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浪漫史》可以用欣賞繫列小說的方式來進行閱讀，這種繫列小說的每一部都從不同的角度講述了一個家庭或者社區的故事。本繫列中的每一章、每一卷都可以獨立閱讀，它們各自都有出人意料的內容，因為我的本意是展示一個和人們想像中不同的法國；它們各自都有英雄與反英雄的人物群體，因為我認為法國不是由一個人、一個階級或一套既定的規則主宰的。然而，從總體來看，書中描繪法國的諸多不同側面的目的是讓讀者重新不帶偏見地審視法國，審視這個國家的人與眾不同的習性嗜好、裝腔作勢的特有姿態，以及該國所經歷的種種苦痛。作為一個國家，法國的這些特質經常觸怒它的鄰國，即使它已經贏得了它們的欽佩，甚至是喜愛之情。
這部歷史著作與小說的相似之處不止於此，因為我試圖將歷史學家的關注點與小說作家的關注點結合起來。歷史學家通常主要關注公眾生活、爭論性話題和社會運動，所以就把私生活和個人情感的領域留給了小說作家。因為我認為人類的行為是混亂和模糊的，沒辦法隻把它簡單呈現為對榮耀、正義和自由的追求，而且我認為根本不可能對人類的動機做出任何證明，所以我所寫的不是一個由因果關繫串聯的、一般性的國家故事。相反，我從獨立的個體出發，試圖展現該個體所受到的來自內外的種種壓力。我把他的壓力、困擾歸納為六個方面：野心、愛、衝突、驕傲、品位和焦慮。
本書討論的是前兩個問題。對野心的研究—對希望與嫉妒，欲望與挫折，傲慢、貪婪與模仿的研究—使得我們把被認為是社會諸多弊病的罪魁禍首的階級鬥爭置於顯微鏡之下。我關注的是人們對自己的感覺，而不是想當然地認為他們的行為主要由個人經濟狀況決定。我研究了金錢、安全、名譽、權力、幸福、娛樂各自的致命吸引力，它們將一個國家隱秘地劃分為不同的階層。我試圖深入了解人們在職業、人生方向、對成功的理解及如何取得成功這些方面所做的不同選擇的意義，我還試圖展現法國人是如何從競爭中遭受折磨並受到鼓舞的，他們也因為瘋狂而犯了許多錯誤。
愛是另一種我們需要研究的導致變化的革命力量。人們通常認為成年男性的活動會決定歷史的進程，而關於這一群體如何應對女性和兒童的挑戰，歷史上卻鮮有記載。男人並不完全是通過家庭來統治社會的，因為家庭生活是基本規範這一理論隻是一種錯誤的觀念—正如我即將展示的那樣。在男性統治的世界中，女性在某些方面確實處於嚴重劣勢，但女性也有自己的世界，她們擁有一種不同的權力。同樣，兒童也發展出了他們特有的對家庭和學校的抵抗形式。我們研究愛就是為了展現：法律法規是多麼無力；任何叛逆即使是悄無聲息地秘密進行的，也可以結出碩果；外表的尊重和體面是如何掩蓋內裡的緊張和混亂的。
我在這本書中使用的寫作方法是在法國人周圍豎起許多面鏡子，以便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審視他們；這一繫列的其他幾卷書則將這些主題延伸到了他們的個性深處。為了讓讀者適應我提供的千變萬化的視野，他們必須願意暫時忘卻他們的歷史知識，就像他們在看印像派或立體派的畫作時必須忘卻對傳統畫作的審美一樣。我希望閱讀這本書不僅能讓讀者改變他們對法國人和法國歷史的態度，更重要的是，能讓他們重新發現自我。

引
言
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法國人認為自己是世界上聰明的人。其實，所有國家的人—正如在世界範圍內進行的同樣的民意調查所顯示的那樣—都認為自己很聰明，但法國的確是看重智力的國家，因為富有智慧是法國人欣賞的優點。這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研究法國人尊崇智力的形像，評估智力、理性及思想在法國人生活中的地位，解釋法國的知識分子為何會受到如此高的推崇，並探討這種現像產生的結果。我希望這會有助於闡明這一時期的法國與其他國家的不同之處。我認為，知識分子在法國歷史中扮演的角色需要受到格外關注，並作為研究的基礎，唯有如此，我們纔能穿越令人困擾的、漫長的、充滿衝突的法國歷史的迷霧。因為知識分子不僅在這些歷史衝突中起了主導作用，還對這些衝突進行了闡釋說明和分類歸納，從而影響了後人對歷史上這些衝突的看法。是知識分子制定了他們聲稱對國家造成了分裂的重要議題，也是他們定義了那些關乎成敗的原則。他們的觀點成為公認的真理，以至於這些觀點會主導事件的形成，因為新出現的爭議正好在他們定義好的範疇之內。他們賦予了歷史學家一個理論框架，讓後者可以很方便地把過去的事件記錄下來，但這個框架並不一定是可以被使用的框架。我們需要更仔細地研究框架發生變化的原因，而且無論如何都要給其他觀點留出空間。
對法國近代史的闡釋通常有兩種方式。傳統的方式是把它表現為革命和反革命之間展開鬥爭的畫卷。從這一方式來看，法國在政治、宗教和意識形態上都處於根本的分裂狀態，社會動蕩、暴力叢生和無休止的論戰是其表現形式。另一種闡釋歷史的方式是把這些鬥爭看作社會分裂的表面現像，其目的是揭露雖然民主取得了勝利，但權力卻集中在資產階級內部，甚至隻集中在資產階級的一小部分人手中，集中在幾百個家庭中的事實。資產階級的勝利被認為是革命的成果，而隨後的歷史是資產階級鞏固其地位和人民群眾試圖推翻其統治的歷史。這兩種解釋歷史的方式都強調了把法國人分為不同階層的因素。種解釋研究的是原理—這個國家產生的不同政治理念對解釋發生的事件至關重要。第二種解釋揭示的是，經濟特權的不平等及其社會弊端展現了革命的不完全性，並表明從革命原則到革命實踐道阻且長。我們誠然可以以當事人的口吻描述發生的歷史，但黨派和個人偏見是否扭曲了他們的觀點，他們的黨派內部是否如領導人聲稱的那樣存在不同政見，那些改革者在咒罵過去時是否也在某些方面墨守成規，社會階層之間的敵意是否真的像某些時候表現的那樣，這些問題都值得一問。法國人的共同信仰、態度和價值觀往往跨越意識形態和階級，難以被翔實描述，因為在政治紛爭的混亂中，這些很少被提及。但如果要正確地看待這些分歧，評估其局限和重要性，則需要考慮這些未被明言的假設。我們不僅要知道法國人為了什麼而爭吵，而且要知道爭吵在他們的生活中處於何等地位，這對我們的理解是很有幫助的。家庭就是一個無可爭議的社會組織的例子，是某些典型的具有法國特色的行為的根本來源。與此同時，緊張的家庭關繫可能會像政治分歧一樣造成分裂。這是一個幾乎無人涉足過的主題，也是亟待產生新見解的領域。我本人在這方面的貢獻隻是試探性的和探索性的，對法國社會的固有特征做進一步研究似乎還有更大的空間，這類研究對改善法國歷史研究的不均衡狀態很有意義，因為一直以來都是社會事件、變革、發展、各種運動和風潮等更受人關注。1
我並不是說我要去定義法國人永恆不變的靈魂、思想或性格，但這是很多人都熱衷於談論的事情，我也會試圖探討他們為什麼相信這樣一種永恆的存在。造成這一現像的原因值得研究，然而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首先必須擺脫民族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仍然在不知不覺中主導著許多著作：我們不應該僅僅因為法國大革命的宣稱，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法國在1848—1945年這一時期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法國歷史往往是從統治者的視角出發，圍繞著其對自身權力的關注來被講述的。事實上，這一時期的法國社會由許多生活形態各異的群體組成。我試圖描述其中一些問題、野心、爭鬥和挫折，它們構成了這本書的重要部分。
確實有一種強大的社會運動試圖掌控和統一不同階層，這就產生了鬥爭，而這場鬥爭在很多方面都比廣為人知的關於君主制和共和制的爭論更為徹底。眾所周知，中央集權在革命中幸存了下來，但對它的抵制也幸存了下來，這種抵制遠比人們意識到的更為強烈。這場鬥爭不僅是政治上的鬥爭，而且是智力的、文化的和社會的鬥爭。要想了解一個國家，人們不僅需要研究這個國家的事件，還要研究與這個國家相關的神話的傳播及民眾對國家的態度的變化。神話的創造者—知識分子—和政治家一樣值得特別關注。
如今的作者習慣在一本歷史書的開頭先為其不足之處道歉。這不是謙虛，也不僅僅是約定俗成的慣例：歷史寫作者常常處於艱難的、不確定的狀態。在過去，歷史在人文科學中有很高的地位。當時的革命青年也常常滿腔熱情地去聽歷史講座—這些講座有時是民族運動的裡程碑。歷史學習曾經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後來卻不再如此。盡管仍然有人致力於將歷史培養成“通識教育”學科，但歷史學科緊跟哲學腳步，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智力練習，甚至隻是一種娛樂消遣—當其通俗易懂、可讀性強時。社會科學承擔了歷史學科提供廣泛概括和普遍解釋的任務。總的來說，歷史學家不再聲稱他們可以傳授四海皆準的偉大真理，也不宣稱他們即將發現這些真理。即使是那些勇於研究新途徑或挖掘新資源的活躍的小團體，也不再有如此奢望。
這種情形也許是歷史研究不斷野心勃勃地擴展其研究對像範圍的必然結果，生活中沒有哪一個方面是歷史學者不想加以研究的。擴大歷史研究範圍的趨向並不新鮮：伏爾泰、麥考萊和米什萊反對把歷史研究的重點都放在國王和議會上。但直到現在，這貌似仍然是一場艱苦卓絕的改革運動，實現目標的艱難由此可見一斑。文獻資源的不足阻礙學術前進的步伐，而新的研究興趣點又把研究的視野拉得更遠。人類豐富多彩的活動很難被壓縮在一卷書中，也沒有人能夠獨立理解其全部內容。一個寫通史的人幾乎不可能奢望他的作品能實現自己的初心。
現在的歷史學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但矛盾的是，人們反而更難全面了解過去了。現在有待閱讀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如果要寫一部1848—1945年的法國通史，就需要熟悉那些年出版的書。我估計大約有100萬本這種類型的書（平均每年會出現約1萬本新書）。如果一個人每天讀一本書，那麼10年下來，他隻能讀完
3 650本，而且讀的不過是隨機抽取的樣本。當然期刊和報紙也少不了，1865年至少有2 000種，1938年有近8 000種，20世紀50年代有15 000種。還有些手稿材料，這些材料散布於國家的、省級的、教會的、商業的和私人的檔案館中，盡管備受時間摧殘，其體積仍然龐大。除了這個時代的產物，我們還需要閱讀現代歷史學家所寫的關於這一時期的著作。法國歷史年鋻列出了9 246本/篇僅在1970年這一年出版/發表的書和文章。1969年的統計顯示，1789年以來，法國的大學共有1 380篇關於歷史研究的博士論文，其中有640篇是關於法國的，更不用說數量比這多得多的碩士論文，抑或是其他國家的大學正在進行的有關法國歷史的研究了。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其學術產出正呈現驚人的增長態勢。1945年之後的20年裡，美國的大學授予的歷史博士學位數量增加了四倍。然而，沒有一位歷史學家可以僅局限於閱讀同時代或本國的書籍，他們也不能忽視同根繫的其他學科—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政治學、文學等—的研究及這些研究的參考書目。如果這些參考書是用不同語言寫成的，那閱讀的任務就更讓人望而生畏了。所以，一個人在任何時候都不會覺得自己已經足夠勝任撰寫一部通史的工作。2
現在的研究正在以一種日益深入的方式進行，但研究的範圍越來越窄。這種專業化在歷史學科的不同分支之間已經造成了溝通上的障礙。例如，經濟史和歷史人口學中的新興科研方法在某些方面用的是數學的知識，這就需要一種完全不同的訓練方式。這種詳細的研究和這些新興的方法往往可以帶來非常有原創力的結果，但問題是把這種研究結果有效傳播出去非常困難。更糟的是，歷史研究不是循序漸進地直線進行的，而且它的目標不明確，它不像醫學研究那樣可以把治療某種特定的疾病作為明確的目標。每一代人的研究興趣點都會轉移，宏偉的研究計劃也會慢慢擱淺。歷史學科中的新發現、新成果被收入教科書的速度很慢，而且通常都會被人想方設法歸於傳統框架之中，而不是從根本上改變舊有知識體繫。對個人而言，要在一段廣闊復雜的歷史中獲得獨立的視角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盡管很多舊有的歷史觀點已經被專家證明是錯誤的，但它們仍然頑強地存在著。
以上即是歷史學家們，包括我，在書前寫致歉詞的部分原因。但在我看來，這些困難還有它們的另一面。如今的歷史研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充滿活力、更具獨創性和技巧性。面對大量新材料，我們需要的不是一蹶不振的絕望心態，而是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這種新方法顯然不同於過去歷史學家期待把所有可能用到的書都搬到自己圖書館的時期所用的方法。阿克頓勛爵在談到法國大革命時說道：“幾年後，一切秘密都會變得眾所周知。”他錯了。現在看來，歷史是一門永遠不會發掘全部真相的學科。我們把歷史建設成一門科學的嘗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我們好可以取其精華，而不必讓19世紀的理想成為我們的桎梏。不管怎樣，自然科學家已經放棄了19世紀的理想中所包含的關於方法論的幻想。歷史可以繼續向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學習，但自稱是當前流行的某個學科分支並不會提高其威望。
歷史學科有自己的吸引力和優點，它可以把不利情形變為有利條件。在一個專業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時代，歷史仍然是自由的學科，盡管其學科內部存在一些困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它能研究的內容；它不產生終的答案，但它允許學生自己探索；它給學生提供充分的空間，以使每個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去探尋真相。阿克頓勛爵主編的《劍橋近代史》的撰稿者曾被要求確保讀者不知曉他們分別撰寫了哪些內容，這在當時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那時人們認為真相在等待人們去發現和總結，而如今已經不同了。歷史學家承認，不管他們多麼謹慎，他們對事實的選擇和使用都會受到他們自己個性的影響。他們從歷史中所看到的，必然會部分地受他們獨特的眼光、他們所受的教育和教養以及他們個人的興趣和偏見影響。除了某些數字統計，很少會出現兩個人在同一段歷史中所看、所得、所感完全相同的情況。歷史是一門要求人們在欣賞人物和事件時充分利用自己的個性、想像力和同情心的學科，壓抑自己個性的、麻木的研究者是無法完成歷史研究的任務的。歷史專業能力很容易就能獲得，但歷史學家需要從更廣泛的人生經驗和更廣博的人類品質中受益，他們很難像有些科學家那樣在20多歲時就達到事業。歷史學家的目標之一就是盡可能擴大他們與世界的接觸面，無論這種接觸是以多麼間接的方式進行的。
歷史研究是一種個人經驗，其中的主觀因素非常值得重視，尤其是在其他許多學科研究變得越來越技術性的時候。承認歷史學家是戴著有色眼鏡看待問題的—他們對事件原因的很多主觀性闡釋隻是因為這種闡釋對他們自己來說是連貫而真實的—並不是在承認錯誤，而是表明每位歷史學家都可以在作品中表達自我。當然，歷史學家對細節的掌控越小心翼翼，他們就越有可能令人信服。但是，因為歷史學家使用文學體裁作為他們的媒介，他們不僅有機會證明某個觀點，還有機會喚起一個時代的氛圍—用當代人還未曾看到的意義和特征來重建一個時代。所有的年輕人都急於與時俱進，急於相信某種歷史流派—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或統計學的—纔是正確的。跟他們不同，我相信歷史研究所采用的豐富多變的研究方法纔是該學科真正的力量源泉，也會是讓其發揚光大的真正原因。
但我不認為歷史隻是為了給人提供樂趣或為了滿足古文物愛好者的好奇心而被設計出來的，它不僅僅是藝術或八卦消息。它也不是一種奢侈品，而是每一代人對自己的時代不斷進行的重新評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關於什麼值得保留、什麼需要舍棄這一持續論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看來，與當今大眾關注的熱點脫節，並不是“學術性”歷史寫作的必要前提。相反，我認為歷史學家可以更清晰地思考當下社會的理想、習慣和制度，因為在這些理想、習慣和制度中，總是藏著歷史的影子。
因此，我沒有按時間順序來撰寫歷史—有幾部按此框架寫作的著作在這方面做得已經相當好了。我的方法是分析性的，也就是說，我會試著理順法國社會不同素和不同的生活方面，並對它們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繫進行獨立的研究。我希望歷史學家對法國所做的傳統性概括會因為我的這種撰寫方式變得生動起來，從而纔有可能使人們看到這些概括是如何被創造的，是由誰創造的，其含義是什麼，以及概括中隱藏了什麼。我的重點是去理解法國人的價值觀、野心與抱負、人際關繫及影響他們思維模式的因素，這種特殊的闡述方法意味著我會遺漏很多方面，但我對我的書從不以全面自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