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或今天何以撰寫一本業已存在的書

半個多世紀前，《法國革命的思想起源》在1933年出版時，丹尼埃爾·莫爾內難道沒有一勞永逸地列出問題，並給出各種可能的回答？像逐行逐字地重寫《堂吉訶德》(Quichotte)的皮埃爾·梅納爾·德·波爾日（PierreMénarddeBorges）那般，歷史學家隻能進行對莫爾內行文和結論一模一樣的重述？

針對這些疑義，我們可以給出兩種應答。首先，我們掌握的知識已不再，或不僅僅是50年前的那個樣子了，如今，足以支持全局性判斷的專題研究數量眾多，扎實可靠。其次，即便我們假定，無論問題還是答案均沒有變化，我們對革命起源問題的敘述，也不再用莫爾內及其同代人熟悉的語彙來進行，就像梅納爾的《堂吉訶德》不是塞萬提斯（Cervantès）的《堂吉訶德》，因為四個世紀分開了他們相同的文本。歷史學在因果關繫設定方面變得更加審慎。革命事件的致命興起很難歸之於合理的類型，以及歷史發展不能被想像為在某種確定不移的終極目的主導下的必然進程，都教導歷史學家要謹慎和懷疑。

我們想，是不是可以用一個詞彙取代另一個詞彙，用“文化的”替代“思想的”，避開回溯性預測的危險，再度闡明這起遽然降臨的事件？顯然，這種改變，讓我們能夠回應近二三十年來的史學發展軌跡，史學的這種新發展撇開傳統的觀念史範式，更多地強調文化社會學研究。文化社會學是一種研究路徑，它認為，強有力的和非凡的觀念變革，在尚未形成清晰的思想之前，首先發生於控制和主導思想建構的集體決定當中。但它首先標示的是研究本身的轉變：它不再想去了解，革命事件是否已經存在於宣告之、預示之或召喚之的觀念當中，而是想探察讓舊社會政治秩序如此迅速而徹底毀滅變得可辨識和可接受的信仰和情感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研究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決不是要確定它的種種原因，而是要辨明使之發生變得可能的一些前提條件。

後說一句。這本小書既非綜論亦非概要，它是作為一篇論文來構思和撰寫的，其意圖不是總結我們已有的知識，而是恰恰相反，針對廣為接受的各種既存的假說和清晰易懂的原則提出疑問與質疑。以對單個文本的闡釋為基礎——無論古代的或現代的，端賴近些年來史學家們的工作，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理解18世紀法國人行為思想的方式，本書擬議的進展，僅祈望針對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提出些許新的視角。

因此，我這裡不是重寫莫爾內，而是如讀者們期望的那樣，不揣淺陋大膽地提出一些他沒有想到的問題。

印刷：枷鎖與解放

截至18世紀末，圖書行業的管理者所建立的旨在阻撓這個市場全面發展的一些障礙已經變得讓人難以忍受。在博馬舍《費加羅的婚禮》後一幕中，費加羅著名的獨白就是證據之一。出版行業在博馬舍為其喜劇人物構想的職業中占據相當重要的位置，費加羅前後當過阿爾馬維瓦公爵的貼身男僕和阿居亞-弗萊斯卡城堡的看門人。在虛構的西班牙人身份的掩護下，他抨擊了整個朝廷的審查制度和對出版業的監控。他小時候被吉普賽人綁架，在他們當中度過了童年（這個細節為第3幕中的相認埋下了伏筆，馬斯琳娜原來是他的母親，巴托洛原來是他的父親）。從少年時代開始算起，他先後從事過五種職業，其中三種與寫作有關。他起先是名外科醫生，但沒有獨立行醫的希望，隻能成為一名獸醫。庇護制度讓他感到幻滅，因為它並沒達到他的期望（“我學過化學、醫學和外科知識，但是一位偉大的主公的全部影響力也沒能讓我當上獸醫”）後來他決定為劇場寫劇本，但是審查官們為了取悅穆罕穆德的王子們，禁止演出他的劇本，一出“諷刺貧民窟的生活”的喜劇。“我的戲劇被連根撥起。”他哭訴道。他的劇本與《費加羅的婚禮》這部劇本的命運一樣。該劇寫於1775年，先後遞交給六位審查官，在宮廷的演出遭禁，但終於1783年9月在阿爾圖瓦伯爵的一個私人晚會上演出，1784年4月在巴黎王朝王室戲劇團演出了該劇，四年前他們就接受了該劇。

一場關於財富性質的公共爭論開始了，既然一個人在爭論時不需要什麼，甚至可以一無所有，那我就寫金錢和利益。這裡他諷刺的是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因為重商主義者、重農主義者和自由派人士總是矛盾重重，費加羅因此成了一個針砭時弊的宣傳手冊作者，但是威脅作家命運的不是審查官：“我很快發現自己上了一輛馬車，它前面就是監獄的弔橋，希望和自由全在車後。”劇本在這裡用到了一個扎根於18世紀讀者集體意識中的形像，那就是巴士底獄——遭人唾棄的專制制度的像征。當時譴責王室監獄的可怕的書籍暢銷。

1782至1784年間，正當博馬舍的戲劇演出之際，一個名叫莫夫蘭的禁書銷售商在特魯瓦一處就賣出了30本蘭蓋的《巴士底回憶錄》（MémoiresurlaBastille，1783），21本米拉波的《論逮捕密札與國家監獄》（Deslettresdecachetetdesprisonsd'tat，1778），18本杜佩萊的《巴士底城堡歷史考和軼聞錄》（RemarqueshistoriquesetanecdotiquessurlechteaudelaBastille，1774），21本米拉波的《國家監獄記聞》（Mémoiresurlesmaisonsdeforce）。這些宣傳手冊和其他類似的書籍宣傳了對國王獨斷專橫的憎恨。“專制暴君隻在位4天”，正如費加羅所說，就把責任推到大臣們身上，就想方設法阻撓個人的合法權力和一定的言論自由。這些作品鍛造了一繫列強有力的形像，讓皇家監獄成為酷烈的專制權力、野蠻的壓迫和殘暴的酷刑令人憎惡的巢穴。

文學表現並非毫無事實依據，1750年到1779年間，因為“出版罪行”被關進巴士底獄的人數達到多。1659年至1789年期間，因為這樣的官司糾紛被關押的941位書商、印刷商、熟練工人、小商販和作家中，有383位被關押在這個國家監獄（占總人數的40%，每十年有一百多個這樣的犯人）。而在這三十年間，作家（宣傳冊作者，小說家，報紙專欄作家）占了總人數（383位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