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譯本序

    導言

    1. 走投無路的戰犯們

    2. 麥克阿瑟在東京

    3. 盟國檢察官

    4. 法官們

    5. 辯方、囚犯及指控

    6. 起訴書：是東條，不是裕仁

    7. 開庭：挑戰與裁定

    8. 消失的被告

    9. 檢方舉證開始

    10. 法庭內的風波

    11. 被告席上的陸軍

    12. 入侵滿洲

    13. 律師之戰

    14. 中國皇帝說話了

    15. 在中國的大屠殺

    16. 非常規戰爭：毒品和疾病

    17. 軸心國受審

    18. 盟國間的麻煩

    19. 紐倫堡判決

    20. 回顧珍珠港

    21. 在菲律賓的暴行

    22. 戰俘及其他被奴役的勞工

    23. 辯方閃避，檢方進擊

    24. 辯護展開，將軍們大喊大叫

    25. 辯方拖延時間

    26. 珍珠港再現

    27. 被告上臺作證

    28. 韋伯暫離法官席

    29. 東鄉、東條和梅津

    30. 駁證和辯論總結

    31. 東京的決定

    32. 宣讀判決

    33. 意見、異議及上訴

    34. 絞刑架上的正義

    附錄

        A: 被起訴的甲級戰犯

        B：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起訴的認定

        主要參考書目

        索引

中文版序

程兆奇（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

      去年初鼕參加上海電視臺外語頻道制作的紀錄片《東京審判》的審片會，當熒幕出現科林·F·布賴恩（Colin F. Brien）在東京法庭解開上衣，袒露脖頸，講述自己幸而未死的被斬首經歷時，不由想起多年前在本書日文版（日文版名稍稍簡化，為『東京裁判——もう一つのニュルンベルク』）中也曾看到過的這一幕。作者阿諾德·C.布拉克曼（Arnold C. Brackman）在敘述了一組這類事件時說的一句話，至今在我腦際中仍留有深刻的印像：“當這類證詞呈堂時，一些被告會摘下耳機。有的低下頭，有的閉上眼，他們不願或不能聽到這些惡劣的事情。展現在東京法庭上的場景就像希羅尼穆斯·博希（Hieronymus Bosch）在《墮入地獄》（The Descent into Hell）中描繪的恐怖畫面。”布拉克曼之所以堅持要寫出此書，根本的動機就是痛感不能遺忘的“罪孽”正在被遺忘。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許多西方著述在談到為什麼要寫作或討論東京審判時，異口同聲，都說東京審判受到了有意無意的遺忘。但與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在中國幾乎被人完全淡忘不同，布拉克曼等認為的“遺忘”，既是指與紐倫堡審判的大量著述形成的鮮明反差，更是指東京審判的正面意義受到了質疑。因為從早期印度法官拉達賓諾德•帕爾（Radhabinod Pal）的“異議書”，到稍後理查德·H·邁尼爾（Richard
H. Minear）的《勝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都是有影響的著作。有“影響”而仍不免被認為“遺忘”，是因為它們雖然在討論東京審判，但結論、甚至目的卻是否定東京審判。所以就“罪孽”而言，它們是比一般遺忘走得更遠的遺忘。

      本書從構想到成書經過了三十五年的漫長歲月。在東京審判的相關書籍中，大概沒有哪一本像本書下過那麼大的功夫。布拉克曼23歲被合眾國際社派往東京報道東京審判，從那時起，他即有“寫一本書”的“朦矓的念頭”。所以他不僅盡可能多的出席了庭審，還開始收集包括隔日印發的前一日的庭審記錄在內的各種文獻。以後布拉克曼轉任東南亞等地，各種新任務紛至沓來，但為東京審判寫書的想法始終沒有放棄。

      五十年代回到美國後，布拉克曼遍訪檔案館、圖書館、高校等公私收藏機構，查閱了用“巨大”來形容也毫不誇張的大量文獻，在當今世界，在東京審判這一領域，大概沒有哪位的閱讀量超得過布拉克曼。為撰寫本書，三十餘年中，他還采訪了東京審判的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與不少法律界人士及法學教授有過交流和討論。作為一個記者，跟蹤一個主題如此之久，即使不是，至少也是十分罕見。采訪東京審判是布拉克曼平生早的工作，本書是他的絕筆，完成不久，他就去世了。東京審判是名副其實的貫穿他一生的工作，不能不讓人感到他似乎就是為了東京審判而生的。

      與西方、中國不同，日本數十年來有關東京審判的著述從未間斷，本書的日譯本也在原著面世不久即在日本出版。日譯本的譯者是以後著有十分扎實的大部頭著作《東京審判的國際關繫》的日暮吉延。當時年僅二十九歲的日暮為本書日譯本寫了長篇解讀。日暮認為：一、本書的“根本目的”是將東京審判從“遺忘的深淵”中打撈出來。日暮進而認為這點對於日本也有意義。因為今天日本的歷史認識之所以與國際社會產生分歧，原因之一是對戰時日本的行為缺乏正確認識，所以認識對於昭和前期做出總結的東京審判是有意義的。二、“實證”為本書的顯著特色。除了庭審記錄與證據文獻，本書還博采澳大利亞與美國的相關文獻，就從對於庭審內外活動描畫的細致而言，不僅在美國，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其中特別值得注目的是本書中述及的外界從來不明的法官團內部的情況。由於親身參與審判采訪的特殊經歷，審判的逸聞也是本書別具的一個特色。三、對當事人做了相當多的訪談。那些重要當事人，如荷蘭法官伯納德•維克托•A•勒林（B.V.A. Röling），在本書殺青時都已離世，作者搶救下的這些可補文獻記載不足的訪談，有著彌足珍貴的價值。四、對審判持基本肯定的立場。此外，日暮認為本書也有兩點不足，一是基本照搬檢方與法庭判決的主張，一是未理會相關的爭議與研究。所謂“不足”，與日本學界對東京審判的主流看法有關，在此不能詳論。

      日暮概括的本書四個正面特點，十分恰當，我完全贊成。在此隻想補充一點。以上所說長處，著眼點都是“學術”，這是本書特別重要的價值。同時，本書不是學院型著作。布拉克曼撰寫此書，自始就是為了更廣泛的讀者。它與東京審判林林總總的學術著作不同，與日本特別多見的政治性強烈的“文宣”作品也不同，它是一個非常好讀的“讀物”。當然，它與一般的通俗作品也不同，法國艾迪安•若代爾（Etienne
Jaudel）《東京審判：被忘卻的紐倫堡》（Le procès de Tokyo: un
Nuremberg oublié）也是一本易讀的好書，但論厚重深入，滿足讀者更多期待，若代爾所著畢竟無法望本書之項背。

      再說一句。沒有精準的傳遞，域外佳作成不了本國佳作。本書譯者梅小侃女士曾在北大與美國求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無論在專業上，還是語言上，對本書的翻譯應付裕如自然不在話下。但我相信這本西文世界的東京審判名著在中文世界定將同獲好評還有其他理由，這個理由是：譯者作為東京審判中國法官梅汝璈的後人，與原著者布拉克曼會有普通譯手難有的神會，使原著的情感與精神得以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