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三部曲之一：帝國的技藝

※大眾政治興起，古代帝國失效，當代讀者更應關注近代帝國

大眾政治到來，掠奪型政府消失，以前被“官民關繫”遮掩的族群問題必須在大眾政治的框架內得到解決。近代之前，幾乎沒有一個人類社會有和異己攜手共建政治共同體的經驗，古代帝國是機械堆積的結果，依賴的是人民的政治冷漠與順從。從這個角度講，古代帝國都幾乎不是什麼讓人驚異、眼睛一亮的創舉。我們很難說，古代帝國的治理術對現代政治實踐能有什麼借鋻作用，真正需要觀察的，是那些活動在大眾政治年代裡的帝國。

各近代歐洲帝性更強，觀察它們如何應對大眾政治年代所帶來的壓力，不僅能使我們看到人類政治想像與政治設計的界限，同時也能為現代一些社會紛爭的國度提供某些歷史教訓，因為它們有的時候也是在“統治不可統治之地”。

※詳述近代帝國的統治壓力與應對之道，提綱挈領勾勒帝國的技藝

帝國壓力來自內外兩個層面 ：在內，帝國的擴張、發展與維持會衝擊核心區既有的社會、文化與經濟形態，從而破壞本地的政治平衡。在外，近代環境下，核心區對邊緣區的統治不能隻是簡單地以軍事優勢為基礎的統治，而必須有一定的法理基礎 ；過去那種上下統治關繫，必須以“群群關繫”替代，而此群群關繫自然也對帝國的適應能力提出了挑戰。

為了應對帝國壓力，帝國會在正式/非正式、吸納/隔離兩個維度上移動，以此來避免或減弱帝國壓力。

帝國可以選擇一個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框架，這決定了帝國是否有一個等級式的集中控制體制，帝國中心與屬地之間的政治關繫是否得到明確說明，權責劃分是否明確，邊緣屬地的官員是由中央指定還是地方產生，以及，在非正式管道層面，中央—屬地政府官員之間的交往是重在協商一致還是依靠律令。

此外，帝國的本部人群對待屬地人民也可以持兩種態度。一種是“內外有別”，將屬地的人民與本部的人民分別看待 ；另一種則不做此區分，賦予所有人群以統一的政治公民身份（或認為他們有資格獲得此身份）。前者是一種政治隔離，後者則有吸納/同化的含義。

※直擊英、法、奧、俄四大帝國治理困境，指陳帝國統治利弊得失

各個近代帝國都有一些根子上的東西使它們偏愛某種設置，使得它們在一段時期對一些地方、人民的處置具有一致性，呈現某種特色。

英國在北美及澳洲的諸殖民地被當時的英國人看成帝國的核心區域，在對它們的處置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體現出英國的保守主義政治文化。

法帝國的建立與設置主要是一個政治行為，所以受到法國共和主義意識形態的極大影響。

哈布斯堡王朝在啟蒙時代後在內萊塔尼亞地區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官僚政體，但由於德意志人始終占據人口少數，沒法向法國學習，隻能另尋他途。

俄羅斯帝國實際上是從一個相當古典的傳統帝國演變而來，自然在邊陲地區統治薄弱，但又受到一個民族主義時代的推動。

這些都使這些帝國在一段時間內，在一些其認為重要的區域推行了一些富有特色的政策、制度。

本書所描寫的四個帝國，雖則各自失敗，但都並非被民族主義一擊便摧枯拉朽式地瓦解。這四個帝國都進行了某種反抗，雖成效不一，但足以給後人留下歷史教訓。

那麼，對當下的民族國家來說，這些近代帝國的民族治理方略具體能有什麼教益呢？如果帝國是在“統治不可統治之地” —那些被它統治的地方和人民，因為種種限制，無法被納入現代民族國家的設定之中，那麼，對於處在較相似境地的人們來說，就要學會突破既有的政制設定，在國家的設置中加入足夠的彈性。

帝國三部曲之二：帝國的失敗

※美國革命不是民族解放戰爭，逆轉對美國獨立的陳舊認知

美國革命是一次奇怪的革命。“在其他的革命中，人們撥劍出鞘是為了捍衛受到侵犯的自由，反抗那正在威脅著社會核心的壓迫。”但很難說美國革命是由於這個爆發的。

對北美在英國治理下的生活的優劣，無論是從人均稅負、居民身高、生活水平、收入水平，以及英國貿易法規給北美施加的直接間接經濟負擔來衡量，英國在北美的統治說不上嚴酷。正相反，可以說是善治的典範。當時的北美人民普遍都有英國認同。

那麼，為什麼北美還會獨立出去，就是一個值得回答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我們轉變兩個舊觀念：不要把北美的獨立看作是殖民地對帝國的反抗，而應該看出，美國革命其實是一場英國內戰。北美獨立不是戰爭的起因和目的，而隻是內戰的結果；應該從英帝國的整體環境來考慮美國革命問題。

※帝國統治離心離德，邊緣跳船，挑戰中心

與其說美洲革命是一場反抗暴政的起義，不如說這是一次“跳船”行動。從根源上來看，使北美人離心離德的原因，在於他們對英國統治的不放心。

英國國內政治的弊陋和腐敗導致統治合法性的喪失。十八世紀英國正在經歷政治轉型和社會轉型，君主立憲制與議會制的爭鬥、大眾社會與大眾政治的興起、政治改革呼聲與社會運動都在摧毀殖民地人民對英國政治的信心。直到1775年，殖民地人士都確定自己在處於一場由政治和社會腐敗引發的憲法危機之中，這種危機心態極大影響了他們對英國諸項殖民地政策的判斷。

※帝國結構不穩，應對失當，矛盾衝突一觸即發

英帝國的政治結構有嚴重缺陷，這種缺陷激發了北美與英國之間的矛盾。英美雙方一直在尋找一條帝國框架下滿足彼此需要的合法出路，他們思考了若干種方案，但是這些方案都遇到了嚴重的困難而無法實行。由於憲法結構上的缺陷，北美和不列顛兩方的妥協空間減少，敏感性與脆弱性增高。

不列顛人的應對實在不當。盡管從國王到大臣未必存心為惡，但是他們的反應卻不好，一是回避真正的政治問題，把美洲問題簡單歸結為一小撮人野心作祟，把政治衝突庸俗化；二，在衝突顯性化之後，卻又實施“邊緣政策”，又把政治鬥爭“零和”化。這些行動策略極嚴重地惡化了局勢。

帝國的技藝：

序言  航行在民族主義的風暴中 / 001

引言  “帝國”的“通詞膨脹”與古今之變 / 013

一 帝國是什麼？ / 013

二 帝國的古今之變 / 027

三 為什麼研究近代帝國？ / 037

章  帝國壓力與帝國之道 / 051

一 帝國壓力 / 051

二 帝國的分類 / 075

三 假說：帝國的應對之道  / 089

第二章  英帝國 / 097

一 反帝國主義 / 098

二 美國革命與帝國憲法 / 106

三 帝國改革運動：1837—1869  / 126

四 帝國聯邦運動 / 149

五 社會隔離 / 161

第三章  法帝國 / 173

一 法帝國的源流與動力 / 175

二 帝國的治理方針 / 189

三 歷史慣性與共和主義意識形態 / 201

四 帝國治理的後果 / 220

五 法帝國的終結：帝國改革計劃的失敗  / 245

第四章  奧地利—哈布斯堡帝國 / 253

一 帝國的由來與諸次改革 / 258

二 集權—隔離政治 / 294

三 制度隔離的效果 / 318

第五章  俄羅斯帝國 / 337

一 沒有“帝國民族”的帝國 / 337

二 一個非正式的帝國 / 353

三 波蘭綜合征 / 363

四 俄羅斯化及其後果 / 384

五 俄羅斯化與革命 / 407

結語  帝國比較 / 417

參考文獻 / 447

帝國的失敗：

導言 / 001

引子 / 047

章帝國政治結構 / 051

一 不列顛“善意的疏忽” / 051

二 缺乏經驗的帝國 / 073

三 沒有憲帝國 / 085

第二章 帝國危機 / 097

一 北美殖民地的次危機 / 097

二 戰爭爆發前的精神革命 / 114

三 自由之光漸漸熄滅 / 138

四 錯誤的人事政策 / 147

五 一切為時已晚 / 155

第三章  波士頓“大屠殺”始末 / 163

一  波士頓社會衝突的眾生相 / 171

二  血案的禍根 / 196

三  “自由之子”的嫌疑 / 204

四  慘案發生之後 / 215

第四章  挽救帝國 / 241

一  行不通的方案 / 241

二  得過且過的帝國 / 255

三  失去耐心的喬治三世 / 275

四  灰心喪氣的富蘭克林 / 288

五  無能為力的美洲之友 / 308

第五章  帝國的解體 / 325

一  次大陸會議 / 329

二  挽救帝國的後努力 / 337

三  大英帝國落幕 / 345

結語 / 367

參考文獻 / 379

帝國的技藝：

上海人都知道，市裡洋氣、適合逛馬路的地方是原來的法租界。那裡的道路干淨清爽，兩邊滿是法式梧桐、花園洋房、咖啡館與畫廊。其實，從晚清到民國，法租界就已經是一個高檔社區了。相形之下，英租界（公共租界）給人的印像就比較淡薄，外灘多的是高樓大廈、洋行商站，更像一個純商業區。這裡就有一個問題：同為租界，為什麼英租界看起來就沒有法租界那麼宜人？

法國學者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在《上海史：走向現代之路》中回答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英法兩國在租界管制上的理念、做法完全不同。用白吉爾書中的話來說就是：“公共租界采用大不列顛的自由主義制度，法租界則奉行雅各賓派的傳統。一邊是商人寡頭挖空心思維護自身的利益，另一邊則是專制官僚自稱要為共和理想服務。”

大致來說，公共租界的管理方式是商人自治。對這些商人，英國領事告誡道：“在華英商應該自強自立，要懂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旦放棄了這種態度，過多的依靠國家幫助，他們就不再是企業家……不再是英國人。”公共租界的領導機關是工部局，對市政建設興趣寥寥。該租界的公共設施由私人投資，以盈利為目的，既不充足，也不普及，有也隻供外國僑民使用，盡管在19世紀後期已經有大量的中國人選擇在此生活。

法租界的情況就兩樣了，其奉行的是巴黎到上海的垂直行政管理。白吉爾指出，“如果說公共租界的地位更加接近於自由港的地位，那麼法租界則像是一塊受巴黎政府管轄的殖民飛地”。法租界公董局（法租界領導機關）董事會雖然經由納稅人選舉產生，但要聽命於法國領事。法租界的年度行政預算是在巴黎規劃制訂，由外交部直接派發，市政建設的經費也得到了法國國內的支援。相比英國商人，在滬的法國商人要少得多，行政官僚、醫生和傳教士居於僑區的領導地位，其主要活動並不是求取利潤，也不具備同巴黎抗衡的動機與實力。相比工部局，公董局更像一個巴黎派出的政府機關，有“大政府”的氣魄。

這當然是由於法國大一統與政府集權傳統所致，但公正地說，法國人對其屬民，確實也要比英國人來得更“一視同仁”。雖然屈尊紆貴，但是，公董局或多或少都表示出對整體利益（租界的中外居民）的某種關心。“例如，自1862年起，法租界就有計劃地進行公共道路和堤岸的建設。反觀公共租界所開闢的公園，直到1928年都禁止華人入內。”又比如，在公共租界，自來水由私人運營，向私人開放。在法租界，則是免費面向全體的。這是大革命時代共和理想的遺澤—人人平等、社會進步和理性規劃。正是由於這種共和理想的普世性格，法租界在1914年就引入了兩名中國士紳進入公董局擔任咨詢董事，這一舉動比起公共租界要早12年。正是由於法租界的公共建設較好，所以當時有大批中國的富商、士紳搬到了法租界，為租界提供了大量的稅源，這反過來又刺激了法租界公共建設的發展。正因如此，法租界纔有了現在洋氣宜人的外貌。

以上並不是要說，法租界的治理比英租界好，而是說，在某種程度上，法租界的治理模式呈現了整個法蘭西帝國的特性。在本章中，我們將部分以英法對比的形式介紹法帝國的治理方略。

一 法帝國的源流與動力

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鼎盛時期，法國及其海外領土—有些人稱之為“大法蘭西”（La plus grande France），擁有1,10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和1億多居民。巴黎控制著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國，領地囊括加勒比海、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島嶼，北非、西非和赤道非洲上的大片土地，以及印度支那半島和馬達加斯加。如果說英帝國領土上的太陽永不落下，那麼法帝國也是一樣。

這個帝國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在每一個階段的末尾，都會遭受一次明顯的挫折，並出現大幅度退潮。我們可以大致將法帝國的發展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從16世紀初到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從1830年（征服阿爾及利亞）到1870年（第二帝國滅亡）；從1875年第三共和國時期到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去殖民化浪潮的高峰）。

法蘭西殖民帝國是從16世紀早中葉開始的，當時，在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競爭中，法國開始在北美、加勒比海和印度建立商貿點與殖民地。從一開始，法國人的殖民行為就跟英國人非常不同。日後德意志帝國的首相俾斯麥打趣說：“法國有殖民地，但沒有殖民者。”俾斯麥雖然評論的是他那個時期法國人的殖民行為，但追溯歷史，這一說法也是非常準確的。托克維爾也曾說：“法國，由於它的地理位置，它領土的範圍，它的富饒，一直以來都位列大陸強權中的頭等。陸地一直是展示它力量與榮耀的國家舞臺。海上貿易隻不過是它存在的附屬品。海洋從未激起，也永遠不會激起那些航海和商業民族對之會有的那種尊敬和國家情緒。海洋事業從未吸引法國的重視，也沒有獲得財力或人纔方面的幫助。”除了少數商人與冒險家，很少有法國人願意出海定居。

拿法國北美殖民地新法蘭西的重要據點魁北克來說，1763年，法國在“七年戰爭”中失敗，並將之割讓給英國人，當時魁北克的法裔人口總共纔不過5萬到8萬（而其他地方多纔有2萬人），而英國的北美十三殖民地總人口已經達到了200萬，實在是眾寡懸殊。商人其實也並沒有表現得更好一點，為了開拓海外領地而建立的私人公司大都紛紛失敗。法屬西印度公司在1664年建立，隻勉強維持了10年就被政府接管。法屬東印度公司同樣在1664年建立，維持的時間雖要長得多，但是其開拓的力度不大，隻維持了幾個貿易點，在1769年同樣被政府接管。其他的公司也紛紛破產。

由於缺乏足夠的殖民者和足夠的商業與社會刺激，法蘭西殖民帝國很脆弱。當英國人通過“以海養海”獲得海上霸權之後，法國在一繫列海外戰爭（從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到拿破侖戰爭）中就一直居於下風，並逐漸喪失了絕大部分海外殖民地。

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的歐洲戰爭幾乎完全使法國把目光從海外收回。強勢如拿破侖·波拿巴，考慮到法國在北美的大片領土並無人居住因此難於保衛之後，也隻能無可奈何地將路易斯安那以極低的價格出售給新生的美國。有一次，他表示並不願意出售路易斯安那，認為美國將在兩三百年後成為歐洲的威脅，但是他並無閑暇為後人操心。他對印度倒是表現出了興趣，但那多半是為了打擊英國，以及向亞歷山大看齊。在拿破侖統治的絕大多數時間裡，拿破侖的目標都是在歐洲建立一個大陸帝國，而不是一個海外帝國。

拿破侖埋頭建設自己的大陸帝國無暇他顧（其帝國旋起旋滅，無足道），等到拿破侖戰敗，法國剩下的一些殖民地也相繼喪失。法國留下的地盤隻有加勒比海上的幾座島嶼、紐芬蘭附近的一個漁業基地、印度的幾座商站、塞內加爾的四個老殖民城鎮（被稱為“四公社”），等等。

之後復闢的波旁王朝“坐守困城”，也沒有什麼海外作為。直到1830年，法國纔幾乎從零開始重啟海外征服事業。在此之前幾年，法國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阿爾及爾的藩屬諸侯起了外交爭端，到了1830年，法王查理十世內外交困，正面對一場可能的革命（七月革命），為此，他的首相建議他發動一場海外戰爭，來爭取公眾輿論的支持。於是，在該年6月，法軍登陸阿爾及爾西部，並迅速擊敗本地的德伊，占據了阿爾及爾城。雖然這一勝利並沒有挽救查理十世的政治生命（同年7月，法國人發動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但是法國在阿爾及爾就此盤踞下來，開啟了法國對阿爾及利亞長達132年的統治。在接下來的40年時間裡，法國進行了一場耗資巨大又漫長的征服戰爭，將法國的實際控制範圍推進到突尼斯邊境和撒哈拉沙漠的內陸地區，然後引入歐洲移民進行墾殖。這種由政治因素推動的征服，日後成了法蘭西帝國的一大顯著特征。

七月革命之後所建立的七月王朝（1830—1848年）是一個目光內斂的政權。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 Philippe I）是一位著名的資產階級君王，他的首相弗朗索瓦·基佐（Fran.ois Guizot）喊出的口號是“通過勤勞與節儉而致富”。他本人在1842年國民議會中發表演講說：“我堅信，總的來說，法國繼續在遠離本土的地區開拓新的大型殖民地是不合適的。”他認為，法國需要的是一些關鍵的貿易點，而不是殖民地。如此作為的原因在於，開拓與維持殖民地的費用高昂，非此時能夠實現。

相較於他的資產階級前任，拿破侖三世要激進得多。他的理想是實現“進步的君主制”。他和他的叔叔雖然都是法國大革命遺產的繼承者，但他努力向舊王朝靠攏，做“馴服法國革命的人”。但是帝國的革命色彩使他得不到保守派的支持，皇帝這個頭銜又使他與共和派反目。在沒有確定社會階層支持的情況下，皇帝陛下不得不依靠反復的借力打力與政治騰挪。他需要借助公決、普選產生的立法團體來表示自己受到了人民的擁戴，但又不能真的將之化為政治現實。為了應對這個兩難局面，第二帝國需要一位張揚的君主，需要議題政治，需要皇帝陛下用宣傳、遊行、節慶、城市翻新和外交冒險來吸引他人的注意力，以掩蓋他帽子下面那隻拿著兔子的手。所以在他的時代，法國四面出擊，幾乎同時進行了很多場冒險，有些慘痛地失敗了，比如他試圖在墨西哥扶植奧地利的一位王子，有些則獲得了成功，比如他在1854年占領了新喀裡多尼亞，在1854至1865年間持續推動對塞內加爾的殖民化，在1858至1870年間相繼占領了交趾支那和柬埔寨，與此同時，他也大大鞏固了對阿爾及利亞的占領與改造。

拿破侖三世的冒險終於以他在德法戰爭中的慘淡結局收場。法國戰敗，割讓阿爾薩斯與洛林給德國，巴黎公社起義，“一半人想要掐死另外一半”（福樓拜語）。令人喫驚的是，在分裂中新生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被證明帶來了法蘭西帝國的黃金時代。在這一時期，帝國高歌猛進，迅速成長，帝國的面積增加十倍不止。在東南亞，法國在1884至1887年間，陸續占領越南中部、北部，成立了法屬印度支那（1893年老撾也被納入其中）。在北非，法國以阿爾及利亞為基地向東西方向擴張，突尼斯於1881年、摩納哥於1912年淪為法國保護國；在西非，法國以塞內加爾為據點，逐次將幾內亞、達荷美（貝寧舊稱）、科特迪瓦、馬裡、毛裡塔尼亞直到尼日爾等地都囊括旗下（於1895年成立所謂法屬西非）；在中非（赤道非洲），則是喀麥隆（從德國手上獲得）、剛果、加蓬、乍得、中非等地（於1910年設立所謂法屬赤道非洲）；在南非，馬達加斯加島則於1896年落入法國之手。

為什麼帝國在第三共和國時期狂飆突進？可能有好幾個答案。簡單的答案可能是，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政治動蕩終於落下了帷幕。在此之前，法國始終有足夠多的國內問題要處理，沒有精力放在持久的海外事業上。

第二個答案則要歸結於普法戰爭。這場大災難大大刺激了法國人，甚至可以說徹底改變了法國人對海外帝國事業的態度。首先，法國人有迫切恢復大國地位、走出屈辱的心理動機。曾經兩度擔任法國總理的茹費理（Jules Ferry）是殖民事業的堅定支持者，1885年7月28日，他在眾議院為其殖民政策辯護，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

（法國政府是否要）沉溺於這些痛苦而無所作為？是否準備當一個看客，任由其他民族控制突尼斯和越南……掌控赤道非洲地區？……在我們生活的時代，一個民族是否偉大在於它遵循怎樣的發展路徑……（如果）沒有實際行動，不參與世界事務……我保證這樣的態度會使我們的國家很快走向終結……法國不能隻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她也必須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在歐洲的命運中行使屬於她的所有影響力。她必須在世界各地傳播這種影響力，帶去她的語言、習俗、旗幟、武力和精神。

 在演講後的第五年，茹費理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在其中，他給出了一個極短而有力的論斷：“如果一個人隻是待在後院，就不能成為一個強大的力量。”法國的眾議院對茹費理報以熱烈的掌聲。茹費理的這些主張直接來自法國學者保羅·勒魯瓦—波利歐（ Paul Leroy-Beaulieu）於1874年發表的一篇論文，題為《現代國家中的殖民主義》（“La Colonisation chez les peuples modernes”），該文提出：“殖民就是一個民族的擴張，權力的復制，將一個民族的語言、習俗、思想傳播到世界的過程。擁有多殖民地的民族是高等的民族，即便現在不是，有朝一日也會成為高等的民族。”換言之，由殖民入手，恢復國家榮譽。

其次，當時德國無論在人口還是出生率上都要遠遠超過法國（法國的人口年增長率為0. 3％，是整個歐洲的），法國需要在外部尋找人力資源充實自己。當時的普遍認知是，“為了拯救一個小法國，必須有一個更大的法國” 。“一戰”時，帝國動員數百萬海外屬民為法國而戰，就證明了這一動機。

後，由於普法戰爭恥辱性的失敗，法國的軍人也有挽回顏面的需要。庫馬爾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了法國軍人的這一願望：“在撒哈拉沙漠和印度支那的叢林中，他們將消滅1870年至1871年的恥辱。此外，他們敏銳地感到這項任務降臨到他們身上，他們既有的需要，也有好的機會。他們經常主動采取行動，對巴黎文官政府的指令置若罔聞。”

那麼，還有沒有經濟上的原因呢？

許多法國帝國主義者在為海外擴張提供理由時，確實提出了一些經濟上的主張。比如，茹費理自己在1884年面對眾議院說：“在經濟領域，我這裡有統計數據的支持，向你們說明了為殖民擴張政策辯護的各種考慮，從需要的角度來看，歐洲工業化人口，特別是我們富裕和勤勞的法國人民越來越迫切地感受到了對出口渠道的需要。”

問題在於，行動人物的理由可能並不是真實的動機，即使動機真實，行動是否符合動機是另外一回事。

比如，法國對一些殖民地的占領是很難用經濟理由來解釋的。北非的毛裡塔尼亞，國土的90%都是一望無際的撒哈拉大沙漠。法國在赤道非洲所進行的征服，也肯定是虧本的。在尼日爾，灼熱的沙漠，缺水，氣溫高達50攝氏度，農業或礦產資源明顯缺乏，這些使得尼日爾極度缺乏經濟吸引力。征服乍得時，帶隊的法國軍官承認，乍得非常干旱，很難找到飲用水。他後來說：“當我獨自一人的時候，我對自己說，為了征服這樣一個被遺棄的國家而殺死這麼多人，付出這麼多痛苦，這真是不值得。”20世紀初，在整個乍得，隻有20名歐洲人居住，其中隻有一名法國商人。強迫勞動和對人民征收的各種稅負所產生的收入隻相當於行政費用的一半。

宏觀的經濟數據也並不能支持茹費理的說法。1882至1886年間，法國與殖民地的貿易隻占法國對外貿易總額的5. 71%（1909—1913年，上升到10. 2%），而同時期英國與其殖民地的貿易要占到總貿易額的三成以上。法國對外投資的重心是奧斯曼土耳其、東南歐、俄國和南美洲，而不是自己的殖民地。1900年，法國對外投資的71. 1%是在歐洲（俄羅斯就占了25%），隻有5. 3%的投資是花在了法國自己的殖民地身上（1914年，終於上升到8. 8%）。

通過觀察是哪些人在推動法國的殖民活動，我們也許能夠得到更準確的答案。

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政治圈子裡，有一個非常強大的超黨派集團，其由各個派別的人士組成，盡管在其他方面可能會互相敵對，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主張—海外擴張。茹費裡就是這個集團的重要成員，其他成員有政府的高級官員、巴黎地理學會的探險家、重要軍事將領、神職人員、學者和探險家，還包括一些商人和金融家。

他們提出了若干主張。殖民地應該為法國服務。它們必須提供有用的原材料、購買法國商品和吸引法國投資。海外業務將擴充逐漸飽和的國內市場，使法國在經濟競爭加劇和保護主義抬頭時獲得有保障的貿易渠道。它們必須擴大法國的實力和威望，對抗國際競爭對手。此外，殖民地必須有助於解決民族問題。社會改革者希望至少有一些殖民地能夠為無地農民、城市失業者甚至孤兒提供家園。那些被判犯有刑事罪或政治罪的人可以被送往殖民地，以消除法國政體中的危險因素。帝國將復興一個由於自我滿足、懶散從而喪失民族意志的法國。傳教士認為，當地人的福音化將會對抗日益增長的反教權主義和世俗主義。技術專家和工程師則把這個帝國看作一個巨大的橋梁、運河、港口和鐵路工地。社會主義者夢想著建立模範定居點。道德家則說，帝國將為青春活力、男子氣概和開拓精神的發揮提供一個平臺。對軍人而言，帝國將成為陸軍和海軍的訓練基地。

盡管這些人有以上這些五花八門的主張，但不是所有人都真的投入了海外殖民活動。首先，普通民眾對帝國似乎並不感興趣。次世界大戰前，居住在法國殖民地的法國人隻有70萬，其中50萬還集中居住在阿爾及利亞。在有些法國殖民地，法國居民的人數甚至要少於其他歐洲人。第三共和國的政治雖然仍然動蕩（換總理如翻書），但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說仍屬平穩、寬容，沒有什麼少數群體因受迫害需要出走。而且相對來說，法國所占領的那些殖民地也實在很難說是什麼風景如畫的肥沃之地，對移民的吸引力也小。

的例外是阿爾及利亞，這主要是由於以下原因：1848年革命之後，特別是在1852年拿破侖三世政變和第二帝國建立以後，政府將兩萬名以上的政治犯運到了阿爾及利亞；1871年，法國被德國打敗之後，阿爾薩斯和洛林部分地區的難民也被送往北非安置。此外，從西班牙、意大利和馬耳他也湧來了很多外裔移民，他們拋棄了自己的貧窮國度，因法國政府的優惠安置政策而來到這個相對鄰近的地方。1889年，巴黎將公民身份擴大到外國移民在阿爾及利亞出生的子女，這極大地增加了“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的人口數量。這些因素都是不太可能復制到其他殖民地的。

盡管商人、金融家和工業家對殖民地所能產生的收益非常感興趣，但是法國政府纔是殖民經濟背後的發動機，到20世紀早期，這一點變得越來越明顯。很少有殖民地可以做到自給自足，法國駐軍和官僚機構是法國產品的市場，政府承擔和資助的公共工程是許多殖民地活力的經濟活動，政府的各種政策決定著投資盈利與否。正如數據所顯示的那樣，法國資本家對殖民地的投資並不多。所以，雷蒙·阿隆堅持認為，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建立並非是法國企業界的功勞，因為它明顯動力不足。另外一位法國作家則認為，法國的資產階級想像力不足，他們追尋的是自己內心的反復無常或頭腦的精明，對國家目的不屑一顧。

真正具有衝勁和主動性的是兩個群體—傳教士和軍隊。法國國內，教權主義與世俗主義的鬥爭異常激烈，受此刺激，傳教士希望能夠在國外發展大批信眾，反過來復興法國的天主教信仰。拉維傑裡主教（Charles Lavigerie）對法國的北非政策施加了相當的影響，一家意大利報紙中肯地評論: “紅衣主教拉維傑裡在地中海的影響力超過了一支軍隊。”在很長一段時期裡，傳教士團體都是各殖民地的民間組織。

至於軍隊，他們與海外征服的關繫要更加密切。巴黎政府對海外軍隊的控制似乎非常弱，而軍官們從海外冒險中看到了相當的機會。庫馬爾尖銳地評論說，在法國的帝國英雄萬神殿中，商人們是缺席的，他們的位置由士兵取而代之。

帥（Marshal Hubert Lyautey）就是個中典型，他在北非和印度支那服役，戰功卓著。在印度支那半島的時候，他寫道：“在這裡，我就像水中的魚，因為操縱事物和人類就是力量，是我所熱愛的一切。”之後他被派到馬達加斯加島任南部地區的總督，控制著將近法國三分之一的土地和100萬人口，他甚至在給父親的信中自詡為路易十四。再之後他被調往阿爾及利亞。1903年，他未經巴黎政府的許可就移師摩洛哥。1911年，他成了摩洛哥的實際統治者，直到1925年去任為止。

軍隊的自行其是並不是從帥開始的，19世紀30年代指揮軍隊入侵阿爾及利亞的比若將軍就說過一句名言：“命令應該燒毀，以免我們忍不住地想看。”他認為，“軍隊中的不服從現像已經上升為一種藝術”。1862年，海軍上將波納爾強令越南政府將南圻的三個省割讓給法國，1867年，拉格朗迪埃完全征服了南圻，而這些都是指揮官罔顧命令、自行其是的結果。之所以軍隊能頻頻自行其是，恐怕與法國軍界同政治的關繫特別緊密是有關繫的。英國史學家羅納德·羅賓遜特別就此指出：“在巴黎混亂的政治環境下，他們（軍人）有機會將三色旗帶去遠方。法軍的軍官都是一隻手抱著格林機關槍，另一隻手書寫著回憶錄。英國的軍官早在東印度公司統治印度時期就失去了這樣的機會。”

* * *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實際推動法國海外帝國擴張事業的，並不是殖民者所具備的社會與經濟動力；真正的推動能量是政治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威望或短期功利的考慮。克裡孟梭在1890年辛辣地指出：

既然你們是偉大的殖民者，那麼，請殖民吧！你說，有了這些殖民地，資本會流到那裡去，殖民者也會去那兒，工業繁榮、貿易達成，也會發現新的市場。好吧，動手吧！但是到目前為止，你隻是輸出了一大堆花了我們很多錢的官員，他們除了阻礙上面這一切發生就別無任務。

帝國的失敗：

第三章 波士頓“大屠殺”始末

1770年3月5日，是一個寒冷的新英格蘭鼕日，對坐落在馬薩諸塞灣上的殖民地城市波士頓來說尤其如此。那天夜裡，波士頓街道被厚達30釐米深的積雪所覆蓋。如果不戴帽子走在室外，在短短幾分鐘之內，行人的耳朵就會因為嚴寒刺痛起來。

那天晚上，約翰·亞當斯正好在波士頓南方的一個朋友家中和一幫老朋友聚會。時間剛過晚上9點，突然從屋外傳來一陣鐘聲。於是這幫紳士抓起帽子和外套衝出屋外，準備幫忙救火。在以往，這種鐘聲就是召喚救火的信號。當時的波士頓還隻是個小城，人口為1.6萬，差不多人人相識，守望相助自是本分。

當時的波士頓三面環海，隻有一條狹路通向大陸，海岸線不怎麼規則，城裡還有三座小山，所以波士頓的街道也不怎麼周正，像羊腸小道一樣延伸開來。在這些狹窄道路兩旁，矗立著紅色、整齊、挨得緊緊實實的磚房。

當亞當斯一幫人衝到街道上取水的時候，想必周遭聲音嘈雜至極，街道上混亂不堪，不停有人跑來跑去。過了一會，有人過來告訴他們一個令人喫驚的消息，在國王大街上的鎮議會大樓前，英國士兵朝波士頓居民開了槍，殺傷了其中的一些人。亞當斯隨即趕往事發地，  但是沒有發現什麼，街上仍然到處都是擁擠的人群，以及荷槍實彈趕來的成連士兵。

由於擔心自己正在懷孕中的太太，約翰·亞當斯急急忙忙回到家中。那天晚上，鎮上還算寧靜，但亞當斯想必思慮萬千。在他日後的回憶錄中，他是這麼說他當晚的思慮的：“在過去的許多個月中，有些人一直想辦法在波士頓的下層民眾與士兵之間挑起爭吵與格鬥，點燃彼此的憎恨。我懷疑今天的事情是有人刻意挑起的。……波士頓人團結起來，要求國王撤走軍隊，比起煽動起目前這種激烈情緒要好得多，後者隻會帶來持續不斷的民事或刑事訴訟，使得整個鎮子紛擾不定。不列顛政府的意圖還沒有完全顯露，我們不知道（這樣搞），城市是否能得到鄉村的支持，本省能否得到新英格蘭其他殖民地的支持，更不用說新英格蘭是否能得到其他地區的支持。”

第二天早上，當他坐在鎮議會旁邊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內的時候，一名身形矮胖、面色紅潤的人滿面淚痕地走進他的辦公室，這個人名叫詹姆斯·福瑞斯特，是一個愛爾蘭裔的商人，他懇求道：“我到這來，是為一個非常不幸的人尋求幫助，這個人就是普瑞斯頓上尉，他被關起來了。”普瑞斯頓上尉是槍擊事件中英軍小隊的指揮官，事發的當天午夜，他被帶到鎮議會，在法官面前經受了一個小時的審訊，然後被立即關押起來。“普瑞斯頓上尉想找一個辯護律師，卻沒有人肯幫他。約書亞·昆西先生答應出庭，但隻有在您願意出面協助的情況下纔行。”

約翰·亞當斯當時是一名事業有成的律師，他是一個有百年家世的農場子弟，哈佛學院的畢業生，也是4個孩子的父親。那一年（1770），他34歲。在新英格蘭人中間，約翰·亞當斯算是中等個子，大約1.70米到1.73米高，身材可以稱得上肥胖，有著粗壯的肩膀和一張圓臉，有禿頂的跡像。他相貌普通，穿著樸素，內心狂熱，眼神活躍。他很愛說話，人們也都知道他很能說。很多人，包括一些欣賞他的人，都希望他能少說點。他這麼能說，一方面是由於他生性活潑，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閱讀廣泛，能和人們討論任何話題，“就像一艘能夠駛向任何方向的帆船”。他熱愛知識，出外旅行的時候，他總會帶上一卷書，他會告訴自己的兒子，“隻要包裡有詩，你永遠都不會感到寂寞”。

上帝賦予了亞當斯一副平平無奇的外貌，讓他自豪又敏感，他追求榮譽，固執，容易衝動，思想銳利，為人熱忱。日後，本傑明·富蘭克林有一次描述亞當斯時說：“總是很誠實，有時很聰明的人，但是有時在一些事情上，他又總是完全沒有常識。”他的另外一個朋友本傑明·納什是這麼形容他的：“他大膽表達自己的觀點，毫不畏懼其他人的看法和自己這樣做的後果。……他根本不懂得掩飾自己。”

約翰·亞當斯對公共生活很感興趣，有一次他寫信給自己的妻子：“我胸中有著對祖國和她的朋友的一腔熱情，無法隱藏、難以抑制。” 1765年，當時的波士頓正為印花稅法案鬧得沸沸揚揚，群眾運動蜂起。他動筆寫下一篇文章，題目叫作“論宗教法規和封建法律”。在那篇文章中，他堅決認為，美洲的自由是美洲移民們通過其勇氣和犧牲早已確立的一項權利。那個時候，他還為自己的故鄉布倫特裡起草了致馬薩諸塞殖民地議會代表的文件，要求“無代表不納稅”，拒絕接受海事法庭的無陪審團裁決。

到了1768年，他在別人眼中已經是一位誠實能干的律師，生意興隆，財源滾滾。他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名字叫作喬納森·休阨爾（Jonathan Sewall），當時是馬薩諸塞殖民地的檢察官，應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的要求，聘請亞當斯出任海事法庭的法律官員。這是一份美差，也是通向高官厚祿的途徑，但亞當斯拒絕了。休阨爾詢問原因，他回答道：“［伯納德］對我的政治原則、思想體繫、我的交往和我的朋友都很了解，他也知道國王、大臣、國會以及大部分的英國民眾所堅持的體制同我的權利觀、正義觀和政策理念毫不相符。”

這樣一個在波士頓地區土生土長的聰明人，對當時的各種事件都有親身經歷，怎麼會不清楚福瑞斯特這個請求背後所蘊含著的復雜局勢以及相應的危險。

那天晚上，約翰·亞當斯所目睹到的平靜，就像風暴驟發之後人們暫時的寧靜，是震驚的、手足無措的反應。這是數十年來軍隊士兵次朝平民開槍。槍擊事件發生時，馬薩諸塞殖民地的代理總督托馬斯·哈欽森正在城市北面自己的家裡，得知消息後，他立即趕到國王大街的議會大樓（Old State House）。在那裡，他發現一大群憤怒的波士頓市民聚集在一起。他們要求撤走軍隊，嚴懲兇手。哈欽森總督首先在樓下見到了普瑞斯頓上尉，他訓斥道：“先生，除非你得到了地方治安官的許可，你怎麼能向公眾開槍呢。”2鎮議會的樓上，許多殖民地參事會的成員也已經趕到，在安撫了他們之後，哈欽森總督走到二樓的外陽臺上，俯視著大批的憤怒民眾，請求他們鎮靜下來，用司法解決問題：“讓法律行其道吧，我會至死不渝地堅守法律。”

人群暫時撤走，但這並不是事件的完結。第二天中午，一大群市民聚集在法納爾大廳（Faneuil Hall），推選了一個15人委員會，委托他們向哈欽森提出要求—軍隊必須立即從波士頓撤離。領導這個委員會的，是47歲的塞繆爾·亞當斯。

塞繆爾·亞當斯是約翰·亞當斯的堂兄。馬薩諸塞殖民地的亞當斯家族有兩支，一支在鄉下做農夫，一支在波士頓城裡經商和從政。同他的鄉下堂弟一樣，他也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成績優異。對於家族的傳統，他繼承得不是很好，他是糟糕的商人，但卻是一位很優秀的政治家。在哈欽森眼中，這個人是一個出了名的煽動家和危險分子。

1770年3月6日這一天中午，委員會在鎮議會大樓與官員會面。哈欽森坐在當中，右手邊坐著達爾瑞普上校（Colonel Dalrymple，駐波士頓英軍的指揮官），周圍是28名戴著假發、身著猩紅長袍、面色嚴肅的參事會（council）成員。

塞繆爾·亞當斯向哈欽森陳述了和平時期在城市駐扎一支常備軍將會帶來的災難，要求立即從波士頓撤走所有不列顛軍隊。哈欽森回答說自己並無此職權，隻有同母國政府磋商之後纔能做出決斷，眼下隻能將犯事的那個團撤到城外。塞繆爾·亞當斯極具威嚴地站起來，伸出手臂，說道：“如果代理總督或達爾瑞普上校能單獨下令，又或他們兩位一起下令，能撤走一個團，他們就有權撤走兩個。除非部隊全部撤走，否則公眾不會滿意，本省也不會有和平。”

根據塞繆爾日後的描述，此時哈欽森面色發白，膝蓋開始顫抖，“我享受了這一時刻”。達爾瑞普上校手頭隻有400人，根本不足以維持局面。哈欽森終於退讓，答應盡快將軍隊撤出城市。

塞繆爾·亞當斯的威脅並不是一句空言，據說當時在整個馬薩諸塞有4萬人已經自發武裝起來，準備援助波士頓人。

這樣一句話足以概括局勢—3月6日那一天，整個波士頓處於武裝衝突的邊緣。約翰·亞當斯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場面。如果他同意為普瑞斯頓上尉辯護，在情況下，憤怒的民眾有可能威脅到他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我們已經不可能知道那天早上在約翰·亞當斯的心中掠過了哪些念頭，我們隻知道他的回答是這樣的：“在一個自由的國家中，辯護律師是一個被指控的人想要的東西，依我的意見，喫律師這碗飯的人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做到獨立與公正，處於生命危險之中的人應該能夠得到律師的服務。”他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被剝奪請辯護律師和得到公平審判的權利。考慮到這件事的嚴重性，他同時也鄭重地告訴福瑞斯特，請他明白“本案同過去在任何一個法庭或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審判過的（重大）案子相比，至少同等重要。（由於）每一個律師都不僅必須對自己的家鄉負責，而且也必須對的、正確的裁判負責”，也就是說，要對正義負責。所以，在辯護中，他“不會有詭辯，不會有搪塞推諉，隻會提供事實、證據和法律能夠開釋的東西” 。

福瑞斯特回答說，（除了得到公平的審判）普瑞斯頓上尉也沒有祈求更多，上尉樂於將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亞當斯身上，寄托在上述原則之上。“的上帝做主，我相信他（普瑞斯頓上尉）是無辜的。”

“如果沒有我的協助，（普瑞斯頓上尉）認為自己就不能得到公平審判，那麼沒有任何好猶豫的，他會得到我的法律幫助。”這是亞當斯後的答復。

當他著手整理辯護文件的時候，想必思緒萬千：事件怎麼會發展到這步田地—兄弟鬩於牆，自相殘殺？為什麼自己親愛的母邦，會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子女？為什麼波士頓人，會對法律和秩序不屑一顧，對自己的政府亮出牙齒？

一、波士頓社會衝突的眾生相

要講述波士頓“大屠殺”的來龍去脈，就必須先說說塞繆爾·亞當斯和托馬斯·哈欽森這對冤家，也順便說說波士頓這次軍民衝突背後的眾生相。

塞繆爾·亞當斯同托馬斯·哈欽森是有私怨的，這種私怨是從上一輩傳下來的，可以看作波士頓社會衝突的一個縮影。

塞繆爾·亞當斯出生在一個中等家庭，塞繆爾·亞當斯的父親迪肯·亞當斯是馬薩諸塞殖民地的公眾人物之一，以批評不列顛及殖民政府、維護殖民地權利聞名。在當時的波士頓，商人、小店主、技師，以及波士頓北端的碼頭工人們有一個政治組織Caucus club，老亞當斯是這一組織的資深會員，他的政治影響力由此而來。現在回顧起來，這一組織可以說是某種政黨組織的雛形，老亞當斯通過掌控這個組織可以影響波士頓市政會議，決定其日程。

當時城市上層與下層經濟和政治鬥爭激烈，老亞當斯因此樹立了許多敵人。

18世紀三四十年代，馬薩諸塞硬通貨短缺，農夫和工匠手頭拮據，金銀貨幣掌握在波士頓的外貿商人手中。下層民眾對這些城市上層很不滿，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使用金銀硬通貨向不列顛支付貨款（還債），從而導致殖民地貨幣不足，另一方面是由於這些人囤積貨幣。這些城市上層人士同時還是農夫和工匠的債主，他們拒絕下層大眾用紙幣來清償債務，因為通貨緊縮對他們有利（如果沒有紙幣貸款，農民和工匠往往不得不以較低的價格出售產品，以滿足繳稅和償債的需要）。

1739年，老亞當斯牽頭創建了一家土地銀行，以地產為抵押，發行紙幣。這個舉措很受市民與大眾的歡迎，卻不受上層人士的歡迎。總督害怕這是大眾全面接管殖民地政府的先兆，富商們憎恨這個打破他們對貨幣壟斷的措施。著名的反對者就是富有的托馬斯·哈欽森。總督首先用開除老亞當斯的公職作為回應，接著他和托馬斯·哈欽森一起遊說了不列顛議會，讓議會通過決議，宣布土地銀行非法。

老亞當斯負債累累，官司纏身，此後的20年內塞繆爾和他的父親不得不咬緊牙關，拼命抵制殖民地政府剝奪他們剩餘財產的行動。這些法律訴訟時時刻刻提醒著塞繆爾“不列顛對殖民地的統治權可能是專斷的、毀滅性的” 。

塞繆爾·亞當斯身高約1.67米，頭很大，有一張方臉，眼睛炯炯有神，這給每一個見到他的人都留下印像，讓人忍不住對之評頭論足一番。他善於傾聽，語言優美，長於辯論。他生來並非循規蹈矩之輩，對自己的外表渾不在意。在哈佛大學讀書的時候，他就喜歡坐在酒館裡面，同一幫水手和碼頭工人談天論地。波士頓的窮人很喜歡這個拋開精英身份同自己混在一起的紳士。此外，他的慷慨大方、樂於助人，也給他贏得了很多朋友。

1743年，塞繆爾·亞當斯從哈佛大學畢業，經商不成，屢屢失敗。父親老亞當斯借給他1,000英鎊作資本，讓他開創自己的生意。在當時，1,000英鎊可是一大筆錢，他轉手將500英鎊借給自己的一個朋友，血本無歸。

1748年，老亞當斯過世，從他那裡，塞繆爾不僅繼承了家族產業，也繼承了在Caucus組織中的政治影響力，他出版文章，發表演講，宣揚維護殖民地權利的觀點。他在哈佛的碩士畢業論文的題目就是“論殖民地人民是否可以合法地抵制英國法律”。日後他掌控了波士頓的報紙，以攻擊政府為能事。即使他的敵人也承認，他的宣傳技藝極為高超，足以蠱惑人心。21756年，波士頓市政會議任命他為收稅員。他在收稅的時候並不盡責盡力，這使他受到了許多欠稅人的歡迎，但是為自己留下了8,000英鎊的巨大虧空。托馬斯·哈欽森指責他盜用公款。3後來，他的政治對手抓住這個把柄，罰了他一筆巨款，是他的朋友替他付清了賬單。可以說，塞繆爾·亞當斯幾乎是北美個職業政治家（當時的紳士以政治為消遣、副業或責任，沒一個像塞繆爾這麼投入）。他不認為民眾是沒有頭腦的畜群，他認為民眾有能力做出有效的政治判斷。

當糖蜜法出臺之後，塞繆爾·亞當斯立即表示反對不列顛的這一粗暴行徑。當時正值馬薩諸塞殖民地下議院選舉，按照慣例，每個市鎮在送出自己的代表之時，要委托某人寫下一些書面指示，規範代表在下議院中的行為。塞繆爾·亞當斯正好被選來充當這個角色，於是他利用這個特權，提出“無代表不納稅”的主張。1764年5月24日，波士頓市政會議批準了這個指示書。在北美大陸諸政治實體中，波士頓人是個站出來宣揚這個觀點的。

1765年，印花稅法出臺，整個北美殖民地開始回響起一片抱怨之聲。當時在波士頓有個組織，名叫“忠誠九人”（Loyal Nine），由一批商人和技工組成，開始組織對印花稅法的抗議活動。塞繆爾·亞當斯並非這個組織的成員，但是他同這個組織走得相當近。

那一年的8月發生了很多事情。8月24日，憤怒的群眾把安德魯·奧利弗的模擬像掛到一棵榆樹（後來被稱作“自由之樹”）上執行虛擬的絞刑，又搗毀了他的住宅，隻因他是富有的商人、副總督托馬斯·哈欽森的妹夫、馬薩諸塞殖民地當局指定的印花稅票代銷人。12天後，一群暴徒又衝進托馬斯·哈欽森的家裡，搗毀了他家中的一切物品。當時馬薩諸塞殖民地的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寫道：“暴動如此普遍並受到廣泛支持，以至於政府的一切權力瞬間化為烏有。”他認為這一切活動背後都有人煽風點火，這個煽動者—他覺得—就是塞繆爾·亞當斯。

伯納德搞錯了，波士頓的社會底層對社會現狀早有不滿。

英法七年戰爭征召了不少殖民地青年男子從軍，達到參軍年齡的新英格蘭男人中，大約有一半的人都參戰了，可能有3/4的人年齡在17—24歲之間。波士頓在這場戰爭中的人員損失可能是這個城市歷多的一次。

這些青年戰士回到家鄉，目睹的卻是經濟蕭條、生活不易、城市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能無憤懣之心？

原來的新英格蘭殖民地城鎮社會結構相對平緩，貧富差距不大，手工業者和商人各擅勝場。但是在1690—1765年間，人口增長、經濟發展以及戰爭改變了城市的社會結構，許多人靠搞城市土地開發（而不是辛勤勞動）發了大財。18世紀早期，一個商人有2,000英鎊的財產已經很可觀，兩代人以後，北美的富豪們積累的財產已經達到20,000英鎊。但是，城市貧困伴隨著城市財富一起滋長。貧窮開始影響到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的生活。18世紀的城市稅收清單記錄了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1690年至1770年間，繳稅多的前5%的納稅人在城市應納稅資產中所占的比例從大約30%上升到50%，後一半納稅人則眼見他們的財產份額從大約10%跌落到4%。

更要命的是，新教意識形態凸顯了“為富不仁”的現像。新教徒來到美洲是為了建設一個理想社會，滿懷對宗教、家庭和集體的責任感。在這種意識形態下，社會和經濟生活的運轉應該遵循公平原則，而不是利益原則。“當各殖民地港口躋身於大西洋商業圈之後，商人們開始按照新型的商業倫理做出決定……如果小麥在西印度群島的售價是一蒲式耳八先令，而在本地隻賣五先令的話，谷物商認為把從當地農場主手中所能收購的小麥全部運給更遠處的買主無可厚非。新的跨大西洋市場隻響應看不見的供求規律，對個人和本地社會的需求則漠然處之。”1而且，隨著財富的聚斂，少數權貴階層開始包攬殖民地的高層行政職位，下層人民對城市的機會和公正都開始失去信心。

歷史往往證明，手持武器為國而戰的武士回到家鄉，為自己爭取權利，旁人是很難抵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