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哈德良身處一個風雲激蕩、驚心動魄的時2世紀,他成為羅馬帝國主宰,堪稱成功的羅馬統治者。身為久經沙場的士兵和纔干非凡的管理者,他在羅馬帝國鼎盛時期君臨天下。
哈德良提出了兩個能讓羅馬帝國長盛不衰的絕妙主張。,不再繼續擴張帝國版圖。彼時,羅馬帝國疆域西起西班牙,東至土耳其,北起黑海,南至馬格裡布(Maghreb),已令他不遑統治,決定停止攻城略地。保守的他下令,凡無山川作為自然屏障,帝國邊疆均修築長牆。牆內是文明與羅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牆外則是蠻荒之地,乃至與羅馬無關的一切。在德國,昔日的城牆為木制柵欄,如今早已不復存在,但在英國北部,由於樹木稀少,城牆以石建造,且依然保存至今,成為能再現羅馬帝國統治的標志之一。
哈德良的第二個主張,源於他對希臘的摯愛。羅馬帝國東部講希臘語,其文化可追溯至荷馬。西部則是地處地中海盆地的超級大國,擁有戰無不勝的軍隊。經過哈德良的努力,帝國變得兼容並包,文化與軍事、藝術與政權在其中平分秋色。他允許希臘人參政,還大興土木,把雅典打造為帝國的思想之都。
正如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在《羅馬帝國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寫到的(或許有點言過其實),哈德良開創了“太平盛世”。其繼任者安敦尼·庇護(Antoninus Pius)與馬爾庫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延續了哈德良的政策。可以說,三人力求“不戰不侵而揚帝國之威。通過一次次體面的變通,他們贏得了蠻族的友誼,並努力使之相信,羅馬政權並無征服之心,唯以秩序與正義之愛行事”。
本書是我的第三部羅馬傳記,連同另外兩部作品,組成了三部曲。《西塞羅傳》(Cicero)記錄了老朽的羅馬共和國的衰亡,《奧古斯都傳》(Augustus)講述了權傾天下之人的故事,本書則描繪了一位平息侵略騷亂、建立盛世的帝王,展示了君主專制下也可實現善治。前兩本書的部分人物久已作古,但本書中仍會提及,尤其是哈德良深為欽佩並大力效法的奧古斯都。
本書不光寫人,亦寫時——一個政權頻繁更迭的動蕩時代,如何重歸寧靜。對許多讀者而言,羅馬共和國的衰亡已是耳熟能詳,而從尼祿(Nero)末年到哈德良掌權的時期,恐怕知之者甚少。他們可能會發現,新鮮的人物和情節,令這個時代刀光劍影,跌宕起伏,更加刺激。
哈德良絕非個對希臘心馳神往的皇帝。幾百年來,大多數統治精英兼通拉丁語與希臘語。以詩自戀的尼祿皇帝,有著同哈德良一樣的統一之心,卻無統一之能。
哈德良幼年時發生了兩件刻骨銘心的事。其一,巨大的“屠人場”羅馬大鬥獸場(Colosseum)落成,向公眾開放;其二,龐貝的毀滅似乎預示了世界將如何終結。
待年近弱冠,哈德良又目睹了皇帝圖密善(Domitian)對統治階層的“大清洗”。後來,圖密善遇弒,避免了一觸即發的內亂。哈德良遠親,一度的監護人,後名聲遠揚的將軍圖拉真(Trajan),適時掌控大權。圖拉真曾在多瑙河畔,與某兇猛的蠻族王國兩次血戰,年輕的哈德良受其熏陶,掌握了用兵之術。羅馬圖拉真紀功柱上的浮雕,便記錄了這些紛繁事件。它們仿佛雕刻的新聞短片,其訴說穿越時間,堪比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報道。
圖拉真獲勝,可災難亦隨之而來。在一場引發當時強烈共鳴的戰役中,圖拉真入侵了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大概位於今伊拉克)。告捷之迅速,是因為帕提亞人幾乎甚至根本就沒有抵抗。可隨後,暴動在這個東方帝國此起彼伏。身心俱疲的皇帝將指揮權交給自己以前的被監護人,並很快就在返回羅馬途中駕崩。
軍團擁立哈德良為新皇帝。他終於度過了漫長艱辛、險像環生的修行期,在四十歲上,成為已知世界的新主宰。現在,他渴望名垂青史,決心已定,無人可擋。他不知疲倦地巡幸,一路馬不停蹄。他視察一切,改革一切——穩固邊疆,操練軍隊,編纂法典,改善民生,振興經濟。
然而,這些澤被國家的功績中,有一個可怕的污點。哈德良的政治生涯有一片揮之不去的陰影。猶太民族拒絕接受帝政。他們發動反抗羅馬的大規模起義。結果,起義者遭遇了滅頂之災;據估計,數千名猶太人遭處決,不計其數的百姓被迫背井離鄉。為徹底從記憶中抹去這個棘手倔強的民族,哈德良給耶路撒冷重新命名,並另造新詞“巴勒斯坦”取代猶地亞。所有猶太人不得進入自己的都城。直至兩千年後,他們纔重返家鄉,恢復獨立。
哈德良是古羅馬神秘的皇帝。
為何跟他有關的史料寥寥可數?為何他功勛卓著,卻鮮有慶祝?雖然他吸引了學者的關注,但適合大眾讀者的英文完整傳記,直到20世紀20年代纔出現。這種長久沉默的一個原因,就在於他性格復雜多變。哈德良是出色的管理者,他有勇有謀,能敏銳把握當時的主要政治問題。不過,他脾氣暴躁,妄自尊大:一如很多纔華橫溢的外行,他喜歡跟內行較勁,並樂此不疲。有時,他會撩撥友人,然後毫無愧疚地將其趕走。19世紀古典史學家西奧多·蒙森(Theodore Mommsen)就認為他“惹人生厭”,“心術不正”。
危及哈德良身後名聲的,還有更大的威脅,那就是哈德良與俊俏的比提尼亞少年安提諾烏斯(Antinous)的愛情悲劇,後者在尼羅河神秘溺亡。維多利亞時代以及20世紀早期的評論家,對這段難以啟齒的同性戀情,多避而不談。有人甚至幻想,安提諾烏斯是皇帝的非法子嗣。有私生子固然可恥,但比起這種難呼其名的愛情,還是可以接受的。
當然,問題還是古代文獻資源匱乏,流傳下來的也都殘缺不全。我們聽說過哈德良的自傳和很多當時的史料,但隻限其名而已。大部分書籍都在黑暗時代被虛榮的教會付之一炬。
因此,為哈德良立傳必定是費力不討好的差事。要寫書,到底有沒有足夠材料?歷史學家不得已為歷史小說家讓路。二戰結束不久,法國作家尤瑟納爾(Marguerite Yourcenar)出版了好評如潮的《哈德良回憶錄》(Memoirs of Hadrian)。該書采用書信體,敘述者是彌留之際的皇帝,對像則是其但尚未掌權的繼任者——年輕的馬爾庫斯·奧勒留。這本詩意而憂郁的著作,不但填補了我們的知識空白,而且以娓娓道來的口吻,塑造了一個看破紅塵的獨裁者和生活的鋻賞家。不誇張地講,尤瑟納爾一度令學界難以望其項背。讀者普遍認為,她的哈德良真實。
《哈德良回憶錄》發表至今已五十年有餘。該書無疑是大師之作,但(正如那些假古董,剛面市時人們都篤信不疑,時日一久,其真實性便大打)它其實體現了20世紀中期法國文學界對2世紀羅馬的態度。尤瑟納爾的哈德良是具有異國品味的浪漫的理性主義者,是古典時代的紀德(André Gide)。
與此同時,學術研究也取得進展。哈德良不斷在帝國巡幸,每到一處,必敕建劇場、廟宇、高架渠、拱門。建築上的銘文記錄了皇帝的敕令、諭旨和各類公函,有的內容相當詳細。這些素材可謂用大理石寫就的第二自傳。另外,考古學家也破解了大量新素材,這為文學史料增添了許多洞見。
我們不得不認為,哈德良一生的重要事件已經淹沒於漫漫的歷史長河,即便流傳至今,也難以為後人理解(例如他繼位之初爆發的不列顛尼亞起義)。不過,根據現有知識,我們足以為人立傳,講述世事。而我們的傳主生平何等不同凡響!那個時代又何等精彩紛呈!我們對哈德良的幼年及青年時代所知甚少,所幸對當時的公共事件所知甚詳。因而,我們至少可以說說幼年哈德良的所見所聞。同時,我也勾勒了羅馬帝國的運作模式,還原了哈德良成年後即將步入的政治世界。
前人腦海中那個討厭的性變態者,其實魅力十足。他的身上充滿矛盾——暴躁亦可親,冷酷亦好善,刻苦亦圖樂,能實干亦懂審美,雖時而殘忍,但總體而言,其形像豐盈有度。他是詩人,是畫家,熱衷與希臘有關的一切。他是善良的尼祿。
接下來舉幾個實例。我們很難確定古羅馬的貨幣價值。當時貨幣的基本單位是塞斯特斯(sesterce,一種小銀幣),四塞斯特斯可兌換一第納爾(denarius,另一種銀幣)。貨物和服務的價格也與如今不同,都有各種相對價值。以經驗而論,一塞斯特斯可兌換二。這裡不妨舉幾個收入與支出的實例,幫助大家了前1世紀,當時眾人眼中的羅馬首富是馬爾庫斯·利基尼烏斯·克拉蘇(Marcus Licinius Crassus),據說擁有資產兩億塞斯特斯。哈德良時代的一位普通富豪蓋烏斯·普林尼烏斯·凱基利烏斯·塞孔杜斯(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即常說的小普林尼),擁有資產兩千萬塞斯特斯。軍團士兵年收入一千二百塞斯特斯。一個羅馬公民若有兩萬塞斯特斯的年收入,可以過得很滋潤;資產達四十萬塞斯特斯,纔稱得上富裕(這是騎士階層[eques]的基本標準)。根據龐貝古城的塗鴉1世紀中期,一鬥小麥(遠不止十四磅)售價為三塞斯特斯,一塊一磅多點的面包售價不到一阿斯(as),或四分之一塞斯特斯。一阿斯可以買一杯酒、一個盤子或一盞燈,亦可支付公共浴堂的門票。工資(不論現金,還是現金加生活費)幾乎不會低於每天四塞斯特斯。
在提到人名和地名時,我通常使用它們的拉丁拼法,除了一些廣為人知的英語化名稱(故我會用“Rome”而非“Roma”,“普林尼”而非“普林尼烏斯”)。有時,我會用“蠻族”(barbarian)一詞,指希臘人與羅馬人眼中生活在帝國以外的民族。我深知,如此消極的內涵,恐怕會以偏概全,忽略某些優異而成功的聚落。這樣用,純粹為方便起見。在此前的幾部著作中,我采用了當代紀年法(即以預設的耶穌基督出生年份為基準開始紀年),而非按照羅馬紀年(前753年羅馬建城開始紀年後年份往往隻提數字。
羅馬人名具有復雜的意義。名字的部分是日常交流時使用的前名(praenomen)。前名大多從常用名中選擇,如蓋烏斯(Gaius)、馬爾庫斯(Marcus)、盧基烏斯(Lucius)、普布利烏斯(Publius)、塞克斯圖斯(Sextus)。長子的前名一般與父親的一樣。第二部分是族名(nomen gentilicium)。隨後是別名(cognomen,或復數形式cognomina,因為有些人的別名不止一個),起初可能用以指明人物身份或特征,譬如阿格裡科拉(Agricola,意為農民)、塔西佗(Tacitus,意為安靜的);別名往往表示氏族中的某個家族,家族中的某個分支,或嫁入的另一家族。以哈德良為例。其前名為普布利烏斯,族名埃利烏斯(Aelius)之後有兩個別名,一個是暗示其意大利故鄉哈德裡亞(Hadria)的哈德良(Hadrianus),另一個是表示“阿非利加”的拉丁詞阿非爾(Afer)。其中,阿非爾可能暗指他的家族分支跟羅馬行省阿非利加(Africa)有關,也可能承認,他身上流淌著迦太基的血(可能性極大)。獲勝的將軍很可能獲賜別名,比如圖拉真皇帝攻占達契亞王國(Dacian kingdom)後,就贏得尊號“達契庫斯”(Dacicus),意為“達契亞的征服者”。
一般來說,女性的名字是其族名的陰性形式,這一規定在哈德良時代比較寬松。因此,哈德良姊不叫埃利婭(Aelia),而叫圖密提婭·保琳娜(Domitia Paulina),也就是其母的名字。
時至今日,人們對古羅馬的了解,大多通過電影或電視連續劇中的刀光劍影。它們看著的確有趣,但很難讓我們稱心如意。這是因為,它們對古典的態度,摻雜了不合時宜的當代觀點。例如,在我們今天看來,競技場是對大規模施虐的莫名展示。然而,縱使觀眾通過欣賞獲得了殘忍的愉悅,但角鬥士比賽的一個目的,卻是讓觀眾見證勇氣,變得更加堅強或受此激勵。羅馬是軍事化社會,果敢剛毅乃人所共求的品質(virtus)。
如果此書能讓讀者不但了解哈德良,而且了解他的世界,那麼也就取得了成功。這就意味著化陌生為熟悉,因為若讀者對那個年代的生活沒有身臨其境之感(有意為之也好,臨時起境也好),那他對隨後的歷史事件及其參與者,也就不會有深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