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講   夏與夏文化討 ……………………………………………… 1

第二講   商文化的縱橫考察…………………………………………… 39

第三講   周代墓地族繫析 …………………………………………… 73

第四講   西周疆至的考古學考察……………………………………… 111

第五講   漫談夏商周制陶業…………………………………………… 139

第六講   中國青銅鑄造業的發生與發展……………………………… 201

插圖名稱及來源…………………………………………………………237

後 記 ………………………………………………………………… 247

序

2018年9月30日，我和黃桂田校長一起來到山西大學工作。傍晚我們在校園散步，直覺這所百年老校的學術氣息不濃，因為看到的布告欄上基本上貼滿了報考研究生和公務員輔導班的信息，既說明學生們的好學求進，也說明學校難以留住優質的本科生生源。

“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名言。其實誰都知道大師對於一所大學意味著什麼。大師代表著學校整體的學術水平，大師代表著學生培養的雄厚基礎。但是大師何來？經費和空間固然是需要的，但不是首要的。一所大師雲集的大學，一定要有良好的學術氛圍，具有精神的感召力。說：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現在中國的大學普遍缺少一種精氣神。西南聯大的校訓是“剛毅堅卓”，民族危亡之際，西南聯大的教授甚至要擺攤補充生計，這所窮的大學卻成就了中國教育史上難以企及的珠穆朗瑪峰。現在的大學為了招攬人纔，紛紛競出高價，給出優渥的待遇，這樣的狀況發展下去，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的教育勢必越來越落後。

大學是社會的良心所在。我理解的大學，首重其精神。

山西大學創辦於1902年，歷史上曾經有過輝煌。但是，現在的山西大學既不是985、211，也還正在利用部省合建的契機，全力爭取成為雙一流高校。面對山西大學的現狀怎麼辦？窮應思變，變是要從點點滴滴做起的。

學校教育重在學生培養。如何能夠讓山西大學的學生得到優質的學術資源，有機會學習到高水平的課程？現有的課程設置不能夠輕易變動，於是我想到了利用講座的形式豐富同學們的學習內容。現在的學術講座很多，不過成繫統的講座少。提到考古學的繫統講座，自然會想起1984年秋張光直先生在北京大學考古繫所做的九次演講。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起與西方學科交往基本隔絕，而六七十年代西方在考古理論和技術上都有許多變化，因此，張光直先生的講座在當時引起很大的轟動，結集出版的《考古學專題六講》隨之風靡全國，成為當時國內為流行的考古學讀物，至今也不斷再版。這本書張光直先生稱其為“一籃子大雜拌”，組成雜拌的各種原料，其實都是張光直先生對相關問題的繫統思考，可以說是他對中國考古學的總體認識。我想對於山西大學的本科生來說，不僅僅是聽一些講座，見一些考古學界的名人，學生們更需要有相關學科的繫統知識，於是就有了山西大學中國考古學六講的計劃。我設想的這個繫列講座，至少要在時間上涵蓋從舊石器時代到明清，也就是通常說的考古學的幾大段，有可能再進行青銅、陶瓷、玉器、科技考古等專題講座。在內容上，通過六講把前沿的研究、繫統的知識傳授給山西大學的師生。

山西大學的考古專業創辦於1978年。但是，山西大學的考古課程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就已經開設。1952年，為適應新中國文化事業快速發展的需求，中央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聯合在北京大學舉辦了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山西大學歷史繫派康秋泉先生前去學習，康先生在結業後擔任全繫的“考古學通論”課程教學，並在教學之餘為繫裡征集了不少文物，為以後的文物陳列室奠定了基礎。1978年山西大學考古專業開始招生的時候，李壯偉、傅淑敏、王鴻玲、康秋泉、李裕民諸先生均在北大學習過，可以說山西大學的考古專業從創辦之初，就與北京大學有不解之緣。我希望通過六講繫列能夠讓山西大學的學子接觸到考古學界各方面的優秀學者，但是，萬事開頭難。我是在部省合建山西大學的大背景下來到山西工作的，所以延請授課老師，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大學，並且很快確定了請劉緒教授來講講。網上有一篇文章，題目是“劉緒：北京大學考古繫的‘好人’”。劉緒老師是山西人，1983年就任教於北京大學考古專業，長期在山西曲沃的天馬-曲村從事田野發掘，與山西有很深的情緣。由他來講講是不二的人選。我在調回北大工作的時候，他還擔任學院的黨委書記，我當院長之後，面臨著許多困難，因此很希望劉緒老師能夠退而不休，我對劉緒老師說，您是定海神針，有您在，我就不怕。劉緒老師也真是退而不休，承擔起整理蘇秉琦先生日記等繁重的工作，每次看見他瘦削的身影，我都能夠體會到什麼是精神的魅力。

於是有了這個繫列的講座，有了這個書繫。感謝山西人民出版社在資金和出版上給予的支持，相信在大家的支持和我們的努力之下，山西大學的考古專業一定能夠有光明的前景。

後 記

2019年初，山西大學副校長杭侃先生來電，說他計劃邀請一些學者為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開設中國考古學專題繫列講座，並集結出版。每個專題講六次，希望我講“夏商周考古”專題。由於杭先生不久前還是我們學院的院長，剛任山大副校長不久，對他的工作應該給予支持。加之我又是山西人，而且還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考古隊（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過五年，於是欣然接受了這一任務。

夏商周考古的內容很多，講什麼，怎麼講？雖然沒有特別要求，以前也為本科生和研究生講過不少這方面的課，但概括為六次來講未曾有過，還是琢磨了一番。

首先是講什麼。我覺得六次的內容應該盡量全面一點，即夏商周考古的主要方面都有所涉及，以名實相符，於是設計了本書的六個專題。至於怎麼講，因面對的是本科生與研究生，具體內容既要考慮到基礎性，又要考慮到研究深度。初心如此，不知是否達到了目的。

依杭校長安排，講課時間定在2019年上半年放暑假之前。時間很緊，重新備課不太可能，隻好把自己現成的東西予以調整、補充和加工。所謂現成的東西，主要包括近年發表的論文和沒有發表的講稿，盡量聯繫田野考古新成果和當前學術界比較關注的問題。本人生性保守，凡講課必須備有講稿，這樣心裡纔比較踏實。但在現場講課時，又有一個習慣，也是毛病吧，即往往不怎麼看講稿，這就難免跑題，講稿上有的沒有提到，講稿上沒有的啰嗦了不少。本次彙集出版，是以講稿為準，並稍作修改。好在我講稿的內容都比較多，可以彌補講課之不足。

下面把六講未及內容及存在問題等略作補充說明。

講是夏與夏文化探討。這是一個很傳統的學術課題，也是國內近年再度發熱的課題。因為傳統，所以前半部講基礎性內容，如文獻與文字材料對夏的記載，前人對夏與夏文化探討的歷程與結論等。近年再度熱起來，是因國內學者引進了西方學者長期以來的看法，即否定夏王朝的存在及夏文化的探討。這引起了不少學者的參與，細數這些參與的學者，有研究舊石器或新石器時代的，有研究世界史的，有從事理論研究的，還有文物考古愛好者，即多不是研究夏商周歷史與考古的學者。所以，看似熱起來了，但都是虛火，且範圍有限，因為真正從事夏與夏文化研究的學者發聲很少，原因是缺少討論的基礎—沒有能夠自證是夏的夏代文字發現。本講的後半部分涉及到這個問題，算是正面回應，主要觀點曾發表在《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上。

第二講是關於商文化的縱橫考察。縱，是指考古學文化分期編年，它是考古學文化研究的基礎。夏商周三代，商代積年長，考古工作開展早，其考古學文化分期也成熟，但任何一個學術問題都有其發生發展的過程，成熟也是相對而言的，存在小的分歧難免。這部分梳理了商文化分期研究的發展過程與主要看法，有點學術史的味道，可作為初步接觸商文化研究者參考。橫，是指商文化各階段的分布。這部分是由我和我的學生曹斌博士發表的論文整合而成，內中有一問題需要說明，即對商文化各階段分布範圍的周邊界定存在一定局限性，這與現有資料不足或信息不全有關，因此，界定是初步的。

第三講是對周代墓地族繫的研究。本講題目有點大，所謂周代，實際僅限於西周；涉及的墓葬主要限於貴族墓。所論問題也不新鮮，甚至不全面，僅僅是利用新的材料（特別是具有自證族屬的文字材料）做了點稍微繫統的比較研究，對以往學者的觀點予以補充。結論是明確的，但心裡也有不踏實的地方，寄希望於今後的考古工作。一是本講結語後提到的一點：目前發現的先周墓葬雖然不少，但缺少貴族墓葬，拿平民墓與貴族墓相比，標準不一，結論自然勉強，此實屬無奈之舉。隻有用先周貴族墓與商繫貴族墓比較纔可得出更合理的結論。因此，希望考古工作者盡快發現先周貴族墓地。二是本講還提到姜姓齊墓的葬俗（與田齊有別），依現有資料，認為其與姬姓墓相同，同為西土之俗。但現有可以明確為姜姓的貴族墓太少，而且文獻記載齊封東方之後，治國策略之一是“簡其君臣，禮從其俗”，是否在葬俗方面實行了？還有的文獻說太公本為東海之人，如此，則與西土之俗就會有所不同。總之，這也需要今後的考古發現補充證實，是一個需要繼續關注的學術課題。

第四講是運用考古材料復原西周王朝的統治疆域。這個問題在其他場合也講過，並發表。所得結論自以為貼近實際，不過也有不理想的地方需要以後補充完善。比如，周王朝西土疆至的推斷，除李崖墓葬可以早到西周早期外，其他多偏晚，而且缺少西周時期的文字材料。再如東土與南土之間的東南地區，即江淮一帶，文獻提到太伯哥倆奔吳與這一帶有關，由陶器來看，周文化在西周早期確實波及到這裡，但西周早期的文字材料，主要是宜侯夨簋，證據比較單薄。還有太行山以西的北境，除天馬—曲村遺址可以肯定，其北面洪洞坊堆—永凝堡遺址可早到西周早期，該遺址是否為此時楊國？也缺少文字材料的支持。其實，再往北是霍州，進入太嶽山內，依文獻記載，霍叔與厲王所奔之彘都與這裡有關。本人曾隨同山西所陶正剛先生調查過幾處遺址，確屬西周時期，陶器特征與天馬—曲村遺址所見相同，可惜一直沒有開展考古發掘工作。凡此種種，都與本課題有關，急待補充完善。

第五講是關於夏商周三代制陶業的若干問題。十多年前，宿白先生主編的《中國陶瓷史》項目啟動，具體由徐蘋芳和張忠培二位先生組織實施，命我承擔夏商周部分。都是前輩、老師，不敢推辭和懈怠，我遂接受了這一任務並按時完成。本講內容是其中一部分，可謂節選。嚴格來說，我不應該先期予以發表，可由於大家知道的原因，本項目的全部完成與正式出版似遙遙無期。好在我沒有全部發表，先生們若有知，我想也會原諒的。

為什麼把夏商周制陶業作為六講之一，估計大家都能理解。因為陶器是新石器時代與夏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果對陶器不熟悉，所有研究都不完整，也很難深入，凡從事這兩個時期的考古學者都有深刻體會，無需贅述。

後一講是關於青銅器鑄造業的發生與發展。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學術界，一度曾把夏商周考古稱之為“青銅時代考古”，中國青銅時代幾乎是夏商周三代的代名詞，所以講夏商周考古而不講青銅器顯然是不合適的。因青銅器的內容實在太多，以往的研究論著可謂汗牛充棟，短時間沒法細講，一講的時間隻能講些宏觀的，高度概括的內容，於是我便直接以李伯謙師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的序言為基干，稍作補充而成本講。前面講發生，是當前學術界關心的問題；後面講發展，是從時間早晚的變化，並結合地域分布之特征的視角觀察。結論是本講後一句話：“從夏到東周，青銅器越來越豐富多彩，地域上呈滾動狀由中原向四周不斷擴大，構成了中國青銅時代的完整畫面。”可見，青銅器鑄造作為當時社會需求的高科技，不受文化與地域的阻隔，可以向各地傳播。

本講也有問題需要注意，即上述結論的得出，主要依靠青銅器在各地的發現，而各地發現的青銅器，未必全部屬於本地鑄造，在研究時必須予以考量和分辨。

六次講座於2019年5月上、中旬進行，之後便忙於其他事情，9月下旬突然發病住院。11月末，杭校長來電告知，專題講座準備正式出版，考慮到我的身體狀況，可以把我的講座錄音整理出來，我過目一下即可，或者以我的講稿為準，也可以。我主張後者。同時，杭校長還告訴我，山西大學專門安排陳小三老師負責我這個專題的後續所有工作，包括文稿的編輯、審定以及插圖和照片的選取等等。

雖然有文字講稿，但畢竟是上課應急之作，距離出版要求尚有較大距離，需要認真修改和補充。可自己的狀態實在難以如願，連核對資料的條件和能力都沒有，無奈之下，就把一個勉強稍加修改，但又殘缺不全的文稿陸續發給了小三老師，請他核對部分正文引用資料和全部注釋，補充文字缺失，對文稿審查把關。經過他的初審加工、糾錯補正之後，小三老師又讓他的研究生瀋磊、田慧、靳健再審並校對。之後他又把講、第二講、第三講和第五講分別發給常懷穎、郜向平、馮峰、田偉四位先生，由他們三審。至於插圖和照片的選取與編排，則全部由陳小三老師完成。2020年5月，我對小三老師陸續發來的經他後審定、編妥的文稿又過目一遍，發現不僅選取的照片和線圖數量多而且精美，在文字方面也補充了一些新的內容，增加了不少注釋。可知小三老師為此花費了很多時間，下了很大功夫，付出了無限辛勞。本人為學，很少勞駕他人，沒想到這次給小三老師添加了這麼多的負擔，深感過意不去。因此，這裡首先要對小三老師致以真誠的感謝！此外，上述參加再審和三審的諸位先生也不同程度的給予了幫助，在此亦深表感謝！

在文稿修改期間，因無法查閱資料，隻能用電話或微信在多方面請教有關專家與我的學生，他們是李水城先生、王輝先生、張崇寧先生、田建文先生和張天宇、田偉、常懷穎、郭明、馮峰、趙昊、郜向平諸位，感謝你們的支持與幫助！

因本人精力不濟，對文稿的後審閱尚欠細心和認真，若書中有錯，理應由我承擔，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2020年5月28日於暢春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