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車的起源  

貳   先秦時期的獨辀車
     商代車的發掘與復原
     西周車的發掘與復原
     春秋戰國車的出土與復原

參   先秦獨辀車的類型與用途

肆   先秦的馬具、馬飾與獨辀車的駕挽方法

伍   秦漢時期的獨辀車與雙轅車
     秦代車的出土與復原
     漢代車的出土與復原

陸   秦漢車制革新與雙轅車的類型和用途
     高車的車軾與車輢的改進
     安車車廂結構的改進

柒   秦漢時期的馬具馬飾與獨辀車、雙轅車的
     駕挽方法

捌   魏晉南北朝的馬具與馬鎧

玖   魏晉南北朝以降的牛車與其他畜力車

拾   魏晉後各朝代的帝王輅車與明清民用馬車

拾壹 隋唐以降的馬具與馬飾

附錄 歷代出土車輿尺寸統計表

參考文獻

前 言

車馬是中國古代主要的陸路交通工具。數千年來，它們曾在社會生活中占據過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勞動生產還是戰爭，或者是政治活動，它們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與裝備，其數量的多寡與質量的優劣，經常成為衡量某一時期的社會發達與落後、國勢強盛與衰弱的重要標準。因此，通過研究古代的車輿馬具，能深入了解古代的政治、軍事、科學、文化的進步與發展，對繼承與弘揚中華文明的寶貴遺產能產生積極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馬從野生到被人馴養經歷過一段漫長的歲月，考古材料所證實的歷史可以追前四千餘年的新石器時代。在俄羅斯基輔的銅器時代遺址中曾發掘出用鹿角制成的馬嚼，同時發現的馬牙上還留有被這種馬嚼子磨傷的痕跡。華夏祖先在銅石器並用時代可能也開始馴養馬了，黃河中遊一帶的龍山文化遺址出土過很多馬骨，但這些馬到底是狩獵來的，還是馴養的，目前尚找不到明確的證據。中國青海省剛察縣泉吉鄉黑山舍布齊溝的一幅岩畫《騎射犛牛圖》，很明確地描繪出我們的祖先這時候已開始騎馬狩獵了。
車的發明比起馴養馬又晚了一千餘年，全世界早的車的形像是從中東地區距今四千六百餘年的蘇美爾王朝烏爾王陵中的一件藝術品上發現的，這是一輛用四匹馬拉的四輪運兵戰車，從車輪的構造上可以看出它是原始的馬車。據《左傳》《世本》等文獻的記載，中國在夏代開始使用車，但河南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材料卻表明，前一千四百餘年的商代中期人們纔開始大量造車，早於商代的實物至今也沒有發現，所以西方學術界一直持有中國馬車是從西方經歐亞草原引入的觀點。
回顧中國古代馬車的發展史，大致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商至西漢為前期，兩漢之交為後期。商至西漢時期，馬車既是統治階層專有的奢侈品，是上層人物社會地位的像征，同時又是重要的軍事裝備。考古材料證實，在商周時期，作為貴族日常生活用的乘車和作戰用的戰車，在形制、結構上尚無明顯的不同；至春秋戰國時期，這兩種車的區別就越來越顯著了。乘車不僅在結構設計，而且在造材用料、對車的裝飾上都日益追求舒適豪華，而戰車則著重考慮靈便輕巧，牢固耐用。作為乘車的馬車到秦漢之際可以說發展到了，這時候適於不同用途的各種車型已全部出現，一整套與帝王公卿身份地位匹配的用於出行儀典的車輅制度也伴隨著封建政治制度的完善而終形成。作為戰車的馬車至戰國中期是其發展的鼎盛階段，以車馬的數量與質量來衡量軍事實力及國勢的強弱精銳正是在這個時候。縱觀馬車發展的前期，無論是乘車還是戰車，其制造技術之完美，設計構思之合理、精密，都是完全出乎我們想像的，足以引起我們驚嘆的。
兩漢之交時期，盛極而衰的首先是戰車。戰車的衰落緣於騎兵的崛起。騎兵作戰的快速機動能力不亞於戰車，而其較少受戰場地理條件限制的優點，使戰車相形見絀，戰車漸漸被淘汰出戰場。與此同時，由於發明了較為完備的騎馬鞍具，乘騎已不像從前那麼困難了，王公顯貴為了趕時髦紛紛棄車騎馬，於是乘車的地位也開始下降。至魏晉時期，高級乘車大多改由牛來駕挽，馬車一般隻用於運輸貨物，雖然直到清代，在歷朝帝王的儀仗鹵簿中仍保留著各種名目的用馬駕挽的輅車，但主要供人觀賞，很少實際使用。
中國古車還存在獨辀車與雙轅車的兩個發展階段，即先秦時期的獨辀車階段，西漢中期以後的雙轅車階段。
先秦時期的獨辀車：絕大多數車轅是單根的，裝在車廂的中部，這種車稱作“獨辀車”；西漢中期以後的雙轅車：車轅基本上為雙轅，裝在車廂的兩側，這種車稱作“雙轅車”。
以馬車為例，獨辀車至少需用兩匹馬纔能駕車，多時可用四匹、六匹、八匹馬來駕挽；雙轅車一般隻用一匹馬，特殊情況也有用三匹或五匹馬繫駕的。
古車的駕挽方法，以世界範圍而論，曾先後使用過頸式、胸式、鞍套式三種繫駕法。
頸式繫駕法早出前三千餘年的美索不達米亞，一直使前3世紀。波斯與羅馬的古車都采用這種繫駕法，雖然其間出現過不少小的改進，但基本的方法一直沒有變化。以前國外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古車的駕挽方法也是采用頸式繫駕法，但近40年來的考古發現，為我們提供了一繫列證據，證明中國古代駕車主要使用的是胸式繫駕法，這一繫駕法在西周時就已出現（商代的發掘材料中也發現有使用這種方法的跡像，但目前還不能確定），到戰國後期已十分完善。
胸式繫駕法部分采用了頸式繫駕法，但克服了壓迫馬氣管、不利於發揮馬力等缺點，在充分利用畜力資源方面無疑是更先進的。胸式繫駕法在中國使用了兩千多年之後西方纔開始引用，而這時中國已開始使用鞍套式繫駕法了。
鞍套式繫駕法主要用於雙轅車，這一方法經過唐末、五代的不斷改進時期後定型。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馬、牛、驢、騾車的繫駕，基本上沿用了當時的方法。
古人在馴服野馬的實踐中還發明了一套用來控馭馬的馬具。
馬具共分三類：
鞁具：控制馬首。主要由轡頭、鑣和銜組成；
挽具：用於車與馬固定。主要有鞅、靳、韅等帶具，西漢以後新增胸帶、鞧帶；
鞍具：乘騎用具。由馬鞍、障泥、鐙、胸帶、鞧帶等組成。
駕車時主要使用鞁具和挽具，乘騎時主要使用鞁具和鞍具。
鞁具用於控制馬首，任何暴烈的馬隻要給它套上鞁具就有希望馴服。鞁具由轡頭、鑣和銜組成，早期的鞁具大多有轡頭而無鑣、銜。鑣、銜出現於商代晚期，當時的結構還不很成熟，至春秋初期，鑣、銜就很完善了，大量的出土實物證實它們在當時已具有很高的普及率。
挽具是駕車時把車固定在馬身上的裝備，這些裝備在先秦時主要有鞅、靳、韅等帶具，西漢以後新增胸帶、鞧帶，挽具在使用雙轅車以後有比較明顯的改進。
鞍具是乘騎用具，由馬鞍、障泥、鐙、胸帶、鞧帶等組成，胸帶、鞧帶早先用於駕車，後來則用於固定馬鞍。
初的馬鞍沒有鞍橋，騎馬也沒有馬鐙。
鞍橋出現於西漢晚期，剛出現時很低很平，直到晉代纔開始使用高鞍橋馬鞍，同時，墊於鞍下、垂於馬腹兩側的障泥也流行起來。
晉代重要的發明則是馬鐙。西晉初隻用單個，主要供上馬時踩踏，時隔不久，雙鐙就普及開來。
馬鐙的發明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大大減輕了騎馬的難度，正是具備了有鐙的鞍具，南北朝時人馬披甲的重裝騎兵纔得以蓬勃發展。馬鐙流傳到歐洲後，西方中世紀的重甲騎兵纔隨之出現。重甲騎兵對社會的變革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林恩?懷特曾贊譽說：“隻有極少的發明像馬鐙這麼簡單，但卻在歷史上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響。”鞍具雖然於西晉時已經齊備，但在此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斷有所改進，特別是鞍和鐙。
古代的車輿馬具造好之後都要進行裝飾。木結構車主要的裝飾手段是髹漆。反復多層地髹漆在木質表面上形成厚厚的漆膜，不僅使車鮮艷光亮，具有很好的保護功能，而且不同時代的彩繪呈現出迥異的藝術風格與藝術樣式：西漢時車在油漆之前還須用骨粉拌和膏泥做成底子，與現在用豬血老粉做油漆底子的傳統辦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油漆後還要彩繪，商周時期彩繪紋飾尚較簡約，戰國之後圖案色彩就越來越繁復艷麗、細致工整。秦漢、唐宋時期更是“朱班重牙、畫轂紋辀”、“左青龍、右白虎”，極盡描繪之能事。
除髹漆彩繪外，古車在關鍵、突出的部位還裝有青銅飾件。這些飾件有的是必不可少的附件，如轅飾*、衡首飾和車軎，有的是可有可無純粹為了美觀而添加的飾品，如鈴鑾、衡中飾、柱首飾等。先秦時期青銅器主要采用錯金銀技術裝飾；商、周時期還常用獸骨、蚌、貝殼等材料，制作十分精美；秦漢以後更多地使用鎏金，或直接用金、銀材料鑲嵌、打造，王公顯貴的全套車輿馬具往往價值連城。
中國的車輿馬具後來流傳到東南亞和歐洲，其裝飾技術及藝術風格也在這些地區和國家傳揚開來，為世界性的文化藝術交流做出了貢獻。
研究古代的車輿馬具是考古學、歷史學的重要課題，特別是對古車的研究，從春秋時代的《考工記》就已開始，但由於木結構的車子不能長期保存，後世學者缺乏實物對照，僅根據文字記載不能正確推想出古車的具體結構，所以經常誤解文獻記載的含義。有時迫於政治需要（如為帝王考證車駕鹵簿儀典制度等）而咬文嚼字、引經據典地閉門造車，憑空想像畫出一些脫離實際的古車復原圖，結果不僅歪曲了古車的本來面貌，還把研究引入歧途。
這一局面直到20世紀初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纔得以改變。當時發現了多處商代車馬坑的殘跡，這些殘跡為古車研究開闢了新途徑。遺憾的是，限於當時的技術條件，尚不能熟練地從黃土中完整地剝剔出木質車腐爛後留下的痕跡，所以還是沒有弄清古車的全貌。
新中國成立後，對古車的研究有了突破性進展，20世紀50年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首先在河南輝縣成功地剝剔出戰國時代的車跡；隨後又陸續在安陽大司空村和孝民屯，陝西長安張家坡，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與淮陽，北京琉璃河、大葆臺，山東膠縣、臨淄，山西太原等地，發掘出一大批上至商周、下至秦漢的車馬坑，並完整地保存了其中絕大部分古車痕跡。根據這些痕跡能基本準確地測量、剖析出古車的尺寸與構造，了解古車的用材、制造技術和裝飾方法，並能對歷代車的形制變化進行分析比較。同時，在車馬坑中隨葬的各類馬具，以及其他墓葬中出土的馬具馬飾和墓室裡的壁畫、石刻等，也為研究各個時代的馬具發展提供了實物和形像數據。這些豐富翔實的資料，為理論研究創造了基本條件。
20世紀80年代後，一批專家學者陸續發表的一繫列論文、專著，如楊泓先生的《戰車與車戰》《中國古代馬具的發展和對外影響》，孫機先生的《中國古獨辀馬車的結構》《從胸式繫駕法到鞍套式繫駕法》，楊英傑先生的《先秦古車挽馬部分鞁具與馬飾考辯》，楊寶成先生的《殷代車子的發現與復原》，郭寶鈞先生的《殷周車器研究》，李米佳先生的《李米佳談古代帝王車輅》等等，把古車研究推向了新的階段。筆者正是得益於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萌發了將其彙編成書的念頭，同時借機發揮善於繪畫的特長，把古代車輿馬具的基本原貌描繪出來，使讀者能通過圖文對照了解、欣賞這些文化瑰寶。
對於這項研究是要長期不斷深入進行的，特別是根據考古材料進行的研究，每一次新的發現都可能會修正業已形成的觀點，如1995年在安陽梅園莊發掘出一座商代車馬坑，在其中一輛車上發現了車軾，這一發現立即推翻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持有的軾出現於西周時期的觀點。所以，我們現在所作的每個結論，將來都可能面臨新的挑戰。更何況我不是一位專業研究人員，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也沒有參加過考古發掘的實際工作，所以在編寫本書的過程中難免有疏漏之處，我真誠地希望讀者發現後能給予指教，予以修正，或許通過相互討論能把這項研究深入進行下去，這也是我鬥膽寫這本書的目的。

劉永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