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帝國主義理論的辯護傾向
應當看到，西方史學家有關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研究不是一般性的學術活動，它經常與研究者的政治立場密切相關。其中一個最明顯的政治意圖就是為西方列強的侵略擴張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進行辯護。例如呂梯就堅決反對所有批判、咒罵帝國主義的言論，極力肯定殖民化對於第三世界人民的積極作用。在他看來，殖民化不是“慈善的教育機構”，但它至少在其以後的階段曾經產生過教育作用，曾經使歐洲化為第三世界的人民所接受。殖民化不是對處於劣勢的民族的剝削，而是一種教育工作，對於殖民地的“文明化”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按照呂梯的說法，被涉及者，即原來的殖民地臣民，並不想消除這些發展的結果，因此固執地用道德的自我批評姿態來對待殖民主義現像的做法是不適當的。盧加德勛爵(Lord Lugard)時期英國殖民政治的追求，即在不列顛的統治下盡可能地保留本土的社會結構和文化，長遠地看並不十分成功，甚至是落後反動的。而法國粗暴的同化政策有時候卻顯得很有道理。那種認為帝國主義野蠻地破壞了本土豐富的文化的看法是不正確的。完全相反，“對於歐洲以外的世界來說，殖民帝國時代總體上是一個和平與安全的時代，這種情況在亞洲和非洲原來的血腥歷史上幾乎是前所未有的。”①
還有不少西方學者把歐洲以外地區的國家和民族完全看作是無能的，根本無法抗拒歐洲入侵者和冒險家的攻擊，這顯然是對殖民地社會的極大蔑視。他們強調歐洲和西方文化對於殖民地經濟和社會發展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這反映了一種在西方國家普遍流行的心態，即擺脫罪責，安於現狀。懷有這種心態的人根本不把當今時代工業國家與地球上許多發展不良的地區之間存在的嚴重依附關繫放在眼裡。而有一些持民族主義解說的人則把造成帝國主義罪行的原因推到廣大民眾和別有用心的社會團體身上，認為民族主義會“自動轉化成帝國主義”，這同樣表現出了為西方政治家和資本家辯護的傾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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