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前言
幾年前在讀山室信一教授的大著《近代亞洲的思想史脈》時，讀到了這樣幾句話：“一般而言，日本人寫的自傳，都會有修飾自己、美化自己的傾向，比較特殊的有兩本。一本是大杉榮的《自敘》，另一本就是宮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夢》了。這兩本書都非常誠實地敘寫了自己與多名女性交往、到處隨意借錢的事。主張自由戀愛的大杉榮在《自敘》裡毫無掩飾地敘述了自己與神近市子、伊籐野枝等多名女性的戀愛事件等，從一種率直的告白文學的角度來看，宮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夢》也是一部特異的作品。”（原著第63頁，京都人文書院2017年）在稍後的部分，他又寫道：“如果要我舉出日本近代三本‘自傳’的話，我會舉出福澤諭吉的《福翁自傳》、宮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夢》，還有我在開始的部分稍稍提及的大杉榮的《自敘》。重要的理由就是，在這些自傳中，在寫出自己人生的同時，還鮮活地寫出了那一個時代。大杉榮的《自敘》認為美和真‘隻存在於亂調之中’，看重自學的自由精神，這一點上與滔天有相通之處。但是，大杉榮的人品，正如世人評說的那樣，‘剛愎’，‘任性’，‘傲岸’，‘不遜’，他是個從不會後悔和懺悔的人，因而也就有一種不屈不撓的豪爽氣。”（同上，第110—111頁）山室信一教授與我有二十多年的友情，曾擔任過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並獲得了國家的“紫綬褒章”，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學人。《福翁自傳》和《三十三年之夢》，早已有中譯本，而大杉榮（1885—1923）的《自敘》，還很少為中國讀者所知曉，這是我翻譯這本《自敘》，或者是把它列入“近代日本名人自傳叢書”的初動機，我喜歡真實的文字。 
當然，把大杉榮的《自敘》譯介過來，寫得真實不是的理由，還因為大杉榮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位極為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在日本早期的勞工運動、左翼思想的傳播等方面建立了卓著的功勛，在論述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近代社會主義運動的時候，大杉榮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日文維基百科上對他的定位是：思想家、作家、媒體人、社會運動家。1923年9月他慘遭日本憲兵的殺害，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前，他一直是一個被當局貶抑的對像。但事實上人們完全沒有忘卻他，1963—1965年間，現代思潮社出版了14卷本的《大杉榮全集》（包含譯著），1986—1989年間，黑色戰線社出版了14卷本的《大杉榮·伊籐野枝選集》，他的一些著作，諸如《大杉榮評論集》《獄中記》等，今天也一再被刊印，至於《自敘》，更是成了近代日本的一部名著，一版再版。 
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在早期差不多是一對孿生胎，在很多場合，兩者有很大的相通性。無政府主義是 anarchism一詞的翻譯，中國早期也曾譯作安那琪主義，它的本意是否定一切權威，尤其是國家的權威，重視個人的自由，力圖建立一個以自由的個人的合意為基礎的社會。據說在古希臘時期就已萌芽，真正作為一種政治思想登場，是在18世紀末期法國大革命之後，英國的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在1793年所著的《政治正義論》中提出了比較明確的內涵。19世紀中期以後，無政府主義又分成各種潮流：有的主張個人至上，要廢棄壓抑自我的宗教和道德乃至國家，受工聯主義的影響，倡導建立一個由工人、農民和手工業者互相合作的社會，不要政府，其代表人物是法國的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有的思潮雖然也承認一定程度的私有制，但主張有管理能力的勞動者對土地、資本實行集體性的制度並加以運營，其代表人物是俄國的巴枯寧（Mikhail Bakunin，1814—1876）；有的則批判私人所有制，主張以農村共同體為基礎，建立以個人自願和相互扶助為前提的社會共同體，這已接近共產主義的思想，其代表人物是俄國的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842—1921）。大杉榮就曾翻譯克魯泡特金的《自傳》和其代表作《互助論》。當然，這一思想在現實中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但它的核心內容又往往與後來的社會主義思想相連接。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很多是無政府主義出身，大杉榮就是其中之一。大杉榮的思想，早期主要受早將《共產黨宣言》翻譯成日文並在自己主辦的《平民新聞》上發表的幸德秋水（1871—1911）的影響，幸德秋水在“大逆事件”中被當局處死之後，年輕的大杉榮就與堺利彥一起，漸漸成了日本左翼運動的一面旗幟。 
說起來，大杉榮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也有相當的關繫。1920年10月，大杉榮偷偷逃離日本，到上海參加遠東社會主義者大會，在此期間曾與陳獨秀等見面（據石川禎浩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日文版，第137頁，岩波書店 2001年）。12月，大杉榮與堺利彥在東京一起創建“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時候，李大釗也加入了這一同盟（同上，第41頁）。 
說起大杉榮與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的機緣，也真是有些傳奇色彩。就其早年的經歷而言，他與左翼思想和運動幾乎毫無因緣。他出身於一個軍人家庭，父親曾被派遣到中國，參加過甲午戰爭中攻占威海衛的戰役，後來晉升為近衛軍的一名中級軍官，家族中也有叔伯輩擔任高級將領。作為長子，父親一直要培養大杉榮成為一名軍人，他的童年是在頗為荒僻的靠日本海的新潟縣新發田度過的（《自敘》中有較為詳盡的記述）。經過兩次考試後，終於進入了名古屋的陸軍幼年學校，接受比較嚴厲的訓練，一直生活在一個比較閉塞的環境中，與外界接觸較少。後來因為屢次違反校規而被勒令退學。經與父母談判之後，索性就來到了東京闖蕩人生。1902年插班考入了順天中學（我在閱讀《宋教仁日記》時，發現宋教仁1905年也曾進入順天中學留學），完成了完整的中學教育，然後考入東京外國語學校（今東京外國語大學的前身）法文科學習，此前他在陸軍幼年學校時學習的外國語也是法文，有人認為，這也是他後來成為無政府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的原因之一。也是在東京期間，他接觸到了外面的世界，閱讀了各種書籍和報刊，聽到了勞苦大眾的呻吟和吶喊，由此知曉了幸德秋水和堺利彥，參加了他們組織的平民社活動。受他們的感召，他漸漸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在撰寫鼓吹社會主義文字的同時，還勇敢地投身於反抗當局的活動和勞工運動，因此屢屢被投入監獄。對於他的監獄生活，《自敘》中有非常翔實的記述，這也是其中比較好看的一部分。我覺得有點驚訝，在大杉榮短短38年的生涯中，後來出版的他的《全集》竟然有14卷之多，他畢竟主要是一個革命家，而不是一個著作家，由此也足見他的勤奮與纔華。
然而作為一個人的大杉榮，遠不是一般革命家傳記中所描繪的那般高大上。或者是悲天憫人，或者是勇敢剛烈，或者是英勇無私，或者是睿智聰慧、目光遠大，這些在大杉榮身上或許多少都有一些。他的《自敘》之所以好看，就在於他把自己的人生，幾乎不加掩飾（或許也有所掩飾）地、鮮活地、生動地展示了出來。在《自敘》中，我們看到的大杉榮，是一個活潑潑的人，這或許也是山室信一教授對這部自傳激賞的主要原因。 
《自敘》中寫到了大杉榮從小患口喫，這幾乎讓他痛苦一輩子，也造成了他精神上的內向和偏激。他幾乎自幼就不畏懼強者，遭人群毆也往往不肯服軟，這也使得他自幼生性有點殘忍，他還是一個少年時，就曾虐殺過一隻無辜的流浪貓，以至於在心裡留下了驚恐和恍惚。同樣還是在少年時代，他曾與陸軍幼年學校的一名男生發生同性戀行為，之後屢屢卷入鬥毆之中，結果遭人重創，被勒令離開了學校。大概到了東京之後，他纔擺脫了不良少年的陰影，發奮學習，並逐漸站到了社會正義的一面。 
然而大杉榮的私生活，也似乎浪漫得近於荒唐。他先是跟一個比他年長好幾歲的女子同居，後來看上了比他年長兩歲的堀保子（1883—1924），保子是堺利彥去世的夫人的妹妹，也是一位參加左翼運動的社會活動家。據說大杉榮向她示愛的方式也是有些強悍甚至是霸道，他點燃了自己的浴衣，保子若不答應接受他的愛，他就焚火自殺。可此時大杉榮與另一位年長的女子還沒有正式分手，保子不得不出面去擺平了這件事。後來大杉榮被捕入獄後，保子對他也是不離不棄，將各種食物和書籍甚至是從國外購得的外文書籍定期送進監獄。可是不久，大杉榮又跟另一位比他小三歲的神近市子（1888—1981）好上了。神近在那個年代也算得上是一位優秀的女性，從女子英學塾（今津田塾大學）畢業後曾擔任女子高中的教師，後進入《東京日日新聞》（今《每日新聞》）當記者，在思想上傾向於社會主義，參加了大杉榮創辦的“法蘭西文學研究會”，發表小說和評論。在交往中，兩人墜入愛河，發生了性關繫，神近一直在經濟上接濟和幫助大杉榮。不久，大杉榮又認識了另一位非常聰慧的女子伊籐野枝，比他小十歲。看她的照片，與留日時期的秋瑾非常相似，長得靈秀而英氣。野枝那時已從家鄉福岡逃婚出來，與自己正在就讀的長野高等女學校的英文老師結了婚。由於政治理念相近，野枝與大杉榮開始互相傾慕，幾個月後終於墜入愛河，住在了一起。大杉榮的多角戀愛，讓神近非常惱火，希望大杉榮切斷與野枝的關繫，然而此時大杉榮的心思，已完全沉浸在野枝身上，對神近表現出了冷淡甚至厭惡。1916年11月，神近在神奈川縣東南部葉山的一家名為日蔭茶屋的旅館內，用短刃刺殺大杉榮，致其喉部重傷，流血不止。大杉榮因救治及時而九死一生（此即所謂“日蔭茶屋事件”，在《自敘》中有十分生動的描述），神近因殺人未遂罪被判入獄兩年。此事轟動了當時的日本，輿論倒是大都站在神近的一邊，指責大杉榮忘恩負義。在事件發生兩個月後，堀保子與大杉榮正式離婚，1924年因腎病去世。神近則在出獄後繼續參加各種活動，結婚後又離婚。戰後參加日本社會黨，並被選為眾議院議員，連任13年，成了小有名氣的政治家，一直活到93歲。 
之後，大杉榮便與伊籐野枝生活在一起，生育了多名子女，並一起創辦《文明批評》《勞動運動》等雜志，一起撰寫《克魯泡特金研究》等著作。此外，大杉榮依然投身於革命運動，因而被當局視為眼中釘。1923年9月關東大地震發生後，16日這一天，擔任東京麹町憲兵分隊長的甘粕正彥（1891—1945）大尉，（後來揭露是奉上司的指令）將大杉榮、伊籐野枝以及6歲的外甥強行帶走，經過嚴刑拷打後將三人秘密絞殺，投入古井中。這是當時日本當局對於社會主義活動家殘酷鎮壓的一個例證。甘粕因此事被判刑十年，但三年後即被釋放，不久被派往中國，參與策劃偽滿洲國的所謂“建設”，並擔任“滿洲映畫協會”理事長，日本戰敗之後的8月20日用手槍自殺，也是罪有應得。 
大杉榮的《自敘》，從出生寫到1916年的日蔭茶屋事件，初的付梓，是1919年在雜志《新小說》上連載發表的《前科者的前科故事 獄中記》，即現在《自敘》的獄中生活部分，其他內容於1921—1923年間斷斷續續在《改造》雜志上連載。大杉榮去世後，作為遺著，改造社出版了《自敘》的單行本，實際上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後又被收錄在他的《全集》和《選集》中，並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自敘》的單行本。大杉榮不僅是一位革命家，也工於文章，他的自傳，不是獃板的回憶錄，用的是紀實體的文學筆法，插入了大量的對話和心理描寫，讀來十分鮮活生動，譯本恐怕未必能傳遞出原著鮮靈的文字。 
本譯本根據平凡社1981年出版的《日本人的自傳》第八卷譯出。為便於中國讀者閱讀，譯者對書中出現的重要人物、事件和地名，一一加以簡要的注釋。有任何舛誤，應由譯者負責。 
徐靜波 
2022年3月10日

一、 市谷的卷
東京監獄的拘留所裡，有一個綽號叫“前科通”的老看守。
那些被告在被叫到法院去的時候，就將可以乘坐一輛馬車（那時候還沒有汽車）的人分成一組，每一組大約十二三個人，在寬廣而有些幽暗的走廊上分別排成一列。然後在那裡或者被戴上手銬，或者是腰上綁上繩子，接受護送的看守部長的點名。那個被稱作“前科通”的老看守，就是隨同每一組出發的兩個人中的一個。他是什麼時候開始擔任這項護送工作的呢？還有，他是什麼時候開始得到“前科通”這一綽號的呢？我不知道。但至少，監獄的這碗飯，他肯定已經喫了三十年左右了。年齡大概60歲，或者還不到一點吧。 
被告在被叫到走廊裡集合的時候，那個老看守自然會管住自己負責的那一組，還會監管其他的十來個組。他會從每個組的負責看守那裡借來“索引”，走來走去拿著“索引”核對每一個人的臉。所謂的“索引”，就是記著每個被告的原籍、身份、罪名、人名等的紙片，也就是卡片。
“你好像在哪裡見過啊。” 
一時間以匆匆的步履小步挪動著那高大的身體、巡視確定了幾組被告之後的老看守，突然在我身邊的一個男子面前站定了下來，然後以那張黑黑的、難看的卻又顯現出天真的微笑的臉上那看上去很討人喜歡的細小的眼睛，滴溜溜地盯著那個男子的臉說道。 
“噢，對了，你在大阪待過呢！” 
老看守對著那個臉上露出驚訝神情的一直沒出聲的男子說道。 
“哦，不是，老爺，您這樣開玩笑就讓我很尷尬了。我是次來到這樣的地方。” 
那個男的利用了老看守討人喜歡的神情，一邊難受地搓動著被戴上了手銬的手，一邊以一種相熟的口吻回答道。 
“你在說謊！” 
老看守的模樣一點也沒有威嚇力，臉上馬上就露出了微笑，那雙細小的眼睛裡稍稍發出了一點光芒，接著又自言自語地說： 
“對了，確實是在大阪。此外，還進過一次甲府的監獄吧。” 
“您說錯了，老爺，完全是次進來。” 
那個男的還是不斷地搓著雙手，一邊彎下了腰。 
“你想干嘛？你跟我裝糊塗也不行。而且，在這兩次中間，你還進過一次巢鴨監獄呢。” 
老看守對那個男的所說的幾乎聽也不怎麼聽，隻管自己不斷地說話。那個男的，也仿佛被擊中了要害，兩隻手不再搓動，不出聲了。 
“此外，你還進過什麼地方啊？” 
“啊？”
那個男的終於害怕了。 
“哪裡啊？” 
“千葉。” 
他因盜竊而被抓捕，在警察署、警視廳、檢察局都被當作初犯而混過來，卻栽在了老看守手裡，被確定為前科四犯。我一直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地在聽著他們之間的問答，這時，那犯人對著我小聲地說了一句： 
“實際上你要是被那老爺纏上了，逃也逃不掉。” 
今年的3月我到東京監獄去看了一下，那個老看守，還是跟十二年之前，也是3月的時候我次進去時所見到的一樣，依然在干著他的“前科通”的活兒。 
“哈，你又來啦！這次是什麼事？好久不見你了。” 
老看守的一張臉越來越黑了，越來越難看了，但依然顯出了那副討人喜歡的笑容。 
我現在以面對著老看守時的親切而又恐懼的心情，在計算著自己的前科次數。 
雖說如此，實際上真的已經記不清楚了。就在三四個月之前，因為米騷動和報紙的問題，我被檢察局叫去訊問，那個時候，我對自己的前科次數，也無法回答清楚，後隻能說： 
“還是你們這邊的問訊調查上記錄得比較詳細，你們自己看一下吧。” 
於是就請檢察官念一下。 
“嗯，大概就是這樣吧。” 
我也就含含糊糊地對付過去了。可是，事後仔細想了一下，檢察官的調查書上好像也有些錯誤。總覺得我的前科少記了一次。 
要是去查一下當時的報紙雜志，也可立即就能查明的吧，不過這也麻煩，現在我就按照自己的記憶，隻是把每次的罪名和刑期列一下。是哪年哪月哪天進去的，哪年哪月哪天出來的，都一個也不記得了。連監獄中表示自己名字的“囚號”，也隻記得次的977。這並不是我一個人是這樣。你們不妨試著去問一下堺利彥、山川均、山口孤劍以及其他我們的同伴中有三四次前科的人，恐怕沒有一個人能明確地回答清楚。下面所列的早的違反新聞紙條令（現在改為違反新聞紙法）的刑期，也隻有一些朦朦矓矓的記憶，具體已記不清了。 
一、違反新聞紙條令            （擾亂秩序） 三個月 
二、違反新聞紙條令            （擾亂憲法） 五個月 
三、違反治安警察法            （屋頂演說事件）一個半月 
四、暴徒聚集罪                （電車事件） 兩年 
五、抗拒官吏罪及違反治安警察法（赤旗事件） 兩年半 
從這裡可看出，前科有五次，刑期總共將近六年，實際上隻關了三年多一點。這與不久前順便來到日本的革命老太太普萊西科夫斯卡婭的三十年相比，我隻有其中的十分之一呢。堺利彥和山川均、山口孤劍也跟我差不多，在刑期上，山口和山川應該要多一兩年。因為我在同伴中，資格要淺得多。 
次被關進來，是在我22歲的春天，日本社會黨（現在已經沒有了）發起舉行反對電車票漲價（單程試圖由三分錢漲到五分錢）的市民大會時的所謂暴徒聚集事件，3月被關進拘留所，6月被保釋出來。其他的四次事件，都發生在這一暴徒聚集事件被處理結束之前的兩年多的保釋期間內。從次到第三次的三次事件的九個半月的刑期，也是在保釋期間服完的。
從這兩個月多是六個月的日期來看，就在我放出去關進來的期間，終於是在24歲的夏天，我因在錦會館揮舞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紅旗而被抓了起來。與此同時，因電車事件的刑期也到了，拜當時的舊刑法所賜，除去違反新聞紙條令的兩次犯案外，其他的三次就作為合並罪的嚴重程度來進行處理，就把電車事件的兩年刑期也都通算在已經服過徒刑的屋頂演說事件的一個半月、赤旗事件的兩年半裡。也就是說，這兩年的刑期就變成零了。 
聽說檢察局的人對這樣的處理氣得直跺地板，憤恨得不得了。那肯定會吧。在保釋期間都三次犯事被關進了牢裡，結果把我還在保釋期間這一點完全忘掉了。但是我這邊卻因此得了很大的便宜。然而，從這一年的10月開始實施新刑法，即便是同時犯幾次罪，也要逐一加以嚴重的處罰，以後就不會有這樣的便宜了。 
於是在27歲那年的年底，恰好是在幸德秋水等犯上之徒被判處死刑的一個月左右之前，終於隔了一陣又親眼見到了太陽，從那以後到今天的七年間，我一直謹慎行事。 
因此，我的獄中生活，是從22歲的春天到27歲的年底，中間有些短暫間隔的六年間。然而到了我已經深通世事的34歲的今天，依然被人看作是愛鬧事的危險人物，主要是因為在22歲的春天到24歲的夏天為止的這一時期，自己恰是血氣方剛，犯了一些過失。 
不過，在這之後曾有一次因為一件小事而去過東京監獄，但這完全不是因為血氣方剛或是年輕人的過失。連在場的官吏也向我道歉說：“對不起，不好意思。”隨即讓我回來了。這是今年的事情，整個過程是這樣的。
3月1日的晚上，在上野的某個同伴的家裡有一個同志的小集會。回來的時候，已經很晚了，駛往龜戶的軌道電車已經沒有了，心想，要不就在和田的老巢淚橋的廉價客棧裡住一個晚上吧，於是就與跟我同住的和田、久板兩個人一起，從三輪步行到日本堤那裡去。和田和久板都曾因次違反新聞紙條令而進過東京監獄，今年參加了二科會的林倭衛的作品《H氏的肖像》，就是久板的肖像。 
正要通過吉原的大門前時，見到有很多人聚在一起正在喧鬧著什麼。有一個像是工人模樣的男人，喝得醉醺醺的，把一家酒館的玻璃窗戶給砸壞了。一些本地人和警察抓住了那個男的，有的叫他賠償，有的要把他拖到哪裡去。 
那個男的穿得破破爛爛的，身子搖搖晃晃地一個勁兒地賠禮道歉。我見到這一情景，就介入了人群中。於是把那個男的帶到了五六步遠的一旁，詢問了事情的經過後，就對聚集在那裡的人說： 
“這個人現在身無分文，賠償就我來吧，這樣就可以解決了。也不要一有什麼事就把警察叫來，這樣不好。盡可能不要去麻煩上面。一般的事情，就像今天這樣，在場的人自己解決就可以了。” 
酒館的人對這樣的做法也表示了認同，當地的一些居民也覺得這樣好，一旁看熱鬧的眾人也點頭稱是。但隻有警察，反對我的意見。 
“你是社會主義者吧。” 
一上來就打了我一巴掌的警察，突然對我兇狠地說。 
“是，這犯什麼事啦？” 
我對警察也很兇。 
“你小子是社會主義者啊？行，那就把你逮起來。跟我一起來！” 
“這倒是好玩了。到哪裡去都可以！” 
我甩開了警察的手，大步走向聳立在前面的日本堤警察署。當值的警部補冷不防地對警察下命令道，把跟在我們身後的兩個人也一起逮起來，關在了拘留所。 
這件事後來被當時的報紙以《大杉榮等被逮捕》的標題，渲染成了我們一行喝醉了酒，成群結伙地前往吉原，警察要拘捕醉漢時遭到了阻撓，有人用胳膊夾著這些醉漢逃走了等等，胡亂編造了許多故事。而事實就是我上面所陳述的。 
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警部出來了，不斷地為昨晚的疏忽而道歉，還請我們喫了早飯，說道：“就請回去吧，這件事不要再聲張了。”就在我們準備回去的時候，這次警察署長出來了，說是怎麼回事啊，又把我們關到原來的拘留所去了。 
就這樣，我們被冠以妨害公務執行的罪名，在警察署關了一個晚上，在警視廳關了一個晚上，在東京監獄關了五個晚上，意外地成了官方的廉價客棧的住客，後警察方面對我們打招呼說：“真是對不起，現在就請回去吧。” 
本來我這個人，酒幾乎一滴也不會喝，妓院之類的也從來沒有踏進過一步，且跟妻子掰手腕的話也總是輸掉的一方，實在是一個品行端正的沒有脾氣的人。 
然後，在今年的夏天，我在大阪觀察了一個星期左右的米騷動之後回到東京時，“你到警察署來一下。”就這樣被直接帶到了板橋警察署，以“檢束”的名義，在警察署待了十來天。 
但是後來聽說，這也不是因為我在大阪做了什麼壞事，也不是因為懷疑我到東京後做了什麼事，隻是恰好在風頭上，怕被警察或是士兵把我誤認為暴徒而遭到他們刀劍的誤傷，就是說怕我倒霉，這是出於上面對我的關切而做的行為。我被帶到了相當好的房間，喫飯的時候，警察署長一而再、再而三地來詢問我要喫些什麼，然後抓住了每天過來玩的一個女子，一本正經地對她說： 
“怎麼樣，太太？讓他待在這樣的地方，真是不好意思，但你絕不用擔心，怎麼樣，你也一起住到這裡來吧。” 
這讓我也相信了他們這樣做真的是在保護我。當時的報紙，都在發布些毫無根據的消息，說我是在大阪發表街頭演說時被拘捕的，還有些捕風捉影的報道，這都是那些無聊的報人編造的故事。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諸如此類出於上頭的關心的“檢束”，這既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麼壞事，也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麼善事。 
總而言之，說起我的事，在很多地方，許多事情上，都發生了一連串的誤解，讓我哭笑不得，這裡暫且就將上述幾件事做一個辯解。 
“來，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