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理解世界歷史，*終的關鍵正藏匿在東亞史中。套裝包含宮崎市定研究中國與古代東亞歷史的代表性著作，全4冊。



《東洋的近世：中國的文藝復興》

宮崎市定發掘中國宋代與歐洲近世史之間平行的史事，認為宋代的文化就是文藝復興，比西方早了三個世紀，並且影響了西方的文藝復興。



《東洋的古代：從都市國家到秦漢帝國》

秦漢之前的中國古代史是充滿生命力的民眾為自己的生活奮鬥的歷史。他們與君主和貴族一起，推動古代社會從氏族制度，經都市國家、領土國家，發展到秦漢古代帝國那樣強大的人類協同體。



《謎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紀的東亞與日本》

揭秘與漢委奴國王印並稱日本兩大奇跡的的傳世寶刀——七支刀的前世今生。宮崎市定通過對刀身銘文的解讀，發掘出足以改寫日本歷史的秘密。



《宮崎市定解讀〈史記〉》

宮崎市定鑽研《史記》六十年經驗總結，從《史記》的成書到結構全面解讀這部偉大的名著，絕佳的《史記》入門經典。

《東洋的近世：中國的文藝復興》



東洋的近世

中國近世生業資本的借貸

合本組織的發展——《中國近世生業資本的借貸》補遺

宋代以後的土地所有形態

明清時期的蘇州與輕工業的發展

評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

解說（礪波護）

譯後記



《東洋的古代：從都市國家到秦漢帝國》



中國古代史概論

東洋的古代

《史記• 貨殖列傳》所見物價考

肢體動作與文學——試論《史記》的成書

讀《史記• 李斯列傳》

《 史記• 伯夷列傳》新譯——中國為個人自覺而生的人

我的中國古代史研究

中國制度史研究

解說（礪波護）

譯後記



《謎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紀的東亞與日本》



序章 日本古代史中的不可思議之事

章 七支刀研究的回顧

第二章 七支刀銘文研究分論

第三章 七支刀銘文的影響

第四章 七支刀銘文的源流——長文刀銘流行傳播的軌跡

第五章 五世紀的東亞形勢

後記

參考文獻

文庫本後記

譯後記



《宮崎市定解讀<史記>》

序言

章  《史記》的讀法——我們曾經怎樣讀《史記》

第二章  正史之祖——紀傳體的創立

第三章  本紀——中國的辯證法

第四章  世家——政權割據的力學

第五章  年表——歷史可以追溯到多遠

第六章  列傳——古代市民社會的人們

作者《史記》相關論文一覽

《史記》簡要年表

《史記》中的女性

解說（吉川忠夫）

前言



流經日本橋下的水與泰晤士河相通；江戶漢子吸進去的空氣，有巴黎姑娘呼出來的氣息；柏林的問題，與朝鮮的“三八線”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在學術研究中，要想理解世界歷史，那麼終的關鍵似乎正藏匿在東洋史中。如果想真正探究西洋史的意義，那麼，對東洋的理解則必不可少。

長期以來，人們在思考世界史的發展體繫時，動輒以西洋為主體，把東洋視為附屬。這種立場必須從根本上加以糾正。東洋，不應是通過西洋的眼睛眺望到的存在，而應該放在與西洋對等的位置上來看待。這個道理誰都明白，但一旦做起來卻極不容易。即使在那些純粹的研究中，這個道理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拋之腦後。

如果僅限於世界史的立場，也不可能形成“近世”這樣的概念。隻有將西洋和東洋放在對等的位置上進行比較以後，纔能產生這一新的概念。將西洋的近世概念就此用在東洋的研究上，同樣是不科學的。西洋史研究者如果無法克服西洋史的視角，東洋史研究者如果僅抱著東洋史不放，那麼，真正的世界史研究是無法產生的。一些被認為是世界史的研究，實際上不過是把西洋史和東洋史這兩本書合為一本而已。

如果將金發碧眼看成是西洋美人的重要標準之一的話，那麼，用同樣的標準在東洋尋找美人，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根本找不到這樣的美人。東洋並不是沒有美人，這裡有的是烏發黑瞳的美人。我們在重視具體現像的同時，也必須去追尋共通的要素。

歷史學家的任務，絕不是為既存的理論補充史實，而在於不斷地追求新的理論方法。因此，我們必須去探索向來被視為毫無關繫的對像—就本文而言則是西洋和東洋—之間的共性，這意味著必須將質的東西，盡可能還原成量的東西。人類膚色上的差異，絕不是質上的差異，隻是色素的多少，即量上的差異。這樣想來，平凡的真理其實可以拓展歷史學的研究方向。隻有將質的東西還原成量的東西，不同對像之間的比較和評價纔有可能進行。

對量的評價，可能是過去的歷史學研究中缺失的一點。都市國家也好，古代帝國也好，封建諸侯也好，階級構造、社會組織也好，如果單純從這些理論去探索歷史的話，有很多現像其實是沒有辦法說清楚的。因此，在許多場合下，從量上來觀察是必不可少的。越是想站在世界史的廣闊視野上來看待世界史，就越會感覺到量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一個歷史地域的形成，的量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之所以能夠長期保持獨特的文化傳統，不用說，這是量的威力在起著關鍵的作用。

就拿漢字來說，幾千年來使用這種兼具像形和表音雙重性質的文字的地域，在世界史上是極其罕見的。從這一點上來說，中國文化確實是一種特殊的文化。但是，西方在表音文字完全定型

之前，也曾經使用過像漢字那樣兼具像形和表音雙重屬性的文字，隻是使用的時間非常短暫，而中國在長達數千年內一直使用著這樣的文字，兩者的區別僅在於時間的長短。

這種不發達的文字使用了數千年，究其原因，在於中國的地理位置距離世界的中心過於遙遠了。中國文化，不管怎麼說是鄉村文化。在這種文化中，面對世界這座華麗的舞臺，沒有什麼可以拿出來轟動世界並成為世界通則的。盡管是鄉村，中國文化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進步與發展，而支撐這一文化持續發展的根本因素，不用說就是量的威力。隻是，這種量上的威力也不時地給中國帶來不幸，也就是冥頑的保守主義與固陋的尚古主義。其實，幾乎所有的現像都可以用它與世界其他地域的相對位置，以及量的關繫進行說明。

讀者可以參考一下本書所附的年表。從年表中可以看出，西洋史與東洋史的差異中，有一點表現得比較明顯：西洋的近世隻持續了數百年，歷史隨即步入了近代1，而東洋的近世則延續了近千年，歷史的發展處於停滯狀態。本書的意圖就在於說明這一事實。本書是在大學講義的基礎上完成的，寫完以後再回過頭來看，講義的痕跡尚未完全褪盡，甚至還有些詞不達意的感覺。關於這些問題，隻能有待今後從世界史發展體繫的根本問題出發，進一步完善再版了。

後想說明的是，本書闡述的問題，有不少是對先師內籐湖南博士所倡高論的祖述。



宮崎市定

1950 年10 月

世界與東洋的交通

（選自《東洋的近世：中國的文藝復興》）



交通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過去往往被忽視。翻開歷史地圖，國境線畫得清清楚楚，甚至還用不同的色彩來表示國家的疆域範圍，但是，這在我看來幾乎是毫無意義的。歷史地圖如果去掉交通路線的話，我們根本無法從中讀出它的歷史意義。例如，萬裡長城真的有必要一直延伸到那麼遙遠的西部嗎？針對這個問題，答案是簡單的。這並不是因為長城西部的南側居住著很多需要特別保護的漢人，而是因為這一線是中國通往西方的交通大干線，為了保護這條交通路線，長城完全有必要延伸到遙遠的西部。沿著長城南側分布的狹長形沙漠綠洲上，分布著漢人的郡縣，保證了漢朝內地與西域諸國（今新疆）之間的交通暢通。

宋代，這一地區為獨立的西夏王國所占有。西夏雖然是建立於內陸的小政權，但因為它成為這一重要交通路線上的絆腳石，宋朝試圖傾全力將其制服，數年之間，戰爭不斷。因此，作為一個小國家，西夏的名字甚至都會出現在一般的中學教科書裡，而作為吐蕃這樣的大國，它的存在則幾乎被人們遺忘，至於立國於雲南的大理國，更是差不多完全被忽視。這充分顯示了交通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

人類的文化因為交通而得以發達。居住在北極的因紐特人，南非、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他們的文化都不繁榮。這並不是因為這些地方的自然資源貧乏，而在於他們遠離世界的交通大道，被人類的進步所遺忘。人類的文化，說到底是人類全體合作的產物。某個地方的發明，因為交通，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受到刺激的其他地方，往往又能創造出更新的發明。人類文化的發展，雖然有時也會出現一些波折，但總體上是不停向前發展的，這隻要看一下紙、火藥、羅盤等發明的傳播路線便可一目了然。

然而，與世界交通疏遠的地區，其居民無法均沾人類文化所帶來的利益，反而因為文化差距的日益加大，在意識上更加抗拒外來文化，從而進一步加深了自身社會的封閉性，與外界的交流變得越發困難。

交通所帶來的利益，並不一定是在交換知識以後纔產生的。人們對外來的稀奇的東西所產生的驚異和熱愛，便足以成為推動歷史發展的巨大原動力。南海所產的香料，是如何刺激歐洲人的味蕾，從而激發起他們的勇氣，使他們毅然投身於海上航行的？中國的茶葉，是如何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熱愛，從而促使他們聯合起來，發展成為中國的心腹之患的？難道不正是對玉器的偏好，激發了中國人孜孜以求的精神，終於成功地燒制出堅美如玉的瓷器嗎？

說一個地區的文化發展水平與交通的流量成正比，這或許有些言過其實。但不容置疑的是，一個脫離了對外交通而自我封閉的社會，文化的發展必然出現停滯，難免成為世界的落伍者。隻要想一想德川時代日本的鎖國政策給我國帶來的文化停滯，就可知此言不虛。更有甚者，在這一次的太平洋戰爭中，雖然孤立的時間隻有短短幾年，但對日本文化所造成的災難，堪與德川時代三百年的鎖國相敵。

對交通便利的地區來說，要想取得文化的發展，單有物資的流通是不夠的。自古以來，處於世界交通要衝的地區，文化不一定繁榮。原因就在於文化是從這兒通過了，但隻是通過，並沒有在這兒積累起來。文化的發達，不用說是需要舞臺的。

草原沙漠地帶的遊牧民族，他們在文化傳播和交通拓展上所起的作用，要比我們平時想像的重要得多，這一點在近的研究中越來越清晰。但是，他們的文化並不繁榮，究其原因，在於他們沒有養成積累的習慣。他們遊牧的生活習性與物資的積累難以相容。文化的積累，隻有依靠定居的農耕民族纔能實現。

文化的積累無法離開物質，隻有在物質上有所積累，纔能實現文化上的積累。由於分散的積累效果並不理想，因此，為了發揮更大的威力，積累就有必要集中起來。從這一點上來說，在分散的農村，文化的積累並不充分，隻有商業密集的城市，纔能為文化的積累提供很好的土壤。歸根到底，文化的母體是城市。

物質也好，文化也好，其實都是很脆弱的，它們會趨利避害，選擇安全的地方生根發芽。政權所在的政治都市是它們的。即使這些地方的自然地理原本對交通來說並不便利，但為了取得政權的庇護，物質逐漸向這裡集中，交通路線也因此不得不向這裡延伸。條條大路通長安，這就是貫穿東洋古代和中世紀的一般現像。

然而，如果交通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因為交通本身的便利，在交通沿線上就會出現大型的商業都市。而當某個地區的經濟實力大大提高以後，政權便不得不對之采取特別的保護措施，其中方便的就是將這些商業都市轉變為政治都市。五代北宋時期，中國舍棄了交通不便的長安、洛陽，把都城移向當時的交通樞紐和商業都會開封。這一舉措正反映了這一時代的信息，同時也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宋代社會的近世性質。

從秦漢統一到唐代，中國的都城主要設在長安，間或設在洛陽。長安位於今陝西省的渭水盆地，自古以來，盆地周圍的分水嶺上就設有四個關口，防御外敵的入侵。所謂的“關中”之地，所恃的是天然的山河之險。此外，還可以找出交通上的理由。當時，世界性的交通干線，通過今新疆天山南路的孔道，貫穿東亞和西亞，長安則是控扼從西方延伸而來的交通路線進入中國東部大平原的關口。也就是說，長安是對西方貿易的陸港，中國的特色商品首先積聚在這裡，然後賣到西方商人的手中，同時，外國進來的商品也在這裡卸貨，然後轉賣到全國各地。

這條橫貫亞洲大陸的交通路線，從長安伸向更遠的東方，經過洛陽，沿黃河出渤海灣，沿中國東北和朝鮮海岸，到達日本的九州北岸。日本民族一開始就充分利用這條交通路線，與大陸之間展開了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