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導言自負的過去

1羅馬征服日耳曼人的神話

2幸存與拯救

3德意志祖先的誕生

4成長的時期

5英雄的歌謠

6自由豪邁的北方民族

7白種人血統

8一部國家社會主義者的聖經

後記另一種讀法，另一本書

譯後記

注釋

英漢對照索引

這部著作犀利而可讀性極強，警示了鄙劣觀念所潛含的力量。克裡斯托夫·克裡布斯揭示了古往今來的思想者如何使用和濫用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這本拉丁古典作品，並且講述了它*終被轉變為一部納粹‘聖經’的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安東尼·埃弗裡特，《哈德良與羅馬凱旋》作者

該書對現代德意志國家認同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廣泛而有力的研究，其敏銳的歷史分析仍然可以表達得簡潔、優雅而富有智慧，這尤其讓人賞心悅目。

——詹姆斯·裡夫斯，《羅馬帝國的宗教》作者

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作品！在克裡布斯的筆下，《日耳曼尼亞志》手稿的歷史變成了帶有驚險特征和偵探色彩的故事。而且也適時地提醒讀者和作者所要擔負的責任。

——蒂姆·魯德，《美國遠征記》作者

克裡布斯扣人心弦的故事揭示了羅馬帝國時期所作的一部遺失了很久的手稿——將古代日耳曼諸部族描述為高貴的蠻族——如何成為激發納粹意識形態之條頓幻想的法寶。

——艾德麗安·梅約，《毒王》作者

本書講述了一本書兩千多年來如何被利用和——特別是——濫用的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

——克裡斯托夫·佩林，《普魯塔克與歷史》作者

這是一部高質量的學術專著，它會（也必定會）吸引為數不多的有教養的讀者。

——約翰·盧卡斯

權力的病變

     據記載，即使是日耳曼婦女也會偶爾拿起武器，復續她們男人的戰爭努力。

——詹南托尼奧·坎帕諾（Giannantonio Campano），

對《日耳曼尼亞志》的闡釋，1471年

    圖拉真被指定為皇帝後，於100年從日耳曼尼亞終返回了羅馬，他敬奉其養父為神聖之君，其所作所為表現得禮讓老院就此而打消了之前的疑慮，對新皇帝采取了合作的態度，並以適當的方式予以配合。在圖拉真完成了對達契亞（包括多瑙河、特拉西瓦尼高原、維斯瓦河，以及黑海東岸一帶的區域）的兩次重要的軍事征伐，從而使得羅馬帝國的疆域越過多瑙河而逐漸擴張到極致（其疆域在包括了阿拉比亞行省［Arabia］後即達到了老院即奉獻了一根石柱以恭頌其榮耀。該石柱——一根記述了圖拉真軍事成就的大理石石柱，至今仍然矗立於威尼斯廣場（Piazza Venezia）附近的羅馬廣場北部——也將會在他死後成為他的墓碑。能夠被安葬在羅馬城中是一種特殊的榮耀，就圖拉真而言，被賦予該榮耀不僅僅是由於其在帝國之外的功績，而且還得益於他在帝國之內的成就。他設置了掌管羅馬內外財政職務的行政官僚（curatores），例如小普林尼，即塔西佗那性情溫良的通信友人，他曾任職於比提尼亞（Bithynia）行省（位於今土耳其中北部），並通過信件向皇帝的臣僚反映他的困難、問題與建議。在處理基督徒問題時，小普林尼即向皇帝請示了意見並收到了相對溫和穩重的指令：堅持依法律程序行事，並杜絕濫告濫罰。

    這位皇帝在處置達契亞戰利品時也表現出了慎重：這些戰利品被用於促進整個羅馬帝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並且在羅馬建設了帝國的公共場所——圖拉真廣場，富麗堂皇的烏爾比亞巴西利卡（Basilica Ulpia）就在這個廣場的底部[ 巴西利卡：古羅馬時期一種綜合法庭、交易和會場的大廳性公共建築，其形制對後來的基督教教堂和伊斯蘭教禮拜場所均有影響。烏爾比亞巴西利卡位於圖拉真廣場底部。]。與之前的皇帝一樣，建築乃是為了宣揚皇帝的豐功偉績。但圖拉真對人民的真誠關切同時表現在建築工程和行政治理上。像征意義的是在尼祿“金宮”的舊址上建立公共浴場，而“金宮”廢墟也為公共浴場的建設提供了石材。皇帝再一次將自己塑造為一名公僕，他的許多成就並沒有被忽視，因為他不久以後就被——先是非正式地，而後又被正式地——贊頌為optimus，即&ldquo首”。

    自然的死亡乃是一個皇帝終的榮光。圖拉真在當政近20年後，於117年在其病床上溘然長逝。與圖密善不一樣，他的統治是一種開明專制（affable autocrat）。就在他去世之前——並且帶著一點耐人尋味的疑慮——他擬定了普布利烏斯·艾利烏斯·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76—138年）來作為自己的繼承者，而羅馬帝國在後者強有力的統治下繼續享有和平與繁榮。可以說，即使在其後的決策中，圖拉真也做到了盡善盡責。後來的羅馬人隻能企盼，他們的皇帝祈禱“天瑞祥於奧古斯都”（奧古斯都巧妙穩健地將羅馬共和制轉變為公民的首制）和“德善弘於圖拉真”的願望能夠上達天聽。44塔西佗自己在《阿古利可拉傳》的開篇裡明確提首（optimus princeps），以此來表達他對這個幸福的時代的感激。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決定不去寫這段幸福的王朝。

    塔西佗在新王朝中仍舊擔任著公職。小普林尼敘述了他的兩次演講：一次是在97年的一場葬禮上作為一個頌揚者所做的演講，一次是在100年時作為一名控告者所作的雄辯演說。而他隨後幾年的情況則鮮為人知。［51］然而很有可能的是，他在政治上仍然活躍，因為正如前文提到的麥臘薩銘文所透露的，他在112年到113年間成為亞細亞行省的總督。阿非利加和亞細亞是聲望的兩個行省，塔西佗必定足夠傑出纔會得到這樣的任命。關於其後二三十年的其他詳細情況，包括他去世的日期也並未確定。但是有一個事實是確定的：在那些年裡，他在苦心孤詣地撰寫他重要的歷史著作。他從圖密善那令人愁苦的統治中脫穎而出，並成為羅馬極其卓越的歷史學家，其傑出乃是得自於他那頗為新穎的寫作風格，對暴政的真切敘述，以及對統治秘術（arcana imperii）的反思。在完成《阿古利可拉傳》和《日耳曼尼亞志》數年之後，他撰寫了他第三部短篇作品（這些短篇作品也被稱為“歷史的嘗試”），即關於自由的又一沉思的《關於演說家的對話》。這部作品看起來似乎是在討論演說技藝的衰落，而事實上，它是把這個話題當作一片稜鏡，用來聚焦言論的自由——它的境況、意義以及政治影響。他後來的長篇著作則會描繪出這樣一個世界，其中，言論的自由被兢心斟酌的沉默和阿諛虛矯的言辭所取代。

    《歷史》（Histories）一書上起四帝之短命統治的漫長一年（69年），下迄圖密善之死（96年），正如該著的前言對讀者的提醒（在面對塔西佗致密嚴謹的風格所帶來的挑戰時，譯者總是感覺他們自己有所遺失；在此，對著作的描述逐漸轉變為對時代的描寫），這本書“充滿了災難，其中有戰爭的暴戾、激烈的內訌，即使沒有干戈紛爭也殘暴兇險”。羅馬已經喪失了傳統的德行。為了呼吁一種早已失落的責任感，四帝時期的首位皇帝伽爾巴（Galba）在69年時曾宣稱：“我要選撥自己的士兵，而不是收買他們”；不久以後，他就為他的這種說法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塔西佗簡潔有力地評述道：“假使他從未領有過統治大權，人們還會認為他是個有能力的統治者”。盡管其中偶爾出現文雅得體之舉，以及轉瞬可見的明朗時日，但完成於2世紀初十年結束之時的《歷史》卻讓人們看到，“諸神並不關心我們閑逸無憂的安全，而是更多注意我們應受的懲罰”。然而，人們隻能想像塔西佗對圖密善統治時代的描寫可能會是什麼樣子的；因為不幸的是，這部（可能）有12卷的涵蓋了28年歷史的著作，隻有前4卷和第五卷的開篇留存到現在（保存於一份11世紀的手稿中，該手稿藏於洛倫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圖書館，並以該圖書館命名，被稱為美第奇二號手稿）。它們隻呈現了不到兩年的歷史。Habent sua fata libelli：書亦自有其命。

    《編年史》（Annals）是塔西佗的第二部長篇史著，而且對於許多人來說亦是其之作，對於那種將權力委於一人，同時將正義棄予偶然和命運的政治體制，這部史書繼續進行了剖析。與他早先所作的說明不同，塔西佗在這部著作中不寫他自己在賢君涅爾瓦和圖拉真統治下所經歷的時代。相反，他回溯既往，開始著手一段關於暴政的考古學。他的記述始於奧古斯都之死（在14年），正是奧古斯都——盡管他似乎隻是自稱“平等人之中的人”——開始了人（the first man）的統治；而他的敘述結束於尼祿之死，即朱利亞·克勞狄王朝後一位皇帝，這也是（早先撰寫的）《歷史》開始之處。也許塔西佗的旨趣在於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這讓他更加深入到過去、權力陰謀，以及人性之脆弱的反思之中；抑或他認為不去記述這些“幸福的時代”要更為穩妥些——除了在描繪早已死去的暴君時偶有提及？無論如何，《編年史》主要是一部關於獨夫之治的研究著作，對於那些“被諸神賦予至高無上的事務裁決權”的人，以及那些“隻留下諂媚順服之榮光”的人來說，這部著作都會讓他們心神不寧。它生動地刻畫了脾氣乖張的提比略（Tiberius）、笨拙痴愚的克勞狄，以及矯揉造作的尼祿等諸帝的形像。這些皇帝在統治之前還是溫良仁善的，而且道德的偽善是可以期待的好結果。然而既非提比略，亦非“被所有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殘暴行徑弄得污穢不堪”的尼祿保持了他們初的努力。在這樣的境況之下，自由隻可能存在於帝國之內的外來移民中，或者是在帝國之外，例如，在日耳曼人之中。

    另一方面，羅馬像是“一個景況淒涼的國家”，在這位皇帝的統治之下，被委於諸趨炎附勢之人。一位精於政治陰謀的人士曾提醒提比略的母親“不要把宮闈秘事，心腹親信出的主意以及士兵們干的事情聲張出去；而且提比略不應把任何事情老院，從首（principate）的權力。專制權力所必須的一個重要條件，即人們如果隻聽命於一個人，事情纔能夠得到妥善的處理”。在《編年史》中，塔西佗還給讀者抄錄了一份很長的遭人詬病的財務單；但是這部共計18卷的著作（是否完成，以及在何時完成，並不確定），而今卻隻有1-6卷和11-16卷遺留給我們（這要歸功於來自9世紀和11世紀的兩份手稿）。關於卡裡古拉（Caligula）——那位惜愛一匹名為“疾足者”（Incitatus）的馬愛到打算將其任命為執政官的瘋癲皇帝——一朝的情況，這部書一頁內容也沒有留下來。

    約翰·彌爾頓稱塔西佗為“暴君們有可能的敵人”。他還是一個戴著白色手套而不手染鮮血的殺手。他所選擇的武器是含沙射影。他先是報道傳聞：關於奧古斯都之死，“一些人懷疑是他的妻子暗中作祟”。然後展現了具有破壞性的另一面：皇帝和他的母親沒有參加他們親人的葬禮，是因為他們“認為公開場合的哀悼將會有損他們的尊嚴——或者是擔心人們在注視他們的行為舉止時，會看穿他們的偽善”。他僅僅通過並置的方式就可以產生影射的作用：尼祿的縱欲放蕩被火把所照亮；之後我們就聽說了羅馬的大火——當然，“這是出於偶然還是皇帝蓄意為之，很難說清”。那麼，在這樣的旁敲側擊之中，誰應擔負罪名昭然若揭。

    他對人物、政治分析以及敗壞的道德準則的揭露性描寫使其讀者著迷了近兩千年，他對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政治言說的深刻影響使得這一時期被稱為“塔西佗時代”。毫無疑問，他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他那尖刻犀利的敘述風格，他以這種風格剖析了病入膏肓的羅馬政治體制。他那頗具神采而又犀利洗練的文風啟發了直至20世紀的諸多作家，包括20世紀偉大的塔西佗主義者（Tacitean）羅納德·塞姆爵士（Sir Ronald Syme）[ 羅納德·塞姆（1903—1989年）：英國偉大的塔西佗主義者，生於新西蘭，著有《羅馬的革命》、《塔西佗》（兩卷）。]。當這位20世紀的歷史學家寫下“人世朝代雖有更迭，而文風依舊”的時候，他心裡想的可能就是他自己以及他從這位羅馬史家那裡所得來的恩惠。

    這種十分獨特的文風讓人為難：它以幾近晦澀的簡潔，不拖泥帶水的明快諷刺，不對稱的句式結構，以及難以捉摸的含混雙關為特征。這種簡明的風格往往會使其讀者透不過氣來，並且它總是集中在令人難以忘懷的字句之中：“他寧願因犯下罪行而受到控告，而不願僅因有犯罪的企圖而受控告。”他避免平白無奇而毫無起伏的敘述編排，並盡量避免使用日常詞彙，從而在翻過每一頁時都會讓讀者出乎意料。尼祿開始付諸實行“那項蓄謀已久的罪惡”，乃是因為他的情人並在之後成為其妻子的波佩婭（Poppaea）通過“頻繁的嗔怪並偶爾以嘲笑的方式”刺激了他，塔西佗本可以敘述為“以頻繁的嗔怪和偶爾的嘲笑”。但他避開了這樣對稱的句式，從而使其讀者始終屏息凝神。同樣不對稱的是，他對事實的呈現方式，其中復雜重要的事情往往隻是被一筆帶過。他是一個令人難以捉摸的作家，他引導其讀者發現他們已經誤入歧途，並且通過其暗示來破除那些誤導性的成見。源於塔西佗主義者的那句時髦話語：“因其缺席而引人注目”，恰好可以作為其文風力量的一點標識。

    塔西佗因其語言所具有的那種詩性的力量而被譽為羅馬民族中少有的偉大詩人之一；他無疑也是他們偉大的諷刺作家之一。他對人性的缺陷和軟弱冷眼相看，同世人若即若離。他飽含悲憤，評論卻不失機智風趣。然而，他終究按捺不住，始終持守著對超越於日常喧囂之上的人性尊嚴的一種永恆的信念。對此，人們或許會產生些許疑問，關於數世紀後人們對於《日耳曼尼亞志》的利用，塔西陀會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