生產力和社會組織的發展階段論上。
不太為人所知、主張“水利事業的組織化帶來了亞洲專制國家的形成”一說的魏復古，從唯物史觀的立場出發發表了有關中國史前時代社會的論文。文中提到，農業的開始帶來了人口的增加、男女的分工和共同體之間的戰爭，至商、西周時期中國北方也開始了水田稻作，從豬和狗的家畜生產到羊牛馬的畜牧，並開始了青銅器的鑄造。在考古資料缺乏而又偏重於文化史考古學的20世紀30年代，關注農業生產和社會分工的探討，在研究上是極為新穎的一種突破。
中國的古代都市都帶有城郭。宮崎市定注意到其與古代希臘、羅馬等城市國家的類似性，並以氏族制度—都市國家—領土國家—大帝國這個世界史整體的發展階段為前提，認為商末到春秋時代為都市國家、戰國時代為領土國家、秦漢時代為大帝國。宮崎提出了春秋時代氏族制度解體、城郭都市亦有公民權這一觀念。貝塚茂樹也認為從都市國家向領土國家的發展中，都市國家的主要構成要素是征服民族的戰士集團和土著民族，戰士集團聚集於廣場的朝、市作為祭祀共同體的特征亦已出現。對此，侯外廬從唯物史觀的立場出發，通過商末周初的征服及殖民活動，提出了住在國和都的周朝貴族對野和鄙的氏族集團奴隸進行的武力統治，即為城市國家。也就是說，貴族住的都市和奴隸住的農村的分化使得“文明社會=階級社會”這一等式得以成立。貝塚和侯外廬都以甲骨文、金文和古典文獻的研究作為基礎，或認為都市內部存在階級對立，或看重城鄉的階級分化，隻是著眼點有所不同而已。那時除了殷墟以外可以說沒有更多的考古發掘遺址可供調查，無論哪一種城市國家論也都隻能以文獻學的方法為基礎。
與此相對，松丸道雄在新中國的殷墟和商朝前期的鄭州商城進行了考古學調查，並以直接史料的甲骨文為基礎，提出了以大邑—族邑—屬邑這一層級關繫來理解商、西周時代的基本結構，即所謂邑制國家論。即以氏族制的共同體為核心，數量眾多的從屬小邑作為族邑基本單位與邑制國家並存，而同時又從屬於大邑，也就是商周王室。王都的大邑把進行鑄銅業、制骨業、陶器制造業等手工業和農業的多個小邑攬於膝下，使之直屬於大邑。郭沫若和侯外廬等的“奴隸制論”，以及著眼於城郭形態和聚落階層化的“都（城）市國家論”和“邑制國家論”都在考古學上有著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魏復古著手的課題，也有很多非常符合提倡馬克思主義的新中國考古學的內容。可是，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和日本的考古學者都沒能擺脫專業的文化編年和地域性文化史研究的束縛，絲毫未曾考慮過這些從文獻學出發提出的各大課題。“奴隸制”、“氏族制”是西洋史的概念，想以甲骨文、金文和古典文獻為基礎，用考古資料來解釋是很難驗證的，隻不過是空對空的爭論。這也是造成考古學和文獻學不能結合的一個主要原因。
隨著考古發掘的不斷推進，20世紀70年代之前考古學家即對黃河中遊地區中原一帶新石器時代到商周時代的遺存進行了考古學文化編年研究，但其他地區獨立調查發現的考古學文化，則要較中原的年代晚一個時期，這已成為考古學編年上的一個慣例。因此也一直支持著中原是中國的中心，並給周邊地區持續帶來影響的這一“論”。然而，隨著放射性碳十四年代測量法的引進，再來看各個地域的文化編年，大家就會傾向於地方也有獨立文化的&ldqu論”。張光直關前三千紀的諸文化在廣域上的共通性，並援用北美考古學家約瑟夫·考德威爾的“相互作用圈（interaction sphere）”概念，提出中國各地自發出現諸文化，並在不斷的擴大中加強了相互的文化聯前三千紀的龍山時代出現了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的相互關聯，不久就形成了國家·都市·文明的觀點。嚴文明和趙輝等人，提出各地區在自發性文化展開的同時加深了文化的相互交流前2500年起急速向中原靠攏形成夏商（殷）周三代王朝的中國文明的&ldqu一體論”。
上個世紀，社會學家費孝通和考古學家蘇秉琦等人在中華民族論的基礎上，試圖理解民族的興亡史，大力提倡用考古學進行“古史研究”，甚至追溯到神話傳說時代，以及沒有文字記錄的新石器時代。司馬遷開始的王朝史觀不僅沒有受到以馬克思主義為首的西方近代社會理論的威脅，而且還隨著考古學的發展而發展。
然而，即使不提帶有政治性的言論，隻是看重解釋何時、何地、何人、做了何事的事件史和民族史的復原，都很難成為超越“國學”的學說。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路易斯·賓福德等人提出了新考古學，對以文化編年為基礎，描繪民族興亡史的文化史考古學加以批判，主張普遍人類史的考古學研究。其中，他們也重視農耕的開始和國家形成的研究。人類如何適應環境？由此人口增加了多少？社會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為了闡明其過程，新考古學推進了動植物考古學的科學分析，從多角度對被稱為“聚落考古”的聚落遺址的居住模式進行了分析。這與魏復古的視角不謀而合。
精通新考古學理論的張光直，以甲骨文和考古資料為基礎，對商代社會、經濟、文化等進行了綜合分析，認為這一階段為城市文明階段（13），提出貴族、手工業者、農民居住在王都，都城是政治和禮儀中心的觀點。一直從事文化史考古學範式的中國考古學，也在改革開放政策中於20世紀90年代顯現出變化的苗頭。在張光直和中國歷史博物館（現在的中國國家博物館）俞偉超等人的努力與倡導下，歐美的新考古學理論逐漸被引入中國（14）。為了探求人類文化和環境的關繫，中國考古學開始了對動植物遺存的科學分析。到本世紀，眾多成果也逐漸得以公布發表。
其實想要擺脫“古史研究”的桎梏並非易事。通前二千紀前半的河南二裡頭遺址的花粉分析，考古學家發現從二裡頭二期開始，水生植物和濕地性植物減少，遺址所在地域轉變為大片的草原。發掘者根據《國語·周語》中“昔伊洛竭而夏亡”的記錄，斷定是因為氣候的寒冷化、干燥化而導致了夏王朝的滅亡。筆者認為還不如說這是由於二裡頭遺址的城市化和人口增加而人為地引發了局部性環境變化的結果。總之，發掘者隻是利用了環境的變化來做“古史研究”，而沒有注意到人類到底是如何適應環境變化的。
在農業史的研究中，往往以動植物遺存的分析為基礎，來討論稻作的起源和傳播、動物的家畜化等問題。然而對稻子是怎樣被栽培的、家畜是如何被飼養的、給人類的生活又帶來了怎樣的變化等等有關生產和生活方式的研究卻極為罕見。在文明的形成過程中，沒有石制農具出現，社會就不會有顯著的進步，對有關生產的變化和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這一點也鮮有論述。居住在王都的統治者和農民在飲食上究竟有何不同，直到現在也很少被學者們所關注。本書將不僅隻對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和炭化種子數據進行分析，而且著眼於其中人們所食用的肉類和由米釀造而成的酒，以期從時間與階層變化的不同視角來闡明生活方式，進而考察文明的形成過程。
簡而言之，本書不是從中國至今仍流行的“古史研究”的文化史考古學角度出發，而是批判地繼承了魏復古關注的農業生產和社會分工、宮崎市定和松丸道雄等人提倡的城市國家論和邑制國家論、張光直的城市文明論，並在考古資料的基礎上，探前三千前二千紀之間中國文明的形成過程。關鍵詞包括：下層建築的“生產”和“生活”，上層建築的“王權”和“禮制”，以及涵蓋所有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