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19世紀美國的政治遺產

編輯推薦

名家之作，又通俗易懂，大家小書。全面繫統總結方納教授60年學術成果、回顧學術生涯的著作。

內容簡介

《19世紀美國的政治遺產》以埃裡克·方納教授訪問北京大學期間所做繫列講座為基礎，內容涵蓋早期美國政治中的奴隸制、黑白廢奴主義者對奴隸制的反抗、林肯與美國奴隸制的終結，重建時代的政治潮流，以及美國人圍繞自我認同進行的長期辯論等重要問題，勾勒出一部波瀾壯闊的19世紀美國的歷史，堪為其60年學術生涯豐碩成果的濃縮。附錄所收方納教授對自身學術生涯的回顧，以及他為北大圖書館捐贈個人藏書的有趣故事均為首次發布，不僅體現了其作為一名史學大師的技藝與風範，更表現出其作為一名具有責任感的專業學者的治學操守與追求。

作者簡介

埃裡克·方納（Eric Foner），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德威特·克林頓歷史學講座教授，當代傑出的歷史學家，在美國內戰史、重建史、非裔美國人史、政治文化史等領域著述頗豐，成就斐然，兩度獲得班克羅夫特獎，一次獲得普利策獎。方納教授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和英國皇家科學院通訊院士，曾擔任美國歷史學家組織主席和美國歷史學會主席，並先後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莫斯科大學等世界著名大學擔任美國史講座教授，榮獲哥倫比亞大學“偉大教師”的稱號。

王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博士，哈佛大學杜波伊斯研究所博士後。現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繫教授，*首批文科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歷史繫教授。著有《民主的考驗：黑人選舉權與北部共和黨人（1860-1910）》《原則與妥協：美國憲法的精神與實踐》，譯有《給我自由：一部美國的歷史》《美國自由的故事》等。

譯者序方納：一個偉大學術時代的寫照（王希）

奴隸制、反奴運動與美國政治

逃奴、“地下鐵路”與美國內戰的來臨

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的終結

重建及其對美國歷史的長期影響

誰是美國人？

關於美國自由的故事的新思考

附錄一回顧我的學術人生

附錄二“亞洲*好的美國史研究藏書”

——方納教授贈書實錄

參考和深度閱讀書目

出版後記

在線試讀

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的終結

1865年3月4日，在美國內戰行將結束之時，亞伯拉罕林肯發表了第二次總統就職演說。他在演說中將奴隸制的終結描述為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astounding）的結果。在遣詞造句方面，林肯總是小心翼翼，然而此刻他選擇使用這個看似誇張的詞卻並不過分。的確，回首往事，奴隸制的廢除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是一種由美國社會的演進而事先決定的結果；或者，在某些歷史學家看來，它是依循美國革命的理想的內在邏輯而出現的一種自然結果。但值得人們銘記的是，當林肯在1861年就任總統、內戰剛剛打響的時候，奴隸制並沒有出現衰敗的景像，更談不上即將崩潰。盡管廢奴運動在美國進行了數十年之久，當時在美國生活和勞作的奴隸人口已經接近400萬人，超過美國歷史上任何時候的奴隸人口數；盡管當時英屬加勒比海殖民地和原西屬美洲都已廢除了奴隸制，但因為美國境內的奴隸制的迅速擴張，整個西半球事實上擁有了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多的奴隸人口。在自美利堅合眾國建國到美國內戰爆發之前這一段時間內，奴隸主和他們的盟友幾乎完全控制了聯邦政府。1858年，反對奴隸制運動在新聞界的主要喉舌《芝加哥論壇報》曾直截了當地宣稱，“沒有任何一個活著的人”會看到美國奴隸制的終結。
然而，奴隸解放*終還是來臨了。與所有偉大的歷史轉型一樣，奴隸解放是一個歷史進程，而不隻是一個單獨的事件。它的出現是由於多種原因所致，隨時間的發展逐漸演變而成，其中凝聚了許多個人的貢獻。“誰解放了奴隸？”現在看上去已經是一個有些乏味的問題，但它有許多不同的答案：林肯、國會、聯邦軍隊、廢奴主義者，以及奴隸們自身。奴隸解放從內戰之初便開始了。戰爭打響之後，奴隸們完全無視林肯再三宣稱的戰爭目的——內戰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保存聯邦的完整——開始逃入聯邦軍隊的警戒線以內，尋求庇護。1863年1月1日生效的《解放奴隸宣言》可能是這一歷史進程中的關鍵一步，但絕不是它的開始，也不是它的結束。奴隸制在重新聯合起來的聯邦內被*終且不可逆轉地予以廢除，是在1865年12月當第十三條憲法修正案獲得批準的時候。然而，在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中，林肯扮演了*為核心的角色。
林肯是美國歷***令美國人尊崇的偶像人物。作為一個原汁原味的美國理想和美國迷思的像征—— 一個自我造就而功成名就之人、美國西部邊疆的英雄、美國奴隸的偉大解放者，林肯對我們的歷史想像始終施展著一種特殊的魔力。林肯曾被描繪成一個精明老到的政客，一舉一動都受到人生雄心的驅使；他也被視為是一個道德主義者，因其對奴隸制的畢生憎恨而順理成章地接受了內戰廢除奴隸制的結局；他有時也被認定為是一個種族主義者，曾經為奴隸制進行辯護並試圖捍衛它。在他去世之後，從保守派政客到共產黨人、民權運動積極分子，再到種族隔離主義分子，所有不同的美國人群體都宣稱林肯是屬於他
們的。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的終結

1865年3月4日，在美國內戰行將結束之時，亞伯拉罕林肯發表了第二次總統就職演說。他在演說中將奴隸制的終結描述為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astounding）的結果。在遣詞造句方面，林肯總是小心翼翼，然而此刻他選擇使用這個看似誇張的詞卻並不過分。的確，回首往事，奴隸制的廢除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是一種由美國社會的演進而事先決定的結果；或者，在某些歷史學家看來，它是依循美國革命的理想的內在邏輯而出現的一種自然結果。但值得人們銘記的是，當林肯在1861年就任總統、內戰剛剛打響的時候，奴隸制並沒有出現衰敗的景像，更談不上即將崩潰。盡管廢奴運動在美國進行了數十年之久，當時在美國生活和勞作的奴隸人口已經接近400萬人，超過美國歷史上任何時候的奴隸人口數；盡管當時英屬加勒比海殖民地和原西屬美洲都已廢除了奴隸制，但因為美國境內的奴隸制的迅速擴張，整個西半球事實上擁有了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多的奴隸人口。在自美利堅合眾國建國到美國內戰爆發之前這一段時間內，奴隸主和他們的盟友幾乎完全控制了聯邦政府。1858年，反對奴隸制運動在新聞界的主要喉舌《芝加哥論壇報》曾直截了當地宣稱，“沒有任何一個活著的人”會看到美國奴隸制的終結。

然而，奴隸解放*終還是來臨了。與所有偉大的歷史轉型一樣，奴隸解放是一個歷史進程，而不隻是一個單獨的事件。它的出現是由於多種原因所致，隨時間的發展逐漸演變而成，其中凝聚了許多個人的貢獻。“誰解放了奴隸？”現在看上去已經是一個有些乏味的問題，但它有許多不同的答案：林肯、國會、聯邦軍隊、廢奴主義者，以及奴隸們自身。奴隸解放從內戰之初便開始了。戰爭打響之後，奴隸們完全無視林肯再三宣稱的戰爭目的——內戰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保存聯邦的完整——開始逃入聯邦軍隊的警戒線以內，尋求庇護。1863年1月1日生效的《解放奴隸宣言》可能是這一歷史進程中的關鍵一步，但絕不是它的開始，也不是它的結束。奴隸制在重新聯合起來的聯邦內被*終且不可逆轉地予以廢除，是在1865年12月當第十三條憲法修正案獲得批準的時候。然而，在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中，林肯扮演了*為核心的角色。

林肯是美國歷***令美國人尊崇的偶像人物。作為一個原汁原味的美國理想和美國迷思的像征—— 一個自我造就而功成名就之人、美國西部邊疆的英雄、美國奴隸的偉大解放者，林肯對我們的歷史想像始終施展著一種特殊的魔力。林肯曾被描繪成一個精明老到的政客，一舉一動都受到人生雄心的驅使；他也被視為是一個道德主義者，因其對奴隸制的畢生憎恨而順理成章地接受了內戰廢除奴隸制的結局；他有時也被認定為是一個種族主義者，曾經為奴隸制進行辯護並試圖捍衛它。在他去世之後，從保守派政客到共產黨人、民權運動積極分子，再到種族隔離主義分子，所有不同的美國人群體都宣稱林肯是屬於他

們的。

當我們討論林肯針對奴隸制的觀點和政策這一題目時，我們需要牢記一點，正如我在《烈火中的考驗》中強調的，那就是林肯的“成長能力”（capacity of growth）。與這一能力相伴的是林肯的極度謙虛和極為開放的心態。林肯並不反感批評，他幾乎是張開雙臂歡迎批評，並經常從中取長補短。在他去世的時候，在針對奴隸制和種族的問題立場上，林肯所占據的是一個與他早期立場頗為不同的位置。

我對林肯與廢奴主義者和激進派共和黨人的關繫尤為感興趣，後者在政黨政治中實際上代表著廢奴主義者的觀點。兩者都經常批評林肯，他也曾對兩者發表過一些並不恭敬的言論。林肯不是一個廢奴主義者，也從來不自詡為廢奴主義者。但他將自己視為一個範圍廣泛的反對奴隸制運動的一部分，而反奴運動同時包含了廢奴主義者和像他這樣的更為溫和的政治人物。他深知，廢奴主義者在創造一種仇視奴隸制的公共情緒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一繫列重要問題上——廢除美國首都區域存在的奴隸制、在內戰中解放奴隸、允許和鼓勵招募黑人士兵參加內戰、為永久廢除奴隸制而修訂聯邦憲法、準予獲得解放的非裔美國人擁有投票權——林肯*終都接受和采取了由廢奴主義者*先提出的立場。奴隸制在內戰時期的廢除，展示出一種對今天和林肯時代同時具有相關性的例子，即由大眾參與的社會運動與富有遠見的政治領袖構成的組合將會產生一種影響力極為深遠的社會變革。

大多數的廢奴主義者企圖從外部對政治體制施加影響，而林肯則與他們不同，在幾乎整個成人階段，他都是一位搞政治的人（politician）。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他是伊利諾伊州輝格黨內的重要成員，不僅當過州議會議員，還擔任過一屆聯邦國會的眾議員。在這一時段的政治生涯中，林肯極少提及或討論奴隸制問題。他的大部分演講涉及當時的經濟問題——包括銀行問題、保護性關稅和政府對國內改進項目的資助等。

直到19世紀50年代中期，當他逐漸成為新建共和黨的主要代言人之時，林肯纔開始展開說明他對奴隸制問題的看法。在一繫列氣勢磅礡的雄辯演說中，林肯痛斥奴隸制違反了《獨立宣言》所宣示的美國建國原則——承認人類平等，承認人人具有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對於林肯來說，平等權利的概念意味著，在一個為“自由勞動者”提供獲得經濟與社會地位上升機會的社會中，一個人擁有享有自己勞動果實的平等權利，

人們可以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譴責奴隸制——道德的、宗教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林肯在不同的時候啟用了所有這些角度來譴責奴隸制。但*終他將奴隸制認定為一種“盜竊行為”（a form of theft）——將一個人的勞動竊取來分配給另外一個人享用。民主黨人經常指責林肯，說他支持所謂的“黑人平等”（Negro equality）的主張。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林肯對這一指責予以堅決的否認。但他也用一個黑人婦女的例子來解釋自己所信仰的平等：“在某些方面，她當然與我是不平等的；但在擁有喫自己掙來的面包，而無須征得他人的同意的自然權利方面，她與我是平等的，與所有其他人也是平等的，並不因為她的種族或性別而有所不同。”在他看來，一個人享有自己的勞動成果是一種自然權利，這種權利是平等的基礎，而這種權利不因種族或性別的原因而有所不同。

林肯還曾宣稱：“我從來就憎恨奴隸制，我認為我對奴隸制的憎恨並不亞於任何一位廢奴主義者。” 他使用了與廢奴主義者相似的語言——他將奴隸制稱為是一種“奇丑無比的不正義行為”，是一顆威脅國家生命的毒瘤。那為何他不是一個廢奴主義者呢？林肯的身影不應該遮掩類似溫德爾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和艾比凱利（Abby Kelley）等人為奴隸制的終結所做出的貢獻，這些男性和女性曾冒著極大的風險，鍥而不舍地推動美國人直面奴隸制包含的道德問題。但在美國內戰之前，廢奴主義者是一個被邊緣化的、遭人痛恨的小群體。除了在為數不多的幾個選區之外，任何抱有從政雄心的人都不可能是廢奴主義者。如林肯所處的位置一樣，如果你來自伊利諾伊州中部，廢奴主義的政治立場**不會幫助你贏得選舉。

我並不是說，林肯是一個因受限於政治現實而不願公開立場的廢奴主義者。廢奴主義者認為，奴隸制的道德問題是美國面臨的首要問題，其重要性超過其他任何問題。但這不是林肯的觀點。在1855年寫給他在肯塔基州的朋友喬希亞斯皮德（ Speed）的著名信件中，林肯回憶了他們兩人於1841年對聖路易斯城的訪問。他們在那裡曾與奴隸制有直接的短暫接觸：“那一幕對我來說是一種持續不斷的折磨；每當我經由俄亥俄河（自由州與蓄奴州的分界線）的時候我都會看到類似的一幕……你應該…… 想像到，相當一批北部人民為了保持他們對憲法和聯邦的忠誠，要在多大程度上壓制自己的感情。”

廢奴主義者威廉勞埃德加裡森因為美國聯邦憲法帶有保護奴隸制的詞句而將其付之一炬，但林肯卻將聯邦憲法視若神明。他相信，美國帶有一種歷史使命，要為全世界展示民主和自我統治的政府體制。這當然是他後來在葛底斯堡演講中闡述的主題。應該指出的是，他並不信仰“天定命運”論——這種思想稱美國人擁有上帝賦予的權利，可以以自由的名義獲取新的領土，而完全無須考慮事實上居住在這些領土上的居民的願望。林肯將美國民主視為展示給世界的一種榜樣，而不是通過單邊力量強加於他人的一種東西。

對奴隸制的憎恨和對憲法的崇敬給林肯造成了一種嚴重的困境，也給同時代的其他許多人造成了同樣的困境。在1854年於伊利諾伊州皮奧尼亞（Peoria）發表的著名演講中，林肯解釋說，奴隸制剝奪了我們的共和國在世界上本應具備的正義影響力——從而鼓勵自由制度的敵人們得意洋洋地把我們當作偽君子一樣嘲笑——並引起自由的真正朋友對我們的真誠表示懷疑。換言之，奴隸制是美國人完成其歷史使命歷程中的一個障礙。然而，國家的統一是必須堅持的，即便這意味著要在奴隸制問題上進行妥協讓步。除非是整個憲政體制發生崩塌，聯邦憲法在奴隸制問題上的各種妥協，包括令人備感難堪的逃奴條款，自然是不能被隨意違反的。

另外一個區分林肯與廢奴主義者的關鍵差別在於他們對種族的看法。廢奴主義者堅持認為，奴隸們一旦獲得自由，他們應該立即被視為美國共和體制中的平等成員。他們將反對奴隸制和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視為是一個密切關聯的整體。林肯認為奴隸制和種族主義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與他在北部的民主黨對手和南部的親奴隸制鼓吹者不同的是，林肯認為黑人應該擁有所有人都應享有的自然權利。“我認為，”他在1858年寫道，“黑人是被包括在《獨立宣言》所稱的‘所有人’這一句話之中的。”奴隸制因此是一種錯誤（wrong）。然而，他認為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並不一定自動包括公民身份、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的平等。在1858年與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競選參議員的辯論中，他始終被指責為在提倡 “黑人平等”，對此林肯回應說，他並不“而且從未提倡過將黑人變成選民或陪審團成員，或認為他們擁有擔任公職的資格，或提倡他們與白人結婚”。當時，伊利諾伊州實施了一部臭名昭著的《黑人法》，其中禁止黑人進入該州境內，並拒絕給予他們基本的公民權利，但林肯拒**這部法律予以譴責。

在整個19世紀50年代和內戰的前半段時間內，林肯認為奴隸制的終結應該與“殖民海外”的計劃同時進行——鼓勵將黑人從美國移居到非洲、加勒比海或中美洲的某一片新領土上去居住。我們有的時候會忘記，在內戰之前，將黑人殖民海外的思想曾經非常廣泛地為人接受。深為林肯敬仰的政治家亨利克萊（Henry Clay）和托馬斯傑斐遜還為該設想的實施制定了規劃和具體計劃。所以，殖民海外絕非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運動，而是內戰前對如何解決奴隸制和種族問題的一種影響廣泛的主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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