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這部論文集的內容，大致可分作漢鏡、唐鏡、唐後鏡及和鏡四個部分，王綱懷先生於此四個方面各有獨到的貢獻。
漢鏡是中國銅鏡發展的高峰，歷來受學者重視，而王綱懷先生尤重其銘文。他在2004年出版的《三槐堂藏鏡》前言中說：“文字乃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漢字演變史是五千年華夏文明史的重要篇章。在秦始皇統一文字後的秦漢之際，銅鏡上就出現了銘文。由標準的小篆起，依次是西漢的繆篆、簡隸，新莽復古行懸針篆，東漢中晚期的標準隸書，桓靈之際開始流行楷書、行書、草書，魏晉南北朝則盛行各種書體。”從收入論文集的有關文章可知，王綱懷先生研索漢鏡銘文著重其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如從鏡銘論儒家思想及酒文化等，都能發前人所未發。
唐鏡是銅鏡發展的又一高峰，王綱懷先生別闢蹊徑，與孫克讓先生合撰《唐代銅鏡與唐詩》一書，充分發揮他對“銅鏡文化”的理念。他說：“唐詩是唐代非物質文化的一個瑰寶，而唐鏡亦是唐代物質文化的一個奇珍，唐詩與唐鏡堪稱唐代文化的雙璧。筆者既熱愛唐詩又喜歡唐鏡，將唐詩和唐鏡這兩種精品文化加以綜合比較與研究，力求從‘邊緣學科’這樣一個互為交叉的新視角，對探索並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作一次大膽的嘗試。”讀者由論文集中幾篇有關論文，也不難看到他的嘗試是成功的。這部論文集的內容，大致可分作漢鏡、唐鏡、唐後鏡及和鏡四個部分，王綱懷先生於此四個方面各有獨到的貢獻。
漢鏡是中國銅鏡發展的高峰，歷來受學者重視，而王綱懷先生尤重其銘文。他在2004年出版的《三槐堂藏鏡》前言中說：“文字乃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漢字演變史是五千年華夏文明史的重要篇章。在秦始皇統一文字後的秦漢之際，銅鏡上就出現了銘文。由標準的小篆起，依次是西漢的繆篆、簡隸，新莽復古行懸針篆，東漢中晚期的標準隸書，桓靈之際開始流行楷書、行書、草書，魏晉南北朝則盛行各種書體。”從收入論文集的有關文章可知，王綱懷先生研索漢鏡銘文著重其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如從鏡銘論儒家思想及酒文化等，都能發前人所未發。
唐鏡是銅鏡發展的又一高峰，王綱懷先生別闢蹊徑，與孫克讓先生合撰《唐代銅鏡與唐詩》一書，充分發揮他對“銅鏡文化”的理念。他說：“唐詩是唐代非物質文化的一個瑰寶，而唐鏡亦是唐代物質文化的一個奇珍，唐詩與唐鏡堪稱唐代文化的雙璧。筆者既熱愛唐詩又喜歡唐鏡，將唐詩和唐鏡這兩種精品文化加以綜合比較與研究，力求從‘邊緣學科’這樣一個互為交叉的新視角，對探索並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作一次大膽的嘗試。”讀者由論文集中幾篇有關論文，也不難看到他的嘗試是成功的。
唐以後鏡的研究，帶有開拓性質。過去我為程長新先生的《銅鏡鋻賞》作序，曾談及由於戰國、漢、唐銅鏡多有珍品，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力，以致忽略了後世的大量銅鏡，“結果是我們對古鏡發展的後一半歷史半明半暗，許多疑難說不清楚”。很希望王綱懷先生在論文集所收諸篇基礎之上，在這方面再多有新作。
和鏡即日本鏡。1991年，饒宗頤先生為拙作《比較考古學隨筆》撰序，曾講到“以某種特產在商業活動上來代表文化之交流”，“銅鏡之路”和絲綢之路同樣重要。中國銅鏡傳統對外國之傳播影響，顯著的是在日本，日本學者因此對中國銅鏡、在日本發現的中國銅鏡，以及日本銅鏡與中國銅鏡的關繫等學術問題，有非常眾多而細致的研究。然而中國學術界，除了王仲殊先生等專家外，對日本銅鏡可說罕有涉及，應該講這是一個很大的欠缺。2008年，王綱懷先生《日本蓬萊紋銅鏡研究》一書問世，專門討論了在日本稱為“純和式”的蓬萊紋鏡，“期望通過和鏡蓬萊紋這一專題，嘗試探討蓬萊紋和鏡與唐詩宋詞以及和歌俳句之間的文化關聯，以了解並重溫中日兩國友好往來源遠流長的歷史進程”。這本論文集中關於和鏡的文章，也自當作如是觀。
中國銅鏡著錄和研究的歷史雖長，真正在繫統和規模上形成一個足以分立的學科分支，還是晚近的事，正有著許多工作需要承擔，許多問題等待解決。熱盼有更多學者，像王綱懷先生這樣到這一領域中來，共同推動研究向深入前進。
漢鏡是中國銅鏡發展的高峰，歷來受學者重視，而王綱懷先生尤重其銘文。他在2004年出版的《三槐堂藏鏡》前言中說：“文字乃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漢字演變史是五千年華夏文明史的重要篇章。在秦始皇統一文字後的秦漢之際，銅鏡上就出現了銘文。由標準的小篆起，依次是西漢的繆篆、簡隸，新莽復古行懸針篆，東漢中晚期的標準隸書，桓靈之際開始流行楷書、行書、草書，魏晉南北朝則盛行各種書體。”從收入論文集的有關文章可知，王綱懷先生研索漢鏡銘文著重其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如從鏡銘論儒家思想及酒文化等，都能發前人所未發。
唐鏡是銅鏡發展的又一高峰，王綱懷先生別闢蹊徑，與孫克讓先生合撰《唐代銅鏡與唐詩》一書，充分發揮他對“銅鏡文化”的理念。他說：“唐詩是唐代非物質文化的一個瑰寶，而唐鏡亦是唐代物質文化的一個奇珍，唐詩與唐鏡堪稱唐代文化的雙璧。筆者既熱愛唐詩又喜歡唐鏡，將唐詩和唐鏡這兩種精品文化加以綜合比較與研究，力求從‘邊緣學科’這樣一個互為交叉的新視角，對探索並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作一次大膽的嘗試。”讀者由論文集中幾篇有關論文，也不難看到他的嘗試是成功的。這部論文集的內容，大致可分作漢鏡、唐鏡、唐後鏡及和鏡四個部分，王綱懷先生於此四個方面各有獨到的貢獻。
漢鏡是中國銅鏡發展的高峰，歷來受學者重視，而王綱懷先生尤重其銘文。他在2004年出版的《三槐堂藏鏡》前言中說：“文字乃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漢字演變史是五千年華夏文明史的重要篇章。在秦始皇統一文字後的秦漢之際，銅鏡上就出現了銘文。由標準的小篆起，依次是西漢的繆篆、簡隸，新莽復古行懸針篆，東漢中晚期的標準隸書，桓靈之際開始流行楷書、行書、草書，魏晉南北朝則盛行各種書體。”從收入論文集的有關文章可知，王綱懷先生研索漢鏡銘文著重其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如從鏡銘論儒家思想及酒文化等，都能發前人所未發。
唐鏡是銅鏡發展的又一高峰，王綱懷先生別闢蹊徑，與孫克讓先生合撰《唐代銅鏡與唐詩》一書，充分發揮他對“銅鏡文化”的理念。他說：“唐詩是唐代非物質文化的一個瑰寶，而唐鏡亦是唐代物質文化的一個奇珍，唐詩與唐鏡堪稱唐代文化的雙璧。筆者既熱愛唐詩又喜歡唐鏡，將唐詩和唐鏡這兩種精品文化加以綜合比較與研究，力求從‘邊緣學科’這樣一個互為交叉的新視角，對探索並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作一次大膽的嘗試。”讀者由論文集中幾篇有關論文，也不難看到他的嘗試是成功的。
唐以後鏡的研究，帶有開拓性質。過去我為程長新先生的《銅鏡鋻賞》作序，曾談及由於戰國、漢、唐銅鏡多有珍品，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力，以致忽略了後世的大量銅鏡，“結果是我們對古鏡發展的後一半歷史半明半暗，許多疑難說不清楚”。很希望王綱懷先生在論文集所收諸篇基礎之上，在這方面再多有新作。
和鏡即日本鏡。1991年，饒宗頤先生為拙作《比較考古學隨筆》撰序，曾講到“以某種特產在商業活動上來代表文化之交流”，“銅鏡之路”和絲綢之路同樣重要。中國銅鏡傳統對外國之傳播影響，顯著的是在日本，日本學者因此對中國銅鏡、在日本發現的中國銅鏡，以及日本銅鏡與中國銅鏡的關繫等學術問題，有非常眾多而細致的研究。然而中國學術界，除了王仲殊先生等專家外，對日本銅鏡可說罕有涉及，應該講這是一個很大的欠缺。2008年，王綱懷先生《日本蓬萊紋銅鏡研究》一書問世，專門討論了在日本稱為“純和式”的蓬萊紋鏡，“期望通過和鏡蓬萊紋這一專題，嘗試探討蓬萊紋和鏡與唐詩宋詞以及和歌俳句之間的文化關聯，以了解並重溫中日兩國友好往來源遠流長的歷史進程”。這本論文集中關於和鏡的文章，也自當作如是觀。
中國銅鏡著錄和研究的歷史雖長，真正在繫統和規模上形成一個足以分立的學科分支，還是晚近的事，正有著許多工作需要承擔，許多問題等待解決。熱盼有更多學者，像王綱懷先生這樣到這一領域中來，共同推動研究向深入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