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言 》

“天哪！我們真的把人送到這種地方來打仗？”

朗斯洛特·基格爾爵士（Sir Launcelot Kiggell）是英國遠征軍總部的一位高級參謀軍官，他造訪帕斯尚爾戰場之後說的這段話在戰爭史上臭名昭著。這段話尖銳直白又駭人聽聞，似乎完美總結了1914—1918年間戰鬥的觸目驚心。話語出自“堡壘中的將軍”，他們玩忽職守到了幾乎犯罪的地步，身在後方，對前線境況毫不知情，卻將一代青年送向污穢而恐怖的死亡。相關描述（zui）先出現在英國（zui）著名的軍事思想家之一巴茲爾·李德·哈特（Basil Liddell Hart）的《大戰真相》（The Real War）一書中。該書出版於1930年，是對第1次世界大戰的一次爆炸性揭露。書中並未提及基格爾的名字（李德·哈特隻在基格爾於1954年去世後纔曝光了他的名字），李德·哈特在提到他時說的是“英軍總部的一位權重位高者，首次踏上了前線”：當車子接近戰區沼澤地帶邊緣時，他愈發不安。（zui）後突然流淚道：“天哪！我們真的把人送到這種地方來打仗？”他的同行者回答說，再往前走情形更淒慘。如果這番感嘆出自他的良心，就顯示了他所堅持的“攻擊”是基於一片錯覺與不可原諒的無知。

李德·哈特認為，1917年的佛蘭德斯戰役完美詮釋了英國統帥部的短視及其帶來的可怕後果。他寫道，帕斯尚爾的情形“有如1世紀以前‘瓦爾赫倫之役’，是英國軍事記錄上，該用黑框框起的‘戰敗’同義字”。

基格爾到底有沒有說過這些話經常引起爭論，很多歷史學家都對這一事件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並質疑以道聽途說而聞名的李德·哈特在這種問題上是否值得信賴。另一些歷史學家認為英國指揮官不可能如李德·哈特所稱的那樣對前線情形一無所知。那些描述（zui）初似乎來自詹姆斯·埃德蒙茲爵士（Sir James Edmonds），他當時正致力於第1次世界大戰多卷本官方歷史的寫作。李德·哈特經常與埃德蒙茲通信，將自己的書稿寄給埃德蒙茲。兩人常常共進午餐，討論過去的事情。李德·哈特的論文裡還包含他1927年10月和埃德蒙茲談完話後所做的注釋，簡要描述了該事件，隻是引語稍有不同（“我們真的命令別人在這樣的地面上行進？”）。這一定引起了李德·哈特的共鳴，因為他的《大戰真相》一書講到了這一事件，當然他也順手將基格爾的話改得更富戲劇效果。一個傳說就此誕生了。

關於這位“哭泣的參謀”的描述已經根植在大眾的關於第1次世界大戰的記憶中。基格爾的話出現在軍事引語集和心理學課本上，還成了時事評論員們渴望激起大眾情緒化反應時現成的套用語。事實上，對一些人來說，基格爾的故事雖然不夠可信，卻揭示了一個更大的真相。文學學者保羅·福塞爾（Paul Fussell）仔細研究過這句引語，認為它聽起來“因文學性過強而顯得不太真實，好像（zui）初是由某個熟悉古希臘悲劇可能還有莎士比亞歷史劇的人杜撰或速記下來的”。雖然如此，這句話卻“在精神實質上是真實的”。本書從一方面來說，是對基格爾這段縈繞於心的話進行的一場調查，是為釐清20世紀（zui）聲名狼藉的戰役之一進行的一次嘗試。這場戰役因何而起？又是怎樣可能的？人們是如何在這樣糟糕的環境下，為了看起來如此可憐的利益戰鬥並死亡的？有關帕斯尚爾戰役的問題，包括這場戰役為何打起來、怎樣打起來以及意味著什麼，仍然有待回答，或者說在過了100年後，還是常說常新。

這場戰役發生於1917年7月31日—11月10日，在伊普爾（Ypres）鎮以東幾千米的地方。1914年德軍的強勢推進就在這裡停滯。戰役留下了屠殺的歷史和苦痛的記憶，幾十年後仍然歷歷在目。在4個月高強度的戰鬥當中，超過50萬人陣亡或者受傷、致殘、中毒、溺亡，抑或深埋於這個比利時的小角落。伊普爾梅嫩門（Menin Gate）令人痛徹心扉的失蹤者紀念碑提醒著我們，很多人的尸體從來都沒被找到。他們隻是消失在佛蘭德斯地區厚重、粘膩的泥土當中。事實上，在一場純屬徒勞無益的戰爭中，帕斯尚爾尤其成了毫無意義的工業化屠殺之終極表現。據歷史學家丹·托德曼（Dan Todman）所述，這場戰役現在是“總結一切戰爭罪惡的文化標準——戰爭意味著或不意味著什麼，戰爭開展的方式，（zui）重要的是關於目的與手段的分割所帶來的風險”。

英國官方稱帕斯尚爾戰役為“第三次伊普爾戰役”。德國人稱之為“佛蘭德斯戰役”。不過，這場戰役現在更廣為人知的名字叫作“帕斯尚爾戰役”。以這個小村莊命名，是因為它標志著那年英軍推進的高峰。英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帥原本希望這場進攻會對戰爭起到決定性作用，但這個被炮火徹底摧毀的村莊卻（zui）終成為失望和遺憾的代名詞。這場大規模進攻（zui）初設想的是突破德軍防線、解放比利時大部，並且占領敵人海軍沿海基地。但到1917年11月軍事行動停滯為止，英軍隻推進了5英裡（約8千米）。如果1916年的索姆河戰役（尤其是該戰役恐怖的第1天）可以被比作某種失落的純真——彼時一代不列顛人面對著進入全面戰爭的可怕現實，那麼第三次伊普爾戰役就是絕望的泥潭——他們陷入但丁《地獄篇》（Inferno）中的絕境，沒有絲毫被救贖的可能。歷史學家A.J.P.泰勒（A.J.P.Taylor）寫道：“第三次伊普爾戰役是一場盲目戰爭中（zui）盲目的屠殺。”

就在進攻開始的那天，《泰晤士報》刊登了戰爭詩人西格弗裡德·薩松（Siegfried Sassoon）表示反戰的“公開信”，這在事後看來仿佛是個預兆。薩松“任性地違抗軍事權威”，質疑這場戰爭是否已成為征服之戰，是否“被那些有權力結束戰爭的人故意延長”。薩松從沒有在伊普爾打過仗，但是他將寫出關於這場戰役（zui）動人的詩篇之一——《紀念碑》（Memorial Tablet），用蕭瑟的筆觸描寫了突出部的死亡景像：
鄉紳的糾纏和欺凌到我從戎而終止（應征於德比勛爵的全國登記制）。

我死於地獄（他們稱為帕斯尚爾之役）：

我傷勢輕微，蹣跚著回家，

一顆炮彈卻在墊路踏板上炸起泥花；

於是我墮入無底的泥潭，光明盡失。

用污泥來定義這場戰役並不令人驚訝。英國戰時首相大衛·勞合·喬治在他的《戰爭回憶錄》（War Memoirs）第二卷中就稱之為“爛泥戰”。這本書出版於1936年，勞合·喬治將戰役中黑格的短視看作大錯（“這場戰爭中（zui）重大的災難之一”），並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抨擊；他同時還譴責了黑格和帝國總參謀長威廉·羅伯遜爵士（Sir William Robertson）,指出他們在很多重要議題上誤導了戰時內閣，包括法國軍隊的處境、（表面上看起來）處於弱勢的敵軍數量，以及地面情況。“取得的勝利被過分誇大了。無論這些勝利前面加了多少限定詞，其背後都是事實上的戰敗。我方的傷亡數量比上報的要多，敵方的損失卻呈金字塔狀……所有會使人慌亂和洩氣的事實都被壓了下去”，而“我們卻在臉上不遺餘力地瀝粉貼金”。黑格已經“完全心態失衡”，同時“剛愎自用地堅持他的進攻”而不是承認他的失敗。第三次伊普爾戰役就是一場“無意識之戰”，這場戰役“危及（zui）終勝利的可能性”。

勞合·喬治對該戰役通篇否定的敘述深受李德·哈特的影響（李德·哈特曾被聘為《戰爭回憶錄》的顧問），矛頭不偏不倚直指總參謀部中的仇人。不過他並沒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敘述，總是有一些人，包括高級指揮官和軍事史學家在內，辯稱這場仗值得一打，也很有必要打。其中一人便是保守黨議員達夫·庫珀（Duff Cooper，1936年版黑格傳記的作者），他試圖逆轉這個“爛泥與鮮血”的潮流，強調佛蘭德斯地區——無疑是英國西線（zui）重要的防區戰鬥背後的邏輯和道理，還有為法國軍隊減壓的必要性。庫珀認為，這場戰役固然恐怖，但戰役結束時，英軍在伊普爾周圍占據了更有利的陣地。他們的盟友法軍氣，而德軍“沒有得到一點療傷或制訂新計劃的喘息時間”。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關於第三次伊普爾戰役的官方敘述纔得以出版，那時，陣營的劃分已十分明顯。在《英國官方歷史》（British Official History）的所有卷本當中，沒有一本如《軍事行動1917：第二卷》（Military Operations 1917: Volume Ⅱ）那麼棘手，遭遇千彎百折纔誕生。這本書的編寫工作開始於1939年9月，但是進展緩慢、不斷重寫，內容也爭議紛紛。終於在1948年得以出版——《英國官方歷史》中（zui）後完成的一本。該書作者詹姆斯·埃德蒙茲爵士盡己所能地消除人們對這場戰役的一些誤解，尤其是“爛泥傳說”，即被他稱作“監聽政府的知名平民批評家們”所兜售的內容——這些人指的正是勞合·喬治和李德·哈特。盡管埃德蒙茲並沒有回避對總司令的批評——尤其在選任休伯特·高夫爵士（Sir Hubert Gough）為將軍（第5集團軍總指揮官）來指揮主攻的問題上，但是他對黑格發動戰役的做法很是支持，包括戰場和軍事目標的選擇。他的結論重申了其著作的主題之一：1914年以前缺乏對歐洲大陸大規模作戰的準備，這在戰時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毀滅性後果。“除非一個國家準備好了戰略、人員和物資，”埃德蒙茲警告說，“否則就不能指望立刻取得偉大的勝利”。

也許正如預期的一樣，《軍事行動1917：第二卷》從未獲得過一致的評判。該書問世時，讀者來信如疾風一般。弗朗西絲·勞合·喬治［Frances Lloyd George，娘家姓史蒂文森（Stevenson）］指責埃德蒙茲在為帕斯尚爾戰役“洗白”；前空軍參謀長特倫查德勛爵（Lord Trenchard）卻不贊同，稱該書“詳盡而準確”；約翰·戴維森爵士（Sir John Davidson，曾就職於英軍總部）說該書“公正而理性”，讓讀者能夠“以恰當的視角審視黑格勛爵的責任和決定”。對李德·哈特來說，他認為盡管有正當證據，埃德蒙茲還是有意對戰役進行了更中庸、更親黑格的闡釋，很顯然是因為他的官職和他緊密的戰爭情誼意味著不可能“把無情的真相”拿去付梓（或許正因如此他纔熱衷於將“哭泣的參謀”的軼聞分享出來）。無論這種說法是真是假，埃德蒙茲嘗試去站在黑格一邊講故事，或至少嘗試著摒除一些對該攻勢的古怪批判，但這種嘗試注定要失敗。《軍事行動1917：第二卷》始終沒能轉變勞合·喬治和李德·哈特所促成的對帕斯尚爾戰役的主流觀點——這塊高地已經被占領了。

即使公眾對戰役的記憶開始消退，爭論也還在繼續。20世紀50年代末，歷史學家約翰·特瑞恩（John Terraine）開始了長達一生的嘗試，試圖恢復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名聲；到現在黑格都首當其衝地被罵為“蠢驢”。特瑞恩認為，勞合·喬治和李德·哈特應該為“曲解歷史”和“極不公正地判決”那些謀劃和實施戰役的人負責。特瑞恩反對過分感性地解讀所發生之事（他從不使用“帕斯尚爾戰役”這個術語，而傾向於更嚴肅的“第三次伊普爾戰役”），他沿襲埃德蒙茲劃定的路線，強調比利時海岸的戰略重要性，給法軍減壓的緊迫必要性，以及佛蘭德斯地區的戰鬥給守軍帶來的可怕後果。這場戰役在宏大的軍事目標面前也許是失敗的，但它標志著從那一刻起德軍在西線的士氣開始萎靡不振。而且，英軍在這場戰役中發展了戰術技巧和軍備制造，並在日後的戰爭中將其發展到，尤其是1918年8月的亞眠戰役。特瑞恩認為，這能讓人們在合適的語境中去理解伊普爾戰役如何成為勝利之路上的重要裡程碑。

李德·哈特和特瑞恩多年來一直互爭上下，從黑格日記的可信度爭論到英軍和德軍的傷亡統計數據。他們的辯論繼續成為作家日後寫作的話題，盡管總是作品熱度很高但亮點很少。利昂·沃爾夫（Leon Wolff）是一位美國空軍軍官，他在書中敘述了這場戰役的始末，廣為人知。書名叫《在佛蘭德斯戰場》（In Flanders Fields，1958），敘述模式與李德·哈特十分相像，把帕斯尚爾戰役描述為缺乏理解力與想像力的指揮官們實施的無謂屠殺。盡管沃爾夫聲稱本來想以所謂的“與人性無關的中立”來寫這部書，但還是承認“我無法相信我所寫的東西”。1978年，琳恩·麥克唐納（Lyn Macdonald）的《他們稱其帕斯尚爾》（They Called It Passchendaele）出版，一切依然如故。麥克唐納的書以超過600名目擊者的敘述為資料，向新一代讀者呈現了那些在伊普爾服過役的“英國兵、澳新兵以及加拿大兵”的故事。盡管作者總的來說避免了對勞合·喬治和黑格的直白譴責，但還是在一些地方提到。她的書讀起來更像是小說或恐怖故事，而非嚴肅的軍事歷史作品。而且這部書的暢銷更進一步堅定了大眾對於帕斯尚爾戰役的理解：“浴血奮戰……超乎想像。”

到20世紀90年代，越來越多的學者，有英國的也有其他英聯邦國家的，開始重新審視英國軍隊在西線的表現，傳播更加積極的“學習曲線”觀點。不過這一修正主義浪潮仍未觸及帕斯尚爾。1996年，澳大利亞歷史學家羅賓·普賴爾（Robin Prior）和特雷弗·威爾遜（Trevor Wilson）出版了《帕斯尚爾：不為人知的故事》（Passchendaele: The Untold Story）一書，但遠遠沒有恢復這場戰役的名聲。他們描述了一個更加黑暗的故事。雖然勞合·喬治和黑格的捍衛者們多年來一直在一較高低，就這場戰役的責任歸屬彼此責備、相互打擊，但普賴爾和威爾遜對“軍事指揮的錯誤判斷”和“政治領導的任性自私”都進行了強調。英國首相被描繪為精力充沛與了無生氣、決心堅定和事不關己的古怪結合——他勉強支持佛蘭德斯戰役卻拒絕為其承擔責任，而必要的時刻也不願挺身而出終止戰事。同時，黑格因為始終未從以往的戰役中吸取教訓以及面對頑敵抵抗時近乎病態的過度樂觀而受到批判。正如作者所總結的，這“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軍事藝術的登峰造極之作”。

那麼為什麼要寫一本關於帕斯尚爾戰役的新書呢？盡管有著標志性地位，但第三次伊普爾戰役與第1次世界大戰的其他一些戰役相比，仍然算是相對著墨較少的。20世紀90年代，當普賴爾和威爾遜鑽研自己的書時，發現對於該戰役的歷史研究“單薄得令人震驚”——隻有有限的幾部作品問世，在這期間填補這個空白。新近的作品已經聚焦於該戰役帝國主義的一面，而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的歷史學家則使我們理解到帕斯尚爾戰役的重大影響能波及多遠多廣。然而，第三次伊普爾戰役的種素仍然有待探究。德軍的故事是（zui）大的遺漏，大多數敘述幾乎都沒有花時間講述德軍如何戰鬥，尤其是他們如何適應佛蘭德斯地區戰鬥中變化的戰術和行動需要。

《帕斯尚爾：碎入泥沼的希望》（Passchendaele: A New History）嘗試重新講述這個聲名狼藉的戰役，在一個世紀的學術知識積累之上，以新鮮的視角審視這場戰役。較之以往的歷史研究，本書以一繫列更為完善的原始資料為基礎，包括交戰雙方的個人敘述、信件、回憶錄、官方報告和戰爭日記。本書致力於呈現對該戰役一次嶄新的敘述：這場戰役是怎樣的體驗，以及它對於為戰爭付出全部努力的協約國和同盟國雙方來說意味著什麼。本書在戰略、軍事行動和戰術層面對該戰役進行了全新的討論，花了可觀的筆墨來審視“山的另一邊”。本書約1/3都關乎德軍士兵，以及他們怎樣在伊普爾突出部守衛其陣地。他們有著非凡的故事、在面對幾乎不可想像的恐懼時展現出了勇氣和智巧。事實上，隻有把英德雙方的經歷結合起來，我們纔能以新的方式再次評估這場戰役，纔能意識到黑格的軍隊在1917年9月和10月離決定性的成功曾有多近。甚至可以說，第三次伊普爾戰役從某些方面來說，是這場戰爭中“失去的勝利”之一。

“決定性的成功”或是“失去的勝利”，這樣的概念與帕斯尚爾放在一起，第1眼看去似乎古怪又反常。不過，再看一遍這場戰役，我們會驚訝於1917年10月英軍離迫使德軍在比利時大面積撤退有多麼的近。通過加快軍事行動以及讓德軍蒙受越發難以承擔的傷亡率，英國軍隊為重要的政治和戰略成果打開了一扇機會之窗——也許甚至能達成某種妥協下的和平。在本書作者看來，這個故事之前從未被全面地講述過，這場戰役也絕非主流觀點所認為的那樣完全徒勞，缺乏意義與目標。相反，1917年的夏秋，重大的成功對英國來說觸手可及，若這場戰役的指揮方式能稍有不同，不難想像整個戰爭的進程將會發生戲劇性改變。

帕斯尚爾戰役有著復雜而漫長的歷史。戰役的謀劃與展開便耗時數月。它還經常跟其他戰役交織在一起，與這些戰役同步進行，（zui）終於1917年的夏末和秋天成為整個戰爭的焦點。故事開始於1916年末至1917年初的鼕天，當時新的協約國軍政領導層試圖挽救徘徊在危險邊緣的戰爭運籌。1916年在凡爾登和索姆河進行的大戰沒有產生決定性的結果，隻是在法國、英國和德國的傷亡名單上增加了數十萬的名字。戰爭在法國和比利時眼看陷入永恆的僵局，必須做出重大決策——如何贏得戰爭，必要情況下給予其他戰線怎樣的增援。在東線，俄國軍隊馬上要接近忍耐的極限了，越來越無力抵御同盟國；而意大利的戰爭投入顯然已經超出了維持國家運轉的限度。就在這樣紛繁復雜的情勢下，西線（zui）令人恐懼、也（zui）令人入神的一役即將打響。

100年過去了，第三次伊普爾戰役依舊值得我們關注。

《歷史必須做出裁決》

◆ 蒂姆·哈林頓爵士

1917年11月11日，帕斯尚爾（zui）後的進攻結束後第二天，德國（zui）高統帥部（當時已遷往比利時蒙斯）舉行了一次絕密會議，討論下一年的行動計劃。11月7日，布爾什維克在聖彼得堡（當時稱“彼得格勒”）奪取政權，這意味著蘇俄現在事實上退出了戰爭，德國在東線的領土野心已無人遏制。問題仍然是西線這邊可以做些什麼。德國是否應該接受和平妥協——這對一個多年來由勝利故事滋養起來的民族將造成巨大衝擊——還是要發起決定性的一擊。正如人們預料的，德國軍隊選擇了忠於自己的傳統。出席會議的赫爾曼·馮·庫爾以後指出：“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德國打算把一切都押在對西線的大規模進攻上，目的是在美國人進行武力干預之前摧毀協約國。潛艇戰已經失敗了。現在德國將再次把命運交到陸軍手中。

春季攻勢（zui）終於1918年3月21日在濃濃的晨霧中展開，這是英國軍隊歷史上（zui）糟糕的一天。魯登道夫大規模進攻的先頭部隊由70多個師組成，分布在3支集團軍中，有6000多門火炮支援，在充滿恐怖的一天裡襲擊了英國防線。休伯特·高夫爵士的第5集團軍承擔了一項艱巨任務：在佩羅訥（Péronne）周圍守住前線的南部戰區。結果卻遭鐵蹄蹂躪。在那天據守前線的21個師中，有19個在第三次伊普爾戰役中參與了行動，它們失去了官方歷史學家所稱的“一大批（zui）優秀的士兵，他們的位置由未經訓練的新兵和轉調兵填補（如果真的能填補上）”。雖然高夫數月來一直警告說部隊防御能力差，後備力量太少，但他的陣地終歸是失守了。這需要一個替罪羊。4月3日黑格告訴高夫他將被解職，必須立即返回英國。

不久，這場災難的嚴重程度和德軍進攻的規模迫使人們重新思考，英國是否可能從伊普爾發起新一輪攻勢？赫伯特·普盧默爵士在意大利度過了一個鼕天後，現又回到第2集團軍。他在傷痕累累的帕斯尚爾嶺上察看了英軍陣地，這裡即使在（zui）好的天氣條件下也難以防守，他想知道該怎麼辦。當蒂姆·哈林頓建議他們撤退時，普盧默走出了房間。

他所能說的隻有：“我不同意。”

不久，這位將軍又返回，把手放在哈林頓的肩上。

“你說得對，”他心情沉重地說，“下命令吧。”

普盧默討厭這樣做。“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幕。”哈林頓回憶說：“有這樣一個人，他憑著堅定的決心和勇氣，多年來一直堅守著伊普爾突出部，打退了所有來犯者。他贏得了梅西訥戰役和帕斯尚爾戰役，現在卻被迫撤離。”

那天晚上，英國軍隊悄悄溜出了帕斯尚爾嶺。以如此代價贏得的陣地現在留給了德國人（如果他們想要的話），而第2集團軍則回到了千瘡百孔的伊普爾城附近，在那個熟悉的地方他們再次被鬼魅般的山嶺俯視。帕斯尚爾在沒有放一槍一彈的情況下丟失。從許多方面似乎可以總結出，1917年夏天伊普爾的整個戰役都是徒勞無功、毫無意義的。（zui）後，借用保羅·格羅斯（Paul Gross）2008年執導的劇情片《帕斯尚爾》中的一行文字概而言之：“1917年10月26日，加拿大軍卷入帕斯尚爾戰役。一周之內，他們以5000人的生命為代價占領了這座千瘡百孔的村莊……第二年春天，敵人不到一周的進攻又奪回了這片來之不易的陣地……”如果流了那麼多鮮血去征服的山嶺這麼快就能被放棄，那意義何在呢？倒不如一開始就別去奪取它，不是嗎？

對第三次伊普爾戰役的這種判定仍然司空見慣：一場徹底令人失望的悲劇戰役，一個完全徒勞的結局。但是對這個問題應該仔細考慮——那些德國指揮官斷不會這麼認為，他們親眼看到了山嶺的意義所在。雖然這場戰役在德國並沒有引起特別的爭議，但人們普遍認為它是整場戰爭（zui）嚴峻的考驗之一。1917年12月5日當天，魯普雷希特王儲發布命令，向所有參加“迄今為止（zui）慘烈戰鬥”的人致敬。86個師在佛蘭德斯進行了接替換防，其中22個師完成了兩輪作戰，同時大多數炮兵部隊也曾參戰。對魯普雷希特來說，戰爭結果是德國取得了完全勝利。“盡管敵人動用了大量的人員和物資，但他們卻一無所獲。”德國軍隊在佛蘭德斯的勇猛防御使德國軍隊能夠對俄國軍隊和意大利軍隊進行毀滅式打擊，令徹底的勝利近在咫尺。羅斯伯格同意這一說法，稱這場戰役為“大戰中（zui）可怕的防御戰”，並為德國軍隊的英勇行為感到自豪。他們在敵人飛機的監視下，在沼澤和彈坑的戰場上“頑強地戰鬥”數月。

譜寫一段成功的防御戰傳奇（這是德國傳記作家熱衷宣傳的）離不開一個話題——對德國軍隊來說第三次伊普爾戰役有多麼難打。歷史學家傾向於把注意力集中在英國（zui）高統帥部的錯誤和弱點上，有時會淡化“佛蘭德斯大屠殺”給守軍帶來的可怕經歷。然而，我們不應低估德軍的壓力，尤其是1917年9月和10月。在這樣潮濕的天氣裡，露天作戰已經夠糟糕了，德軍士兵還不得不面對看起來無窮無盡的猛烈炮火、毒氣和低空掠過的飛機，同時隻能依靠送到前線的微量食物和水來維持生存。即使是（zui）優秀的部隊，在戰場上待幾天後，也會變成步履蹣跚、虱子滿身的散兵遊勇。當第465步兵團（第238師）於10月30日撤離時，沒有一個連的兵力超過30人。威爾克（Wilcke）少校望著細長的縱隊從身旁艱難走過，看到這些“瘦骨嶙峋、飽經風霜、肮髒不堪”的士兵，他情難自已。他顫抖著，眼含淚水，雙手摘下頭盔，向帕斯尚爾的英雄致敬。

1917年，對德軍來說，很少有戰役像佛蘭德斯戰役那樣對軍隊的精神和肉體提出了雙重挑戰。德軍的戰術在戰鬥初期非常奏效，當時高夫試圖深入德軍防線，這種情況完全適合使用反應師。但普盧默在1917年9月和10月采取了有限的“咬住不放式”進攻，抵抗起來要困難得多。德軍指揮官在戰鬥這一階段面臨的重大挑戰，長期以來要麼不為英語世界作家所知，要麼就被他們忽視，因而扭曲了我們對這場戰役的理解。德文資料來源（無論是部隊報告、個人日記還是公開發表的報道）非常清楚地表明，無論是抵抗普盧默的進攻，或是在英軍陣地鞏固後對其進行任何有意義的打擊，都是多麼的困難。帕斯尚爾戰役揭示了自1914年以來，由防守者一方明顯占據的戰術優勢是如何轉移到進攻者一方的。

與德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於這場勞合·喬治稱之為“爛泥戰役”的爭論在英國及其前自治領從未平息過。黑格於1928年1月去世。人們在倫敦為他舉行了一場紀念遊行，並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舉行了悼念儀式。有數千名哀悼者到場，之後他被安葬在離祖籍貝爾斯德不遠的德萊布格大教堂。他似乎至死都沒有後悔，因為他確信已經盡力，別無他法。戰爭結束後不久，莫裡斯·漢基舉行了一次小型宴會，黑格應邀出席。當晚，漢基一再詢問佛蘭德斯的戰況，以及進攻和持續進攻的決定是否正確，但黑格的反應從未動搖。漢基晚上走出來時確信“黑格心裡完全沒有任何自責”。對黑格而言，正如他在1917年的作戰報告中所寫的那樣，盡管戰役令人失望，但是“我們已大大推動了敵人野戰部隊走向（zui）終毀滅”。赫爾曼·馮·庫爾1929年發表的報告強化了這一結論，該報告指出，如果英軍不進攻伊普爾，“德國人就會掌握主動權，從（zui）薄弱的地方進攻協約國”。

因此，英軍“緩解了法軍的危機”，吸引了德軍的預備隊力量，讓法軍的士氣有時間從春季的崩潰中恢復過來。

黑格將帕斯尚爾戰役合理化，形容為一場（jue dui )成功的消耗戰。事實上，這完全可以預見；畢竟，一年前他在索姆河也說過同樣的話。1916年，黑格精心籌劃的戰事未能取得突破，但這一失利被寥寥幾筆帶過，視作對預先計劃的適當而審慎的演練，並未被視為行動思路上的原則性錯誤。約翰·特瑞恩也同意黑格對第三次伊普爾戰役的評論，認為這是“疲憊不堪的鬥爭”中（zui）關鍵的時刻。他也同樣認為德軍對進攻的反應（zui）能證明進攻的意義。（wei yi ）的問題是，這種判斷隻可能是事後做出的。黑格在佛蘭德斯的戰鬥初衷不是為了粉碎德國軍隊，也不是為了奪取重要的山嶺（不管他後來怎麼說），而僅僅是為了取得重大突破，解放比利時海岸。至於庫爾認為第三次伊普爾戰役阻止了德軍進攻，這似乎不太可能。很明顯，德國情報部門已了解到法軍出現了嚴重問題，但更大的戰略背景使他們不可能對貝當的部隊發起任何進攻——畢竟，貝當的部隊剛剛在西線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撤軍。

休伯特·高夫的職業生涯在1918年4月中斷，他一直清楚地知道黑格多麼想在伊普爾進行戰鬥。“黑格一直夢想著騎兵部隊能推進到底，”戰後他寫信給詹姆斯·埃德蒙茲爵士，“從1915年的新沙佩勒戰役到索姆河戰役，他從未放棄過這個夢想”。這種以騎兵部隊為先鋒的大規模突破，並不隻是一種空想，畢竟，黑格曾於6月在戰時內閣提出過使用“大規模騎兵部隊”作戰的誘人前景。他打仗依據的是參謀學院灌輸的那套對戰爭的理解，即打仗重在大膽的調遣、決定性攻勢和終極進攻。正如歷史學家羅賓·普賴爾和特雷弗·威爾遜所指出的那樣：“黑格的首要決心是充分利用假想中德軍開始瓦解的士氣，完成一次直達海岸線的大規模掃蕩，這種決心扭曲了每個階段的行動方針。”黑格的確在9月和10月同意在普盧默指揮下進行有限的行動，但他從未動搖過自己的信念，即遲早會取得重大突破。如果黑格願意按照戰時內閣的指示，完全采用消耗性或“循序漸進”的方法進行戰鬥，他很容易就能這樣做。

幾十年來，歷史學家都能指出黑格在第三次伊普爾戰役中的錯誤：他相信自己能掃清比利時海岸的敵軍，樂觀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梅西訥戰役之後致命的拖延；決定任命高夫這樣一名不合適的指揮官；未能研究好計劃的細節就命令高夫奪取葛路維高原；在取得決定性戰果的希望破滅後執意繼續進攻。科雷爾利·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在1964年BBC電視繫列片《大戰》中與約翰·特瑞恩合作過，他發現特瑞恩對帕斯尚爾戰役的分析（載於1963年的著作《道格拉斯·黑格——受過教育的戰士》）可能是“一本優秀傳記中（zui）令人懷疑的一段”。對巴尼特來說，黑格決定“攻擊這場戰爭中（zui）強大的陸軍，自己卻隻有一個集團軍群，而盟友之一處於解體狀態，另一個則因士氣問題而癱瘓”，這樣的決定是無謂且愚蠢的。“不僅僅是歷史的後見之明顯示出黑格思慮的不合理，”他寫道，“畢竟當時另有一位總司令正確地解讀了形勢，並采取了正確的政策——那就是貝當。”

也許第三次伊普爾戰役的真正悲劇不在於打了這場仗，也不在於英軍沒有取得突破，而在於他們並沒有發揮出全部實力。到1917年夏天，英國遠征軍已經發展出了一種能贏得戰鬥的作戰方法：猛烈火炮輔以“咬住不放式”攻擊就可奪取陣地（盡管數量有限），並給任何不幸擋路的守軍造成沉重的傷亡。如果天氣好且時間充裕，英國人對敵造成的傷亡至少能和自己遭受的一樣多。普盧默將軍是“咬住不放”戰術（zui）偉大的締造者。然而黑格決定讓高夫牽頭，在7月31日首先發起高風險的突破性嘗試，接著還決定讓部隊在整個8月卷入一次又一次的小規模進攻。這些進攻逐漸削弱了各師的力量，卻幾乎沒有任何效果。犯下如此巨大的錯誤，這反映了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3年來，黑格幾乎從未反省過自身以及對下屬的選任問題。這與1916年他在索姆河戰役犯下的錯誤如出一轍（盡管那次涉及的是亨利·羅林森將軍，而不是高夫）：尋求雄心勃勃的突破，而當突破未果時任由戰鬥在組織缺乏和結構混亂的情況下坎坷推進。隻有在行動瀕於失敗時，黑格纔會被迫干預，改變做法。

當普盧默終於得到機會時，他牢牢把握住了。與高夫的手足無措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普盧默在突出部的指揮為次世界大戰中的成功作戰提供了3個（zui）突出的範例：梅嫩路戰役、波勒岡樹林之戰和布魯德塞安德戰役（除此之外，還有早先在梅西訥嶺的勝利）。這些攻擊或許隻奪取了少量地盤，但就連敵方也認為它們的價值（zui）高。這幾次重錘打擊的結果是粉碎性的：扭轉了德國人自戰爭開始以來（依靠縱深防御和反應師）占據的有利局面，並促使他們進行反復的浪費式反擊。事實上，人們很少意識到這些行動的效果，以及德皇的軍隊由此陷入的艱難處境。德軍指揮官很懊惱，正如他們所承認的那樣，實際上，他們無法阻止實施得當的有限攻擊。此外，在兩周內策劃一繫列這樣的戰役不僅展現了英軍出色的後勤水平和組織管理能力，而且創造了（至少是暫時的）更快的作戰節奏，讓德國人措手不及。作為解決塹壕戰困境的一種方案，它幾乎和預期中一樣奏效。

整個機制當然還是崩潰了。當普盧默無法獲取成功的兩個關鍵要素——時間和好天氣時，不可避免就要恢復軍隊常態，暫停進攻。雖然他必須接受一些批評，因為他沒能更堅決地告誡黑格，把攻勢維持到10月和11月是徒勞的，但是普盧默已經指明了方向。如果這位第2集團軍指揮官從一開始就全權負責，如果進攻是在1個月前開始的，如果“咬住不放”成為英軍行動的指導原則，誰知道會取得什麼成果呢？或許1917年夏末和秋天就能取得重大勝利。雖然比利時海岸未必會因此而徹底解放，但不難想像，英軍的持續施壓、德軍的更大損失，以及經常性的重擊，可能會迫使德國（zui）統帥部選擇止損。一旦德軍決定撤退到一個更適宜防御的位置，這意味放棄一些港口和魯萊斯的鐵路樞紐，那麼他們對比利時西部的控制就會越來越不穩定，從而將一場重大勝利拱手讓與英國。這勢必會促使德國呼吁就比利時的狀況重啟談判，增加妥協和平的可能性。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第三次伊普爾戰役是1917年英國軍隊一次“失去的勝利”。普盧默在9月20日—10月4日間指揮的戰役從未得到應有的承認，未能在戰鬥早期發起這些限制性攻擊，標志著失去了一個巨大的機會。黑格必須為此負責。在他眼裡，重大突破勢在必行，“咬住不放”即使具備什麼重要性，也隻是用於暫時應付戰場條件。這便是黑格公認的形像：一位冷漠的指揮官，4年來毫無想像力地遵循陳腐的消耗戰理論。這一名聲掩蓋了他嗜賭成性的事實——賭徒心理使人習慣於輸錢之後一次又一次地追加籌碼。他確信，這一次的牌終會到位，他會大比分贏得勝利。悲劇的是黑格明白賭注有多高，而他的勝算又是多麼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