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多桑（Constantind’Ohsson），國際著名的東方學家。所著《蒙古史》，一經出版，即獲得很高評價，為中西學者所廣泛使用。

本書譯者馮承鈞，中國歷史學家、中外交通史家。因其通曉多國語言文字，並精通中國史籍，在歷史學、歷史地理學、歷史語言學和考古學等方面都有較深的造詣，畢生研究中外交通史和邊疆史，遂在史地研究考證方面卓然成家，被學界稱為“中西交通史”這門嶄新學科門類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名人評多桑、馮承鈞：

霍渥爾特：多桑研究蒙古史，其書甚佳，述事載言，莫不旁證博引，而後論之，吾書大都以此書為根據。                               

鄒振環：在中國近現代翻譯史上,馮承鈞是完全可以同嚴復、林紓、馬君武、伍光建齊名的第一流翻譯家。而且他在史地翻譯的考訂精審方面,不僅馬君武、伍光建不能望其項背,即使嚴復、林紓與之相比,就如朱傑勤先生所說:“他們好像椎輪,而馮先生好像大輅了”。

俄國東方學家巴托爾德：漢學家們的蒙古史著作無一能與多桑書相匹敵。

多桑（C.d’Ohsson）是一位著名的東方學家，1780年生於君士坦丁堡，歷任瑞典的外交官，1855年死在柏林。他精通突厥、阿剌伯、波斯及西方諸國的語文。這部《蒙古史》是用法文撰寫的。著者憑借他的豐富的語文的知識，參用了大量的阿剌伯文和波斯文的史料，對蒙古民族在中亞、西亞以及歐洲的活動史實作出了詳細的敘述。全書出版（第一冊1824年初版，全書四冊，1852年出齊再版）以後，歐西各國盛行一時，獲得了資產階級歷史學界很高的評價，並為中西學者所廣泛使用。

關於中國蒙古王代——的歷史，我國有著極其豐富的文獻史籍。《黑韃事略》《蒙韃備朝秘史》《聖武親征錄》等書和明代官史》，都是研究蒙古史的頭等史料，史》更是記載蒙古王朝統治時期的中國歷史的最詳盡的巨著。這些史料早已為中西學者所重視。但是，十三、四世紀蒙古民族活動的歷史有著世界性的意義，他們不僅統一了全中國，並且還遠遠地向西方發展，達到東歐各地，建立了察合臺、欽察、伊兒三大汗國，給予這些地區各國家、各民族的社會發展以極大的影響。因此，全面地了解和研代和蒙古民族活動的歷史，西方文獻的參考是十分必要的。多桑的這部書以及這部書中所引用的著作，如剌失德、朮外尼和瓦撒夫的書，都是值得參考的資料。

這裡應該指出，多桑的《蒙古史》是有很大的缺點的，除了譯者在序言內指出的史料編纂方面的錯誤和疏漏之外，主要的還是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所共有的階級的和時代的局限性。它隻是比較有繫統地敘述了一些歷史事實，而對於這些歷史事實卻沒有也不可能有科學的分析和正確的評判。但多桑這部書，正如馮承鈞先生在序文中所說的，在剌失德的《史集》以及其他波斯、阿剌伯文的許多著作沒有譯出以前，還是可以給我們提供不少有用的史料。今天我們重印這部書的原因也就在此。

多桑的書卷帙頗巨，出版百餘年來，全部譯成東方文字的隻有馮承鈞先生的漢譯本。日本田中萃一郎的日譯本，僅完成了前三編。馮先生翻譯此書，因為上下兩冊分期譯完，有些譯名未能統一，他生前提起，每引為憾事。中華書局要求將先生的譯本整理重印，為了便利讀者，我就本著先生生前的願望，除了將兩冊的譯名盡量力求一致以外，並在後面增添了譯名對照等表。在今天中亞史料未能大量譯出之前，我想對於研究蒙古歷史的人，這部書會有一定的幫助。

陸峻嶺1958年9月於北京

譯序（一）①

史》，歷來囿於“正史”成見的人皆說不好，所以陸續改編了些《續編》《類編》《新編》《譯文證補》《蒙兀兒史記史》。這部歷史好像是犁然大備，其實不然。修史首重在搜輯史料，史》尤須要通曉幾種外國語言；不解外國語言，不但不能搜輯外國史料，而且不能解釋本國史料。更有進者，外國語言不可偏重一種，《譯文證補》就犯這種毛病。此書雖然引用了許多“西域書目”，好像他是全憑譯人口述而“筆受”的。不僅未見波斯語、阿剌伯語種種撰述，而且多桑的書好像也是從霍渥兒特（Howorte)書轉錄的。洪氏史》之功固不可沒，可是他有一種成見誤人不淺，他說西方語言無某音，不及漢字譯音之備，此說很不可解。若說用標音字母譯寫的名稱，不及音義有變化的漢字之備，未免很奇。他在《譯文證補》裡面，根據譯人的口述，改了史》固有的地名人名，史》譯Heri作也朝秘史》作亦魯，皆有譯例可尋，可是洪氏根據晚見的Herat譯作海拉脫，似乎隻知其一不知有二了。像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他這種創譯，苦了後來史》的人。所史》的阿兒渾，在此人本傳中作阿兒渾，而在《旭烈兀傳》同《西域傳》中又作阿兒袞，這種毛病皆是不能徑讀西書所致。

所以我想將多桑這部《蒙古史》翻譯出來，此書出版雖已有一百多年，然而研究蒙古史的人，仍不能不拿來參考，因為《世界侵略者傳》《史集》《瓦撒夫書》等書沒有完全譯本以前，終不能不取材於是書。案多桑書共有七卷，前三卷述成吉亡時的事跡，後四卷專言伊兒汗國的史事，並附帶言及欽察、察合臺兩汗國。其第一卷業經田中萃一郎譯為日文，譯文還忠實，可是有許多人名地代載籍的固有譯名比對。第二、第三兩卷記成吉思汗以後之事，然多取材於中國史書的譯文，所本的漢籍，以《續通鋻綱史類編》兩書為最多，偶亦史》。然朝秘史》《聖武親征錄》等書皆未引用，當然說不上《黑韃事略》《蒙韃備人文集中的許多碑志、行狀、家傳了。所以我譯此書，先從後四卷譯起，將來如有餘暇，再譯比較西方材料較多之第二卷。

多桑書所本之書有二三十種，也有人名地名不統一的毛病，尤其使人討厭的，就是他疊床架屋式的譯寫方法，然而也無可如何，不便用新式譯寫方法將他改正。霍渥兒特書第四冊的索引譯寫單簡，可以取來對照。

我原想用白話翻譯，不用“史書文體”，可是漸漸不知不覺地受了史書文體的支配，然而我始終力避用“典”。我的目的惟在將此書原意譯出，供他人作史料參考之用，所以對於譯文隻求忠實，不去鍛煉字句。在別人看起來，我譯的這部書或者比從前的譯文退步，然而我覺得譯文通暢的地方，容或有點削足適履；文義澀滯的地方，容或確可比對原文；所以寧願拖泥帶水，而不願鉤章棘句。

從前史》的人，除開屠寄以外，皆有譯名不一貫之病；所以我在翻譯中，對於人名地名，頗為審慎。凡人名地名秘史》兩書為主，兩書所有的，選用一名。兩書所無的，地名一項，盡先采用唐、宋、明人的譯名；人名代載籍中有同名的，如帖木兒、不花、阿裡、忽都不丁、阿合馬、亦思馬因、阿老瓦丁、馬合謀之類，雖非本人，亦用代載籍中無可比附的，則務人的譯法，不敢以今人的讀音人的人的譯法在不明語學的人看起來，好像不對，比方將-l讀作-n，就是一個例子。殊不知這種代替方法，從前也有代竟成一種通例，所以譯sultan作算端，Djelal-ud-din作札闌丁，Iltchikada?作宴隻吉帶。這皆是翻譯本書所用的正例，然而有時因為下述種種理由，不能不用變例。

伊斯蘭教人的名稱，無所謂姓，加之名字相同，要使許多同名的人有別，所以在名後加一別號，如用職務官稱之類；再不能判別，則於名後注某人之子，如IbnAli，猶言阿裡之子之類；或者還要加上一個地名，如報達人，朮外因（就是《譯文證補》的志費尼）人之類。然而也有無從判別的，所以我將這類的譯名，略為變通史》中的Argoun，是種族名，是軍名，亦是人史》為判別這些名稱，將他寫作阿兒渾、阿魯渾、阿裡渾、阿剌渾幾種寫法。我也仿照這個例子，皆分別著錄原文於下，可是也有不能分別的地方，本卷中有三個禿兒罕可敦(TourkanKhatoun），究竟是二人是三人，無從知之，此種名稱隻好用一貫的譯法。此變例二。

本卷中有些譯名，看起來好像是變例，其實是正例。比方欽察汗國侵入波斯的統將名喚Nogai，《譯文證補》將此名譯作諾垓，其實此名也是蒙古時代的一個通常名稱，與他同名的人史》中頗不少見。我們史》的譯例來解史》(我所指的當然是未遭乾隆校刊史》）定宗後名喚斡兀立海迷失，就是西書的OgoulGaimisch，可見海字對gai。蒙古人的官號Noyan史》中寫作那顏、那演、那衍，可見時讀若no，對照起來，Nogai應該譯作那海，而不應改作諾垓，這類例子很多，姑舉其一，以概其餘。

還有些譯名，可以說是正例，也可以說是變例。旭烈兀有個兒子，在此書中（第五卷）寫作Coungcouratai，《譯文證補?阿八哈補傳》寫作空庫斡臺，《蒙兀兒史記?世繫表》作空古斡臺史?旭烈兀傳》作空古斡兒，然在《臺古塔兒傳》又作康廓而拉臺，其實皆被多桑疊床架屋的譯寫方法所誤代的蒙古人，常用些部族名稱作人名，僅在後面加上一個接尾詞，大概男名加“臺”，女名加“真”。這些用部族名稱而自名的人，並不是本部族的人，比方南家臺或囊加歹，並不是中國南方的人，馬札兒臺也不是匈牙利人，乃蠻臺也不是乃蠻人，不過取其名而已。此處的Coungcouratai也是此例。多桑所取的材料來源不同，寫法因之有異，其第一卷後附注所引《史集》諸部族名，有Councarat，就是此人名之所本，也史》所常寫著的弘吉剌，此名在《輟耕錄》中作甕吉剌，在《遼史》《金史》中作王紀剌、廣吉剌，用新式寫法，應作Qongirat或Ongirat。頭一字何以有時用聲母，有時不用聲母，我現在還不能答覆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拿畏吾兒字母來解釋，因為遼金時代蒙古人還未用畏吾兒字母，可是第二個字的韻母在漢譯皆用-i，所以我將這個人名更正為弘吉剌臺，這個譯名初視之好像未遵原文，其實我有我的理由。

本書有若干地名，我明知有誤，然而未能確證其誤以前，隻好隨他。比方旭烈兀進攻木剌夷時，有個地名作Khar，按照霍渥兒特《蒙古史》所引Quatremère譯本《史集》，此地名是Khowar，則史?西北地附錄》之胡瓦耳。然而我不敢改正，仍然譯作哈兒。又如本書中之若干地名，似乎應該“名從主人”，不應用歐洲語言的名稱。比方埃及不應名曰埃及，而應名曰密昔兒(Misr)；美索波塔米亞(Mésopotamie)應改作Djézireh。可是我是譯書，而不是在考訂，所以也不便改他。然而有時也有點變例。阿剌伯語名阿母河曰Djihoun代本有阿梅、阿母、暗木等譯，所以我習用舊稱，不用新譯。本書稱阿母河以外的地方曰Transoxiane，原意猶言“烏滸水外”，譯用這個名稱，未免太僻；若用康居的名稱，未免時在此地設阿母行省，可是這個行省所管的區域，好像在最初時西及波斯，史?西北地附錄》之途魯吉(Turki)，不能將這個名稱代表兩河之間的地域。考此地阿剌伯語之原名作MaveraunNehr，此言河中，西遼時於其地置河中府（見《湛然居士集》及《西遊記》）。我所以將此地譯作河中，其地既在西域，決不致同蒲州發生混解。

譯名一貫之重要，取下面所引的一史》觀之，就可知道了史》卷256（12頁）雲：“西裡亞，埃及屬國，以他木古斯為都城，埃及與蒙古隔絕不通使命。憲宗初，西裡亞酋納昔兒商拉哀丁耶思甫取埃及之塔木司古司之地，後為埃及蘇而灘哀倍克所敗，納昔兒乃割基納斯列母克渣及納蒲列斯海岸以請平。”案：此處的他木古斯同塔木司古司，明明是一個地方，不知為何用兩個譯名。此城就是我所翻譯的大馬司。此城古稱同現在英文仍舊襲用的名稱，固是Damascus，然而我隻能從原書法文名稱之Damas而譯作大馬司史》的納昔兒商拉哀丁耶思甫，就是多桑書的NassirSalah ud-dinYoussouf，我翻譯的納昔兒撒剌丁亦速甫史》的譯法，除開“商”字外，尚可勉強對付，可是後面的“基納斯列母”朝的人讀起來，勢須作kinasremou，同多桑書的Jérusalem未免相去太遠了。況且這是基督教人的聖地，通常譯作耶路撒冷者，不知為何發生這樣的訛譯，大約是翻譯的人太無史地常識，而撰修的人未能校對原文所致。由這一方面看起來，可史》不僅僅要通史》有關繫的若干語言，而且還要拋棄漢字古今讀音不變的成見。其實我於此道不敢自認高明，我原想等待伯希和所譯寫的蒙朝秘史》刊行後代的讀音，再就考究的結果，代載籍的譯名。那曉得等待了十四年，除開片段的發表外，全書尚未出版，所以於譯此書時，不敢自認譯音之必是，將所有的人名地名皆附注原文於下；然不能遍注，隻以初見者為限。有時一名兩三注者，或因原名有詳有略，或因一名寫法兩歧，或因前後文相距太遠，所以一再著錄。

讀者還要注意的，不僅多桑書所著錄的名稱不一致，或有誤寫而必須考訂的地方，而且他所本的史料，也不免訛奪。現在姑舉一例來說，《史集》記載從大都赴上都的道路有三，第二路經過一城名曰Djodjou，此城附近別有一城名曰Simali，後一個名稱就是長城附近的洗馬林堡。可是Klaproth,Yule,Blochet諸人皆說前一地是涿州，在音的方面固然可以將就，在地理方面可就難了。現在從燕京到多倫西北八十裡之古開平府，何至於假道燕京西南一百幾十裡的涿州，足證剌失德(Raschid)書傳抄有誤。伯希和在《亞洲報》(1927年刊）說是撫州之誤，這種考訂是不錯的。可見不僅讀多桑書要審慎，就是讀他所本諸書的原文或譯文，也要審慎。本卷中所言的獅符，明明是虎符之誤，史》的人過於重視西方載籍，常將虎符改作獅符，史?兵志》“佩金虎符符趺為伏虎形”的記載，竟成狗矢了。

1933年6月1日馮承鈞識

本章注釋

①這原是本書下冊的譯序。後面的一篇原是上冊的譯序。

譯序（二）

多桑書共有七卷。我前以為西域三大汗國的史事，在舊籍中頗欠缺，在新編中亦多疏誤，故先將後四卷迻譯。後來看見田中萃一郎所譯的前三卷，我又覺得全書仍有翻譯之必要（田中的譯文我在《大公報》圖書副刊第十四期中已有評），遂又將前三卷轉為漢文。翻譯時間既有先後，前三卷同後四卷的譯名不免有若干不能一致的地方。比方Mohammed先譯作謨罕默德，後在前三卷中概從唐譯作摩訶末，就是一個例子。全書譯竣，我想將後四卷取回整理，不意原稿清樣統已制成紙型，勢須大加挖改，末後隻好聽他。前三卷有新式標點，後四卷無，也是因為這種關繫。①

我從前在第四卷序中說過，多桑史》一樣，也有譯名不一貫的毛病。因為他所本的伊斯蘭教撰述，文字不著韻母，而聲母音點有時脫落，常易相混，所以不特相近的韻母有時誤用，甚至難於互用的韻母，也能混淆不分。聲母之誤如果無他書可以對勘，竟至無法考訂。比方主兒勤之誤作Bourkines，錯了一個聲母，那牙勤誤作Boucakines，竟錯了兩個聲母，一個韻母。他最使我感困難的，就是對於c,k,g,kh,gh等聲母毫無分別，例如他譯寫的gan，對音可作干(gan)，又可作堅(g?n)，且可作罕(ghan,khan)。這種困難有時還可以用前後文去補救，例如Togan，不難認識是脫歡。可是他有時又將o同ou兩個韻母互用，寫作Tougan，則未免使人猶豫不決，因為蒙古人也有名喚禿堅的。像這一類的困難不計其數，我自信尚未能完全將他解決。

此外有些譯名，好像與對音未合，其實不然。我在第四卷序中曾引證過若干變例，比方將-l讀作-n，畏吾兒字母中無代表g,gh等聲的字母，就是兩個大變例。此外尚有若干為前序所未及的，條列如下：

突厥語發音之y，在蒙古語中常變作j。比方突厥語驛站作yam，蒙古語改作jam。突厥語法令作yasaq，蒙古語則改作札撒黑(jasaq)。訛答剌城的守將，殺成吉思汗使者的那個人，剌失德書名亦納勒出黑(Yinal?uq)，號哈亦兒汗(Qayir-khan)，史》則作哈隻兒隻蘭禿(Qajir-Jinaltuq)。除以蒙古語語尾之-tuq替代突厥語語尾之-?uq外，兩個y皆變作j，一個l變作n。這種例子舉不勝舉。

蒙古語同西域語常將b變作m，若乞卜察黑(Qib?aq)之變作欽察(Qimcaq)，哈卜哈納思(Qabqanas）之變作憨哈納思(Qamqanas)，是兩個很顯明的例子。

蒙古語對於發音之r-，常疊用其後之韻母，比方Ros之作斡羅思(Oros),Riazan之作也烈贊(?r?zan)，也是兩個很顯明的例子。這種譯法同古譯相反，比方《宋高僧傳》卷三有阿真那(Ratnacina)，竟將發音的R-簡單刪了，大約是漢語同蒙古語無此發音，所以讀音或增或減。

發音之A-有時省略，比方Abu Sa?d之作不賽因，Abu B?kr之作不別，是史》的變例。可是也有帖木兒的後人AbuSa?d在《明史》中寫作卜撒因的。看這個例子，足見收聲之-d偶亦變作-n。但是這種變例的收聲不常見。

蒙古語尾之-n增刪無常。若阿勒赤(Al?i)亦作按陳(A?lin)，河西轉為合失(Qa?i)，也可變作合申(Qa?in)，月忽難(Yohunan)又可作月合乃(Yohuna-i)，這個月合史》卷134誤作月乃合，史》皆然，可是此人的神道碑實作月合乃，這個名稱大概也是從突厥語轉販而來的，在蒙古語中則變作朮忽難(Juqunan)。

蒙古語常讀t作d，比方將tarqan讀作答剌罕，將ta?r讀作答亦兒，就是兩個很明顯的例子。這種讀法好像不是蒙古語所獨有的，從前漢譯tarqan曾作達干，Trküt曾作突厥。

上面所說這些變例，不但是譯多桑書所應知道的，就史》也是應該知道的。至若我所用以譯寫的漢字，我很想適合當時的讀音。因為翻譯非漢語的人名，固然要求一貫，可也要注意當時的讀法。我曾說過，如要史》譯名，必須備具幾種條件：（一）要名從主人；（二）要了解西方北方幾種語言；（三）要明白漢字的古讀，尤人的讀法。從前史》的人，好像多未備具這三個條件，所以愈改修愈使人迷離不明。比較以前的整部成績，隻有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實錄》微合第二第三條件，可是他朝秘史》的譯音譯寫近代西方地名：將契丹改作乞壇(Qitan)，還可以說是乞塔惕(Qitat)的單數；將波斯作珀兒昔阿(Persia)，也可勉強對付；可是將埃及作額隻魄惕（Egypte)，而不用名從主人之例，作密昔兒（Misr)等類的譯法，未免過於刻舟求劍了。但是比較其他改史》，總算強多了。在學界種毒最深的，要史譯文證補》的譯名。洪氏絲毫不問上述的三個條代譯名的那些變例，史》名稱妄加改竄：比方譯Catchoun作哈準，譯的合赤溫或哈赤溫；譯Noqai作諾垓，而史》屢見不鮮的那海或那懷，自以為新，其實錯了。古人翻譯，很明了漢字的讀音，比方《聖武親征錄》中由西夏攻至汴梁的蒙古將，譯名作三木合撥都，後又作三合撥都，此人的原名是SamuqaBa’atur，翻譯的人用“三”（古讀sam，今粵人尚作此古讀），照顧到第二個字的發聲。這種譯法就是從前佛經的譯法，也朝秘史》的譯法，不像今人隨便用本人鄉土的方言，同似識非識的漢字，譯寫外國語言名詞之亂。史》中的譯名雖不統一，除開過於省譯之名稱外，皆不難復其原名。史譯文證補》一直史》的譯名，能夠還原的恐怕很少。

我所用的標準譯字，朝秘史》，然而並不朝秘史》是一部完全不誤的譯文，其中也有些傳寫的錯誤。比方將你沙不兒(Nisabur)寫作亦薛不兒(Is?bur)，將亦剌合(Ilqa，Ilaqa)寫作你勒合(Nilqa)，可以說是音點不明，致有此誤。可是殺乃蠻王子古出魯克（屈出律）的地方作撒裡黑昆(Sariq-qun)，證以近來發現的蒙文《秘史》殘本，實是撒裡黑豁勒(Sariq-gol)之誤。如此改正方與蒲犁縣之土名相合。這類版本的錯誤，《秘史》中尚有不少，所以我雖采用此書，可不絕對盲從。

舊譯名除開過於省譯的名稱，像忽亦勒答兒(Qu?lda史》作畏答兒的例子外，我皆盡量采用，決不自出心裁，妄易代載籍所無之人名地名，而有舊譯者代前後之古翻，如隋唐之範延，《明史》之帖必力思之類，亦不別用新名，不用今讀之字譯古名，也不用古讀之字譯今名。凡原名初見者，皆附西文原名於下。可是對於多桑書所采乾隆時妄改的名稱，根本既有錯誤，西文譯寫之名除不誤者外，概從刪棄。好在多桑書的精華全在伊斯蘭教著作，他所轉販的那些漢籍副料（以《續通鋻綱目》為最多），應由我們中國人自己整理。

多桑書所引剌失德書很多，而剌失德書同《聖武親征錄》並出一源。在剌失德書未直接轉為漢語以前，我覺得多桑書是一部很好的參考史料。比方《親征錄》所載木華黎率王孤、火朱勒、忙兀、弘吉剌、亦乞剌五部，以及契丹、女真之兵南侵中國一文，其中的火朱勒部，久之未詳其對音為何，今觀多桑書，知為Qo?iqol。然則《親征錄》原譯或是火失火勒矣。剌失德書（Berezin本數見此名）說是每十人隊中挑選二人組織成的軍隊，此說頗類真相，因為此字的字根是qos，突厥語猶言雙也。此姑就以多桑書校正中國史錄而言。反一方面說，也可取中國史料校正多桑書。茲舉一例為證：多桑書第一卷第二章有個部落，名稱曰亦勒禿兒斤(Ilturkine)，後在附錄中亞部族表中，又作亦勒都兒斤(Ildurkine)朝秘史》卷六相對之文（葉本31頁），王罕有個使臣名亦都兒堅(Idurg?n)，後（49頁）同一人又作亦禿兒堅(Iturg?n)，也是一名兩種寫法，姑不問究竟是人名抑是部名，要朝秘史》的名稱改正多桑書之誤。

我譯多桑書時，很想作一種互證的工作，所以在第一卷第二章中用力很勤，可是費時也很久。如此做下去，恐怕幾年也譯不完，後來隻好譯而少證。

我在本序中所用的譯寫方法，除引用多桑原文外，皆用新法。因為多桑書之疊床架屋的譯寫方法太累贅，並可發生誤會。比方谷兒隻王Lascha，《蒙兀兒史記?西域傳》誤讀作辣思伽，其實應作剌沙（承襲此人王位的魯速丹，就是剌沙之妹，然而新史》迄未認清是何人，《蒙兀兒史記》誤作剌沙之甥女史》誤作剌沙之弟婦，大約是習於中國觀念，以為隻有弟媳婦攝政，那有姑奶奶當權，是不特不明西史，而且並Howorth《蒙古史》的世繫表亦未寓目）。若是用新法寫作La?a，就不致於發生這類的誤讀了。我譯多桑書常想將他的譯名修改。可是他的寫法無一定標準，有許多名稱很難判別，末了隻好聽他，僅在漢譯名中略為變通。所以dji常譯作“赤”，而不作“隻”。再者多桑的譯名皆作“法語化”，比方蔑兒乞惕已經是蒙古語表示多數的名稱了，應該寫作Merkit，可是他寫作Merkites，另外又添了一個法語多數，弄成畫蛇添足。要是遇見一個翻譯匠，一字一音地當作英文讀去，恐怕最博識的考據家也無從考見真相了。這也是讀多桑書應該注意的一點。蒙古語表示多數的語尾固然是-秘史》寫作“惕”，可是因為采用別的語言，或因他種原因，有時多數作s,r,秘史》寫作“思”、“兒”、“勒”。比方南家思(Nankiyas）、速勒都思（Suldus)、巴魯剌思(Barulas)，用“思”而不用“惕”，札剌亦兒(Jala?r)，塔塔兒(Tatar)，用“兒”而不加“惕”，撒兒塔兀勒（Sarta’ul就是回回），用“勒”而不改“惕”，皆可為證。我還疑心有用-n字作多數的。晃豁壇(Qongotan)的多數固作晃豁塔惕(Qongotat)，乞顏(Qiyan)的多數固作乞牙惕(Qiyat)，為甚麼乃蠻(Naiman)不作乃馬惕(Naimat代固有乃馬臺(Naimatai)、乃馬真(Naimajin)的人名，這不過是蒙古語變化的屬格，不足證明他是多數。檢遍《無秘史》，竟未發現乃馬惕的寫法，不論單數多數，皆作乃蠻。要說乃蠻是數目字（此言八），為甚麼朵兒邊(Dorb?n，此言四，亦是部族名）有朵兒伯惕(Dorb?t)的變化呢？若要解決這個問題，非比較阿勒臺(Altaiques)繫語言不能得到答解。我所舉的這些例子，無非使人知道蒙古語多數不僅用惕，切莫仿效《蒙兀兒史記》，不但將蒙古語的多數一概變作惕，而且將非蒙古語的多數，甚至將梵語的多數，一概變作惕。

我這些批評，並不是在摘人之短而見己長，不過是因為有幾部書已經具有“威權”。我譯本書撰者C.d’Ohsson的名稱，不敢規規矩矩譯作朵松，而仍用舊譯的多桑者，也是受了這種威權的影響。這些具有威權的撰述，不能說全書皆好，當然有些缺陷，我無非指明這點缺陷，使參考的人不致沿襲其誤而已。除開此點以外，我以為別烈津本的剌失德書未重譯以史譯文證補》一書是可以參考的，《成吉思汗實錄》《蒙兀兒史記》二書，史的人離不開的佳作。

我譯此書也不敢說好。從前在評田中所譯多桑書一文中，曾經說過：“多桑書中錯誤散見，欲改之則與原文異，不改則與事實違，無論何人譯是書，終不免喫力不討好。”所以多桑書出版逾百年，尚無一人敢有翻譯全部的勇氣或傻氣。我今竟敢將此書全部轉為漢語，隻望讀者諒我膽量之大，不敢望讀者譽我譯筆之工。

1934年4月10日馮承鈞識

本章注釋

①此次重印，已將前三卷與後四卷譯名加以統一，後四卷也改用了新式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