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榮獲班克羅夫特獎的歷史學經典，社會流動性研究的典範。其貢獻之一在於，此前沒人以這樣的方式，利用這樣的記錄資料來研究城市的發展及其原因。       
    從美國歷史上流行的神話到關於不平等、工業化和邊疆的出版物，斯蒂芬•塞恩斯托姆的《其他波士頓人》打破了關於美國發展的許多簡單假設。報紙和其他一些人們熟悉的資料來源，隻記錄了5%的人口的生活。而在這些記錄之外，還有成千上萬人的出生、生活和死亡都沒有被他們那個時代的編年史家注意到。塞恩斯托姆查閱了這些人的現存記錄資料，還有舊的城市名錄中原始的、未經闡釋的數據，以及漸漸消失的結婚證申請表、廢棄的當地稅務記錄。他收集並分析了這些被忽視的證據，以提供有史以來對不斷變化的美國社區中的移民和社會流動模式所進行的徹底的一繫列觀察之一。
    作者以被忽視的“其他波士頓人”的經歷為研究中心，將自己對這座城市的發現與其他大大小小的城市的發現以及全美農村地區的模式進行了比較。他發現，高人口流動率並不是汽車時代乃至工業時代的產物，而是美國自身的產物。他駁斥了這樣一種觀點，即直到1870年美國仍是一個由小而緊密的社區組成的社會，也消除了大眾的一個錯誤印像，即普遍以為猶太人區是一個封閉社會。
    塞恩斯托姆的研究，尤其是這本《其他波士頓人》，為討論社會、政治和工會組織，調查美國人的向上流動性，審視特定群體（愛爾蘭人、意大利人、英國人、猶太人、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和黑人）的不同經歷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觀點。

我們都喜歡讀偉人的生平，但若沒有卑微者的生平作為補充，前者講述的人類歷史該是多麼支離破碎。然而，偉人可以為自己說話，或者經其仰慕者的唇舌表達，卑微者卻往往活著時默默無語，死後亦無人問津。一個出身平平之人喜歡時不時地表露一下自己，這是件好事。
                        ——瑪麗•安亭

    這就是瑪麗•安亭為其寫下《應許之地》所做的辯護。這本書對本世紀初波士頓貧民區的移民生活所做的描述眾所周知。但可惜呀，這種在歷史記錄上留下印記的方式，實在沒有滿足幾個“平民”對“自我表露的喜愛”。至少，它不是歷史學家熟悉的那種記錄方式——書籍和小冊子、報紙、政府報告、布道詞、演講，以及對這個城市清晰素的其他展示之法。其結果就是，我們對“正統的波士頓人”的了解，遠遠多過對普通波士頓人的了解。
    然而，關於寂寂無名的美國大眾過往的社會經驗的某些關鍵方面，我們有大量極少被加以利用的歷史證據。這樣的資料包括美國人口普查表、城市名錄、結婚證申請表、地方稅收記錄，以及其他類似的表單，這將使我們可以有機會去考察迄今為止被忽視的歷史的某些側面，進而寫下一部不那麼“破碎”的人類歷史。對於1880年至今波士頓普通大眾的這項研究，正是這樣一種努力。
    不過，我不敢妄稱要給波士頓社會過去的100年提供什麼綜合治理良方。相反，我始終聚焦於這個城市在社會結構及社會進程上的某些關鍵問題。比如，這個城市發展的人口來源是什麼？哪些人來到了波士頓，又是哪些人留了下來並在此安家？這裡的職業結構是相對流動的，還是說一個人初是無技能的散工，餘生也很可能一直如此？而且，純體力勞動者的孩子們是不是也將永遠陷入“文化的貧困”？蜂擁進入新大陸，聚居在貧民區的移民們是否不太可能逃出那裡？是否存在一種移民社會流動的共同模式，又或者不同族群與信仰背景的特定群體有著極為不同的經歷？來自南方農村的黑人移民與其他初來乍到者的遭遇是大致相同，還是說他們在這個北方城市的經歷不盡相同？移民模式與社會流動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是否發生了急劇變化？後一點，也許是重要的，那就是，波士頓的社會結構是與其他美國城市存在著重大差異，還是說存在一種全國模式，在整個美國社會以幾乎同樣的方式表現出來？ 
    關於過去的美國社會，值得探討的絕不僅僅是這些問題。這一點無需多言。但我認為上述問題至關重要，而且並未得到應有的關注。直到今天，這些問題仍在兩個學科之間的無人地帶備受冷落，對大多數歷史學家來說過於社會學，而對大多數社會學家來說，又太偏歷史學。
    總的來說，歷史學家並未將這些視為中心問題，那些提到它們的歷史學者往往又反對使用我所認為的一些恰當的資料和方法。誠然，歷史文獻中散落著對移民同化這類問題的真知灼見，但是，以眾多普通人的相關數據為基礎展開的繫統性比較研究尚屬罕見。同樣，對某些城市發展的深入的歷史研究已經出現，但它們都傾向於關注官方制度與精英行為，而忽略了潛在的社會進程及大眾行為。
    來自社會科學領域的其他學科特別是社會學的學者，已經為填補這一空白做出了努力，但他們的注意力幾乎隻集中於當下與不久之前。有時候，這種狹隘的當下觀念來自一種被誤導的認識，即時間維度在社會研究中並不切題。不過，也許更多時候，他們著作中的歷史深度的缺乏，是源於對某種特定數據搜集方法——調查研究法——的過分依賴。這種方法踫巧並不適合歷史研究。人們總是認為，可靠的證據必然來自訪談表格。由於進行問卷調查者無法接觸死去的人，調查研究法的歷史探究便局限於當下，以及能夠被健在的調查對像準確記住的既往片段。
    如此一來，盡管這些社會學文獻精確而又復雜，卻隻能為這些問題提供危險而片面的歷史考察。因此，20世紀30年代進行的一些重要研究的主要論點就是，美國的階級結構正變得日益固化，社會流動比例正從傳統的高位下滑。然而，美國過去“傳統的”流動性如何，完全建立在推測之上。一個有關長期歷史變化的命題，以假設的變化終結時所做的測量為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文獻中盛行一種對美國階級體繫更加樂觀的看法，主要觀點就是“當今美國社會的流動率至少與過去50到100年間的任何時候同樣高，假如不是更高的話”。但所有支持這一結論的研究都表明，流動率其實從大蕭條以來就沒有下降過。這又是一個從缺乏歷史深度的調查中得出的結論，而歷史深度對解決這個問題必不可少。在19世紀晚期到1929年之間，美國的社會流動率可能陡然下降；或者，也可能在19世紀比一直以來猜想的低許多，而且從那以後一直保持不變。因此，社會現像的歷史性分析並不是那些對過去感興趣者的奢談。對當下的研究若無視創造當下的變化過程，必將流於膚淺。
    我在早前的一本書——《貧窮與進步：19世紀大城市的社會流動》——中首次遇到了這項研究所涉及的幾個問題。那本書討論的是1850—1880年間居住在馬薩諸塞州一個工業小城紐伯裡波特的幾百個普通勞動者，得出了有關19世紀美國社會流動性的相當樂觀的結論。
    有證據表明，這些勞動者或他們的子女幾乎沒有一個實現同時代人霍雷肖•阿爾傑想像的那種成功故事，盡管有許多人取得了對他們來說意義重大的小小進步，即通過找到薪水更好的工作或者攢錢買了套小房子，在工人階級內部上升了一兩級。我認為，這些微小的進步足以讓這些人融入主流社會秩序，但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過去美國“傳統的”流動機會到底高不高？紐伯裡波特勞動者的經歷到底有無代表性？
    我在後一章指出，我們的確有理由相信，紐伯裡波特的調查結果可能具有更廣泛的意義，但考慮到缺少可比較的其他調查者的研究，我的論點仍是高度假設性的。關於紐伯裡波特的數據更廣泛意義的探討仍然是開放的。畢竟，這個城市相當小，那個時期的人口時不足15000人。在經濟基礎更復雜、規模更大的城市裡，情況難道不會變化嗎？更何況，紐伯裡波特在這30年中並未經歷多大的人口與經濟增長，與更有活力的都市相比，難道不是它的相對停滯使它成為一個特例嗎？這項研究考察的是無技能勞動者，但工人階級的其他階層很有可能發現了更大的上升機會。此外，這些人中絕大多數都是剛到美國海岸不久的愛爾蘭天主教徒移民。這份調查對愛爾蘭工人或者天主教徒工人的描述，可能比普通工人要多。研究所涉及的時間段相對較短，因此，無論是對於流動率的長期趨勢還是周期性波動，都幾乎沒有什麼可說的。
    有鋻於此，我決定嘗試更具野心、範圍更大的研究，這項研究將跨越將近一個世紀，討論一個特大都市所有的主素。該研究將提供迄今為止全面的、對變化中的美國城市的移民模式與社會流動的繫列觀察。將研究推廣到整個美國社會的困難依然存在，因為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完全代表美國，然而，可資利用的資料的性質又使得即使隻研究一個城市都異常耗時（見附錄A）。不過，一個主要大都市本身比像紐伯裡波特那樣相對孤立的小城市重要。而更令人放心的一個考量是，一批類似的研究隨後將列入計劃，可能會為繫統地對比分析更大範圍的美國城市的流動模式打下基礎。因此我決定，從波士頓開始。
    為什麼是波士頓呢？考慮到我對流動性的興趣，這個選擇似乎顯得有些奇怪。因為這個城市常被看作一個脫離常軌、停滯不前、等級森嚴的地方，主要居住著卡波特家族、洛奇家族以及喬治•阿普萊之類的人，還有無數粗野但有趣的愛爾蘭販夫走卒。但是，我高度懷疑這一刻板印像，而且我相信這項研究的結果會表明，我的懷疑是有充分理由的。波士頓的社會融合方式中的確有貴族政治的痕跡，名門望族圈子曾經對19世紀後半葉出現在波士頓的新富人緊閉大門。但是波士頓的名門望族與費城的相比，到底有多麼與眾不同，還有待確認。更重要的是，名門望族充其量隻是這個城市整體社會結構中一素，僅僅因為存在幾百個家庭組成的類種姓群體，就貿然將印度村社的標簽貼在人口不是幾百上千而是數十萬的美國大都市的社會生活上，著實不夠明智。1880年，波士頓市區居民超過了30萬，另有30萬人住在周邊郊區，該市位列全國第四大中心城市。盡管在隨後的幾十年裡，它沒能跟上西部幾個對手——底特律、舊金山、洛杉磯——的步伐，但到1970年時，波士頓城區人口仍上升至275萬，位列全國第七。不僅單純就面積而言，而且從種族多樣性、經濟重要性、文化交流及其他諸方面來講，波士頓過去和現在都是美國的城市之一。在我看來，並沒有什麼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預先假定本研究可能發現的移民和社會流動模式必然是偏離常軌的，而且僅為波士頓獨有。
    很久以前，波士頓的名門望族中睿智、善於觀察的一位曾對波士頓所謂的獨特性提出了與眾不同，但與我更為一致的觀點。當奧利弗•文德爾•霍爾姆斯爵士受邀為賈斯汀•溫瑟所編的1880年《波士頓歷史年鋻》中“波士頓的醫療”一章撰稿時，他表示，對他來說，將波士頓的醫療當作一個自洽的、智識上站得住腳的題目來寫，就相當於讓一位海洋學家來寫波士頓港口的潮水。霍爾姆斯爵士說，波士頓“是這個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正如它的港口是海洋的一部分一樣。在這兩個問題上，我們都期望發現一般規律和現像或多或少地受到當地的影響而發生改變”。名門望族的貴族政治的出現是一個顯著的“當地影響”，但正如後一章中所詳細討論的那樣，給我印像深的，是我在波士頓研究中考察的這種社會模式到底有多少是運作於整個美國社會的“一般規律”的結果。
    即使是1880年的波士頓，對我來說也過於龐大，研究無法涉及它的每一個市民。必須挑選有代表性的市民作為樣本，以公認的可靠程度從中對整個城市的人口做出概括。我們從當地1880年、1910年、1930年、1958年的記錄中隨機抽取了大量樣本，每個樣本隻要還居住在這個城市，皆通過波士頓的城市名錄與納稅記錄來追蹤到。（為避免加重正文的負擔，我並沒有對這些樣本的性質進行復雜的討論，建議對之有疑問的讀者查閱附錄A獲取全面的解釋。）由此產生了大約7965位男性的數據，他們一如縮影，代表了整個都市人口。
    更準確地說，他們代表了波士頓的男性人口。由於理論及現實的雙重原因，這座城市的女性居民未被納入樣本當中。在理論上，現有的社會分層研究文獻通常假設男性是“養家糊口的主力，家庭的希望與生活的轉機的主要載體”。這一點在今天也許不像過去那麼正確了，但在本項研究所提及的那個時期，情況的確如此。此外，將樣本限制為男性還有令人信服的現實原因。那就是，通過歷史資料追蹤女性長期的職業生涯困難重重，因為女性結婚時會變更姓氏，還因為她們的工作往往不被城市指南記錄下來。上述困難，再加上缺乏與我的發現相對比的女性社會流動研究，足以令我推遲這種努力。但我很清楚，女性曾在職場中發揮過作用，值得進行比以往歷史學家所做的更多的研究。舉例來說，關於低收入家庭女性的補充收入在多大程度上為子女教育、購房等支出做出了貢獻，我們需要知道更多。沒能考察這個問題是本項研究的一個局限，我期待未來的研究者能很快彌補這一缺憾。
    通過現存記錄追溯數千無名之輩的任務一旦完成，能搜集到的有關這每個人的所有信息都將存入一張IBM卡片，卡片會插入電腦，把信息灌進去。接到正確指令後，成堆表格會從電腦中噴湧而出，對包含在數據中的模式進行統計學歸納。本書的核心便是由這些表格中重要的部分以及我對它們的解釋構成的。
    因此，這很大程度上是個定量研究。曾幾何時，承認這一點可能還需要更充分的理由，因為歷史學者往往高度懷疑統計分析。一小群激進分子稱贊計算機化的歷史研究是未來潮流，是通往真理的道路，而保守的大多數顯然認為“所有重要的歷史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不會受到量化答案的影響”。兩派之間展開了激烈而毫無結果的爭論。在歷史專業領域，對此問題的看法仍然存在一定的兩極分化，但經驗豐富的學者今天極少會采取任一的立場。我認為，越來越多的同儕會同意這樣的觀念，即計算機的確對一些重要的歷史研究領域沒有任何貢獻，同時也有一些重要的歷史問題可能被定量分析照亮。重大問題——無論有無價值——都太過抽像。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所提出的問題的性質和現有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