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法西斯主義與真理之間復雜而棘手的關繫，再沒有比這更好的書了。

——賈森·斯坦利，耶魯大學哲學繫教授

費德裡科·芬切爾斯坦提供的這份重要的綱要，關乎一條貫穿著現代政治的隱秘的接縫。這不僅是一部靈巧的法西斯主義思想史，而且迫切地提醒我們，在我們這個充斥著“另類事實”和“假新聞”的時代之下，隱藏著深深的仇恨之井。

——《華盛頓郵報》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可能導致法西斯意識形態的假新聞、謊言、反轉和心理學，請拿起這本薄薄的書。它讓人大開眼界。

——亞馬遜網讀者

法西斯分子的政治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對真相的收買和對謊言的廣泛宣傳。

今天，我們看到世界各地湧現出了一波新的右翼民粹領袖。而就像過去的法西斯領袖一樣，他們的政治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對現實的質疑，對神話、憤怒和偏執的支持，以及對謊言的宣揚。

當然，撒謊和政治一樣古老。在政治權力鬥爭的歷史中，宣傳、偽善和矯飾無處不在。以更大的善為名掩蓋真相，是大多數——如果不是所有——政治史的標志。

法西斯分子在政治活動中的那種撒謊絕非典型。差異並不是程度上的，即使程度上的差異很明顯。說謊是法西斯主義的一個特征，而其他那些政治傳統則不然。比如，撒謊在自由主義那裡隻是附帶的。事實上，就法西斯主義的欺騙而言，它們與歷史上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動幾無共同之處。它們超越了政治兩面派的更為傳統的形式。法西斯分子認為他們的謊言是為樸素而的真理服務，而這些真理實際上是更大的謊言。

20世紀著名的法西斯主義領袖——從墨索裡尼到希特勒——都視謊言為真理，視自己為真理的化身。這是他們理解權力、人民主權和歷史的核心。他們用一個建立在神話邏輯之上的世界來替換這個世界，讓真與假無法區分。在法西斯主義中，神話真理取代了事實真理。

對於戈培爾這樣的法西斯主義者來說，知識是一個關乎信仰的問題，尤其是對法西斯主義領袖神話的深信。正如操縱或發明事實是法西斯主義的一個關鍵維度，對超越事實的真理的信仰也是其關鍵維度。法西斯主義者並不認為真理與宣傳之間存在矛盾。

戈培爾將宣傳定義為“一種藝術，不是怎樣去說謊或歪曲，而是如何去傾聽‘人民的靈魂’和‘用一個人能聽懂的語言跟他講話’”。

法西斯主義者將人民、國家和領袖這三者隱喻性的統一，建立在將神話視為真理的終極形式之上。但他們這樣的做法不乏先例。真理與謊言在法西斯主義中的異乎尋常的地位，不過是真理與政治漫長的關繫史中反復出現的一個方面。在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看來，政治史總是呈現出與真理的緊張，而法西斯主義對這種緊張的解決，意味著對政治的破壞。要界定法西斯主義，其中一點便是有組織地撒謊。隻有領袖規定的事實（和謊言）纔可以被接受為真相。

同樣，納粹黨人也沒有區分可觀察的事實與受意識形態驅使的“真相”。當“群眾領袖攫取了讓現實來配合其謊言的權力”時，極權主義獨裁激進的結果便出現了。幾年後，在關於阿道夫·艾希曼的引發爭議的研究中，阿倫特對這位大屠殺策劃者的推理過程進行了重要的探究。艾希曼可謂“對事實本身極其蔑視”這一現像的縮影。

法西斯主義捍衛的是一種神聖的、彌賽亞式的和卡裡斯瑪型的領導，這種領導將領袖、人民和國家三者有機地聯繫在一起。人民主權被完全委托給了獨裁者，獨裁者以人民共同體的名義行事，他比人民更清楚他們真正想要什麼。法西斯主義者用政治神話取代了歷史和基於經驗的真理觀念。他們對敵人有一種的看法，認為敵人對國家和人民來說是一種生存威脅，必須先對其進行迫害，後將其驅逐或消滅。

這不是一種源自書本的理性的倫理教育，而是從形像和情感中汲取倫理。簡而言之，是迷信的回歸。因此，博爾赫斯認為法西斯主義與閱讀是正相對立的。他在1944年警告道，法西斯主義終將導致知識的毀滅。它將為“地球上所有書籍的死亡”開闢道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缺乏1944年博爾赫斯對當時正在進行的滅絕猶太人的那種了解，弗洛伊德還以諷刺的口吻， 認為焚書比焚尸好。對弗洛伊德來說，納粹黨人的焚書代表了法西斯主義對學術文化的排斥：“我們取得了多麼大的進步啊。要是放在中世紀，他們會把我活活燒死； 而如今，他們滿足於燒掉我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