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賣點

1. 本書作者是一對於二戰中幸存下來的猶太人，亦是一對新時代的和平使者。

本書作者——二戰幸存者迪娜和約萬，多年來致力於維護大屠殺紀念文化和打擊反猶太主義，先後於2020年、2022年獲得“勞爾·瓦倫堡獎”和“塞爾維亞三級國旗勛章”。

2. 由舊物切入，在回憶與現實的交織中，分享不一樣的二戰故事。

一些老照片、一枚訂婚戒指、一隻舊燭臺……作者由一些曾支撐他們度過人生至暗時刻的舊物件切入，敘述了對戰前溫馨的家庭生活、對已逝的親人、對大屠殺期間艱難時期的回憶，並試圖以此追溯破碎的家族歷史，重新建立起與親人、與故土的聯結。

3. 是對戰火童年的拼湊，亦是對黑暗時期人性閃光的緬懷。

全書沒有宏大的敘述，隻是通過破碎而模糊的回憶，拼湊出那段難忘的戰火童年；同時著力展現了那些曾照亮他們黑暗童年的每一個閃光瞬間——一位德國軍官的善意提醒、一個異國好心家庭的收容，以及與人道主義戰士勞爾·瓦倫堡的短暫會面……

4. 對戰火中愛與堅持的紀念，啟示我們：珍惜當下，方能更好地面對未來。

未來不可預知，災難總是不期而至。而支撐我們渡過難關、走出低谷的，或許正是我們好好珍惜的當下的每一天、每一個人。

編輯推薦

    描述大屠殺的方式有很多，迪娜和約萬選擇了專屬於他們的方式。大屠殺奪走了他們的親人、故土，以及他們的童年。回憶這段歷史，對於他們來說無疑是痛苦而殘酷的。戰火平息後，他們不願回到早已物是人非的故土，也極力避免談論和回憶過去，隻將對親人、對故土的思念深埋在心底。直到二人在戰後次為幸存的猶太青年舉行的夏令營中一見鐘情並終結為連理，相互理解，相互溫暖，終於鼓起勇氣直面過去，並下定決心去溫暖更多與他們有過相同遭遇的人。於是夫婦倆奔走於各大學校、機構，分享他們獨特而難忘的童年經歷。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療愈了自己，也療愈了很多背井離鄉的人。而這本書正是緣於這樣的分享。孩童的記憶破碎而模糊，卻從側面反映了戰爭及種族迫害的黑暗與殘酷；而回憶中不時閃現的家人間，甚至陌生人間的溫情瞬間，終成為照亮他們黑暗童年、也照亮困境中的所有人的一束光。

    天黑了還會再亮，災難並不意味著結束。當身處人生至暗時刻，要相信：你總會遇到那一束光——或許是一個人，或許是一件事，或許隻是一點溫暖的回憶。

序  言

我們被迫遠離家鄉，茫然四顧，不知該去向何處。未來會怎麼樣？我們要離開我們的城市、我們的朋友、我們的生活習慣和風俗傳統多久呢？我們必須告別我們的家園，拋棄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包括買來的、被饋贈的，甚至傳承下來的所有東西嗎？

我們會不會離開太久？我們一定很快就會回來吧？他們傷害不了我們。

我們必須迅速收拾行李，鎖上前門，盡快上路。匆忙中，我們隻攜帶了一些必需品：幾張照片，幾件可以挽救我們於貧困的貴重物品。其他重要物品全都藏了起來，畜棚裡、箱子裡……還有一些藏在地下的暗格裡，除了我們，沒有人能找到它們。

善良的鄰居和朋友們，在我們回家之前，你們能幫忙照看我們的瓷器、我們喜歡的畫和書嗎？隻需要一小段時間，真的不會太久。

我們確實回來了，可已經是四年後。

迪娜，也就是我，那時纔七歲，和母親從匈牙利回來。1941 年納粹德國占領南斯拉夫時，我們逃到了那裡。後來，我的父親也活著回來了，但他和母親都不願繼續生活在我們的家鄉—小鎮魯馬，因為那裡的一切都會讓他們想起曾經被殺害的親友。

我叫約萬，那時隻有十二歲，從藏匿處輾轉至貧民窟和集中營後，終於回到家鄉彼得羅夫格勒。我的父母、哥哥和家族中的大部分人都已被殺害，好在我被姨媽和她的丈夫— 一個塞爾維亞人收養了。

我們的房子已被陌生人占據，曾經帶走的大部分東西也都弄丟了。幸運的是，在接下來的歲月裡，那些被我們藏起來或留給別人保管的物品陸續出現，且都被保存得完好無損。

這些物件喚醒了我們的記憶，並始終影響著我們的思緒、感受和生活方式，時常勾起我們心中那充滿愛與溫暖的回憶，也給了我們一種力量和認同感。

現在，我們想借由這本書，掀開這些老物件背後塵封的記憶，把這些故事講給你聽。

「迪娜和約萬」

——選自《來不及說完的故事：納粹大屠殺幸存者生命紀實》，(瑞典)約萬·羅傑斯、(瑞典)迪娜·羅傑斯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後  記

「迪娜和約萬」

在這本書中，我們由一些承載和喚起我們記憶的物品切入，敘述了對戰前溫馨的家庭生活、對逝去的親人以及對大屠殺期間艱難時期的回憶。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蔓延到南斯拉夫時，我們被迫離開家園。這些物品，有些是我們離開時隨身攜帶的，有些是我們戰後回家纔找到的，有些是事先被我們藏起來的，有些是我們後來從親戚和熟人那裡得到的—它們被保管在了安全的地方。有些物品一開始並不屬於我們，但它們同樣承載著我們的記憶。

不過，我們一直缺少一些在猶太家庭常見的傳統物品。幸運的是，2017 年，我們踫巧得到了一個光明節燭臺—燭臺有九個分支，上面的蠟燭會在每年12 月的光明節點燃。它現在矗立在我們的客廳裡，被我們供奉在一張白色桌子中間的光亮之處。在光明節的八天裡，我們會先點燃九燭臺上的輔助蠟燭，再用它點燃其他八支蠟燭中的一支，然後每天遞增一支，直到後一天四十四支蠟燭全部點完。

這個光明節燭臺與我們家的緣分，可能早在2010 年7 月就開始了。每逢我們家有人過生日，我們都會去旅行慶祝，這次的目的地是柏林。在一個時間充裕的周末，我們參觀了勃蘭登堡門、波茨坦廣場、薩爾瓦多·達利博物館和柏林新國家美術館。我們還看到了無數巨大的水泥塊—那是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

一天，我們乘坐當地火車和巴士前往著名的萬湖郊區，去參觀萬湖會議別墅。1942 年1 月20 日，納粹德國官員曾在這裡舉行會議，討論“猶太人問題的終解決方案”，確定了猶太人大屠殺計劃。事實上，這次訪問也是我們整個行程的主要目的。

萬湖會議別墅現在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屠殺研究和教育中心之一。在那裡我們會見了檔案處主任加比·穆勒·奧裡希斯，他後來還邀請我們去那裡做學術演講。

2011 年1 月20 日，萬湖會議周年紀念日，在六十九年前納粹分子密謀猶太人大屠殺計劃的同一個大廳，我們進行了演講。寬敞的大廳裡擠滿了聽眾，還有許多歷史學家和記者通過屏幕和麥克風收聽了我們的講座。

在納粹曾經舉辦會議的同一個大廳裡演講，這著實是一次震撼的經歷，我們甚至感到一種的勝利感—隻是這種勝利感因無盡蔓延的悲傷情緒和資料匱乏的蒼白訴說而迅速消退。難道是因為今天的我們和六十九年前的萊因哈德·海德裡希（納粹萬湖會議的發起人和主持者）或阿道夫·艾希曼（會議記錄人）坐了同一把椅子？他們的照片還掛在牆上，艾希曼陰冷的眼神讓我們不寒而栗。

後來，我們的兩本書被翻譯成德語，據此還催生了名為“迪娜和約萬的故事”的戲劇表演。戲劇展現了我們在大屠殺期間的童年經歷以及之後的生活。兩個德國演員扮演我們年輕時的角色，我和約萬扮演自己年老時的角色。我們還在萬湖會議紀念館和斯德哥爾摩林蔭大道劇院表演了它的瑞典語版本。

一天，我們收到一個邀請，要在2017 年1 月27 日大屠殺紀念日那天在基青根（德國巴伐利亞州的一個市鎮）表演我們的節目。我們了解到，在1933 年基青根的11000 名居民中，有360 多名猶太人。他們曾引領了該地區的葡萄栽培，並一直活躍在葡萄酒銷售行業，給這個城市帶來了良好的聲譽並推動了其經濟發展。當時每個人都非常看好這座城市裡德國人和猶太人之間的關繫。但是納粹在1933 年掌權後，立即采取措施對該地區的猶太人展開了大屠殺，當地的德國居民也迫不得已參加了附近森林裡的處決行動。1942 年，未能逃脫的猶太人被送往拉脫維亞的射擊場以及索比堡滅絕營和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毒氣室。無一生還。

這裡原來有兩座猶太教堂。在1938 年的“水晶之夜”1，一座被拆除，另一座新猶太教堂被部分燒毀—後來經過翻修，改建為文化館。文化館看起來仍像一座猶太教堂，隻是沒有大衛之星。我們的演出就在這裡進行。

在文化館排練結束後，我們漫步在基青根，這是一個田園詩般的、保存完好的古舊小鎮。透過一家商店的櫥窗，我們看到一些舊的黃銅物品—一個枝狀大燭臺、碗、杯子、手鏈等。讓我們激動的，是那顆大衛之星，以及那隱約可見的燭臺。

“光明節九燭臺！”我們倆同時驚呼。

我們走進商店，請店員拿出燭臺。燭臺已經失去原有的光澤，也沒有清理干淨，上面還有舊蠟的殘留物。我們問起它的來歷，店員一開始隻說它可能是猶太人的。在我們鍥而不舍的追問下，他纔告訴我們，燭臺是一位老人送來的，戰爭期間他的父母曾住在一座廢棄的房子裡，並在那裡生下了他—燭臺也是在那裡找到的。店員並不清楚戰前是誰住在那所房子裡，他們叫什麼名字，發生過什麼事。“戰亂時期，這種事太多了。”他後聳聳肩說。

我們毫不猶豫地買下了燭臺，沒有討價還價。目前隻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燭臺屬於一個猶太家庭，他們曾與該市的猶太人一起被帶到射擊場和滅絕營；現在它來到了另一個猶太家庭。

我們在書裡講述的大多數物品都值不了多少錢，但它們對我們來說卻是無價之寶。如果沒有它們，我們就不可能成為今天的我們。如果沒有它們，我們可能沒有能力作為建築師和法醫病理學家工作四十年，甚至退休後還能寫書；我們可能也沒有勇氣去學校、圖書館、教堂和社區中心講述我們在二戰期間的童年生活，分享關於大屠殺的經歷—在當今全球劇變和全球移民的大時代，這些經歷正變得越來越重要。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些受害者的經歷和記憶就會被永遠遺忘。因此，對於這些承載著我們的記憶，塑造了我們的個性，並給了我們寫這本書的動力的物品，我們永遠心存感激。

——選自《來不及說完的故事：納粹大屠殺幸存者生命紀實》，(瑞典)約萬·羅傑斯、(瑞典)迪娜·羅傑斯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勞爾·瓦倫堡的袖珍日記本讓我回憶起我一生中黑暗的時光，那時我和母親住在布達佩斯，隨時可能被殺害。它還承載著勞爾·瓦倫堡如何將我在猶太人區的祖父母從死亡邊緣拯救回來的記憶。對此，我非常感激。

袖珍日記本

「迪娜」

2016 年8 月28 日，我們——猶太博物館之友協會的成員，在海辛格街（位於瑞典老城斯德哥爾摩）喫了一頓告別晚餐。博物館將搬遷到位於摩斯亞拉加德街19 號的老猶太教堂。就在前一天的勞爾·瓦倫堡日（勞爾·瓦倫堡是瑞典外交家、人道主義者，二戰期間曾致力於營救歐洲納粹占領區的猶太人），這裡還舉辦了特別展覽，現在幾乎所有的物品都已經打包好了，隻有一個展臺還保留著。我注意到展臺上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勞爾·瓦倫堡袖珍日記本”。那是勞爾·瓦倫堡於1944 年寫下的日記。頁面上記錄著他將要會見的人的姓名以及會見的日期、時間。看著它，我心想，也許裡面還載有我祖父的姓名——內森·韋斯。

1944 年秋，那時我六歲，祖父帶我去了一趟布達佩斯的法肖斯療養院。在灰色的醫院大樓前的人行道上，我們遇到了一個年輕人，他給了祖父一封信和一小包藥品。他們用德語交談，我能聽懂每一個單詞，卻完全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我們周圍都是灌木叢，玫瑰果已成熟，我摘了一些，吮吸著果漿。那人看了我一眼就走了，祖父打開信封，說他隻看一眼。當時，我還不知道他臉上流下的是喜悅的淚水—這是我父親離開家鄉三年後的封來信。

後來，祖父和我又見過那個人一次，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帶給我的巧克力。在那之前，我從未喫過巧克力，戰爭期間根本就沒有巧克力。

直到20 世紀80 年代我纔知道，我們見到的那個人就是勞爾·瓦倫堡。那時我們住在斯德哥爾摩，有一天去斯特林堡街49 號訪問我的姑姑埃爾齊。在戰爭蔓延到南斯拉夫之前，她和家人就來到了瑞典。埃爾齊姑姑的咖啡桌上放著一本伯·安哲（勞爾·瓦倫堡的同事）的回憶錄《與勞爾·瓦倫堡一起在布達佩斯》。我盯著封面，那個男人的臉讓我覺得很眼熟。

“迪娜，你應該認識他，”埃爾齊姑姑說，“1944 年你們在布達佩斯見過面。”

她告訴我，勞爾·瓦倫堡和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姑父利奧曾在梅羅帕公司共事，所以她曾在戰時利用這層熟人關繫給她的父親—我的祖父送去物資。

我去見了猶太博物館館長，問她可否讓我翻閱一下勞爾·瓦倫堡的袖珍日記本，她說這裡隻有復印件，原稿保存在斯德哥爾摩的瑞典軍事博物館。在與館長安德烈亞斯·奧爾松通過電話後，約萬和我來到瑞典軍事博物館。館長很友好，直接把我們帶到樓上勞爾·瓦倫堡的展廳。它被裝飾得像個書房。展廳旁有一顆大衛之星作為標識——1944 年，在布達佩斯的猶太人必須將其佩戴在左側胸前。

那本袖珍日記本已經從展臺上取下，放在一張訪客的桌子上。我們在桌邊坐下來，我環顧四周，目光落在掛在衣架上的一件米色風衣上。

“我和爺爺次見到勞爾時，他穿的是一件黑色短夾克，也許是一件伐木工穿的夾克衫。”我指出。

“那不是勞爾的風衣外套，”館長笑著說，“它屬於米克洛斯·馬加斯迪，他曾與勞爾·瓦倫堡合作。米克洛斯·馬加斯迪以外套作為信號向勞爾·瓦倫堡要見的人傳達秘密信息，這取決於他拿外套的方式。”

館長戴上一雙薄手套，開始翻閱那本小巧易碎的袖珍日記本。他輕柔地翻著，我興奮地跟著看。

“哦！”我突然驚呼。我的心幾乎要跳出來。在翻開的1944 年9 月26 日那一頁，用藍墨水手寫著：“12 點，內森·韋斯。”我看到館長和約萬也和我一樣，都僵住了，睜大眼睛盯著我祖父的名字。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恍惚覺得我深愛的祖父又回到了我的身邊。

在我祖父的名字下面寫著“19 點，比徹，T”。這可能是勞爾那天晚上要會見的人的名字。我覺得這個名字似曾相識，但一時又想不起來，也就沒再多想。

“我祖父和我見過勞爾兩次，”我指出，“第二次見面他還送了我巧克力，我記得很清楚。”

奧爾松館長繼續瀏覽，但並沒有找到其他有我祖父姓名的頁面。他問我在戰時是不是勞爾救了我，我說不是，當時救了我們的是母親和我們的假身份證件，即使在箭十字黨的聽證會上，這些證件也仍然發揮了作用。但他救了我的祖父母。當時，祖父母被關進一個所謂的“猶太人區”，這是一座戒備森嚴的黃色房子，門口處標有一顆黃色的大衛之星。那裡的無數在饑餓與疾病中幸存下來的猶太人，或者被帶到多瑙河河畔執行槍決，或者被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用毒氣毒死。而我的祖父母幸得勞爾幫助，被秘密轉移到瑞典的一處庇護所，纔免遭劫難。

我向館長道謝，然後和約萬一起穿過溫暖而陽光明媚的斯德哥爾摩回家。一路上，我們一直在談論這次令人印像深刻的博物館之行。回到家後，我還沒來得及脫鞋，電話就響了。奧爾松館長氣喘吁吁地說，他在袖珍日記本的另一頁上發現了我祖父的姓名“內森·韋斯”，時間是“7 月21 日11 時30 分”。

我非常驚訝。我對六歲時的記憶居然可以保存得這麼好？

1944 年9 月26 日，勞爾·瓦倫堡在與我和祖父的第二次會面中給了我一盒色彩鮮艷的巧克力—那是世界上美味的巧克力果仁糖。

後來，我們在谷歌上搜索到勞爾·瓦倫堡在9 月26 日19 時確實會見了一位“神秘人”比徹。我們又查閱了英格麗德·卡爾伯格（瑞典作家兼記者）關於勞爾·瓦倫堡的書籍，原來庫爾特·比徹是那段時間海因裡希·希姆萊（二戰中納粹德國黨衛軍的頭目）在布達佩斯的特使。他當時是駐匈牙利黨衛軍司令部經濟部主任，負責監督對猶太人財產的沒收。他曾與瓦倫堡進行談判，用猶太人的生命換取金錢。他們也因此成了朋友。就在勞爾·瓦倫堡第二次見到我祖父和我的同一天晚上7 點，他可能和比徹在某個地方共進晚餐，難道那家餐館的名字以字母“T”開頭？

勞爾·瓦倫堡的袖珍日記本讓我回憶起我一生中黑暗的時光，那時我和母親住在布達佩斯，隨時可能被殺害。它還承載著勞爾·瓦倫堡如何將我在猶太人區的祖父母從死亡邊緣拯救回來的記憶。對此，我非常感激。

對我來說，這個袖珍日記本也證明了我對六歲時的記憶與現實是相符的。它也讓我想到勞爾是多麼的善良和有愛心：在遇見一個猶太小女孩兩個月後，他仍然記著她，還讓她品嘗到了世界上美味的巧克力。

如今，這個袖珍日記本仍然躺在瑞典軍事博物館的展臺上，這真的很棒。相信通過它，每個人都會看到曾有一個勇敢的人，在黑暗時期挺身而出，拯救了數以萬計的猶太人。

——選自《來不及說完的故事：納粹大屠殺幸存者生命紀實》，(瑞典)約萬·羅傑斯、(瑞典)迪娜·羅傑斯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