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從傳統與現實的關繫而言，現實的需要始終是*位的，但古典傳統的影響，並未隨著西方文明的成熟而遠去，反而在21世紀的新語境中，有再度復活的跡像。將來人類遇到新的問題，仍會有人從古典世界那裡發現某種類似的先例，發明某種新的說法。準此而論，古典世界距離我們，似乎並不遙遠。它不過是換了一種形式，作用於我們的生活而已。這是一本關於雅典、斯巴達與羅馬的書，也是一部關於世界古代史學史的書。

本書為作者的學術隨筆集。全書共19篇小文，其中包含比較嚴肅的學術論文，但大部分是介紹西方古典學的短文，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前7篇涉及古典世界的歷史與傳統，特別是雅典和斯巴達傳統，以及近代早期關於羅馬共和國的觀念。中間10篇收入對今人著述的評介，介紹當代人從不同側面認識古典世界的理論、方法、成績和問題。它們既指涉現代人認識古代世界的歷程，也帶有不同時代的烙印。*後兩篇意在說明譯作對中國認識古典世界的重要意義。無論是全面、深入地認識古代世界，還是希望在研究上有真正的突破，學界都離不開基本的資料建設，而學術翻譯的意義，正在於把*重要的史料、前沿的研究成果，直接推介給漢語世界的人。

早在19世紀末，瑞士學者布克哈特就已指出，希臘人一直受到荷馬的影響。而荷馬理想的基本特征，一是強調人類劃分為高貴者和低賤者，二是非功利性和對體力勞動的鄙視。因此，它和民主政治主張的平等原則存在著深刻矛盾。雖然希臘人對體力勞動的態度在學術界不無爭議，但荷馬對希臘文化的巨大影響，以及他將人劃分為貴族和平民，而且認為兩者在外貌、體格、能力等所有方面都不平等，應當是毫無疑問的。史詩對特爾西特斯和特勒馬科的描寫是典型的例子。從思想上說，特爾西特斯是“舌頭不羈的人”，“心裡有許多混亂的詞彙，拿來同國王們爭吵，魯莽、雜亂”。從外貌上看，“他在所有來到伊利昂的阿爾哥斯人中可恥不過：腿向外彎曲，一隻腳跛瘸，兩邊肩膀是駝的，在胸前向下彎曲，肩上的腦袋是尖的，長著稀疏的軟頭發”。所以，當他挨了奧德修斯的痛揍以後，隻能自己哭泣，其他的希臘人也都嘲笑他。而史詩對貴族的描寫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他們無不高大威武，威風凜凜，連他們的後代也與眾不同。特勒馬科雖然年紀輕輕，卻獨立召開了伊大卡的人民大會，自己召集人手外出尋父；在派羅斯和斯巴達，他都表現得彬彬有禮。外貌也與常人不同，麥涅拉俄斯一見，立刻說道：“依我看，你們沒有失去應有的本色，是神明養育的執掌權杖的君王後裔，貧賤之人不可能生出這樣的兒孫。”如此不同的兩種人，如何能夠平等？在麥加拉詩人特奧根尼斯的詩中，我們看到了類似的觀點。他對那些以前穿著羊皮、在郊區像鹿一樣遊蕩、現在掌握了政權的人充滿了鄙視。在他看來，某些品質會隨著與卑賤者的交往而喪失，它們是與生俱來、不可能學來的。“如果你與卑賤者交往的話，你會失去你已經擁有的智慧。”“誰也找不出一種方法可以使一個笨蛋變得聰明，或者讓卑賤者變得高貴……你永遠不可能通過教導使壞人變成善人。”易言之，善人可以變成壞人，但相反的道路是不存在的。

因此，在那些反對民主政治的人看來，民主政治並非伯裡克利等人所說的是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也不意味著所有人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而是卑賤者對高貴者、窮人對富人的專政和剝削，是窮人的暴政，是無法無天。早提出這一看法的，大概是希羅多德筆下的美加比佐斯，他認為：“沒有比不好對付的群眾更愚蠢和橫暴無禮的了。把我們自己從一個暴君的橫暴無禮的統治之下拯救出來，卻又用它來換取那肆無忌憚的人民大眾的專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暴君做什麼事情，他還是明明知道這件事纔做的；但是人民大眾連這一點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你想民眾既然不知道，他們自己也不能看到什麼是好的妥當的，而是直向前衝，像一條泛濫的河那樣地盲目向前奔流，那他們怎麼能懂得他們所做的是什麼呢？”因此，隻有希望波斯變壞的人纔會擁護民主政治。他所批評的，和特奧根尼斯如出一轍，強調的是群眾的無知和專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