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史概述

中東地處歐亞非大陸的中央地帶，自古以來便是東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四通八達的地理位置導致中東人口分布的復合結色彩，閃含語繫、印歐語繫和阿爾泰語繫的諸多分支在中東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留下了各自的印記。不同文明的彙聚與衝突，構成中東歷史的鮮明特征。

中東地區的古代文明可以上前3500年，兩河流域南部的蘇美爾人在美索不達米亞建立了初的城邦文明。繼蘇美爾人之後，閃含語繫的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亞述人和迦勒底人分別先後征服諸多的敵對勢力，在美索不達米亞及其周邊地帶建立起具有相當規模的統一國家。與此同時，閃含語繫的古埃及人崛起於尼羅河流域，吉薩的金字塔和盧克索的神廟群構成古埃及文明的集中體現。埃蘭人、克塞人、喜克索斯人、腓力斯丁人、腓尼基人、希伯萊人、赫梯人亦曾粉墨登場，角逐於中東的歷史舞臺前6世紀，稱雄中東的閃含語繫諸多分支日漸衰微，印歐語繫的重要分支波斯人異軍突起，成為主宰中東命運的統治民族；在阿黑門尼德王朝的鼎盛階段，波斯人一度控制西起尼羅河、東至阿姆河的遼闊疆前3世紀，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自希臘起兵，東征波斯帝國，阿黑門尼德王朝壽終正寢。此後數百年間，波斯帝國的安息王朝和薩珊王朝領有伊朗高原和美索不達米亞大部，同為印歐語繫分支的希臘人和羅馬人相繼控制東地中海沿岸，進而在中東地區形成東西對峙的態勢。

阿拉伯半島由於特定的地理環境，雖為三大古代文明發源地所環繞，卻在相當長時期內彷佛被喧囂的文明社會所遺忘。伊斯蘭教誕生前的百餘年間，為了奪取有限的生活資源和必要的生存空間，阿拉伯人之間的相互劫掠連綿不斷，血族廝殺曠日持久，部落戰爭遍及整個半7世紀初，地處阿拉伯半島西部荒漠的麥加和麥地那猶如兩顆冉冉升起的新星，照耀著“兩洋三洲五海”世界的古老大地。610年至622年間，先知穆罕默德在麥加以安拉的名義傳布啟示，遭到古萊西人的抵制，初興的伊斯蘭教面臨夭折的危險。622年，先知穆罕默德及其追隨者離開麥加前往麥地那。先知穆罕默德與麥地那的居民訂立一繫列協議，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溫麥”在麥地那建立。徙志標志著伊斯蘭國家的起點，溫麥構成伊斯蘭國家的初形態。徙志是早期伊斯蘭教歷史上的重大轉折，它開啟了伊斯蘭教歷史。伊斯蘭教擺脫了瀕臨夭折的境地，文明的萌芽開始植根於麥地那綠洲的沃土之中。先知穆罕默德作為伊斯蘭文明的締造者，成為伊斯蘭國家無可替代的領袖。先知穆罕默德發動對麥加古萊西人、阿拉伯半島的猶太人以及貝都因人的聖戰，伊斯蘭文明在阿拉伯半島初步確立。

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在麥地那與世長辭。經過穆斯林核心人物的協商，麥地那的穆斯林共同擁戴阿布·伯克爾作為先知穆罕默德的繼承人“哈裡發”，擔任教俗合一伊斯蘭國家的領袖，伊斯蘭世界從此進入哈裡發國家的時代。哈裡發國家歷經麥地那哈裡發國家、倭馬亞王朝和阿撥斯王朝三個發展階段。

麥地那哈裡發國家（632-661年）以麥地那為首都，阿拉伯半島西部的希賈茲地區是國家的政治中心。麥地那哈裡發國家采用共和政體，四位哈裡發均由選舉或協商產生，新興伊斯蘭貴族的統治是共和政體的實質所在。阿布·伯克爾當政時期，“裡達”風波得以平息，整個阿拉伯半島的政治統一遂成定局。新興的伊斯蘭文明一旦在阿拉伯半島取得勝利，便開始以不可阻擋的迅猛勢頭衝擊半島周圍的廣大地區。阿布·伯克爾於633年正式發動了震撼世界的軍事擴張運動，將聖戰的矛頭首先指向富庶的敘利亞地區。穆斯林戰士兵分數路向東西兩個方向進軍，分別攻入敘利亞和伊拉克地區，與拜占廷帝國和波斯帝國的軍隊展開激烈的戰爭。

麥地那哈裡發國家的第二任哈裡發歐默爾是繼先知穆罕默德之後伊斯蘭國家的第二位奠基人，他繼續推行軍事擴張政策，並為哈裡發國家確定了基本的政治制度，即伊斯蘭教神權統治與阿拉伯人的民族統治合而為一。歐默爾在麥地那設立稱作迪萬的財政機構，統一管理國庫收支，並且根據與先知穆罕默德的親緣關繫和宗教資歷，實行年金的差額分配。他還頒布法令，將先知穆罕默德徙志之年作為伊斯蘭教，以阿拉伯傳統歷法的該年歲首622年7月16日）作為伊斯年的開端。

麥地那哈裡發國家的第三任哈裡發奧斯曼統治前期，哈裡發國家的征服和擴張運動達到高潮。阿拉伯軍隊在西部攻入馬格裡布和努比亞，東部橫掃伊朗高原直至河中地區。奧斯曼當政後期，哈裡發國家的攻勢逐漸減弱，阿拉伯社會內部的矛盾對立開始出現。奧斯曼成為聖門弟子和部族勢力的共同敵人，全國範圍內都出現了反對奧斯曼統治的浪潮，阿拉伯戰士發動叛亂並進入麥地那圍攻哈裡發奧斯曼。哈裡發奧斯曼的死亡揭開了穆斯林內戰的序幕，他的墳墓埋葬了穆斯林國家內部的和平。

麥地那哈裡發國家的第四任哈裡發阿裡即位之初，哈裡發國家核心政治集團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權力爭奪，原本統一的伊斯蘭國家政權一度三分天下。一些伊斯蘭教貴族不承認阿裡出任哈裡發的合法地位，於是聚集到巴士拉與阿裡分庭抗禮。“駱駝之戰”在伊斯蘭歷史上首開穆斯林內戰之先河，近萬名阿拉伯戰士和眾多聖門弟子陣亡。此外，倭馬亞氏族領導人穆阿威葉擁兵自立，並以為奧斯曼復仇的名義，與阿裡抗衡。661年阿裡在庫法遭到暗殺，標志著麥地那哈裡發時代的結束。麥地那哈裡發時代是一個充滿虔敬安拉之宗教激情的時代，濃厚的平等色彩和強烈的民主傾向是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征。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在聖戰的旗幟下走出貧瘠的家園，作為嶄新的統治民族登上中東的歷史舞臺，以武力征服建立了一個地域廣闊的阿拉伯帝國。

大約在阿裡遇難的同時，穆阿威葉出任哈裡發並定都大馬士革，開始了倭馬亞王朝（661-750年）的統治，敘利亞地區是倭馬亞哈裡發國家的政治中心。阿裡的長子哈桑放棄爭奪哈裡發權位，穆斯林內戰結束，伊斯蘭世界恢復了統一。穆阿威葉即位以後，適應哈裡發國家大多數臣民尚未皈依伊斯蘭教的社會現實，改變麥地那時代信仰至上和神權統治的原則，著力淡化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的差異和對立，實行非伊斯蘭教化色彩的世俗統治。穆阿威葉統治時期，哈裡發國家的內部恢復了和平和秩序，阿拉伯帝國的疆域得到進一步的擴展。679年，穆阿威葉宣布廢除哈裡發選舉產生的傳統原則，指定其子葉齊德作為自己的繼承人，從而開創哈裡發家族世襲的政治制度，穆阿威葉因此區別於麥地那時代諸哈裡發，成為伊斯蘭歷史上的位君王。680年，穆阿威葉病逝於大馬士革，其子葉齊德承襲父職，出任哈裡發。葉齊德即位後，反對倭馬亞人的社會勢力拒絕承認葉齊德出任哈裡發的合法地位，並迎請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孫，阿裡的次子侯賽因前往庫法出任哈裡發。侯賽因在卡爾巴拉遇難導致伊斯蘭世界內戰再起。希賈茲傳統勢力的代表阿卜杜拉·祖拜爾以“聖族保護者”的名義在麥加被擁立為哈裡發，公開反對倭馬亞王朝，阿拉伯帝國出現兩個哈裡發並存的局面，伊斯蘭世界處於分裂的狀態，倭馬亞王朝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692年，倭馬亞王朝哈裡發馬立克派遣軍隊攻擊麥加，雙方對抗達半年之久，終阿卜杜拉·祖拜爾戰敗被殺，穆斯林內戰得以平息。阿卜杜拉·祖拜爾的失敗，意味著聖門弟子政治勢力的衰落和共和政體的徹底崩潰。馬立克的勝利，不僅重建了伊斯蘭世界的政治統一，而且標志著君主制排斥和否定共和制之歷史進程的終完成。君主制明確了權位的繼承，避免了內戰的隱患，有助於和平的實現，有助於社會的穩定和社會的發展。倭馬亞時代的君主制取代麥地那時代的共和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一場政治革命，是歷史的巨大進步。馬立克統治時期，完善國家的官僚體制，強化哈裡發對行省的控制，組建了哈裡發國家的常備軍。馬立克還實施語言改革和幣制改革，有力地推動了伊斯蘭世界的阿拉伯語化進程，為伊斯蘭世界各地的交往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馬立克當政期間，穆斯林內戰平息，伊斯蘭世界重新統一，哈裡發國家隨之開始發動新的擴張。至韋裡德和蘇萊曼當政期間，倭馬亞王朝的軍事征服達到。穆斯林軍隊向東攻入中亞和印度，向西征服西班牙並揮戈進入法國。倭馬亞王朝進入鼎盛的時期，大馬士革的哈裡發統治著西起馬格裡布和伊比利亞半島、東至錫爾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廣大地區。

伴隨著倭馬亞王朝疆域的拓展，伊斯蘭教的傳播範圍不斷擴大。至倭馬亞王朝後期，波斯人和柏柏爾人等被征服民族中的伊斯蘭教皈依者在數量上已經超過阿拉伯血統的穆斯林。倭馬亞王朝沿襲麥地那哈裡發國家的歷史傳統，強調阿拉伯人與伊斯蘭教合而為一的政治原則，實行阿拉伯穆斯林對於非阿拉伯血統異教人口的統治。非阿拉伯血統的異教臣民改宗伊斯蘭教以後，卻得不到相應的權利和地位。他們不肯長期屈居阿拉伯人之下，柏柏爾人和突厥人屢屢反叛。此外，與先知穆罕默德具有親緣關繫的阿撥斯人指責倭馬亞哈裡發拋棄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誨和背離伊斯蘭教的準則，否定倭馬亞人出任哈裡發的合法地位，要求重新確立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在伊斯蘭世界中的核心地位和神聖權力。743年哈裡發希沙姆死後，倭馬亞哈裡發國家進入動蕩時期。倭馬亞人相互傾軋，哈裡發頻繁更替。倭馬亞王朝眾叛親離，四面楚歌，往日輝煌的基業隻剩下斷壁殘垣。同時，阿撥斯家族在呼羅珊建立了反對倭馬亞王朝的根據地，發動了以“歸權先知家族”和實現穆斯林平等為宗旨的大規模起義。750年，倭馬亞王朝哈裡發麥爾旺二世在埃及被阿撥斯人殺死，倭馬亞王朝滅亡。倭馬亞王朝的覆滅，標志著伊斯蘭歷史上阿拉伯人統治時代的結束。

阿撥斯王朝（750-1258）的建立，標志著伊斯蘭世界的歷史進入嶄新階段。阿撥斯王朝營建新都巴格達，伊斯蘭世界的政治重心逐漸東移，伊拉克成為哈裡發國家的中心所在，呼羅珊地區獲得舉足輕重的地位。阿拉伯人壟斷國家政權的時代宣告結束，非阿拉伯血統的穆斯林貴族成為伊斯蘭世界的重要政治勢力。信仰的差異逐漸取代民族的對立，成為哈裡發國家社會矛盾的重要表現形式，進而導致伊斯蘭神權政治的重建，國家制度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阿撥斯王朝建立之初，國內局勢尚不穩定，哈裡發的首要任務是鏟除政治隱患和排斥異己勢力。倭馬亞家族的80餘人悉遭殺害，庫法的哈希姆派首領被處死，阿裡家族的成員也遭到追捕和迫害，起兵反抗的阿裡家族成員全部被處死。阿布·阿撥斯在位期間，哈裡發國家的政治格局表現為東西分治的傾向。格羅斯山的東西兩側分屬呼羅珊總督阿布·穆斯林和哈裡發阿布·阿撥斯統轄。哈裡發曼蘇爾擊敗阿卜杜拉·阿裡領導的敘利亞叛軍之後，又處死了阿撥斯王朝勛阿布·穆斯林，從此以後，哈裡發一統天下，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權。曼蘇爾的勵精圖治為阿撥斯王朝奠定了堅實的基業。哈裡發馬赫迪強調阿撥斯人與先知穆罕默德的血親關繫，進而奠定了阿撥斯哈裡發國家權力合法性的理論基礎。馬赫迪還采取安撫的手段，極力緩解什葉派與阿撥斯人的對立。哈裡發哈迪即位以後，以武力鎮壓了什葉派在哈裡發國家腹地發動的後一次起義。哈裡發哈倫當政期間，哈裡發國家進入伊斯蘭帝國歷史上的鼎盛時期。哈倫致力於征討拜占廷的聖戰，統領龐大軍隊遠征小亞細亞，攻陷赫拉克利亞、泰阿納、伊科紐姆和以弗所等地，迫使拜占廷皇帝尼斯福魯斯納貢乞和。阿撥斯王朝與歐洲西部的法蘭克王國交往與合作，雙方多次遣使互訪，互贈禮品以示友好。哈倫還曾接待過來自印度的使團，他們向哈裡發贈送了許多貴重的禮品。阿撥斯王朝前期，哈裡發的集權統治借助於教俗合一的形式達到。哈裡發儼然成為國家權力的化身，通過規模龐大的官僚體繫和四通八達的驛政體繫實現對中央和地方的控制。日益完善的稅收制度為阿撥斯王朝前期的集權政治提供了重要基礎，行省權力分割的制度則是哈裡發集權政治的重要保障，職業化軍隊的建立是哈裡發集權政治的重要工具。

哈倫之子艾敏與馬蒙之間的戰爭，是阿撥斯王朝政治嬗變的重要分界線。9世紀以後，來自伊斯蘭世界邊緣地帶的外籍勢力開始涉足哈裡發國家的政壇，土著政權相繼割據自立，阿撥斯王朝的轄地日漸縮小，阿撥斯哈裡發的集權統治日漸衰微，教俗合一的權力體制趨於廢止。外籍新軍的政治勢力不斷擴展，逐漸威脅到哈裡發的地位。穆臺瓦基勒是位被外籍將領謀殺的哈裡發。穆格臺迪爾是後一位領有伊拉克、敘利亞、埃及和伊朗西部諸地的阿撥斯王朝哈裡發。嘎希爾當政期間，哈裡發所領有的疆域隻剩下伊拉克中部一帶。936年，哈裡發拉迪正式賜封瓦西兌守將穆罕默德·拉伊克“總艾米爾”的稱號，賜予他兼領艾米爾的軍事權力與維齊爾的行政權力。總艾米爾的設置，標志著哈裡發國家教俗合一權力體制的結束。此後歷任哈裡發僅僅被視作伊斯蘭世界的宗教領袖，其原有的世俗權力喪失殆盡。

復合的政治結的政治基礎，是阿撥斯哈裡發國家區別於麥地那哈裡發國家和倭馬亞哈裡發國家的重要特點。阿撥斯時代，包括波斯人、突厥人、柏柏爾人、庫爾德人、塞加西亞人在內的非阿拉伯人中皈依伊斯蘭教者日漸增多，尤其是波斯人和突厥人的政治勢力迅速膨脹，中東伊斯蘭世界隨之出現群雄逐鹿的分裂局面。阿撥斯王朝從建立之初，其管轄區域與伊斯蘭教區域就是不相吻合的。756年，倭馬亞王朝後裔阿卜杜勒·拉赫曼在伊比利亞首創獨立於阿撥斯王朝的伊斯蘭教政權後倭馬亞王朝（756－1031年）。後倭馬亞王朝在第八位艾米爾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當政期間達到鼎盛狀態，北起比利牛斯山區南至直布羅陀海峽盡屬其地。909年，自稱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瑪與阿裡後裔的伊斯馬儀派首領賽義德·侯賽因被起義軍擁立為哈裡發，法蒂瑪王朝（909－1171）由此建立。法蒂瑪王朝自建立伊始便公開反對作為正統穆斯林宗教領袖的巴格達哈裡發，否認阿撥斯家族在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地位。繼法蒂瑪王朝的統治者采用哈裡發的稱號之後，西班牙的後倭馬亞王朝艾米爾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亦於929年改稱哈裡發。法蒂瑪王朝哈裡發與東方的阿撥斯哈裡發、西方的後倭馬亞哈裡發三足鼎立，分庭抗禮，標志著伊斯蘭世界的進一步分裂。10世紀末至11世紀初，法蒂瑪王朝處於鼎盛狀態，從大西洋沿岸到幼發拉底河上遊和阿拉伯半島都是其屬地。法蒂瑪王朝的哈裡發肩負著對拜占廷帝國聖戰的重任，保護著希賈茲的兩座聖城，阿撥斯哈裡發和後倭馬亞哈裡發的權威相比之下黯然失色。

穆斯林諸民族之間的對抗和伊斯蘭教諸派別的差異，成為助長伊斯蘭世界政治化和導致哈裡發國家解體的深層社會背景。穆斯林的政治分裂，開始於伊斯蘭世界的東西兩端，逐漸波及哈裡發國家的腹地。十世紀中期，白益家族三位王公分別據有伊拉克、法爾斯和吉巴勒，形成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信仰什葉派的白益家族稱雄伊斯蘭世界的腹地長達一個世紀之久，巴格達的哈裡發成為白益王公任意擺布的玩偶，不僅世俗權力喪失殆盡，其作為宗教領袖的威嚴也蕩然無存。11世紀中葉，阿撥斯王朝進入塞爾柱蘇丹國統治時期。塞爾柱人一度實現了西亞伊斯蘭世界的政治統一，恢復了遜尼派伊斯蘭教的尊嚴。然而，阿撥斯王朝的根基已經坍塌，隻剩下斷壁殘垣，阿撥斯哈裡發依然處於他人的擺布之下，苟且偷生。11世紀末開始，伊斯蘭世界相繼經歷十字軍東征和蒙古西征的浩劫，日趨衰落。1258年，蒙古鐵騎攻陷巴格達，阿撥斯王朝滅亡。

13世紀的蒙古西征，構成中東伊斯蘭世界之歷史長河的重要分水嶺。巴格達的陷落標志著哈裡發國家的覆滅和哈裡發時代的終結。定居社會的衰落、遊牧群體的泛濫、部族勢力的膨脹和政治局勢的劇烈動蕩，成為此後中東伊斯蘭世界的普遍現像。自14世紀起，尊奉遜尼派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土耳其人借助於聖戰的形式在小亞細亞半島和巴爾干半島攻城掠地，結束拜占庭帝國的千年歷史，降服阿拉伯世界，成為中東地區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奧斯曼蘇丹以麥加和麥地那兩座伊斯蘭教聖城的監護者自居，東南歐與西亞、北非廣大地區成為奧斯曼蘇丹的屬地，紅海和黑海儼然是奧斯曼帝國的內湖，多瑙河、尼羅河以及底格裡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則被視作奧斯曼帝國橫跨三洲之遼闊疆域的像征。然而，奧斯曼帝國對於中東諸多地區的控制，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地方勢力與伊斯坦布爾之間的關繫。奧斯曼帝國的北部即安納托利亞和巴爾干半島構成蘇丹統治的重心所在，南部阿拉伯人地區長期處於相對自治的地位。奧斯曼帝國沿襲哈裡發國家的歷史傳統，采用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奧斯曼帝國采用君主政體，蘇丹的權位遵循奧斯曼家族世襲的繼承原則。奧斯曼蘇丹自詡為信士的長官，儼然是阿撥斯王朝哈裡發的繼承人，兼有世俗與宗教的權力。保衛伊斯蘭世界的疆域、統率穆斯林對基督教世界發動聖戰和維護伊斯蘭教法的神聖地位，是奧斯曼蘇丹的首要職責。奧斯曼帝國鼎盛時期，甚至遠在蘇門達臘諸島和伏爾加河流域的穆斯林亦將伊斯坦布爾的蘇丹視作伊斯蘭世界的保衛者。

16世紀初，薩法維王朝興起於伊朗高原，尊奉什葉派伊斯蘭教為官方信仰，與奧斯曼土耳其人分庭抗禮。17世紀上半葉，薩法維王朝的統治達到，其疆域北起裡海，南至波斯灣，西部邊境與奧斯曼帝國接壤，東部邊境與莫臥爾帝國毗鄰。薩法維王朝衰落以後，諸多遊牧群體相繼入主伊朗高原，政權更替頻繁，局勢動蕩。愷伽王朝建立後，一定程度上遏止了部落政治的泛濫，伊朗高原由此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

18世紀，奧斯曼帝國面臨近代歐洲崛起的巨大壓力，來自基督教世界的戰爭威脅促使奧斯曼蘇丹開始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舉措。塞裡姆三世和馬哈茂德二世推行的新政舉措以及19世紀中葉的坦澤馬特運動，始終圍繞著完善中央集權的鮮明主題，旨在強化奧斯曼蘇丹的專制獨裁和遏制地方勢力的離心傾向，進而維持奧斯曼土耳其人對於諸多被征服民族的封建統治。1800年前後的奧斯曼帝國，盡管衰落征兆逐漸顯現，對外戰爭屢遭敗績，依然統治著巴爾干半島、安納托利亞和阿拉伯世界的廣大地區。自19世紀開始，西方的衝擊挑戰著伊斯蘭世界的傳統政治秩序，奧斯曼帝國成為西方殖民列強蠶食和瓜分的“東方遺產”，伊朗則是英國與沙皇俄國的勢力範圍。奧斯曼帝國和愷伽王朝呈逐漸衰落的趨勢，財政歲入枯竭，對外戰爭接連失利，地方離心傾向增長，王權日漸式微。中東伊斯蘭世界逐漸喪失傳統時代的自主地位，卷入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繫，進而成為西方列強的原料供應地和工業品市場，自給自足的封閉狀態不復存在。奧斯曼帝國和愷伽王朝的衰落並非意味著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全面衰落，而是包含新舊經濟秩序的更替、新舊社會勢力的消長、新舊思想的衝突、民主與獨裁的抗爭等現代化進程中的特有現像，體現中東伊斯蘭世界的長足進步。

進入20世紀，奧斯曼帝國的崩潰和愷伽王朝的壽終正寢構成中東伊斯蘭世界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歷史內容，諸多新興的民族國家崛起於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之上標志著中東伊斯蘭世界之新生的開始。中東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進程發端於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小亞細亞半島和埃及，繼而向新月地帶和伊朗高原逐步擴展，直至延伸到阿拉伯半島。民族矛盾與宗教矛盾的錯綜交織、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此消彼長、民主與專制的激烈抗爭、農本社會的衰落、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長足發展以及國有化改革與非國有化運動，構成中東現代化進程的基本內容。政治的動蕩和經濟社會領域的深刻變革，貫穿20世紀的中東歷史。

伊朗高原是波斯人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園。伊斯蘭教興起後，阿拉伯人長驅東進，延續千年的波斯帝國壽終正寢，伊朗高原被納入哈裡發國家的版圖。9世紀後期，薩法爾王朝（867－900年）崛起於伊朗高原東南部的錫斯坦，波斯人稱雄一時。薩曼王朝
（874－999年）統治的極盛時期，疆域北起咸海、南至波斯灣、西起裡海南岸、東至怛羅斯，波斯文化在歷經3個世紀的衰落之後漸趨復興。白益家族統治時期，法爾斯進入歷史上的黃金時代。此後數百年間，伊朗歷經突厥人遷徙浪潮的衝擊和蒙古鐵騎的踐踏，遊牧勢力膨脹，部落政治泛濫，經濟凋敝，社會動蕩。16世紀初，薩法維王朝實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國王兼有什葉派宗教領袖與世俗君主的雙重權力。薩法維王朝實行強制皈依的宗教政策，迫使伊朗高原的土著居民放棄遜尼派伊斯蘭教的傳統信仰，改宗什葉派伊斯蘭教。薩法維王朝衰落以後，伊朗相繼處於阿富汗人、阿夫沙爾王朝、桑德王朝的統治之下。遊牧群體的擴張和定居區域的萎縮以及部落政治的膨脹和官僚政治的衰微，構成18世紀伊朗歷史的突出現像。

1796年建立的愷伽王朝沿襲薩法維王朝教俗合一的統治模式，卻始終未能建立起強有力的集權政治。愷伽王朝諸多省區的長官和遊牧部落的首領各自為政，號令一方。德黑蘭是宮廷的所在和世俗政治的標志，庫姆則是什葉派歐萊瑪的精神家園和宗教政治的像征。愷伽王朝時期，資本主義世界體繫的擴張和西方的衝擊導致伊朗傳統秩序的解體，進而揭開了伊朗現代化進程的序幕。伊朗的現代化改革，開始於19世紀20年代，初涉及的領域主要是軍事層面，表現為自上而下的形式。19世紀下半葉，模仿西方成為伊朗社會的時尚，器物層面、制度層面和思想層面的西化傾向則是此間伊朗現代化的重要內容。知識分子作為新興的社會階層在伊朗初露端倪，憲政主義、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在伊朗社會廣泛傳播，賈馬倫丁·阿富汗尼（1839－1897年）和米爾扎·馬爾庫姆汗（1834－1898年）是新知識分子的主要代表。反對國王出讓煙草專賣權的民眾運動（1890－1892年）和憲政運動（1905－1911年）根源於伊朗傳統社會的深刻危機，表現為現代模式的政治運動。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共同目標，促使伊朗諸多的社會群體走向政治聯合，預示著伊朗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整合與新生。憲政運動將議會和憲法首次引入伊朗政治舞臺，賦予民眾以選舉的權利，對於國王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加以限制，規定自由和平等的政治原則，標志著伊朗政治現代化進程的啟動。

憲政運動結束以後，錯綜交織的內憂外患，使伊朗陷入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1925年12月，伊朗第五屆議會投票表決，廢黜愷加王朝的末代君主，建立巴列維王朝（1925-1979年）。巴列維王朝的建立，標志著西方君主立憲的政治形式與伊朗專制主義的歷史傳統兩者的結合。禮薩汗當政期間，實行極權主義的統治政策，致力於國家機器的強化。國王是至高無上的君主，議會不再具有任何實質性的作用而徒具形式。禮薩汗長期奉行民族主義和世俗主義的政治原則，強調伊朗的歷史傳統取代強調伊斯蘭的歷史傳統，進而以強調國王的權力和尊嚴取代強調安拉的權力和尊嚴，政治改革、司法改革、教育改革和社會改革構成巴列維王朝排斥教界傳統勢力的重要舉措。禮薩汗當政期間，伊朗的現代化主要表現為現代工業的興起和工業化進程的啟動。1941年穆罕默德·裡薩·巴列維即位以後，王權衰微，社會動蕩，諸多政治勢力激烈較量，進而形成議會政治、政黨政治和君主並存的復雜局面。穆罕默德·摩薩臺領導的石油國有化運動包含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雙重傾向，實現了廣泛的社會動員和諸多社會群體的廣泛聯盟，卻因內部的分裂和國外勢力的介入而以失敗告終。巴列維國王重新控制國家權力以後，憑借豐厚的石油收入和美國政府的支持，著力強化極權政治，極力排斥民眾的政治參與，裝備精良的軍隊和龐大的官僚機構則是巴列維國王實行極權政治的有力工具。巴列維國王於1963年至1971年發起白色革命，主觀目的是鞏固巴列維家族的權力壟斷，客觀結果卻是經濟領域的劇烈變革和新舊勢力的消長。巴列維王朝與在外地主的傳統政治聯盟是伊朗君主制度的社會基礎，卻因白色革命而趨於瓦解，諸多社會階層和教俗各界因反對君主獨裁而形成廣泛聯盟。巴列維國王的政治獨裁使之成為眾矢之的，政治革命的客觀條件逐漸成熟。

1977年至1979年自下而上的伊斯蘭革命，標志著伊朗君主制度的壽終正寢。霍梅尼時期（1979-1989年），伊斯蘭化是伊朗社會的突出現像，法基赫制度和神權政治具有極權主義的明顯傾向。霍梅尼作為克裡斯瑪式的宗教領袖，儼然是伊斯蘭革命的像征和伊斯蘭共和國的化身，凌駕於國家和社會之上，行使的統治權力，而議會和總統處在從屬於宗教領袖的軟弱地位。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後，哈梅內伊繼承法基赫職位。後霍梅尼時期，伊朗現代化進程的主要特征在於化、經濟自由化和社會生活開放化。法基赫制度依舊構成伊朗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然而法基赫的權力逐漸削弱，議會地位提高，民眾選舉的政治影響不斷擴大，民選總統開始成為政治舞臺的核心人物，法基赫、議會與總統之間的權力分化的趨勢。伊朗出現諸多政治勢力分庭抗禮的局面，進而形成宗教政治與世俗政治的對抗與消長。90年代末期，伊朗政壇的不同政治聲音日趨顯見。伊朗政壇出現自由化和政治改革的強烈呼聲，其波及範圍之廣和影響之大，前所未有。

麥地那哈裡發時代，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埃及成為東方伊斯蘭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7世紀中葉至9世紀中葉的兩百年間，埃及處於行省的地位，是哈裡發國家重要的糧食產地和稅收來源，亦是伊斯蘭教在北非和地中海世界得以廣泛傳播的重要據點。土倫王朝（868－905年）統治時期，是埃及歷史發展的黃金時代。土倫王朝滅亡以後，外籍將領相繼出任埃及總督。法蒂瑪王朝擊敗伊赫希德王朝占領埃及以後，營建新都曼蘇爾城（今埃及首都開羅），建造愛資哈爾清真寺作為宣傳伊斯馬儀派思想的中心。1153年，十字軍經地中海進攻埃及。阿尤布王朝（1171－1250年）統治時期正值十字軍東征的鼎盛階段，穆斯林與基督徒之間的戰爭貫穿阿尤布王朝的始終。阿尤布王朝軍隊能征善戰，拱衛埃及並屢次收復耶路撒冷，令歐洲基督教世界震驚。馬木路克王朝（1250－1517）是外籍將領在埃及建立的寡頭政權，尊奉遜尼派伊斯蘭教，承認阿撥斯王朝哈裡發作為全體穆斯林的宗教領袖，接受哈裡發的賜封。1258年蒙古軍攻陷巴格達以後，馬木路克王朝共擁立16位阿撥斯家族成員在開羅就任哈裡發。哈裡發的主要職責是為新的蘇丹主持就職儀式，馬木路克蘇丹通過哈裡發的權力冊封，極大提高了自身在伊斯蘭世界的地位，開羅儼然成為伊斯蘭世界的權力中心。馬木路克王朝抵御蒙古軍和十字軍的攻擊，在埃及維持了相對穩定的局勢。1517年，奧斯曼帝國的軍隊占領開羅，馬木路克王朝滅亡，埃及被納入奧斯曼帝國的版圖。埃及在奧斯曼帝國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遠離聖戰前沿，長期處於相對自治的狀態。帕夏與馬木路克之間的權力分享，構成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埃及歷史的突出現像。至18世紀，奧斯曼帝國在埃及的統治逐漸削弱，馬木路克勢力呈上升趨勢，由奧斯曼蘇丹任命的帕夏形同虛設甚至被趕出埃及，奧斯曼蘇丹在埃及的統治權力名存實亡。

1798年，拿破侖率軍入侵埃及，馬木路克在埃及的統治基礎趨於崩潰，奧斯曼帝國對於埃及的直接統治趨於瓦解，歐萊瑪和貴族鄉紳在埃及社會的地位和影響明顯提高。法軍入侵和占領埃及，導致埃及傳統政治勢力的急劇衰落和尼羅河流域的權力真空狀態，進而為穆罕默德·阿裡家族政權的崛起創造了重要條件。自1805年起，埃及開始擺脫長期依附於奧斯曼帝國蘇丹的狀態，初步奠定埃及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基礎。穆罕默德·阿裡在開疆拓土的同時，積極實施新政舉措，著力強化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19世紀,埃及現代化進程啟動。埃及經濟生活的重要內容是地權的非國有化、農業生產的市場化和初步的工業化。1882年，英軍占領埃及，埃及政府名存實亡。傳統經濟結構的解體和西方的衝擊導致埃及社會矛盾的錯綜交織。隨著殖民侵略的加深和殖民統治的建立，民族對立日趨尖銳，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埃及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矛盾的主要形式。埃及的智力覺醒與現代政治思想的萌生，首先表現為以賈馬倫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為主要代表的伊斯蘭現代主義的興起，其次表現為世俗色彩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初露端倪。1922年，埃及進入憲政時代，殖民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錯綜交織構成憲政時代的歷史特征。埃及政府處於英國高級專員的操縱和控制之下，憲法的制定和議會選舉的實踐初步體現著現代模式的民眾政治參與，而國王隨意踐踏憲法和解散議會則是極權政治排斥民主政治的基本手段。

1952年自由軍官發動的“七月革命”，掀開了埃及歷史的嶄新篇章，埃及進入共和制時代。納賽爾作為國家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像征，擁有的統治權力，將民族尊嚴置於民眾自由之上，進而形成極權主義的政治傾向。阿拉伯民族主義成為影響埃及社會各個層面的首要因素，埃及自居為阿拉伯世界的領袖，納賽爾則被視作阿拉伯世界的旗手和阿拉伯民族尊嚴的像征。納賽爾主義包含民族主義、極權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三重傾向，是埃及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和現代化的歷史選擇。納賽爾時代封建主義的衰落、新舊社會勢力的消長和工業化的巨大進步，為其後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鋪平了道路。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國家資本主義向自由資本主義轉變，阿拉伯民族主義日漸衰微，現代伊斯蘭主義呈明顯上升的趨勢，埃及進入民主與專制激烈抗爭的嶄新階段。薩達特時代，極權主義的政治模式出現衰落的征兆，自由化政治改革進程啟動。隨著一黨制的衰落和多黨制的初步實踐，政黨政治、選舉政治和議會政治成為不同社會群體角逐權力的政治形式，埃及的政治生活化趨勢，民主化進程初露端倪。穆巴拉克時代，司法權力的獨立化標志著埃及政治領域的明顯變化，諸多反對派政黨作為合法的政治組織構成民眾政治參與的重要勢力，議會選舉則是政黨政治的外在形式，埃及政治生格局日益凸顯。進入90年代，埃及的民主化進程出現逆轉的趨勢，政府操縱的選舉程序導致議會內部政黨席位的相應變化。穆斯林兄弟會與穆巴拉克政府的關繫逐漸惡化，穆斯林兄弟會的主流派別逐漸由溫和反對派演變為激進反對派，政府禁止穆斯林兄弟會的活動。穆巴拉克試圖通過政府與反對派之間的對話，尋求廣泛的政治支持，共同對抗伊斯蘭主義的挑戰，卻拒絕與反對派討論諸如憲政和政治改革等敏感問題，政治對話無果而終。2000年的議會選舉中，穆斯林兄弟會成為議會內部的反對派。

倭馬亞王朝和阿撥斯王朝時期，肥沃的新月地帶曾經是哈裡發國家和伊斯蘭世界的政治重心。自16世紀起，肥沃的新月地帶被納入奧斯曼帝國的版圖，隸屬於伊斯坦布爾的蘇丹。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肥沃的新月地帶脫離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處於協約國的保護之下，其中伊拉克、巴勒斯坦和約旦構成英國的委任統治區域，敘利亞和黎巴嫩構成法國的委任統治區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委任統治制度退出歷史舞臺，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約旦相繼獨立。肥沃的新月地帶諸國的社會結構大都具有明色彩，民族矛盾與教派對立錯綜交織，政治局勢長期處於動蕩的狀態。

伊拉克的哈希姆王朝在英國政府的操縱下建立，其間明確劃定領土疆域，引入君主制、議會制、憲法、政府和軍隊，初步奠定伊拉克國家的政治基礎。伊拉克共和國成立於1958年，自由軍官組織發動政變廢除英國支持的哈希姆王朝，標志著民族主義運動的廣泛勝利，進而揭開伊拉克歷史的嶄新一頁。阿卜杜勒·卡裡姆·嘎希姆執政期間，國家權力高度集中。1963年2月，伊拉克復興黨在巴格達發動軍事政變，建立起納賽爾主義者和復興黨軍官的聯合統治。1968年復興黨政權建立後，伊拉克政治生活的突出變化在於國家職能的強化、復興黨勢力的膨脹、一黨制統治模式的形成、政黨政治與政府政治的合一。薩達姆於1979年掌握國家權力以後，大規模清洗政治異己，重組復興黨，控制武裝力量，凌駕於社會和民眾之上，個人獨裁極度膨脹。80年代末，伊拉克啟動政治自由化進程，承諾舉行多黨制和議會選舉。伊拉克的反對派組織雖成立國民大會，但其內部派繫林立，缺乏統一的政治立場和行動綱領。伊拉克經歷了兩伊戰爭、海灣戰爭和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直至2003年被美軍占領，經濟長期處於蕭條狀態，社會生活水準急劇下降。

敘利亞共和國成立於1932年，1944年獲得主權獨立，經歷了從議會民主制到威權政治的演變過程。戰後初期，敘利亞共和國實行議會民主制的政治制度，多黨制的議會選舉構成政治參與和權力角逐的基本框架。議會民主制時代，敘利亞共和國經歷長期的政治動蕩，權力更迭頻繁，現代化進程的方向表現為明顯的不確定性。1963年復興黨政權的建立構成敘利亞共和國政治演變的重要分水嶺。復興黨的統治，掀開敘利亞經濟社會領域自上而下的深刻變革和現代化進程的嶄新一頁。議會民主制的衰落和威權政治的確立、復興黨內部領導層的新舊更替、遜尼派軍人與宗教少數派軍人之間的激烈角逐、阿拉維派復興黨軍人的政治崛起，構成此間政治生活的核心內容。1970年，哈菲茲·阿薩德發動政變執掌政權，阿薩德、阿拉維派和復興黨依次主導政治舞臺和政治生活，家族政治、教派政治與政黨政治的三位一體以及軍人政治的濃厚色彩則是阿薩德政權的突出特征。阿薩德政權致力於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以犧牲政治層面的自由和民主作為代價，實現新舊秩序的更替。經濟社會秩序的劇烈變動與民主政治的嚴重缺失，導致敘利亞現代化進程的明顯悖論。進入90年代，敘利亞國內出現改變現行政治制度和擴大民眾政治參與的強烈呼聲，民主化進程暗流湧動，威權政治面臨嚴峻的挑戰。與此同時，阿薩德政權開始調整國內政策，擴大議會的權限，允許非復興黨成員進入議會，承諾擴大與伊斯蘭主義者的政治對話，試圖滿足民眾日益高漲的政治訴求，實現國內的政治穩定。然而，阿薩德政權無意從根本上放棄威權政治和推動民主化進程，隻是推行政治減壓的相應舉措，將吸收新階層進入復興黨主導的政府機構作為民主化改革的替代，旨在維持經濟社會秩序變動進程中的政治穩定。2000年，阿薩德去世，其子巴沙爾繼任復興黨總書記和總統，延續威權統治模式，敘利亞國內的政治形勢較為穩定。

黎巴嫩共和國成立於1926年，馬龍派、遜尼派和什葉派在黎巴嫩共和國的政治舞臺上長期處於三足鼎立的狀態，政治生活具有濃厚的教派色彩。戰後黎巴嫩共和國長期實行多黨制的政治制度，教派政治與政黨政治錯綜交織，議會選舉是國家權力更替的基本形式。戰後黎巴嫩政治生活的突出現像，是教派勢力的膨脹、國家權力的軟弱和社會局勢的長期動蕩。卡米勒·查蒙執政時期（1952-1958年），推行親西方的外交政策，排斥穆斯林的政治參與和權力分享，穆斯林與基督徒之間教派對立的進一步加深。福阿德·什哈卜執政時期（1958-1964年），實行中立的外交政策，黎巴嫩出現左翼和右翼兩大相互對立的政治派繫。查理·希路執政時期（1964-1970年），延續福阿德·什哈卜的內外政策，馬龍派基督徒和遜尼派穆斯林長期控制議會和政府，政治生活具有濃厚的貴族色彩，什葉派穆斯林遊離於政治舞臺的邊緣。黎巴嫩內戰（1975－1976年）構成黎巴嫩共和國政治生活和現代化進程的重要轉折點，穆斯林與基督徒形成直接的對立和衝突，外部勢力的干預加劇著黎巴嫩國內錯綜復雜的矛盾，黎巴嫩由此進入動蕩的時代。黎巴嫩內戰和1982年的以色列入侵，導致黎巴嫩政治秩序的劇烈變動。教派人口比例的變化，挑戰著國家權力的傳統分配原則。什葉派的政治崛起和黎巴嫩政治秩序的重建，成為80年代以來黎巴嫩現代化進程的突出現像。1989年塔伊夫協議簽署以後，總統的地位明顯削弱，總理和內閣逐漸取代總統成為國家權力的重心所在。黎巴嫩政府逐步解除各教派政黨的民兵武裝，黎巴嫩內戰至此纔真正結束。

約旦哈希姆王國的前身是英國委任統治時期建立的外約旦埃米爾國，1952年建立君主立憲制，國王有權頒布法律、任免首相、解散議會和統率武裝部隊，來自約旦河東岸的外約旦貴族逐漸取代來自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貴族主導約旦的政治舞臺。侯賽因國王實行親美的外交政策，極力強化君主政治，議會、內閣和安全機構成為執行國王旨意、控制民眾社會的御用工具。1951－1989年，國王任命首相，內閣更替頻繁，每屆內閣平均不足1年。巴勒斯坦人和約旦河東岸原有的約旦人性的人口結構，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經濟社會差異。第三次中東戰爭以後，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支持的巴解組織在約旦境內建立民兵武裝，其與約旦政府之間的矛盾日漸加劇。1971年，侯賽因國王驅逐巴解武裝，取締約旦境內的巴解組織基地，伊拉克和敘利亞駐軍亦撤出約旦。1988年，侯賽因國王正式宣布約旦政府放棄對約旦河西岸的主權和領土要求，然而，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河東岸的約旦王國約占總人口的二分之一，約旦政府依然面臨巴勒斯坦問題的巨大壓力。80年代末，約旦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民眾生活水準下降，國內局勢日趨動蕩。迫於國內外形勢和民眾的政治壓力，侯賽因國王在維持原有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前提下，推行有限的自由化改革舉措。90年代，國民憲章和政黨法的頒布以及選舉法的修改，在強調君主制政體的前提下，承諾擴大國民的政治參與範圍和議會的權力，確立以多黨制為基礎的議會選舉制度。約旦的議會政治、選舉政治和政黨政治日漸活躍，民主化進程隨之啟動。然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旨在擴大統治基礎和緩解政治壓力，民主化進程表現為搖擺不定的狀態。

巴勒斯坦地區的人口構成性，英國委任統治時期，猶太人移民的迅速增長成為巴勒斯坦的突出現像。30年代，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二戰期間猶太人的移民高潮改變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的力量對比。至二戰結束時，阿拉伯人與猶太人處於戰爭的邊緣。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在巴勒斯坦實行阿以分治，以色列國宣布成立，中東戰爭爆發，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難民人數不斷增加。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立，致力於通過武裝鬥爭的方式解放巴勒斯坦。巴解組織繫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世俗政治組織，包括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等阿拉伯國家支持的諸多派別，政治立場各異，兼有溫和色彩和激進傾向。“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簡稱法塔赫）”是巴解組織的主流派別，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和“解放巴勒斯坦民眾民主陣線”是巴解組織內部持激進立場的重要派別。70年代，巴解組織調整戰略目標，在強調對於整個巴勒斯坦地區享有主權的前提下，致力於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建立巴勒斯坦國。1988年，巴解組織承認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同時宣布在東耶路撒冷、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建立巴勒斯坦國，亞希爾·阿拉法特出任總統。1987－1990年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政府激烈對抗的政治環境，導致激進政治組織哈馬斯和吉哈德的形成。進入90年代，隨著巴解組織與以色列的和平談判，哈馬斯和吉哈德等激進組織開始挑戰巴解組織的政治權威，其與巴解主流法塔赫之間的矛盾日漸加劇。

以色列國建立於1948年，采用共和制政體，實行多黨制的議會選舉，總統由議會選舉產生，總理和內閣成員對議會負責。以色列政治制度的突出特征，在於議會的廣泛權力。以色列的議會制度，導致發達的選舉政治和為數眾多的議會政黨。多黨制的議會競選長期構成以色列政治生活的核心內容，阿以關繫與中東和平進程則是議會競選的焦點所在。工黨是以色列政壇重要的左翼政黨，其社會基礎是來自東歐的猶太人移民，在阿以衝突與中東和平進程的問題上持相對溫和的立場。利庫德集團是以色列政壇重要的右翼政黨，其社會基礎主要是亞非裔移民，反對“以土地換和平”的政治原則，拒絕歸還第三次中東戰爭期間以色列占領的阿拉伯人土地，強調包括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在內的整個巴勒斯坦地區具有不可分割性。猶太教政黨長期處於合法地位，強調猶太教法律在以色列國家的統治地位，構成以色列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1949－1977年，工黨作為議會大黨，與宗教政黨長期保持政治合作，宗教政黨成員多次加入工黨主導的多黨聯合政府。1977年起，工黨與利庫德集團在議會競選中平分秋色，宗教政黨作為第三方勢力構成影響以色列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宗教政黨大都持保守立場，支持利庫德集團為首的右翼政黨，要求實行猶太教法的統治，強調猶太教信仰作為獲得以色列公民權利的先決條件，反對“以土地換和平”的政治原則，主張將第三次中東戰爭以後占領的阿拉伯土地納入以色列的版圖。以色列政府長期推行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的政策，驅逐邊境地帶的阿拉伯人，剝奪阿拉伯人的私人土地，限制阿拉伯人的行動自由，禁止阿拉伯人加入以色列軍隊，排斥阿拉伯人的政治參與。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後，以色列占領包括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在內的整個巴勒斯坦，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國的永久首都。90年代，馬德裡會議初步確定巴以和談的政治框架，然而以色列政府態度搖擺不定。沙龍執政後放棄長期以來的巴以和談，致力於高壓政策，巴以局勢驟然緊張。

阿拉伯半島作為伊斯蘭教的發源地，在先知穆罕默德和麥地那哈裡發時代曾經出現過歷史的輝煌。倭馬亞王朝建立以後，伊斯蘭世界的政治重心逐漸轉移。除希賈茲的兩座聖城即麥加和麥地那以外，阿拉伯半島的絕大部分地區重新成為貧瘠和荒涼的去處。由於閉塞的地理位置、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落後的生產技術，阿拉伯半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程長期處於相對停滯的狀態。自16世紀初開始，阿拉伯半島被納入奧斯曼帝國的版圖。奧斯曼帝國占領了阿拉伯半島西部的希賈茲和阿拉伯半島東部的哈薩，其它諸多地區隻是在名義上承認奧斯曼帝國的宗主權，部落傳統根深蒂固，原始民主制的傳統與舍赫的權力錯綜交織，政治生活徘徊於野蠻與文明之間。

伊本·瓦哈卜倡導的宗教革命，構成18世紀阿拉伯半島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先導和理論工具。瓦哈卜家族與沙特家族建立宗教政治聯盟，沙特家族的軍事擴張與瓦哈卜派的宗教傳播相輔相成。沙特家族政權德拉伊葉埃米爾國和利雅得埃米爾國兩度興亡。1902年，伊本·沙特在利雅得重建沙特政權，恢復沙特家族與瓦哈卜家族的宗教政治聯盟，通過伊赫瓦尼運動拓展沙特國家的疆域，於1932年建立了沙特阿拉伯王國。伊本·沙特當政期間，沙特王國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結構尚未出現明顯的變化，血緣政治與地域政治並存，部族傳統與國家制度錯綜交織。石油經濟時代，沙特王國經歷了君主制度強化和官僚機構完善的歷史進程。沙特王國長期延續家族社會的血緣傳統，進而形成家族政治的濃厚色彩。王室長老委員會協商確定王位的更替，歷代國王皆繫伊本·沙特的嫡子，君主獨裁無從談起。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生活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沙特家族政治與瓦哈卜派官方宗教政治的密切結合構成沙特王國的重要政治基礎，沙特家族與瓦哈卜派歐萊瑪長期保持廣泛的合作關繫。70年代以後，現代伊斯蘭主義運動逐漸興起，民間宗教政治運動成為挑戰沙特家族政治和官方宗教政治的主要形式。90年代，民眾力量的崛起與沙特家族的獨裁統治之間經歷了激烈的抗爭。沙特王國政治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制定基本法和成立國家協商會議，然而自上而下政治改革旨在鞏固現存的政治秩序和強化君主制度。政治反對派勢力無疑呈明顯上升的趨勢，其政治影響不斷擴大，政治風暴的諸多征兆日趨顯見。

北也門經歷了從也門王國到阿拉伯也門共和國的發展歷程。阿裡·阿卜杜拉·薩利赫執政期間，推行威權政治，致力於強化國家職能和削弱栽德派部落貴族的傳統勢力。1967年，南也門獨立，南也門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隨後又更名為也門人民民主共和國，建立高度集權的政治模式，推行激進的經濟社會改革舉措。1990年5月，南北也門正式合並，也門共和國宣告成立。也門共和國是迄今為止阿拉伯半島采用共和制政體和實行多黨選舉制的國家，這是也門區別於阿拉伯半島諸君主國的明顯特征。由於也門北部與南部長期經歷不同的發展道路，在諸多方面存在明顯差異，也門共和國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1994年，也門爆發內戰，也門共和國隨之分裂為亞丁政權和薩那政權，薩那政權出兵占領亞丁，也門內戰結束。內戰結束後，也門南北之間的政治平衡不復存在，全國人民大會黨主導的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伊斯蘭教法是國家立法的基礎，廢除總統委員會制，實行總統制，阿裡·阿卜杜拉·薩利赫出任總統。議會逐步處於總統的控制之下，全國人民大會黨作為執政黨的地位逐步強化。伊斯蘭改革黨和也門社會黨作為在野黨，呼吁推進政治民主化進程。

海灣諸國地處相似的自然環境，相互之間具有密切的歷史淵源，蘊藏豐富的石油資源和根深蒂固的血緣傳統構成海灣諸國的共同特征。伴隨著石油財富的增長，海灣諸國相繼崛起，海灣地區的傳統秩序逐漸解體，現代化進程隨之啟動。海灣諸國現代化進程中政治生活的突出現像，是傳統部落貴族與王室之間力量對比的劇烈消長以及國家職能的不斷完善和威權政治的逐漸強化。石油時代，海灣諸國延續君主制的政治制度，科威特的薩巴赫家族、巴林的哈利法家族、卡塔爾的薩尼家族、阿聯酋和阿布扎比的納赫延家族、阿曼的阿布·賽義德家族長期壟斷國家權力和經濟命脈。海灣諸國的統治者憑借豐厚的石油收入，不斷強化君主制度，普遍實行黨禁，排斥民眾的政治參與。1971年特魯希爾條約的終止，標志著英國主宰海灣地區的時代落下帷幕，美國逐漸成為影響海灣地區的主要外部勢力。80年代末90年代初，海灣諸國的民主化運動日漸高漲，自由化改革進程逐漸啟動。

青年土耳其黨執政期間（1913-1918年），奧斯曼帝國的傳統政治秩序遭受重創，蘇丹制度和哈裡發制度名存實亡，政治環境劇烈動蕩。1918年，奧斯曼帝國戰敗投降，土耳其人的家園面臨被肢解的危急局面。深刻的民族矛盾導致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的高漲，安納托利亞高原成為土耳其國家重建和民族復興的政治舞臺。1923年洛桑和約的簽署，標志土耳其作為主權國家的誕生。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凱末爾當選總統，大國民議會是兼有立法和行政雙重職能的國家權力機構，伊斯蘭教是土耳其共和國的國教。凱末爾時代，民族主義、共和主義、世俗主義、民眾主義、國家主義和革命主義成為土耳其共和國的官方意識形態，土耳其共和國的政治模式在於政府、共和人民黨與凱末爾的三位一體。土耳其共和國現代化進程的早期階段表現為獨裁統治的加強和極權化的傾向，世俗化構成極權政治的重要手段。

二戰以後，主義的政治模式逐漸衰落，民主化進程隨之啟動。建立在多黨制基礎之上的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構成土耳其共和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外在形式。50年代，伴隨著普選制的完善與多黨制的廣泛實踐，總統權力逐漸削弱，議會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舞臺。60年代，多黨政治日趨完善，多黨聯合政府成為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現像，政治環境進一步寬松，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體制進一步完善，新聞媒體和大學獲得自治的地位，政府權力處於法律和社會輿論的制約之下。在多黨制議會選舉的歷史條件下，諸多政黨極力爭取宗教群體的選票支持，導致土耳其政治領域的非世俗化傾向，現代伊斯蘭主義隨之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臺，伊斯蘭復興運動由文化領域逐漸延伸至政治領域。進入90年代，伊斯蘭復興運動日漸高漲，伊斯蘭政黨異軍突起，進而挑戰世俗政黨在土耳其政壇的主導地位。與此同時，政黨政治出現明顯的變化，諸多小黨在議會選舉中的政治空間呈擴大的趨勢，議會非多數黨的聯合組閣再次成為土耳其政壇的突出現像。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進程經歷從社會上層和精英政治向社會下層和民眾政治的擴展以及從城市範圍的政治參與向鄉村地區的政治動員的延伸，日趨完善的政黨政治是土耳其現代化進程中的突出現像和明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