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多年前，在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團做編輯的朋友休·凡·杜森跟我說，美國簡史已經有六七十年沒人去寫了。他建議我應該試著寫一本。
這個提議立刻吸引了我，我開始著手準備一部關於美國的歷史讀物——它得控制在一定長度內，頁數不會超過400頁，一般讀者也能讀得饒有趣味。在有限的篇幅內，故事還得從印第安人部落登陸西半球演繹到現在，大事、要事不能落下；故事裡的事，得關乎國家進步及國家機構完善的某些核心議題。我想闡明，一個典型的美國式演變如何跨越數百年；我想釐清，一個共和國如何蛻變成一個民主國家；我想描摹，一代又一代的美國社會是什麼模樣。此外，我還想確保，這本書中，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外交史、科技史、文化史的基本史實準確無誤。我所有的汗水，都已滴落到這部作品的字裡行間。
2008年，該書付梓之時，美國總統大選正如火如荼。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當時尚不明了。我也懶得去猜測或預計候選人會是誰，以及誰將會成為後的勝利者。
到這一版時，選舉結果早已大白於天下，在此序中不妨說一下。
經過一場漫長而痛苦的“疲勞戰”，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奧巴馬贏得了民主黨提名，從他與紐約州參議員希拉裡·克林頓的競爭中勝出。相較之下，共和黨決定總統候選人的動作更加利索，他們選擇了亞利桑那州參議員約翰·麥凱恩。在競選搭檔這件事上，奧巴馬挑選了特拉華州參議員約瑟夫·拜登，希望以其外交成就能給民主黨拉票。為鞏固共和黨對宗教右翼保守派人士的號召力，麥凱恩嘗試著選擇了阿拉斯加州州長薩拉·佩林。佩林在競選中一度成為明星，隻不過很快就“昭告天下”，她絕無成為總統左膀右臂的資質。
“提名”之後，是一場讓人生厭，有時甚至讓人察覺出居心不良的角逐。其間，奧巴馬試圖盡力保持著“更像總統”的言談舉止，呼吁政府運作層面做出改變；麥凱恩則發起了一場目的曖昧不明的“攪局運動”，並在日後變得越來越“苦情”，回應者寥寥。
在高效的組織之下，奧巴馬及其援手形成合力，他在年輕人和獨立選民中有強烈的號召力，這從他的助選集會參與者數以十萬計的規模，以及助選志願者工作的勤懇程度中可見一斑。而麥凱恩一方，直到富有個人魅力並且手腕強硬的佩林加入他的團隊，他們的助選集會纔有了一個體面的規模。但麥凱恩，非得跟一位不受人待見的總統——喬治·沃克·布什攪和在一起。雷曼兄弟破產，加上幾個“巨頭”公司的財務危機，導致美國經濟狀況急劇惡化，也由此注定了麥凱恩的敗局。
2008年12月4日，美國人以新的投票紀錄，選出奧巴馬為新一任總統，麥凱恩落敗。奧巴馬取得了66,882,230張選民票和365張選舉人票，對比麥凱恩的58,343,671張選民票和173張選舉人票，堪稱完勝。這次選舉真正的歷史性意義在於，奧巴馬是位贏得總統大選的非裔美國人。他於2009年1月20日就任。
至2008年歲末，當美國經濟越來越不景氣，國會為解困砸出數以億計的美金之時，人們普遍認為，一個新時代已然開始。
此時，自“裡根時代”就倡導的“有限政府”“放松管制”和“赤字開支”等老舊觀念，已經名譽掃地了。這個“新時代”究竟意味著什麼，會走向何方，仍有待觀察。不過，毫無疑問的是，它勢必在這個國家非凡的歷史中，寫下令人振奮的一筆。

奴隸制的爭議、脫離聯邦及內戰

舉國震撼。1846年8月8日，一位年輕、激情四溢、面色紅潤的新任眾議員大衛·韋慕特，在眾議院起身，提議為一項撥款法案附上限制性條款（法律上稱為“但書”）。韋慕特的提議使所有人都大為震驚。提議說：“從墨西哥共和國獲取任何領土的特別的基本的條件……奴隸制以及非本意奴役的行為，都不得在以上任一塊領土上存在。”韋慕特稱，他不反對既有的奴隸制，譬如在得克薩斯州，但從墨西哥接手的這些領土上的情況是截然不同的。“上帝不容，”他表示，“我們竟會允許這種制度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眾議院鬧翻了天。南方期待能把奴隸輸入到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搞到手的領土。他們針對韋慕特但書爭論不休，大吵大嚷，甚至揚言要退出聯邦。議院裡坐滿了頻頻受挫、憤怒不已的議員，他們的爭執通常以吵嚷著要決鬥而告終。
南方雖然竭盡全力阻止韋慕特但書通過，但不幸在表決中以64票對80票的弱勢未遂。可在參議院，南方擁有更強大的投票權，他們讓但書胎死腹中。在之後數年的一屆又一屆國會上，韋慕特但書在眾議院都得以通過，但在參議院卻每每受挫。《波士頓輝格黨人報》社論說：“仿佛施了魔法一般，但書給頭頭腦腦們帶來了一個分裂美國人的大問題。”這件事不能總是懸而未決，尤其是在墨西哥戰爭結束，美國從西南部獲取了數以百萬英畝的土地之後，這片肥沃的土地使得引進“某種特殊的制度”顯得水到渠成。
在總統選舉之前，密歇根州民主黨人提名劉易斯·卡斯為總統候選人，隨著大選臨近，波爾克決定下臺。卡斯支持主權在民學說，由此，應由當地政府，而非一國之政府，決定是否在其領土內允許奴隸制。威廉·巴特勒被選作他的競選伙伴。
因為持續不斷的爭議，所以許多民主黨人從黨派中抽身，提名馬丁·範布倫為總統，支持韋慕特但書，支持廢奴的自由黨加入了這一異見者陣營，兩撥人在水牛市會合，正是在那裡，自由土地黨成立，支持範布倫出任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的兒子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出任副總統。這一黨派的黨綱宣稱“土地自由、言論自由、人力自由、民眾自由”。輝格黨人決定派另一位將軍作為候選人出戰，就這麼選出了扎卡裡·泰勒，由米勒德·菲爾莫爾輔佐。
在接下來的選舉中，泰勒以163票對127票的選舉人票選結果擊敗了卡斯。泰勒得到了1,361,000張選民票，卡斯得到了1,222,000張選民票，而範布倫得到了291,100張選民票。這位前總統沒有得到選舉人票，卻奪走了卡斯在紐約的大量民眾投票，足以助泰勒奪走紐約的所有選舉人票，並贏得選舉。如果卡斯得到了紐約州或賓夕法尼亞州的選舉人票的話，他本有獲勝的機會的。
接下來，加州發生的一樁大事，促使議會必須立刻就墨西哥獲取的土地采取統一行動。在《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簽署、墨西哥戰爭結束後不久，為瑞士移民約翰·薩特建造磨坊的工人們，在薩克拉門托谷的內華達山脈發現了金子。雖然薩特竭盡全力保守這個重大秘密，但紙包不住火，人群瘋狂湧入掘金地。成千上萬的人，或借助四輪馬車穿越平原，或繞過南美大陸的合恩角渡海而來，或經由巴拿馬地峽的叢林跋涉而來，如潮水般湧入這一地區。這些人都是淘金者，大多來自北方。淘金者的數量在一年內迅速膨脹，加州人口從6000人迅速增至8.5萬人。1849年，代表齊聚，起草憲法，宣布在該地區廢除奴隸制。他們還要求正式成為美國的一個州，而非一個地區。
新總統泰勒打算讓加州和新墨西哥迅速融入合眾國，盡可能回避國會的任何紛爭。但這個打算注定是要落空的。1849年12月，國會一召開，北方和南方就開始相互指責，彼此都認為對方的行徑不堪忍受，並稱長此以往，合眾國將分崩離析。在一次辯論中，佐治亞州代表羅伯特·圖姆斯，“一個攪局者……褊狹、武斷而”的人，吼道：“我……在眾議院和國家面前，在上帝面前，公開聲明，如果你們試圖假借立法，剝奪我們在加州和墨西哥州的領土……由此打算舉國墮落下去，我寧可不共和……我將鞠躬盡瘁，傾盡所有，謀求脫離聯邦。”
北方人譏誚他。這些話之前他們都聽過，聽過很多遍了。多少次你們揚言要離開合眾國，卻總能找到一個借口留下。但是其他南方人也反復絮叨著“圖姆斯威脅論”。佐治亞州的亞歷山大·H.史蒂芬斯跳起來說：“我要告訴整個眾議院，我同僚的每一句話，都說到我心坎裡去了……我寧可整個南部毀了……也不願甘於哪怕一瞬間的墮落。”
議會的爭論一度甚為激烈，以至於造成混亂。議員們大打出手。“就算往議事廳裡扔個亞歷山大·H.史蒂芬斯炸彈，”議會警衛官薩金特·彌敦評論道，“也不會比這更令人興奮了。”似乎整個國家已朝著分裂而去，除非雙方能夠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妥協之道。
幸運的是，“大妥協者”亨利·克萊本人就坐在參議院裡。1850年1月29日，他起草了一繫列的解決方案，確信能使南北雙方滿意。這些舉措包括：不以是否允許奴隸制為條件，準許加州加入聯邦；為新墨西哥和猶他州建立準州政府，在人民主權的基礎上運行；劃定得克薩斯州邊界，並在其放棄對新墨西哥任何地區的權利的前提下承擔其債務；通過更有效的逃亡奴隸法；裁定哥倫比亞未經當地居民允許就在該地區內廢除奴隸制是不適當的，而在該地區廢除奴隸貿易是適當的；議會無權干預州際奴隸貿易。
辯論期間，一方面，議員丹尼爾·韋伯斯特發表了著名的“3月7日演講”：“今天，我希望不再以馬薩諸塞人的名義開腔，也不以北部人的名義說話，而是以一個美國人的名義……出於維護聯邦的目的，來說這番話。且聽我說說理由。”另一方面，命懸一線的約翰·C.卡爾霍恩（他的演講稿由一同事代為朗讀），把國家的所有問題都推到北方人身上，並要求修憲，恢復南方的權利。他警告道：“分裂，將是我們可以選擇的出路。”沒過多久，1850年3月31日，他就作別人間。克萊呼吁共同讓步，他說過，這是和解的基礎。每一方都得讓一步，纔能進一步。雙方不分輸贏。雙方都該向對方的需求低低頭。
這場爭議，是美國歷值得紀念的一頁。到了投票表決的時刻，八個條例被打包成一個“綜合法案”，在7月31日遭到否決。綜合法案沒有給議員任何選擇。要麼八條全部通過，要麼一條都沒戲。幸運的是，在這之後，伊利諾伊州議員史蒂芬·A.道格拉斯拆開了“綜合法案”，把每一項單獨拎出來讓大家投票。他意識到，不能期待議員贊成所有條例。拆分，給了每個人選擇支持什麼、反對什麼的可能。結果每一個條款都獲得了多數贊成，於1850年八九月間在參議院得以逐一通過。眾議院也通過了這些條例。在扎卡裡·泰勒於7月9日猝然辭世後當選總統的米勒德·菲爾莫爾簽署了該法案。
“1850年妥協案”堪稱美國歷偉大、重要的法案。聯邦的分裂和內戰因它而延後10年，這段時間使得拯救合眾國成為可能。在這10年中，北方進行了快速的工業革命，擁有了打服南方的能力。這10年間，亞伯拉罕·林肯的政治地位方得以提升，成為拯救共和的核心人物。
新移民潮也給美國帶來了重大變化。在傑克遜時代，美國移民數量穩步增長，從一年約8000人增至8萬人。1840年到1860年，這個數字攀升至420萬，是20年前的6倍。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在戰前輸送了50萬人，但是和愛爾蘭比，隻是小巫見大巫。1845年至1846年，愛爾蘭人的土豆作物——他們的主要食物來源——因遭受病害而產量銳減，引發了大規模的饑荒，導致100萬人死亡，死者男男女女，不分長幼。另有200萬人離開了家園，在1846年至1860年來到美國。他們絕大多數都是農民，買不起西部的土地，於是許多人在城市扎根，選擇波士頓、紐約、費城和其他沿海城市的人尤多。他們擰成一股繩，形成了美國早的聚居區。他們多就業於家政、工廠、鐵路領域，並逐步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他們也開始投身政治，以保護自身利益。由於說的是英語，相較其他非英語移民，他們少了一個問題。實際上，他們很快便在扎根的城市獲取了政治上的話語權。
同期的另一撥主要移民是德國人。1848年革命之後，大量政治難民逃離德國。他們中雖然有知識分子，但大多數人也是農民，不過比愛爾蘭人有錢而已。因此，他們更傾向於搬到邊境的農場或者西部城市。
移民中也有許多工匠和技術工人，他們助推了這個國家的工業發展。美國一從1837年的經濟恐慌中緩過氣來，經濟就迅猛增長，工業制造領域尤甚。工業吸納了約130萬名工人，包括不成熟的技術工人以及毫無技術的工人。賓夕法尼亞州豐富礦藏的開采，使工廠，特別是鋼鐵制造廠轉變了熱能供給方式，由燃木變為燃煤。運用於航運和鐵路的蒸汽機，改變了交通方式。19世紀50年代，鐵路建設需求倍增，10年過後，美國鐵軌長度已達3萬英裡。伊利港、紐約市、賓夕法尼亞、巴爾的摩和俄亥俄的鐵路，把美國中西部城市，尤其是芝加哥，與東部城市連接在一起。
南部也有制造業，但和北部的迅猛之勢無法相比。南方農業區域居多，盡管這裡已經有了商人、律師和其他職業工作者。絕大多數南方人是農民，在不同的地區種植棉花、煙草、大麻、甜菜和水稻。在1860年，800萬南方白人中，隻有三分之一擁有奴隸。其他人都以家庭為單位，經營著自己的小農場。認為南方大規模蓄奴、擴張種植業，奴隸主總住在大宅子裡，奴隸卻窩在小破屋裡的觀念真是徹頭徹尾的錯誤。這種農場不多，盡管每州都有。這些農場通常擁有約1000英畝土地和50名奴隸，主人屬於南方上流社會。譬如，安德魯·傑克遜，曾一度擁有150名奴隸，這種情況實屬罕見。對這種上千英畝的特大“農場”——傑克遜是這麼叫的——主人一般會雇用一名監工來管理奴隸。監工通常是窮苦白人，他們把奴隸分成多個組，由有能力、信得過的黑人工頭看管。“媽咪”跟工頭地位相當，負責打理奴隸主一家的大房子。一個300至500英畝規模的農場，通常有10或12名奴隸。盡管大多數南方人並不擁有奴隸，但從弗吉尼亞到得克薩斯，生活中處處都有奴隸文化。在戰前，這種特殊的奴隸制，構建了整個南部社會的法律、政治和經濟架構。
奴隸被視作私有財產，與其他動產無異。隻要奴隸主樂意，可以隨意買賣奴隸。的確，奴隸家庭可能被拆散，夫妻分居、子女離散司空見慣。總而言之，奴隸是沒有人權的。盡管在大多數南部地區，殺死奴隸的暴力事件時有發生，但殺戮者總能逃脫罪責。奴隸不能走上法庭，或者控告、指證白人。他們的生存全依賴主人的善心和良心。自然而然地，奴隸和奴隸主之間的關繫開始逐漸地分化。這一主僕關繫漸趨復雜，被許多歷史學家稱作“家長制”——奴隸主和奴隸各司其職。
在如此殘忍、壓迫人的制度下，黑人男女還是盡力為尊嚴謀求空間。他們中的部分人開始學習看書寫字，這當中有許多是為奴隸主造房子的工匠。家庭和宗教開始成為黑人文化的中心。他們逐漸把福音派新教視為自己的信仰，並將其和他們西非文化遺產殘留的部分聯繫在一起，後者為他們的宗教活動注入了能量、生氣和人性。
奴隸制的嚴酷程度，根據農場的位置和管理方式有所不同。毋庸置疑，南部的偏遠地區比邊界的馬裡蘭、肯塔基、田納西更為嚴苛。農場按規模、功能和組織上的差異，基本分為五類。類，棉花種植園，雇用了從北卡羅來納到得克薩斯的三分之二的奴隸。南部的大西洋海岸，以前種植長纖維棉花，但是1793年軋棉機的發明，使得向西種植利潤更大的短纖維棉成為可能。1812年戰爭之後，棉花種植傳播到亞拉巴馬、密西西比、阿卡薩斯、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薩斯，因此到19世紀50年代，南方人認為“棉花就是王道”。第二類，和煙草種植相關。煙草起初在馬裡蘭東部、弗吉尼亞和北卡羅來納種植，19世紀纔流傳到肯塔基州、田納西州和密蘇裡州。第三類，水稻種植，在佐治亞州、北卡羅來納北部和南卡羅來納潮濕的港口地區，以及南路易斯安那州的密西西比河沿岸。水稻種植園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產量卻相對較低。第四類，是甘蔗種植園，為路易斯安那州獨有。這些種植園，不光種植甘蔗，也會榨糖，因此把制造業和農業連接起來。像稻谷種植一樣，這類種植園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一個規模小的甜菜種植園，也得投資。第五類，大麻種植園，僅限於肯塔基和密蘇裡州的部分地區。種大麻對奴隸的需求量小，因此這類種植園數量少。毫無疑問，奴隸制是內戰前美國經濟運行基本、回報率的制度。盡管對個人有利，但它不鼓勵工業產業的整體創新——而產業整體創新，在北部地區已經成為現實。但是，南方人從奴隸制獲利，他們不願意看到這一制度被廢除，即便奴隸制不朽意味著共和無存。
隨著奴隸制持續向得克薩斯州以西擴張，廢除奴隸制的需求也加劇了。實際上，南方出現過反奴役社團，其中很多成員支持“美國幫助有色人種重獲自由協會”，該協會在19世紀20年代成功於利比裡亞建立了自由黑人殖民地。但伴隨“第二次大覺醒”的宗教熱情，傑克遜時期的廢奴者們嗅到了對這項制度仇恨的氣息，比此前任何時候都來得強烈。其中許多人是福音派，他們從很遠的地方就能認出罪惡。對他們而言，奴隸制就是十惡不赦的罪惡。一名叫威廉·勞埃德·加裡森的激進分子，出版了一份名為《解放者報》的報紙。他甚至在報紙上公開指責美國憲法，斥其為“和死亡的契約，和地獄的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