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開生面、鮮活真實的戰時巴黎史

前言

序幕 通向戰爭之路

章 “假戰”

第二章 閃電戰和大出逃

第三章 巴黎人和德國人，德國人和巴黎人

第四章 德國人治下的巴黎

第五章 失業，配給，維希政府鎮壓猶太人，蒙特瓦爾

第六章 從街頭抗議到&ldq首的慷慨姿態”

第七章 抗議，掠奪，像征勝利的“V”字，猶太人圍捕

第八章 抵抗和壓迫

第九章 抵抗，懲罰，盟軍轟炸和驅逐出境

第十章 黨衛軍攬過安全事宜，黃色星標，鼕賽館大搜捕，“替換計劃”

第十一章 告發，消遣，剝奪

第十二章 勞工征召，抵抗，法國蓋世太保

第十三章 反布爾什維克，黑市，轟炸加劇，德朗西集中營

第十四章 連環殺手在逃，貝當出訪巴黎，亂局中的“民兵”，盟軍將至

第十五章 巴黎解放

餘論

注釋

參考文獻

大事年表

人物表

術語表

致謝

索引

別開生面、鮮活真實的戰時巴黎史（推薦序）

20世紀堪稱“戰爭的世紀”，始則先後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繼而又不得不面對長達四十多年的“冷戰”，作為歐洲大國的法國，同樣未能幸免於這些戰事。更有甚者，法國不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歷了其現當代史中為嚴重的危機，而且還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巴黎被德軍直接占領，納粹的“卐”字旗竟然在為紀念一戰中為國捐軀的法國士兵修建的無名烈士墓上的凱旋門迎風飄蕩。由此，巴黎，這一長期作為“法蘭西的心髒在跳動”的法國首都，這座在1919年巴黎和會期間堪稱世界首都的富有傳奇色彩的大都市，一度淪為“廢都”。

毋庸置疑，探究巴黎這座特殊的都市在這一特定時期的歷史，特別是巴黎民眾的戰時經歷或表現，對於豐富和深化人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法國史，乃至整個歐洲史的認知不可或缺。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法國學者筆下二戰時期的法國史總是有不夠客觀、全面之嫌。概而言之，他們熱衷於展現的是當時法國人共同遭受的苦難，以及法國人在抵抗運動中的英勇表現，力求使“抵抗”在戰後法國人的心目中成為二戰主要的像征，與此同時，對那段歷史中一些讓法國人覺得不太光彩的史事則自覺或不自覺地予以回避。隨著時間的推移，法國的歷史學家，乃至其他相關人士面對這段歷史時的態度固然已經出現了諸多新的變化，能夠日漸坦然地涉及甚至討論一些早年注定諱莫如深的話題，例如維希政權在對猶太人的“後解決”方面的“同謀罪”、抵抗運動史“英雄記憶”中的一些著名人物的真實身份或面目等。但是，出於不難理解的原因，對這段歷史更加客觀、全面的認識，還是得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於像本書作者這樣的身份相對超脫，且具有“旁觀者清”之優勢的外國學者的介入與推動。事實上，法國學者20世紀晚期以來就此出現的一些新變化，何嘗不是與美國學者羅伯特•帕克斯頓（Robert Paxton）在1972年推出的《維希時代的法國》（Vichy France: Old Guard and New Order, 1940—1944，翌年在法國出版該書法文版）及其引發的爭論密切相關呢？

由於對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素有濃厚興趣，本人不僅早就耳聞戴維•德雷克（David Drake）的大名，而且還讀過他的相關著作。這位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研究領域頗有代表性的英國學者，先後執教於英國密德薩斯大學（Middlesex University）和法國巴黎第八大學（Université de Paris VIII），並以自己對薩特的精湛研究，以及對法國知識分子與政治之間密切關繫的繫統梳理和深入探究廣受關注。曾任英國薩特研究會會長並擔任過《薩特研究》主編的德雷克還多次應邀在英國、法國、愛爾蘭、中國以及北美等國家與地區講學，享有較高的國際聲譽。鋻於其為法國文化、教育和藝術的發展及傳播作出的重要貢獻，德雷克還在2005年榮獲法國政府頒發的“法蘭西共和國棕櫚葉教育騎士”（Chevalier dans l’Ordre des Palmes Académiques）勛章。正是因為對德雷克的學養和識見早就有既深又好的印像，此前已從法國同行那裡獲悉德雷克已轉向潛心研究二戰時期的巴黎的筆者，在外文報刊上看到本書英文版的書訊時，就期待著能有機會早日拜讀。有鋻於此，當本書中文版《烽火巴黎：1939—1944》出版者以提供“先睹為快”的機會約寫推介文字時，本人欣然接受。

期望值越高失望越大，這確實是人們時常會踫到的情況，但至少本人在閱讀後覺得，一開始就讓我充滿期待的這部著作不在此列。事實上，在饒有趣味的新鮮感的驅使下，本人幾乎是一口氣看完了此書。那麼此書何以會令我不忍釋卷呢？我想至少得歸因於它的以下三個特點。

，視角獨特，材料新穎。

歷史學歸根結底是關於“人”的學問，必須堅持以人為中心，並且當以關心人們特別是芸芸眾生在過往的命運為要務。與此前不少往往圍繞著某些“大人物”來構建戰時巴黎的歷史，甚至是熱衷於譜寫“抵抗英雄史詩”的相關學者不同，德雷克獨具慧眼，讓自己的研究聚焦於巴黎被占時期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他在“前言”中明確表示：“我希望深入挖掘個人生活史、對話、日常細節和記憶片段。”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還在別開生面的研究過程中始終具有“語境意識”，極為清醒地意識到“距巴黎淪陷七十多年的今天，我們知道淪陷如何隨德國戰敗而終結，而彼時，沒人知道歷史走向；或許納粹取得勝利？或許巴黎解放？或許結局更為曖昧不清？”力求以此來關照自己的研究對像。

也正因為視角獨特，德雷克在史料的發掘和利用上也有許多值得圈點之處。例如，鋻於“情報人員和警察出入火車站、小喫店、咖啡廳和其他公共場合，監聽市民對話，收集關於市民情緒的消息。他們還為官方政治會議作筆記，記錄反抗行動和黑市交易的逮捕行動，總結‘合作派’報刊上的文章，並兼有其他任務”，因而由他們寫在“極薄乃至透明的紙上”的“這些資料對本書研究至關重要，有助於找出巴黎日常生活的變遷”。為此，他不僅曾花費大量時間在巴黎警察總局檔案館閱讀相關材料，而且還在書中充分地利用它們。應當說，這些前人關注不多、利用更少的材料的大量使用，在讓本書的敘事變得更加鮮活真實方面頗有成效。此外，這一時期不同年齡層普通市民的日記、廣播的記錄文稿的引用，則有助於洞察當時巴黎市民的“被拋棄感”“無力感”等各種真實心態，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獲得更多的“現場感”。

第二，取舍得當，引人入勝。

    由於篇幅畢竟有限，意欲在書中全方位地展示這一巴黎歷慘痛時期的德雷克，勢必在內容的主次排序、繁簡取舍方面煞費苦心，尤其是在情節、案例的選擇上更得精挑細選。應當說，德雷克在這方面的努力還是比較成功的，特別是敘述過程中呈現、凸顯的一些場景或“細節”，往往能收到“畫龍點睛”的成效。

例如，書中在序幕裡以不小的篇幅敘述了1939年法國國慶節舉辦的閱兵式，“這場精心策劃的閱兵式旨在讓法國人民放心：即便希特勒膽敢輕率引發戰爭，他們的國家也做好了充分的應對準備”。“除了向公眾證明法國軍事實力和輻射全球的影響力，此次閱兵還意欲震懾巴黎的德國官員，希望他們向柏林發送的報告可首三思。”又如，他在書中特意提及雷諾、貝當和其他內閣官員當年竟然在巴黎聖母院參加一場特殊的彌撒，更是把當時形勢的糟糕真實地揭示“到了近乎殘忍的地步”：“在法國這個1905年已完成政教分離的國家裡，政府的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和*濟會成員求助宗教連禱、尋求超自然的幫助，足以證明情況比想像中更為絕望。”

此外，作者還在書中不時加入一些當事人對親身經歷的描述，更是使讀者有更多的“身臨其境”之感。例如，他曾引用《曼徹斯特衛報》駐巴黎記者的描述來如是反映“大逃亡”即將開始之際巴黎老佛爺百貨商場的場景：“為各式旅行許可證準備照片的人排成了長龍。商場空空如也，忙碌的角落便是箱包部。”竊以為，德雷克的這一處理方式實屬高明。這些當事人在記憶還未凝固，甚至尚未冷卻之際的敘述，不僅具有彌足珍貴的獨特“史料”價值，而且有助於讓本書更加引人入勝。

第三，洞見迭出，結論公允。

《烽火巴黎》之所以讓人不忍釋卷，除了敘述流暢生動，情節引人入勝，更多的還是因為其借助豐富的史料和案例鋪展巴黎歷慘痛時期“社會全景圖”的過程中，不時會有精闢的提示、分析以及能讓讀者產生共鳴的洞見。作者在書中以相當多的篇幅提及著名戲劇家和雜文家吉羅杜及其掌管的新聞信息監管署的活動和作用，就是一例。

在戰爭初期，法國官方機構大肆向民眾宣稱本國軍事力量的強大，使巴黎到處彌漫著自我麻痺的氣氛。許多民眾，甚至很多政治、軍事精英都相信戰爭將在法國毫發無損的情況下結束。吉羅杜掌管的宣傳機構不僅宣稱巴黎代表文化、啟蒙和光明，而德國代表野蠻與黑暗，他本人甚至還頗為荒唐地宣稱，空中飛翔的死亡天使認為，法軍遠比德軍悠閑、自信和寧靜。天使後悔自己不是生命天使，否則便會青睞法軍，讓他們的戰爭更加輕盈松弛。“不過，作為死亡天使，他必須公正，便計劃從雙方軍營都帶走一些人。”對此，德雷克一針見血地指出：“有效的戰爭宣傳應不斷重申清晰的參戰目的，以實現國家團結，同時，適度的新聞審查能夠有效激發士兵和平民的鬥志。但是，新聞信息監管署在兩方面都失敗了。”

誠然，德雷克書中出現的諸多富有真知灼見的分析亦不乏銳利的色彩，但本書讓我為欣賞的地方還是他基於豐富、新穎的史料得出的冷靜判斷，其中讓我深以為然的則是以下不失公允的結論：本書盡力展現出的巴黎（和其他地方一樣）的情況並不是非黑即白，在巴黎，有些人（極少數充滿勇氣的一群人）投身抵抗，其中很多人都付出了巨大代價；有些人（同樣也是極少數）出於意識形態和投機的原因，為了個人利益或是謀求提升地位與納粹合作；還有些人利用戰時物資短缺的境況從中牟利。然而絕大多數巴黎人都在越來越多的困難和剝削中盡力求生，同時盡己所能地不予妥協。

“歷史是現在與過去永無休止的對話”。由於諸多復雜因素，寫好現當代史的書實非易事，而寫好涉及“尚未過去的過去”（此為法國學者在帕克斯頓的《維希時代的法國》在法國引起震動和爭論時的提法）的現當代史的書，則可謂難上加難。不過本人覺得，本書的讀者們或許大可感到慶幸，德雷克不僅知難而上，而且還憑借自己的學識、纔情和努力，為大家奉獻了一部別開生面、鮮活真實、洞見迭出、發人深思的戰時巴黎史。

總之，本人在初讀此書後深感《烽火巴黎》是一部既有學術性又有可讀性的佳作。特此大力推薦。

浙江大學歷史繫教授

呂一民 

2018年7月

本書擁有大量真實生動、令人驚喜的細節。戴維•德雷克扣人心弦的故事的主角不是眾所周知的英雄和戰犯，而是在納粹占領時期變幻莫測的局勢中勉強求生的普通巴黎民眾。 

                                                     ——英國作家、記者，《盛會不衰：*屈辱的年代、*璀璨的時光，納粹統治下的巴黎文化生活》作者 艾倫•萊丁

德雷克深入地研究了當時巴黎人民生活的實際問題，同時簡練地描述了納粹當局對於如何管理巴黎的爭論。本書細節把握令人滿意，非常具有可讀性。 

                                                      ——英國《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一段精彩的歷史……很多時候，德雷克讓事實說話。他使用了大量日記和回憶錄，盡管這種研究方法受到許多歷史學家的質疑，但在本書裡完全可行，因為普通人沒有作假的必要。如同一幅完美的拼圖，本書完成得非常出色！

                                                      ——英國《格拉斯哥先驅報》 

拒絕一味美化，也反對簡單抹黑，本書是還原二戰時期巴黎和法國歷史真相的一次富有原創性的努力。                                         

                                                      ——北京大學歷史繫教授 高毅

出於不難理解的原因，對這段歷史更加客觀、全面的認識，還是得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於像本書作者這樣的身份相對超脫，且具有“旁觀者清”之優勢的外國學者的介入與推動。……

德雷克不僅知難而上，而且還憑借自己的學識、纔情和努力，為大家奉獻了一部別開生面、鮮活真實、洞見迭出、發人深思的戰時巴黎史。        ——浙江大學歷史繫教授 呂一民

作者利用豐富的檔案資料，全面再現了巴黎各階層民眾在戰爭期間的曲折經歷，充分展示了歷史的復雜性和人性的真實。                       

                                                       ——復旦大學歷史繫教授 李宏圖

序幕 通向戰爭之路

1938年9月30日，勒布爾熱（Le Bourget）機場到巴黎的公路邊聚滿人群：所有人都在迎接自慕尼黑歸來的法國總理愛德華·達拉第。在剛剛過去的慕尼黑會議上，他與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德國總理阿道夫·希特勒以及意大利獨裁者貝尼托·墨索裡尼簽署了《慕尼黑協定》：向納粹德國割讓蘇臺德地區（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語區）。人們相信或至少盼望，該協定將防止戰爭衝突。烈日下的漫長等待後，達拉第終於出現了——他直立在敞篷車裡，向首都飛馳；人們隨即發出歡呼，紛紛揮舞法國國旗，向總理投去鮮花。法國媒體也認為，戰爭已被規避。《晨報》（Le Matin）高喊著：“勝利！勝利！勝利！”《巴黎晚報》（ParisSoir）回應道：“和平！和平！和平！”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像夾道歡迎的市民一樣歡欣鼓舞。人民陣線聯合政府時期的法國前總理萊昂·布魯姆（Léon Blum）曾私下表示，自己“像懦夫般感到寬慰”。反納粹德國作家、文學批評家和政治難民恩斯特·埃裡希·諾斯（Ernst Erich Noth），在香榭麗舍一家影院觀看達拉第歸來的新聞影像時，認為總理看起來“心事重重、恐慌焦慮”，似乎不相信自己會在機場和回巴黎的路上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或許，諾斯的確捕捉到某些蛛絲馬跡：據報道，達拉第看到勒布爾熱機場歡呼的人群後，曾低聲咕噥道：“這些笨蛋！真希望他們知道自己在慶祝什麼！”

在慕尼黑，達拉第與其他三國首腦共謀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不同於張伯倫，達拉第不相信希特勒毫無吞並別國領土的野心；他認為，好的結果不過是法國借此獲得喘息之機。一回到巴黎的私宅，達拉第便告訴兒子，自己將馬上整裝待發，加入戰爭。

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的軍隊再次踏入捷克斯洛伐克，占領波希米亞，並在斯洛伐克建立保護國政權。接著，希特勒將矛頭指向波蘭，要求將但澤納為第三帝國（即納粹德國）附屬領地。法、英兩國隨即正式承諾，將捍衛波蘭領土完整，抵御德國入侵。他們期望，希特勒面對與英法同盟為敵的局面時能夠停止擴張的腳步。新的僵局讓國際局勢更為緊張，恐慌席卷巴黎和法國其他地區：戰爭極有可能再次爆發。4月，法國共產主義哲學家昂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信中寫道：“我們正處在和平與戰爭間奇怪的臨界地帶。”

對法國因波蘭卷入對德戰爭的擔憂，勾起了人們關於次世界大戰四年慘烈殺戮的痛苦回憶。反戰情緒令和平主義在法國各階層空前高漲。前政府官員、社會主義者馬塞爾·德亞（Marcel Déat）也受這種情緒影響，從左派轉為極右分子。他在1939年5月一篇引發爭議的文章中表示，法國人民沒必要為但澤白白犧牲。

夏天結束時，越來越多人相信，戰爭已經不遠了：7月的民意調查表明，45%受訪者認為戰爭將在年內爆發；而3個月前，持這種觀點的受訪者隻占37%。盡管和平主義盛行，仍有人擔憂倘若英、法未能堅決抵抗希特勒，整個歐洲便會落入納粹掌中。這份民意調查還顯示，超過75%的受訪者認為，一旦德國試圖吞並但澤，9法國就應該干預，即使需要動用武力。

與此同時，達拉第政府發出聲明，他們仍將努力尋求維持歐洲和平的方式，然而，倘若希特勒入侵波蘭，法國定會反擊。政府高調宣稱戰爭不會爆發，希望以此遏制希特勒；同時，他們相信或至少希望，希特勒不會愚蠢到與法國為敵。7月初，巴黎報紙刊登了馬克西姆·魏剛（Maxime Weygand）將軍的一則演講。這位退役的法國軍事將領表示：“當前，法國軍力達到*無前例的強大程度。”僅僅不到兩周後，巴黎人便有機會親眼見證此言不虛。

1939年7月14日的巴士底日是法國大革命之初攻陷巴士底獄的一百五十周年紀念日，同時，它也是法國政府向世界展現軍事實力的機會。據《晨報》報道，這天，兩百萬名觀眾頂著盛夏的瓢潑大雨，在香榭麗舍大道兩側觀看閱兵式。當坦克部隊和超過三萬五千名士兵穿過這條著名街道時，人群發出陣陣歡呼聲。這場精心策劃的閱兵式旨在讓法國人民放心：即便希特勒膽敢輕率引發戰爭，他們的國家也做好了充分的應對準備。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7月14日閱兵式中有些士兵來自“固若金湯”的馬其諾防線12——法國防御體繫皇冠上的明珠。這條龐大的防御線沿法國東北國界而建，自瑞士巴塞爾到斯特拉斯堡北部20英裡處的阿格諾（Haguenau），綿延100多英裡，被認為是無法穿越的。馬其諾防線寬7英裡，任何入侵此處的陸軍必須攻破森嚴的鐵絲網、碉堡、和反坦克拒馬。地下約60英尺處是隧道、營房、醫院甚至電影院組成的復雜網絡。這條鋼鐵——更準確地說，混凝土——鑄成的法國長城似乎確保德國無法從陸地進犯法國。馬其諾防線並未沿國界繼續修建，因為法國將領相信，德國人不可能穿過阿登的密林和山區發動攻勢。

巴士底日閱兵也告訴法國人，他們並不孤單。《新聞報》（Le Journal）的頭條特別由英語寫就——“熱烈歡迎我們的英國盟友”。下面的彩色配圖中，兩名兒童分別揮舞英國國旗和法國三色旗。此次閱兵式的貴賓還包括英國陸軍大臣萊斯利·霍爾貝利沙（Leslie HoreBelisha）、英國陸軍總參謀長（即英軍指揮）約翰·戈特（John Gort）將軍以及英國皇家空軍西裡爾·紐沃爾（Cyril Newa帥。他們一同檢閱了法國本土軍隊、外籍兵團和法蘭西殖民帝國部隊以及英國近衛步兵團、冷溪衛隊、蘇格蘭近衛團、愛爾蘭近衛團和威爾士近衛團。空中飛過的英國皇家空軍和法國空軍戰機像征著英法軍事聯盟。與此同時，為強調這一信息，帝國影院的銀幕上反復出現加裡·莫利（Gary Morlay）飾演的維多利亞女王和維克托·弗朗塞恩（Victor Francen）飾演的愛德華七世——這正是電影《英法協約》。

同時，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塞內加爾和印度支*步兵分隊提醒人們，一旦開戰，法國有能力召集廣袤的帝國殖民地的士兵。為證明法國與殖民帝國不可分割的關繫，當晚的廣播播放了帝國民眾對法蘭西價值觀和文化的高度贊揚，其中包括阿爾薩斯人、裡昂的絲綢商和鐵匠、華裔安南（今越南）人和塞內加爾的伊斯蘭信徒。

除了向公眾證明法國軍事實力和輻射全球的影響力，此次閱兵還意欲震懾駐巴黎的德國官員，希望他們向柏林發送的報告可首三思。

但是，希特勒似乎不想放棄入侵波蘭的念頭。8月23日，就在他核實終計劃之時，納粹德國和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此消息令法國、英國乃至整個世界大為震驚，將法國共產黨推入亂局。一直以來，蘇聯政府自我標榜為世界反法西斯運動領袖，全球共產黨始終忠心追隨莫斯科制定、共產國際（亦稱第三國際）頒布的策略和方案。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法國曾有共產黨抵制法西斯的遊行，黨員甚至在街頭與法西斯擁躉發生武力衝突。西班牙內戰期間（1936—1939年），共產主義者進入西班牙，武裝反抗法西斯。歐洲很多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無法相信蘇聯會與魔鬼為伍。

巴黎普通共產黨員和黨內領袖都受到極大震動。一位共產黨員聽到消息後便落淚了，另一位黨員把自己鎖在辦公室裡，兩天兩夜沒有出門。蘇聯記者、作家、西班牙內戰的退伍老兵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ourg）咽不下飯，也睡不著覺。法國共產黨報《人道報》（L’Humanité）前編輯皮埃爾-洛朗·達亨納（Pierre-Laurent Darnar）表示，條約簽訂的消息“像塊巨石，重重砸在黨員頭上”。各階層黨員都不禁慨嘆：“這不可能！”支持共產主義的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在8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希特勒為民主帶來前所未有的威脅。沒人理解蘇聯為什麼在此時選擇背叛。”

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極大增加了戰爭可能性：現在，希特勒知道，蘇聯不會干預德國入侵波蘭。彼時的中學老師（尚未成為哲學家和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寫道：“這是怎樣的打擊啊！斯大林任由希特勒橫行歐洲。我們將永遠失去和平的機會……斯大林完全不在乎歐洲的無產階級。”保守派報紙津津樂道：巴黎極右民粹組織在法共總部門口集合，大聲呼吁將共產黨員以叛國罪槍斃。幾天內，“共產主義”成為法國人民頭號公敵；相較希特勒帶來的威脅，法國政府和不少法國國民更憤慨於蘇維埃的背叛。

1939年，法共是法國的單一政黨，擁有七十多名眾議院議員、兩名參議院議員和一百五十多萬選民的支持。法共總部位於巴黎，那裡還聚集著黨內領袖和三分之一黨員。因此，巴黎和周邊郊區是法共支持力量集中的地區。同時，巴黎地區也是法國工業中心：工廠大多位於工人階級集中的郊區，那裡通常還是黨員和共產主義支持者集中的地區。

條約簽署令大多數普通黨員感到困惑、反感、不知所措。有人立即*黨；有人從此不再積極參與活動。隻有少數人依舊忠誠，頑固地希望這隻是斯大林的誘敵之計。8月25日，面對法共對互不侵犯條約無聲的支持，達拉第政府采取行動：禁止出版日報《人道報》和晚報《今夜》（Ce Soir）。警察衝入法共辦公區和激進分子的私宅，沒收宣傳冊，任何試圖阻撓的人都被逮捕入獄。19外國人中可疑的共產黨支持者——特別是西班牙共和國流亡者和從奧地利、德國逃亡而來的反納粹激進分子——被遣返或拘留在可怕的集中營。

當官方鎮壓“叛國”的共產黨員時，大多數人仍死守和平的希望，政府卻不那麼樂觀。比如，塞納省省府——包括巴黎在內的塞納省行政機構——已采取預防措施。

8月24日，即《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次日，法國政府便命令三十五萬法國預備役士兵歸隊；兩天後又召回七十多萬預備役士兵。波伏娃稱，當時巴黎的情緒“混雜著自大、膽怯、無望和恐慌”。法德間的火車停運，戰爭似乎無法避免。五十歲的檔案管理員夏爾·布萊邦（Charles Braibant）在日記中寫道：“達拉第曾表示，和平的可能性約為十分之三四。然而，自希特勒和斯大林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以來，和平的可能性降為十分之一。”

雖然未對政府失去信任，很多恐慌的巴黎人仍求助於宗教或迷信。8月27日禮拜日，兩萬名巴黎人前往蒙馬特高地的巴黎聖心大教堂（Sacré Coeur Basilica）。那是為紀念首都1871年脫離巴黎公社的統治而建。人們在此聆聽韋迪耶樞機主教（Cardinal Verdier）激動人心的和平請願。他安慰聽眾說，上帝早在一年前《慕尼黑協定》簽訂時便聽到教眾的祈禱，已在心中為法國預留了特殊的位置。同時，他敦促教眾再次祈禱和平，並保有信仰、自信和希望。巴黎其他教堂也能聽到類似禱告。一天前，首席拉比朱利安·魏爾（Julien Weill）公開表達自己的期望：智慧和理智將戰勝瘋狂和暴力。

次日，一名占星師為《新聞報》撰文，寬慰讀者：夏天不會爆發戰爭，因為希特勒和墨索裡尼的星盤表現出“羸弱之勢”。另一名占星師預言道，1940年是法國榮耀之年，“波蘭將擊垮德國，墨索裡尼將被意大利國王免職，希特勒將被鎖進精神病院，他倒臺引發的內戰將在法國介入下結束”。與此同時，也有悲觀主義者指出，德國和法國東部出現了波希米亞朱緣蠟翅鳥。此鳥被視作災難的先兆。據稱，它們的數目曾在1870年和1914年激增，而那正是法德近兩次爆發戰爭的年份。

8月29日，《晨報》頭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報道戰爭威脅下的法國經歷何種改變。商鋪死氣沉沉；廣告燈熄滅了；巴黎中央菜市場（Le Halles）裡的卡車被部隊征用，取而代之的是馬車。巴黎市內仍可通電話，不過，為了安全起見，若想與外地取得聯繫，市民必須攜帶身份證件在郵局撥打遠程電話。夜間禁止使用公共電話（包括咖啡館和賓館裡的電話）撥打市內號碼。發至境外的電報必須經過當地警察的審查。

當時的法國分為九十個省（即行政區域），各省均由省長（prefét）管理。巴黎位於面積小、人口密的塞納省。阿希爾·維萊（Achille Villey）28擔任該省省長。這年夏天，巴黎和周邊郊區不少兒童離開首都，到外地參加夏令營。148月初，維萊命令孩子和監護老師留在當地。8月30日，政府開始疏散滯留巴黎的兒童。次日，報紙上出現大量巴黎主要鐵路站撤離人員的照片。同時，十四歲以上的童子軍獲準去鄉下務農，取代入伍的農民。8月30日29，一萬六千多名兒童撤離巴黎，前往法國其餘各省。9月1日，《晨報》報道說，二十四小時內，巴黎疏散了三萬一千名兒童。

巴黎的二十個區（市行政管理區域）分別與某省或外省某市建立了互助關繫。父母理應和孩子被送往同一地區，但事實往往並非如此。比如，沙特爾（Chartres）本應接納巴黎第二、三區的兒童；而實際上，六個其他區的孩子也湧向那裡。離開的不隻是兒童：9月初幾天，約五十萬市民也離開了。

巴黎之外的生活也不那麼輕松：市鎮擠滿了撤離人群。比如，約訥省（Yonne）本已接納大批西班牙內戰流亡者，現在則更加不堪重負。新湧入的巴黎人重新引發城市人和農村人間根深蒂固的矛盾，部分地區甚至出現了巴黎人被扔上火車、送返巴黎的情況。不過，一連幾個月，撤出巴黎的人流從未中斷。內政部善意號召城鎮和鄉村為撤離人群提高基礎設施建設，但全法地方政府都在抱怨，房源或資源不足以應對撤離人群。

除卻成百上千選擇離開的市民，很多在別莊度假的富人決定留在那裡。他們認為，倘若戰爭爆發，外省地區一定比首都更為安全。15巴黎的財富也被轉移出去。北郊聖德尼（法蘭西國王和王後埋葬之地）教堂、巴黎聖母院、聖禮拜堂（La SainteChapelle）、聖阨斯塔什教堂（SaintEustache）和聖塞弗蘭教堂（SaintSéverin）無數昂貴的彩色玻璃板被送往巴黎外保管。盧浮宮和其他博物館的藏品也被送出巴黎。

早在一年前的慕尼黑危機時，《蒙娜麗莎》便被暫存於盧瓦爾河畔（River Loire）的香波城堡。確保和平後，人們把它送回巴黎。現在，它躺在特制的木箱裡，乘坐十四輛卡車組成的車隊34，即將展開新旅程。送出巴黎的藝術品還包括重達3噸的大理石雕像《薩莫色雷斯的勝利女神》（Victory of Samothrace），路易十四佩戴過的20克拉鑽戒，紙質脆弱的埃及《亡靈書》（Book of the Dead），委羅內塞的巨幅《迦拿的婚禮》（高7米、寬10米）以及居斯塔夫·庫爾貝（Courbet）、雅克·路易·大衛（David）、彼得·保羅·魯本斯（Rubens）和泰奧多爾·席裡柯（Géricault）的巨幅油畫。在法蘭西喜劇院院長的幫助下，這些藝術品由運送舞臺布景的大卡車送往安全地帶。法國電信公司派出一隊人為車隊護航，他們舉起空中的電線，以防絆住卡車。

隨著市民和國寶被轉移到安全地帶，巴黎的面貌徹底改變了。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的紀念碑、建築物和雕塑，勝利廣場（place des Victoires）的路易十四雕像以及新橋（pont Neuf）上的亨利四世雕像周圍都堆滿沙袋，保護它們免受德國轟炸。無法轉移的寶藏也得到了一些基本保護。比如，榮軍院（Les Invalides）裡的拿破侖墳墓就由木架和沙袋組成的金字塔保護。盡管政府仍在宣傳和平，沒人公開承認巴黎正在備戰，但是，這已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政府已備戰了一段時間。1938年，巴黎的路燈上套著遮光罩，燈柱周圍也裹上保護套以防汽車在宵禁時撞上去。1939年初，民防機構在榮軍院前進行為期一周的展覽，向市民展示防空洞模型。自5月起，民防課便成為學校必修課。國防部和*聯合出版兒童民防手冊，以便他們在家和父母一同學習。巴黎警察總局（位於西岱島聖母院對面）也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封面寫著：“請用心閱讀、保管這本說明冊。總有一天，它會救你於危難。”其中詳細記述了如何應對空襲和毒*彈，以及空*警報拉響時的逃難步驟。

1939年9月1日上午，蒙帕納斯（Montparnass）的穹頂咖啡館裡坐著西蒙娜·德·波伏娃。這天是她近來心情好的一天，以致認為未來的人生將快樂祥和。她剛點了杯咖啡，就聽服務員說，德國對波蘭宣戰了。一位客人先在《巴黎午報》上讀到消息，不久後，德國便進軍波蘭。德國向波蘭宣戰時間過晚，《晨報》未能及時刊登。不過，這天的《晨報》登載了一則類似預兆的政府公告：隻要能找到安身之處，市民應盡快離開巴黎。

下午，廣播宣布，自午夜起，法國將在全國征兵。巴黎各處掛出征兵海報。同時，塞納省省長發布通知，敦促巴黎市民履行義務：“各位市民，我們的國家正深陷危機，我們的自由正深陷危機……請您和往常一樣，保持冷靜、安定和克制，履行義務。讓我們團結在國旗周圍，維護同一個理想。法蘭西萬歲！”這無疑是為了再次安撫巴黎人，激起他們眾志成城的決心。但是這天，很多巴黎人和波伏娃一樣，感到深深的恐懼和迷惘，他們將未來視作龐大危險的黑洞：“隱秘的恐慌感攫住此時此刻和未來的一切，你無法做出任何預測或猜測，也無法認同任何事情。”

巴黎征兵進展順利。阿納托爾·德·蒙齊（Anatole de Monzie，公共建設工程部部長）從巴黎東站（應征入伍士兵離開巴黎的主要火車站）返回府邸的路上頗為滿意地說：“那裡一絲不亂，沒有任何不滿。”德國常駐代辦向柏林彙報說：“法國人鎮定應對征兵。據駐外武官所言，一切依計劃有序進行。”但是，這並非波伏娃的經歷。彼時，她正陪著男友薩特，前往規定的集合地——小教堂門站（Porte de la Chapelle）旁的廣場。到達時，那裡除了兩名國家憲兵外空無一人。他們告訴薩特，凌晨5點再回來集合。次日凌晨，波伏娃和薩特頂著月光，走過幾乎空蕩蕩的街道，經過他們時常出入的穹頂咖啡館。此時，咖啡館裡站滿了身著軍裝的人，格外嘈雜。兩人在那裡等了一會兒，喝完咖啡便乘出租車回到集合地。清冷的月光下，除了那兩名國家憲兵，街區仍舊空空如也。他們又讓薩特去巴黎東站報到。波伏娃在日記中寫道：“這簡直像卡夫卡的小說。”

將近8點，薩特終於坐上前往南錫（Nancy）的列車。東站依舊冷清，但幾小時後，那裡便擠滿了人。年輕男人和不再年輕的男人一同等候列車去往前線。約五百萬法國人受到軍事動員，其中40%的人曾參加過次世界大戰，現在仍舊年輕，可以被再次征召。

站臺上，不少被征召的士兵來自其他省份。他們告別家鄉的親人朋友，此刻獨自一人。相反，來自巴黎和周邊郊區的士兵多由妻子、母親、女友或孩子陪伴。反猶主義者、極右翼記者阿蘭·洛布羅（Alain Laubreaux）在蒙帕納斯站感受到一種壓抑卻強烈的情緒。“女人在沉默中拭去淚水……我想起1914年哥哥在人群的哭號中登上列車……這次的情形與那時不同，到處彌漫著悲傷和屈服於命運的無奈。”

集合地點氣氛沉重而壓抑。往好裡說，被征召的士兵怨氣連天；往壞裡說，他們便是心懷怨恨。知名雜志《新法蘭西評*》的編輯讓·波朗（Jean Paulhan）將這種情緒形容為“無奈的認命”。4618此時看不到1914年8月某些巴黎地鐵站出現的標語——“棒極了”。那時的法國軍隊興致高昂地參戰，自信滿滿，欲重奪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挫敗德軍，然後按時回家過聖誕。

薩特對軍旅生涯初幾小時的描述代表了當時的典型情緒。“我被生生拽離了原本生活之地，被迫與愛人訣別。火車將帶我去一個我不想去的地方。同行的人和我一樣士氣低落，和我一樣依舊穿著日常衣服，和我一樣問自己，到底怎樣到了這般田地。”

被征召的士兵克制著怨恨和聽天由命的心情，離開心愛的家人。不過，火車站之外的景像就大大不同。駐巴黎瑞士記者艾德蒙·迪布瓦（Edmond Dubois）記錄了擠滿不安市民的巴黎：男人很快逃到鄉下與妻兒團聚；商人計劃搬遷；工廠主急於應對軍事動員帶來的勞動力匱乏；耽於焦慮的人們；號稱了解內情、似乎依政府領袖意見行事的人。迪布瓦寫道：“還有些人隻是被嚇蒙了，不管走到哪裡都散發著恐慌的氣息。”

9月2日的《晨報》刊登了詳細說明，解釋炸彈和毒*彈造成的死傷者將得到怎樣的救治。他們還繪制了一隻多足昆蟲，這正是巴黎，它的“十一條腿”是駕車離開巴黎的路線。49此外，主要交通樞紐和廣場立起巨大牌匾，上面標注著路線和數字箭頭，指示人們沿公路離開巴黎的路線。倘若未能采取官方路線，市民便可能堵住向北方前線運送士兵和武器的車隊。

不出所料，巴黎很多地區很快塞滿滿載乘客和行李的汽車。它們沿城市主干道出城。右翼作家阿爾弗雷德·法布爾呂斯說：“恐慌的人們帶著行李和家具，把床墊疊在車頂，在忙亂中收拾一切，好像敵機已經到家門口一樣。”迪布瓦說：“超載的汽車裝滿行李向巴斯克海岸、諾曼底和其他省份的偏僻地區行進。整個法國以巴黎為中心瘋狂旋轉。”同時，幾乎同樣多的汽車返回巴黎，帶來急於處理事務、取錢和安頓財物的人。

想離開巴黎卻沒有汽車、也不能得到朋友幫助的人還可以乘坐火車。9月2日，塞納省省長發出通知，法國國家鐵路公司將在接下來的十天內提供特殊長途服務。巴黎人在當地區政府或者學校免費領取車票，便可乘坐九百列火車中的任意一列。乘客必須攜帶身份證件，好帶上兩頓飯和一條毯子；如果可能，還需帶著睡袋。他們隻能攜帶手提箱上車，離家前必須依據報紙說明，用特殊的鑰匙關掉煤氣。但是，響應號召離開巴黎的人過多，運輸繫統幾乎癱瘓。列車上的八座隔間快被擠爆了，火車晚點將近兩天。

士兵逐漸進入巴黎外的軍營，更多兒童被遷出，市民也盡量駕車飛快離開首都。9月2日下午，達拉第在法國眾議院（與協和廣場隔塞納河相對）發表演講，號召議員為提高軍費投票，以“盡法蘭西在當下國際局勢中的義務”。他們的確照做，隻有幾票否決和二十多票棄權。達拉第在演講中多次使用“和平”一詞，極少提及“戰爭”。事實上，戰爭已幾乎無法避免。

政府害怕德國的毒*彈和空襲。人們大都認為，空襲可能發生在晚上，因此保護市民有效的方法便是嚴格執行燈火管制。9月2日晚，從超現實主義轉向共產主義的喬治·薩杜爾（Georges Sadoul）也應征入伍，來到巴士底獄附近，準備出發去梅斯（Merz）報到。民防部門熄滅所有路燈。他看到各式黑著車燈、頂著床墊的車輛在巴士底獄附近打轉，急於離開巴黎。不過很快，有關車燈的條例便放松了一些：除非畫上藍色橫條紋或裝上藍玻璃，所有車燈必須熄滅。波伏娃稱這些車看起來像“巨大的藍寶石”。54一旦空*警報響起，司機必須關掉車燈，下車躲進近的防空洞。自行車車尾的擋泥板必須塗有一道白線，夜行的路人則必須攜帶報紙或手帕，讓他們更加顯眼。

那天晚上，波伏娃還注意到，咖啡館11點便關門了，夜總會不再營業；她還看到人們在歌劇院大街排隊領取防毒面具。6月，法國政府終於宣布分發防毒面具的強制命令。因為多年準備工作的拖延，防毒面具存量大約隻可供應三分之一市民。巴黎人仍記得德國人1914—1918年間在壕溝中使用的芥子毒氣；近期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亞的毒氣戰又加劇了市民對毒氣攻擊的擔憂。

德國進攻波蘭當天，特立獨行的作家和文學評*家保羅·萊奧托（Paul Léautaud）從當地區政府領到一個防毒面具。他寫道：“我一戴上面具，就得讓別人幫我摘下——太難受了，簡直快昏過去了。正如負責分發防毒面具的政府官員所說，面具很難戴上，呼吸器尤其如此，戴眼鏡的人幾乎不可能戴上它。”艾德蒙·迪布瓦也表達了同樣的憂慮：“有個救火員曾試戴這個面具，稱其可以防毒。但是，我隻能把面具歪七扭八地扣在臉上，還留下一些縫隙。我幾乎可以斷定，隻要吸入一點毒氣，自己便會立即倒地，窒息而死。”作家喬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想起了防毒面具惡心的橡膠味：孩童時期，他曾在學校的地窖裡試戴過有雲母眼罩的防毒面具。

同時，成千上萬巴黎人申請加入民防機構，想為保護首都和市民貢獻力量。向民防機構提交申請時，他們必須附帶出生證明和健康證明。已婚婦女須出示丈夫的書面許可信，二十一歲以下的人須提交父母的許可信。巴黎警察總局有權拒絕任何道德堪憂的候選人。

為了民防準備，巴黎大約被分為五千個小區域。每個區域由一名空襲監督員負責，他們戴著醒目的黃色臂章。空襲監督員下是防空洞監督員。他們通常也是樓房的門衛，負責所在建築的防空洞。大多數情況下，防空洞都在地窖裡。有防空洞的建築必須在外牆貼上告示，指明除卻居民外可容納多少人。為防止毒氣，監督員必須確保，所有通風口都被堵死了。同時，他們還需檢查鎬和鐵鍬，以便建築物在空襲中坍塌時，人們能借此自救。寵物禁止進入防空洞，所有人都得戴上防毒面具。住戶必須扔掉無關緊要的易燃品。一旦建築物被*燒彈擊中，人們須使用沙子（而不是水）滅火，因為水可能衝散可燃有機液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