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編者的話 / 1

懷念李濟(張光直) / 1

編 治學自談 / 1

自撰簡歷 / 3

我的初學時代——留學前所受的教育 / 5

附：清華學校高等科一年級(1915—1916年)時的史學作業 / 15

仁友會史略 / 18

我在美國的大學生活 / 24

我與中國考古工作 / 41

第二編 考古瑣談 / 47

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 / 49

安陽的發現對譜寫中國可考歷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 / 53

地下檔案庫(H127) / 63

《古物保存法》頒布後所引起的個問題 / 68

古生物得到了中國法律的庇護 / 71

史前考古學所研究的“人”和“自然環境” / 75

“滄海桑田”的考古學例證之一 / 80

第三編 學術散談 / 85

關於在中國如何推進科學思想的幾個問題 / 87

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 / 95

湖北人種測量之結果 / 100

從人類學看文化 / 105

魏敦瑞氏的“古今人表”之編制及其所引起的理論糾紛(一) / 123

魏敦瑞氏的“古今人表”之編制及其所引起的理論糾紛(二) / 128

民族學發展之前途與比較法應用之限制 / 134

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 / 137

敦煌學的今昔 / 153

關於歷史學的“四個境界” / 158李濟學術隨筆目錄

第四編 文化漫談 / 163

殭化 / 165

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 / 167

遠東獨立發展的“三件東西” / 170

大龜四版的故事 / 172

文化沙漠 / 177

“自由”的初意 / 182

牙的故事二則：中西學術界治學態度的一幅對照 / 185

第五編 學事趣談 / 189

赴日小記 / 191

值得青年們效法的傅孟真先生 / 196

對於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學研究幾段回憶 / 199

回憶中的蔣廷先生——由天津八裡臺到美京雙橡園 / 206

關於王國維的兩點評論 / 212

二十五年來之“中央研究院” / 215

第六編 信札筆談 / 225

李濟等十人致英庚款會調查團的信 / 227

致丁文江的一封信 / 231

與傅斯年的一次信札往復 / 233

致張光直的信 / 236

徐志摩致李濟的一封信 / 238

古·阿道爾夫親王致李濟的信 / 240

致李光謨的一封信(戴家祥) / 242

第七編 序跋文談 / 249

《安陽發掘報告》發刊語 / 251

《麽些像形文字字典》序 / 253

《殷虛文字甲編》跋彥堂自序 / 256

《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發刊詞 / 260

《殷墟建築遺存》序 / 263

《侯家莊一○○一號大墓》序 / 268

《故院長胡適先生紀念論文集》序 / 271

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學術講演會主席報告和謝辭 / 273

《感舊錄》序(屈萬裡) / 281

第八編 光謨憶談 / 283

羅素與青年李濟 / 285

南開的“礦科教授” / 289

“入夥”史語所 / 292

三十年代的榮譽之旅(一)——英倫講學 / 294

三十年代的榮譽之旅(二)——和王儲考古學家的交往 / 297

考古組“十兄弟” / 301

從梁任公的家書看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發軔 / 304

半個繭殼 / 309

走向中國阿卡迪米 / 314

一份“見面禮” / 316

談談丁文江、李四光和李濟 / 319

對聯文化 / 324

李濟跟費慰梅談生平 / 327

洋神父的“代言” / 331

第九編 師友閑談 / 335

西陰村下尋師蹤——一個考古遺跡的探訪(李亦園) / 337

失悔不是軍人(《南京印像》節選)(郭沫若) / 341

張光直課堂筆記所見李濟晚年在臺大教書的片段(陳星燦) / 345

對於李濟先生的簡單敘述(勞榦) / 349

大匠誨人有典型——記濟老二三事(李霖燦) / 353

職業學人雖有“經世”抱負亦無特權(王道還) / 358

鐘祥尋訪考古學家李濟 / 361附：李濟先生學術年表 / 366

序：

懷念李濟(代序)

張光直近六十年的歲月裡，一開始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隨後又作為中國考古學掌門人的李濟(1896—1979)，為人文科學和歷史科學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發展中占據支配地位。

在湖北出生、在老家和北京成長的李濟，他的少年時期正處於這個古老國家在與西方接觸的壓力下邁開通向現代化漫長道路的初步伐的時候。就跟現在一樣，當時一批批生氣勃勃的青年學生被送往西方各國去學習它們的科學奧秘。李濟在著名的清華學校畢業後，被送到美國麻省沃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學學習心理學和社會學，接著又到哈佛去學人類學。據李濟在1977年跟費正清的夫人慰梅的一次談話中說，他之所以去克拉克大學，是因為清華的一位心理學老師華爾考博士跟他說，要學心理學，就要去克拉克。在克拉克時期，李濟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個星期六的上午他都去圖書館開架閱覽室，把時間花在盡情瀏覽各種書刊上。在這種啃青草式的翻閱中他偶然地接觸到自己一向不曾了解的人類學的書籍，就被這門學問吸引住了。李濟於1923年在哈佛獲得博士學位。在此之前，他在哈佛跟從虎籐、托策和狄克森三位老師分別學習了體質人類學、考古學和人種學；這三門學問在他寫作博士論文(1928年正式出版)和他六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全都用上了。

1923年李濟回到國內，從這時起到1928年，他一直擔任著一種地道美國式的大學教授兼研究學者的工作。他在天津南開大學教書(1923—1925)，接著在他的母校清華大學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任教(1925—1928)。1925到1926年他負責主持了在山西南部夏縣西陰村的一個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這次發掘是由清華的國學研究院和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弗利爾藝術陳列館聯合舉辦的，李濟成了位挖掘考古遺址的中國學者。

李濟學術隨筆懷念李濟1928年這一年是李濟一生中的轉捩點，也是中國考古學和歷史學的轉捩點。為了充分估價從1928年開始李濟所經歷事件的重要意義，需要再上溯到近三十年前的1899年，即義和團事變和八國聯軍入侵的前一年；這些事件使中華帝國在西方工業大國和軍事強國的威力面前蒙受了奇恥大辱。也就是在這一年，商(或殷)前1766&mdas前1122年)的甲骨文在王朝滅亡近三千年之後，首次引起了古史學者們的關注。在此後的三十年裡，中國和外國的研究商史的學者們都被這一新的史料來源迷住了，人們大規模地追蹤古董市場上流通的這些骨片的出土源頭。沒過多久，這些學者就察覺到契刻甲骨來自殷墟，即長久以來為人們所知曉的靠近河南北部洹水岸邊的現代安陽所在地——殷王朝的廢墟。

國民黨人在1928年取得了北伐的勝利，在南京建立了新的政府。一個新型的全國性的科學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成立了，研究院內設立了一個國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是曾在德國學習歷史學和語言學的留學生。他一開始就在為這個新成立的研究所訂計劃時，決定了兩件事：(1)成立一個組，以考古學作為研究中國史的新工具；(2)以發掘殷墟作為考古組的個田野工作項目。為實現這兩件事，傅亟需一位受過西方田野工作傳統訓練的有資歷的考古學家；組主任和發掘項目主持人這二者的必然選擇結果，都落在李濟身上。從這時開始，李濟的一生就和安陽的發掘再也分不開了。中央研究院所領導的這一發掘工作一直持續了十五個工作季，直到1937年年中。

隻有為數很少的人知道，當傅尋找一位合適的學者來領導這個新成立的考古組——這實際意味著挑選一位全國性的考古事業的領導者——時，受到推薦的不是一位、而是兩位有力的候選人，這另一位是馬衡(1881—1955)。馬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傳統的古董收藏家型的學者，後來是北京大學考古研究室主任和故宮博物院的院長。設想一下，如果馬衡當年成了傅後選中的人，中國的考古學現在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因為1928至1937年的安陽發掘和李濟對安陽發掘的領導，對下半個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首先，安陽的發掘確立了商文明在中國古代史上為首的地位，它是整個東亞地區有文字記載的個文明。商代是把有著浩瀚史籍記載的中國歷史和有關史前中國的日益增多的資料信息體聯結起來的一個紐帶。然而我們關於商代的知識很大程度上仍是由李濟給我們劃定的。他組織了在安陽對考古遺址的探尋。他使用了西方的考古方法和觀念。他培養了眾多的同事和學生，並在安陽用這些方法和觀念訓練他們。這些年輕的學者中包括近三十年活躍在考古界的所有居於領導層的人物，包括夏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長，包括高去尋——直至1981年夏天的臺灣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李濟還倡導並優先執行對安陽出土器物的研究，他的整套研究方法——首先是陶器和青銅器的命名和類型學方法——一直還在整個中國考古學界處於支配地位。在他本人的研究工作中，他樹立了一種高標準的科學品德——他的後繼者們都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中以之為榜樣。他既是一個認真守護中國的文化珍品、防範外國盜竊者侵犯的愛國者，又是一個熱心的國際主義者——他渴望接受西方所可能提供的技術和觀念，力求在世界背景下觀察和思考中國。他的後繼者中有許多人能做到他的一個方面或另一個方面，但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有韌性和眼光同時做到兩個方面。

1937年7月爆發的中日戰爭，事實上結束了由李濟的考古組所進行的重要田野考古工作；1949年以後，隨著蔣介石政府的逃亡，李濟也去了臺灣。李濟從1937年直到1979年逝世，花去大部分時間用於保管、運送、研究和出版1928年至1937年期間安陽出土的資料。雖然因戰爭而造成的研究生活的不穩定，以及參加安陽工作的考古學家中有些人故去，有些人離去，給李濟管理商代遺寶的計劃造成不利的影響，但到他去世時，他看到在他的後一部著作《安陽》(1977年英文版)中撮要概述到的很大一部分資料都已經出版了。完整的報告並沒有出來，但是不利的因素已非李濟所能控制的了；他已經做到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我強烈地意識到，李濟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絕美國一些大學提供職位的邀請，沒有移民過去，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須留在國內看到安陽研究的全過程。

除了安陽的發掘和研究外，李濟還從事了其他許多重要的學術活動，早是在抗戰時期的大西南，1949年以後在臺灣。這裡僅列舉其中的幾項。1934年他被任命為中央博物院的籌備主任，從此以後，他成為一個主張歷史博物館應是發掘的機關、研究的機關兼教育的機關的熱心宣傳者。他的這一理想在近三十年裡已在中國得到廣泛的實現。1949年他在臺北的臺灣大學創辦了考古人類學繫，次在中國把訓練職業考古家列入大學計劃之內。20世紀60年代初期，他支持在“中央研究院”內成立一個中國古史編輯委員會，著手編寫一部多著者、跨學科的中國古史的長卷，這是中國史學編著中的首次。到李濟去世時，這一長卷的文章初稿已開始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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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次見到李濟是在1950年秋季進入臺大他創辦的新繫的時候。這以後的29年裡，他是我的老師、導師、批評者、模範樣板和學術良心。當然，我時常感到，李濟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他給中國的考古學塑造成現在的形態；但對於我來說，他主要的價值就在於他體現了在中國歷史學和考古學研究中所能達到的的科學標準。他對在中國建立科學的學術事業懷有一種純摯的熱忱，並用自己的言行樹立了一個令他的後繼者渴望達到而又難以企及的榜樣。他的過世是世界上一切真正學人的一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