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歷史獎經典傑作，比小說還精彩的另類美國內戰史。

美國歷史學家、作家/普利策歷史獎兩度得主 瑪格麗特·利奇，講述美國生死存亡的關鍵五年！

一個“患腦積水的村莊”，這樣決定了一個超級大國的未來。

美國命懸一線：挺過去，是霸主崛起，否則就是分崩離析。——這就是1942年普利策獎獲獎作品《華盛頓的起床號》講述的故事。

1860年：美國首都正在散亂擴張，這裡破碎又肮髒，愛國與叛國激烈相爭，而很快要將舉國卷入血海的不同政治路線，更將其徹底撕裂。這座混亂而腐敗的年輕城市中，到處是好戰的國會議員、謀叛的陰謀家和心比天高的妓女。志願軍士兵從國會大廈穹頂晃出，刺客在大道上闊步，而亞伯拉罕·林肯則在聯邦邁向戰爭的時候，全力捍衛自己作為總統的合法性。

《華盛頓的起床號》中的焦點，是內戰期間華盛頓的日常政治，以及火燒眉毛的諸般要務。從橫七豎八堆滿街道的尸體散發的惡臭，到瑪麗·林肯晚禮服上的開領花邊，瑪格麗特·利奇以親切而迷人的細節，寫活了這座城市和其中那些名震後世的大人物——亞伯拉罕·林肯、傑斐遜·戴維斯、羅伯特·李、威廉·西華德以及瑪麗·蘇拉特。

利奇的這部經典傑作，至今被公認為既是令人嘆服的學術成就，又是一部罕見的引人入勝的歷史著作。

作者/瑪格麗特·利奇（Margaret Leech，1893—1974）

美國作家和歷史學家，普利策歷史獎兩度得主和位女性得主。利奇出生於紐約州，1915年畢業於瓦薩學院，次世界大戰之前便開始她的寫作生涯。她創作的《華盛頓的起床號》獲1942年的普利策獎，《麥金利時代》（In the Days of McKinley）獲1960年的普利策獎，並獲班克羅夫特獎。

譯者/秦傳安

自由譯者，生於湖口，現居北京。以譯書謀稻粱，托劉伶為知己，攀陶令作老鄉。

導 言

詹姆斯·M. 麥克弗森

大衛·布林克利在《華盛頓走向戰爭》（Washington Goes to War）一書中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如何把美國的首都從一座專注於新政、每年夏天人去城空、有點偏僻的城市，轉變成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動員的神經中樞，以及戰後非共產主義世界的司令部。在這個過程中，用約翰·F. 肯尼迪的話說，華盛頓成了一座既有北方的魅力又有南方的效率的城市。

另有幾場戰爭也對華盛頓產生了重大影響，比方說，在1812年戰爭期間，英國人焚燒了尚處於襁褓期的首都。但是，沒有任何事件，對首都的影響比內戰更為深遠，哪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就是《華盛頓的起床號》的中心主題。1861至1865年間的這場衝突，把一個昏昏欲睡的南方鄉鎮從一個權力分散的各州聯邦的政府所在地，轉變成了一個重新統一的國家的權力之都，這個國家已經通過血與火的洗禮，清除了奴隸制和各州主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華盛頓的起床號》踫巧出版於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它記述了一場更早的戰爭，圍困中的白宮和國會山的居民為之全力以赴。作為1942年普利策獎的獲獎作品，瑪格麗特·利奇的這本書已經在成果豐碩的內戰研究領域成為經典，而且當之無愧。像所有經典作品一樣，它也是一部可以在幾個不同層面上閱讀和欣賞的作品。首先，它是一個寫得很優美的故事——故事情節充滿了危險和驚奇，峰回路轉，柳暗花明，有悲亦有喜，以及亞伯拉罕·林肯被刺之後，聯邦勝利所帶來的悲喜交加的高潮。它是一個這樣的故事：在林肯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悲劇英雄的形像，在約翰·威爾克斯·布斯身上可以看到一個名副其實的惡棍形像，在喬治·B. 麥克萊倫身上可以看到一個自封的救世主，有迷人的叛軍間諜羅斯·奧尼爾·格林豪，有惹人憐憫的瑪麗·林肯，還有在這裡扮演小角色的美國文化巨擘，比如在軍隊醫院看護受傷士兵的詩人沃爾特·惠特曼和小說家路易莎·梅·奧爾科特；專利局職員克拉拉·巴頓創立了一個由女人組成的醫療隊，並突出重圍，去華盛頓附近的戰場上救助傷兵；安德魯·卡內基全力以赴，組織通往首都的交通和電報服務。

書名中的“起床號”有多重意義，暗示了本書的某些層面。起床號首先是一次喚醒，把人們從和平中喚醒，走向戰爭。它不僅喚醒了戰爭部那些布滿灰塵、昏昏欲睡的辦公室，使之活躍起來，成為一架龐大軍事機器的官僚總部，而且喚醒了數量龐大的士兵，蜂擁著進入華盛頓城，湧入周圍的山崗與河谷，這些地方成了多次“進軍裡士滿”行動的練兵場和集結地。華盛頓從昏睡中醒來，面對戰爭的現實，還表現出驚惶和恐慌，這些是敵軍對首都的威脅以及想當然的威脅所引發的。這種軍事上的活躍，其壯麗輝煌，其令人瞠目的混亂，一一呈現在本書的字裡行間。

“起床號”的另一重意義集中於一個嶄新首都的出現，它從一個純粹的符號裡跳脫出來，成為名副其實的主權實體。美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覺醒，始於內戰期間。1861年之前，很多美國人都把他們的聯邦看作是各州自願結成的一個聯盟，任何時候都可以主張各州各自的主權，隻要它們想這樣做。但是，1861至1865年間的事件徹底顛覆了這一觀念，使得華盛頓名副其實地成為一個主權國家的首都。戰前，“合眾國”這幾個字通常被理解為一個復數名詞：合眾國是（are）一個共和國。1865年以後，“合眾國”成了一個單數名詞。北方走向戰爭是為了保全聯邦，後卻創造了一個“國”。在林肯任期的就職演說中，他使用“聯邦”這個詞共20次，卻從未說過“國”這個詞。在1861年7月4日給國會的篇咨文中，他22次提到“聯邦”，3次提到“國”。但是，兩年多之後，在葛底斯堡，當他援引自由的新生來締造一種新的美國民族主義的時候，他根本沒有提到“聯邦”，卻5次說到了“國”。在第二任期的就職演說中，林肯回顧四年的戰爭，把戰爭的一方描述為在1861年尋求“聯邦”的解散，而把另一方描述為為了維護“國”而接受戰爭的挑戰。在老的聯邦共和國，除了通過郵局之外，華盛頓政府很少觸及普通公民，而在這場戰爭期間，它已經成為一個全國性政府：它直接向人民征稅（創立了一個國稅局來征收稅賦），強制征兵入伍，擴大了聯邦法院的管轄權，創造了全國性的流通貨幣——綠背紙鈔，並著手創立一個全國性的銀行體繫。

在這本書中，瑪格麗特·利奇巧妙地把國會大廈的擴建和翻新打造成了一個重要符號，像征著美國民族主義的覺醒。1861年，國會大廈的新穹頂尚未完工，它敞開的屋頂向天空洞開。而在1865年，當聯邦接近勝利的時候，穹頂也接近完成。到戰爭結束時，穹頂已經安裝到位，高踞其上的，是代表勝利的武裝自由女神像，她靜靜地佇立在那裡，她的劍已經入鞘。

在另一個意義上，“起床號”標志著華盛頓從南方人統治到北方人統治的覺醒，從地方主義到國家主義的覺醒，從奴役到自由的覺醒。1861年的華盛頓是一個南方社群。哥倫比亞特區被蓄奴州所包圍，首都本身也存在奴隸制。盡管這座城市繁榮的奴隸市場由於立法（它是1850年妥協案的組成部分）而被迫遷往波托馬克河對岸的亞歷山大，可是，當林肯在1861年3月4日就職的時候，買賣人口的生意依然在華盛頓進行。不過，這次就職是改變的先兆。在完全由北方共和黨人組成的這屆政府中，大量的北方官員湧入華盛頓。在共和黨人乘坐火車從北方進入首都的同時，南方人也紛紛坐火車離開，一路向南，加入本州的分離主義運動。華盛頓成了一座既有北方的魅力，又至少在一段時間裡有北方的效率的城市。新的共和黨多數派早的行動之一，便是在特區廢除奴隸制。在這一行動中，就像在其他很多方面一樣，華盛頓就是一個微型國家。在首都廢除奴隸制三年半之後，緊接著便是第十三修正案的出臺，在整個美國廢除奴隸制。

北方人的大量湧入和南方人的相繼離去，預示著所有政府分支的控制權的長期轉移。1861年，合眾國已經在憲法之下存活了72年。在其中49年裡（占這段時間的三分之二），擔任總統的是南方的奴隸主。而內戰之後，要過一個世紀，纔有一位南方人當選總統；在1861年之前，36位眾議院議長當中有23位代表南方州，36位參議院臨時議長當中有24位代表南方州。內戰之後的半個世紀裡，眾議院議長和參議院臨時議長沒有一個來自南方；內戰之前，法院先後在任的35位大法官當中，有20位是南方人，而在戰後的半個世紀裡，新任命的26位大法官當中隻有5位是南方人。內戰摧毀了老南方的諸多方面，注定要讓南方文化淪為地方主義，並確立北方的制度和價值作為國家標準。就這方面而言，這場戰爭也代表了華盛頓的起床號。

後，1861至1865年間的這場鬥爭見證了華盛頓的機體覺醒，它從一個雜亂無章的鄉村小鎮變成了一座現代城市。目睹著這一切在自己眼前漸漸發生，當時的人留下了見證的文字。馬薩諸塞州一位士兵在弗雷德裡克斯堡之戰中受傷，當時正在首都休養，他在1863年3月寫道：

在幾年的時間裡，華盛頓會有很多變化，一改它目前肮髒不堪的條件，街道將會增加人行道，對人口自由增長和不斷擴大的商業利益的刺激，將會帶來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這是奴隸制做夢也想不到的。陸軍和海軍的供應品自戰爭開始以來便源源不斷地通過華盛頓運出，其巨大的貿易量對這座城市外表的改善居功厥偉。

在1861年，華盛頓被稱作“宏大遼闊之城”。這是諷刺挖苦之辭，因為，除了少數幾座公共建築——國會大廈、白宮、財政部大樓、專利局大樓和郵政部大樓——以及幾家像威拉德酒店這樣的大酒店之外，朝波托馬克河的方向一眼望去，是一片連綿不絕的沼澤。事實上，華盛頓就是在一片沼澤上建起來的，敞開的下水道把腐爛的垃圾帶向波托馬克河，在白宮都能聞到它們的氣味。豬在基本上沒有鋪砌的街道上拱垃圾，不同的季節裡，這些街道要麼是泥濘，要麼是塵土，都深及小腿。丑陋難看的窩棚和後院廁所沿著很多街道密密麻麻而建。倫敦《每日電訊報》那位尖刻的記者寫道，華盛頓是“一個患腦積水的村莊”，是一個“巨大的、急速生長著的、半生不熟的城市胚胎，就像一隻躺在7月裡的小河泥灘上的短吻鱷，懶洋洋地曬著12月的太陽”。

內戰期間，這一切都開始改變。盡管在某些方面，事情先是變得更糟，後來纔變得更好。士兵的大規模湧入帶來了一支風紀不佳的特遣部隊：來自四面八方的妓女、賭徒和酒販子。直到1863年，被喚醒的市民和憲兵隊纔著手反擊這些罪惡的侵入。戰爭動員所必需的行政機構的巨大擴張，帶來了一次住房危機，初，它使得一些偷工減料、搖搖欲墜的住宅區成倍增加。聯邦軍隊進入蓄奴地區刺激了“禁運品”（逃亡黑奴）湧向華盛頓那些原本已經人滿為患的黑人聚居區。1862年，首都附近的血腥戰鬥把數以千計的傷兵送到了毫無準備的軍隊醫院，很多人因為缺乏周到的看護和足夠的設施而死在了醫院裡。

但是，到戰爭的後一兩年，政府、軍隊和一些志願組織（像美國衛生委員會和各種已解放黑奴的救助協會）使得事情有了一定的秩序。全科醫院、逃亡黑奴營和附加住房像雨後的蘑菇一樣從沼澤中湧現出來。錘子和鋸子的聲音與遠處戰場上的隆隆炮聲交相輝映。正當政府和軍隊在締造一個新聯邦的時候，木匠和磚瓦匠們也在締造一座新城市。誠然，這兩項工作到1865年都還沒有完成，但它們都有了良好的開端。本書講述的就是這個開端的故事——華盛頓的起床號。

瑪格麗特·利奇明白曉暢的文字，讓讀者可以重回美國歷史上這個決定性的時期，可以看到華盛頓的情景，聽到華盛頓的聲音，甚至嗅到華盛頓的氣味。像個優秀的小說家一樣，她把這出大戲中的人物給寫活了，從總統到妓女。但這不是一部小說——盡管它為戈爾·維達爾和威廉·薩菲爾在他們各自的長篇小說《林肯》（Lincoln）和《自由》（Freedom）中對華盛頓場景的虛構敘述充當了一個重要的材料來源。《華盛頓的起床號》是一部優秀而可靠的歷史讀物——既精確又有趣，扎根於仔細而透徹的研究。隻在一個重要的方面，後來的學術研究修改了本書中的觀點。歷史學家已經不再像他們在1940年代那樣，以一種敵意的眼光來描寫共和黨激進派，他們還發現，在涉及南方和奴隸制的相關問題上，激進派與林肯之間並不存在那樣巨大的鴻溝。正如所有政黨中一樣，共和黨內部盡管確實存在派繫之爭，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合作比衝突更為顯著。激進派的主要特征不是惡意，他們的主要動機也不是報仇；他們贊成冷酷無情的戰事，贊成奴隸制的毀滅，為的是確保國家實現林肯在葛底斯堡所召喚的“自由的新生”。

盡管從本書的字裡行間走過的人物都有著立體的豐富性，但主角是華盛頓本身。這座城市是一個有利的場所，這場戰爭中所有令人敬畏的事件都是從這裡得到觀照。我們了解了一些令人聞風喪膽的戰鬥，近至奔牛溪，遠至維克斯堡——但是，隻有當關於它們的傳聞和消息滲透進華盛頓的時候，我們纔能得知。將軍、士兵、州長、參議員、外交官、間諜和戰俘，走馬燈似的你來我往，但他們活動的焦點始終是華盛頓，至於他們本人，在場也好，不在也罷。本書不僅按照在華盛頓所塑造以及從華盛頓所看到的樣子來記述內戰，而且還給這座城市注入了生命的氣息，使之成為一個有生命的、有感知力的存在，而不僅僅是一個地方。歷史是隨時間而變化的故事，本書所講述的，就是華盛頓在其歷具決定性的四年時間裡不斷變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