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頓騎士團全史

楔子：條頓之名——歷史上的條頓部族及其精神傳承

卷：去往何方

一、騎士崛起——中世紀軍事封建領主的出現及其演變

二、白鷹初啼——西斯拉夫人在東歐的擴張和波蘭王國的崛起

三、十字軍興——席卷西歐的十字軍熱潮和先行者們

四、北方聖戰——路易七世和康拉德三世尷尬的東征和“文德十字軍”

五、應運而生——腓特烈一世的東征和“條頓騎士團”的草創

第二卷：泥沼建國

六、落地生根——“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的瓦解和“條頓騎士團”的武裝化

七、破土而出——阿卡城內三大騎士團的鼎足而立

八、拉丁帝國——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和條頓騎士團的低潮期

九、黃金詔書——第五次十字軍東征與“條頓騎士團”外交網絡

十、普魯士人——普魯士問題的由來和條頓騎士團對當地的征服

第三卷：奔騰年代

十一、寶劍在握——“條頓騎士團”與“寶劍騎士團”的合並

十二、草原帝國——蒙古西征與撲朔迷離的裡格尼茨戰役（上）

十三、鐵騎西進——蒙古西征與撲朔迷離的裡格尼茨戰役（中）

十四、上帝之鞭——蒙古西征與撲朔迷離的裡格尼茨戰役（下）

十五、血戰冰湖——楚德湖之戰和“第七次十字軍東征”

第四卷：繼往開來

十六、趁虛而入——明道加斯時代立陶宛的內戰及與“條頓騎士團”的對抗

十七、聖戰落幕——“聖巴薩戰爭”和“十字軍東征”時代的終結

十八、四海為家——阿卡的陷落和“條頓騎士團”的威尼斯時代

十九、——13世紀末、14世紀初的東歐政治格局

二十、但澤血案— “條頓騎士團”侵占波美拉尼亞及德意志王權的糾葛

第五卷：輝煌末路

二十一、戰爭與和平——“條頓騎士團”與立陶宛、波蘭之間的戰略拉鋸

二十二、西海霸主——“條頓騎士團”的波羅的海霸權

二十三、兄弟鬩牆—格迪米納斯家族的分裂與波蘭—立陶宛聯邦的建立（上）

二十四、諸子混戰—格迪米納斯家族的分裂與波蘭—立陶宛聯邦的建立（中）

二十五、夫妻同心—格迪米納斯家族的分裂與波蘭—立陶宛聯邦的建立（下）

第六卷：騎士隕落

二十六、劍斷旗折—格倫瓦德戰役與條頓騎士團的沒落

二十七、聖杯倒持——胡斯戰爭和騎士時代的終結（上）

二十八、轟碎鐵騎——胡斯戰爭和騎士時代的終結（下）

二十九、“後的騎士”—霍亨索倫家族與普魯士公國的建立

三十、回到原點——普魯士公國的崛起和條頓騎士團的世俗化改革

附錄: 格林瓦爾德戰役中的兩軍軍旗

楔子：條頓之名——歷史上的條頓部族及其精神傳承

事實上今天家喻戶曉的“條頓騎士團”（Teutonic Order），其初的全稱為“耶路撒冷的德意志聖瑪麗醫院騎士團”（Order of Brothers of the German House of Saint Mary in Jerusalem）。如果按照字面直譯，“條頓騎士團”的真正名字似乎應該叫做“以耶路撒冷的聖瑪麗醫院為據點的德意志聖戰者兄弟會”。如此一來不僅佶屈聱牙，而且給人一種非常不正式的“民間組織”的感覺。那麼為什麼威風凜凜的“條頓騎士團”的簡稱和全稱之間，會給人以如此的雲泥之分呢？或許我們不得不從“條頓”之名和歐洲中世紀的所謂“騎士”制度講起。

“條頓”在拉丁語中寫作“Teutones”或“Teutoni”，早見於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史籍之中。用於指代那些生活在中歐北部沿海地區自稱“Teutsche”蠻族。根據根據古羅馬天文學家克勞狄烏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具體生卒年齡不詳，一般認為活1世紀）所繪制的歐洲地圖，“條頓”部族的主要活動範圍為德意志地區北部日德蘭半島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之間的波羅的海沿岸地區。

托勒密的這一認知，在古羅馬時代便遭到了諸多學者的質疑。畢竟“條頓人”日後與其他日耳曼部落聯手南下，一度殺到羅馬共和國所控制的亞平寧半島中部。因此在大多數羅馬人的概念裡，“條頓人”的活動範圍近在咫尺，似乎不應該居住於那麼偏遠的北方苦寒之地。托勒密這一引發長久學術爭議的論斷，直到近代纔為考古發現所證實。

通過不斷考古挖掘，德國和丹麥的歷史學家終證實，日德蘭半島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的確曾是古日耳曼部族的重要聚居地域。1921年考古學家在丹麥艾特韋鎮（Egtved）附近的一座貴族墓葬中發現一具保存完好的年輕女性遺骸，其死亡年代前1370年。在此後近一個世紀裡，這位被稱為“艾特韋女孩”（Egtved Girl），都被視為是條頓等居住於德意志北部地區的日耳曼貴族階層的代表。但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鍶同位素檢測等高科技手段在考古領域的運用，“艾特韋女孩”的身世卻有了全新的解釋。

通過保存對“艾特韋女孩”的牙釉質分析，丹麥國家博物館的研究者認為“艾特韋女孩”並非出生於日德蘭，而是來自於德意志南部的黑森地區。而關於她緣何會北上。研究者相信她很可能是通過當時日耳曼諸部之間的政治聯姻，而從自己的家鄉遠嫁到了日德蘭半島。

今天的人們已經很難想像“艾特韋女孩”從黑森來到日德蘭之際，懷著怎樣的情愫。但毫無疑問的是，當時的日耳曼諸部均飽受著惡劣自然環境的困擾。人們發現她短暫的16歲生命之中，竟有14個年頭因饑餓導致骨骼發育延緩，胃裡更隻能找到一些燕麥、榛子，更多的是雜草籽及鳥食水蓼。

盡管古日耳曼人沒有留下成文的信史來記述自身的苦難。但在其口口相傳的北歐神話之中，我們仍不難管窺其生活現狀：根據日耳曼的創世神話，他們的祖先是天空之神吐伊斯托，他與大地女神伊娃共同孕育了民族神曼努斯。在以日德蘭半島為中心的北歐地區，曼努斯的子孫逐漸占據了整個丹麥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地區。

之所以沒有選擇向溫暖的南方遷徙，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當時密布於北德平原之上的高大植被。冰河時代的末期， 一望無際的苔原和樺木叢林遍布整個歐洲大陸的中部。仍處於蠻荒狀態的日耳曼人無力對抗叢林中的猛獸，隻能借助著航行於江河中的獨木舟，向北進入更為苦寒的大海。他們中的幸存者終成為了“海上霸主”——維京人的祖先。

留在日德蘭半島的日耳曼人面對著大自然的嚴酷考驗，常年的冰封、不時竄出叢林的猛獸、可怕的海侵和噴發的火山，共同構成了“諸神黃昏”般的末日記憶。冰霜巨人壓垮了彩虹之橋，魔狼芬裡阨吞噬了“眾神之父”，巨大海蛇耶夢加得的血液淹死了雷神托爾，而“火雲邪神”史爾特爾拋向天空的“勝利之劍”終將整個神國化為了灰燼。

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之下，為了爭奪有限的生存資源。日耳曼諸部之間常常會爆發血腥而殘酷的惡鬥。2015年1月20日，丹麥考古學家便在東日德蘭（East Jutland）的一處沼澤中發現數百具骸骨。從其身上的傷痕和散落在周邊的斧頭、長矛、棍棒等武器來看，這顯然是一處2000多年前的戰場遺跡，但是研究人員並無法確定他們的真實身份。

根據對地球氣像數據的還原。考古學家認前6世紀左右，日德蘭地區在連續幾個世紀中都籠罩在可怕的低溫寒潮之中。難以為繼的生活狀況，令包括“條頓人”在內的日耳曼諸部終選擇背井離鄉，遼闊的歐洲腹地遷徙。而此時來自歐洲中部的凱爾特人已經揮舞著他們的鐵制兵器征服了高盧和不列顛群島，日耳曼諸部無力正面與之交鋒，其中一支選擇了沿著海岸線向西遷徙，這些被稱為“弗裡斯蘭人”的日耳曼後裔成為了荷蘭人的始祖。而更多的則沿著奔騰北來的易北河南下，抵達了富庶的萊茵河和多瑙河流域。

在廣闊的新天地裡，日耳曼諸部遭遇的個對手是凱爾特人的分支——“波吉人”。扶老攜幼的日耳曼移民大軍無心與之纏鬥，便匆匆繼續南下的步伐。誰也沒有想到“波吉人”所盤踞的這一地區，日後竟然會成為日耳曼民族歷次崛起的踏腳石——那就是意為“波吉人之國”的波希米亞（即今天的捷克）。

越過了“波吉人”的地盤之後，日耳曼諸部大軍進入了匈牙利平原。當地陷入分裂狀態的幾個凱爾特部落無力抵御背負著生存壓力的日耳曼大軍，隻能向盤踞阿爾卑斯以南的羅馬求援。此時的羅馬剛剛滅亡了纏鬥多年的老對手迦太基，征服了阿爾卑斯山北麓的外高盧，平息了西班牙地區的叛亂，控制了整個希臘，正處於信心爆棚的狀態老院大筆一揮便派出了由執政官帕庇裡亞斯·卡爾博（Gnaeus Papirius Carbo）所指揮的2個軍團北上“靖邊”。

帕庇裡亞斯·卡爾博顯然低估了他的對手，日耳曼諸部在對羅馬軍隊的防線展開了一繫列偵察之後，終選擇了不戰而走。擔心落個“大軍輕出、勞而無功”罵名的帕庇裡亞斯·卡爾博，隨即率軍展開追擊。不想卻在今屬奧地利的施泰爾馬克州境內，中了日耳曼諸部的埋伏。

猝不及防陷入敵重圍之下的羅馬軍團傷亡慘重，帕庇裡亞斯·卡爾博苦戰之下，自認無力回天，隻能帶著不足6000殘兵趁雨夜突圍。但帕庇裡亞斯·卡爾博雖然僥幸在戰場上保全了首級，而老院的彈劾，終隻能選擇在流放途中自行了斷。

這場發前112年的羅馬與日耳曼民族之間的戰爭，被羅馬方面稱為“諾瑞亞戰役”（Battle of Noreia）。盡管卡爾博及他的軍團被日耳曼人打的丟盔棄甲，但是日耳曼大軍卻沒有趁勢翻越阿爾卑斯山，直搗亞平寧半島的打算，畢竟擺在在松散的日耳曼各部面前的不是爭霸的雄心，而是現實的生存考量。一部分日耳曼部落選擇了向東進入巴爾干半島，在那裡他們遭遇了色雷斯人的抵抗。另一些則抱著衣錦還鄉夢想的酋長們則率部北歸，至今在丹麥的博物館裡仍保存著他們的戰利品。

更多的日耳曼人選擇了西進，他們中的骨干是為驍勇的三大部落：“辛布裡人”、“條頓人”和“阿姆布昂人”。日耳曼諸部為什麼要橫渡萊茵河殺入高盧地界？史學界至今仍頗多爭論。但是沿著凱爾特的聚居區前進，奪取他們手中的地盤和鐵器，顯然是先現實和合理的解釋。

日耳曼諸部與世仇高盧的火並，本應是羅馬人樂享其成的好事，何況此時共和國的大批精銳正在新近征服的北非與努米底亞國王朱古達纏老院上下都急於找回“諾瑞亞戰役”慘敗的場子，於是曾在外高盧和西班牙任職的執政官希拉努斯（Marcus Junius Silanus）被從北非召回，統帥4個羅馬軍團北上“長袍高盧”（注1）行省，支援與羅馬同盟的高盧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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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馬得知日耳曼駐軍覆滅的消息，垂垂老矣的屋大維頓足捶胸，徹夜高呼：“瓦盧斯，把我的軍團還給我！”盡管屋大維矢志復仇，但他的繼承人提比略卻顯然對萊茵河以西的土地缺乏興趣。他將對付阿米尼烏斯的任務交給了自己的養子——德魯蘇斯之後便率軍前往東方，對抗帕提亞和新近崛起的宗教領袖——耶穌。德魯蘇斯雖然在與阿米尼烏斯的交鋒中占盡上風，甚至被羅馬民眾愛戴的稱為“日耳曼尼庫斯”（意為“日耳曼征服者”）。但是功高蓋主的猜忌，卻終令繼承“奧古斯都”的提比略將他提前調往東方。

19年德魯蘇斯的郁郁而終，羅馬和日耳曼的戰爭也暫時畫上了一個句號。羅馬徹底放棄了征服這些蠻族並建立殖民地的企圖，轉而尋求沿著萊茵河和多瑙河來建立防線。在這條帝國邊境以北，日耳曼各民族在交融與廝殺中逐漸形成了所謂“德意志”的政治共同體。關於這個共同體的具體定位，或許還是詩人席勒的答案為中肯：“德意志？你在哪裡？思想和藝術上的德意志從何處開始，政治上的德意志蘭就從何處結束。”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德意志與其說是一個政治或地理概念，不如說是一種精神和靈魂的紐帶。而作為這種日耳曼人以武力開拓自身生存圈的前驅和殉道者，條頓之名也由此被德意志人所傳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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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長袍高盧（Gallia Narbonensis）：也稱“納爾波高盧”，指羅馬化的高盧部族，囊括了以普羅旺斯為中心的今法國南部地區。

注2、山南高盧（Cisalpine Gaul）：也稱“近高盧”，指意大利半島北部到阿爾卑斯山脈南麓，羅馬共和前220年從凱爾特人手中征服的土地。

事實上，羅馬帝國的地理學家很早便以注意到了盤踞中歐的日耳曼人與東歐地區原住民在人種和文化上的巨大差異，並以維瓦斯河（Vistula rivers）為界對其進行區分。從萊茵河到維瓦斯河以西地區被稱為“日耳曼尼亞”（Germania），而維瓦斯河以東、東到伏爾加河、北到希柏裡爾、南到黑海和裡海的區域內則被稱為“薩爾馬提亞”（Sarmatian）。

正如“日耳曼尼亞”意為日耳曼人的土地一樣，居住於“薩爾馬提亞”地區的各大民族也被羅馬人統稱為“薩爾馬提亞人”（Sarmatians）。由於距離太過於遙遠，即便是古希臘和古羅馬的飽學之士對“薩爾馬提亞人”知之甚少。僅憑口口相傳的一鱗半爪前5世紀由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前484年—&mdas前425年）在其所撰寫的《歷史》一書中，對“薩爾馬提亞人”的起源和生存現狀充滿著希臘神話般的瑰麗想像。

希羅多德認為“薩爾馬提亞人”是遊牧於伏爾加河流域，曾頻繁對巴比倫、亞述、波斯等西亞帝國造成威脅的“斯基泰人”（注1）與居住於黑海之濱、由女性戰士組成“亞馬遜”（Amazon）們的後裔。希羅多德之所以有這樣的設想，或許是緣於其得知“薩爾馬提亞”的婦人“和男人們一起騎馬打獵；在戰爭時作為健婦耕作；穿著和男人們相差無幾的衣服”。從而認為“繼承了祖先亞馬遜人的傳統”。從這個角度來看，近代不斷有人調侃斯拉夫人為“戰鬥民族”似乎也不算太過離譜。

盡管希羅多德的觀點帶有濃郁的主觀臆斷，但在今天的歷史學家看來，他的說法卻可謂是“雖不中、亦不遠矣”。通過在烏克蘭和俄羅斯南部的考古挖掘，基本可以斷定，“薩爾馬提亞人”兼容並蓄的吸收了伏爾加河流域的遊牧部族和黑海沿海的農耕文明，並在不斷向西遷徙的過程中形成了自身獨特的部族文化。

活1世紀的羅馬帝國史學家“老普林尼”（注2），由於曾在日耳曼尼亞行省的騎兵部隊中服役，並曾廣泛的走訪過當地的日耳曼諸部族。因此在其所撰寫的《自然史》一書中，對“薩爾馬提亞人”的描述也顯得更為專業和詳細。根據“老普林尼”的說法，“薩爾馬提亞”一詞是拉丁語中“武器”和“種馬”的組合。因此薩爾馬提亞人天生就是驍勇善戰的騎兵。

“老普林尼”之所以對薩爾馬提亞人有如此直觀的認知，很大程度上還緣於這一時期，該部族已經越過東歐平原、深入多瑙河流域，與羅馬帝國的邊防部隊之間爆發了直接衝突。但此時的薩爾馬提亞人顯然還不具備與正處於國力狀態的羅馬帝國抗衡的能力。在一連串的挫敗之後，“薩爾馬提亞人”被迫主動向羅馬帝國輸誠，並將大批精銳騎兵充作羅馬帝國的輔助部隊。甚至有史學家認為日後名動英格蘭的亞瑟王（Arthur Pendragon），便是在羅馬軍隊中服役的薩爾馬提亞騎兵。

薩爾馬提亞人的西遷，自然引來當地日耳曼部族普遍的敵視1世紀開始，雙方便在東歐平原展開了空前慘烈的角逐和廝殺。這一局面4世紀中葉“匈人”襲來纔畫上了一個並不完美的句號。由於同為遊牧部族，薩爾馬提亞人與“匈人”之間很快便形成了戰略同盟。並在“匈人帝國”崩潰之後，成為了這一遼闊疆域的主宰。

在這一歷史進程之中，薩爾馬提亞人也在不斷消滅和同化殘留於當地的日耳曼部族過程中，逐漸轉變了其生活方式。其中生活於德意志易北河、奧得河和維斯瓦河流域的薩爾馬提亞人率先放棄了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在步入了男耕女織的農耕文明。西方史學家稱之為“維涅德人”（Vistula Veneti），而日耳曼人則以蔑稱其為“文德人”（Wends，有奴隸之意）。而本文為了敘述上的統一，采用今天約定俗成的“西斯拉夫人”的稱謂。

日耳曼人雖然在精神上對這些外來者充滿了敵意，但是在查理大帝建立統一的加洛林王朝之前，一盤散沙的日耳曼諸部仍無力將其驅逐。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日耳曼人與西斯拉夫人之間力量對比的天平很快便出現了失衡的現像10世紀時，西斯拉夫人在北德意志地區的大多數定居點均淪為了日耳曼人所建立的“神聖羅馬帝國”的附庸。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固然是因為西斯拉夫人遠離古希臘、古羅馬所建立起環地中海文明圈，無法如日耳曼人那般通過“蠻族入侵”的方式，直接汲取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成果。但更為主要的是，占據了東歐遼闊土地的西斯拉夫人在由遊牧時代轉入農耕社會之時，走上了名為“農村公社”的特殊發展道路。

“農村公社”在波蘭被稱為“奧波萊”（opole），在捷克則被稱為“奧布奇嫩”（obciny），在羅斯地區則以“米爾”（mir）或“維爾弗”（wierw）的形式出現。盡管名稱不同，但其基本組織形式卻大同小異。在“農村公社”之中，自耕農以家庭為單位享有房屋、農具和牲畜，而耕地、牧場、森林、水源則為集體所有，定期分配給各個家庭使用。

盡管由於公社內部的分配不均等原因，“農村公社”中也出現了村社長老和部族領袖日益富有，普通社員日益貧困終不得不依附於富有者的情況。但這種封建化的進程相對於日耳曼部族在征戰殺伐之間，迅速形成“騎士—領主—國王”三級封建采邑制仍可謂相對緩慢。而依托於“農村公社”的經濟基礎所形成的“自然信仰”、“先祖信仰”，也阻礙了天主教在西斯拉夫人中的傳播。

經過漫長的發展，西斯拉夫人的“農村公社”逐漸發展成為設有城牆等防御設施的大型定居點為中心的城邦，這些城邦在相互攻伐或合縱連橫間逐漸形成了國家的概念9世紀一位名叫巴伐利亞的日耳曼學者的筆記之中，記述了德意志西北的西裡西亞（注3）和波美拉尼亞（注4）兩地，西斯拉夫人王國林立的景像。而在日耳曼人無法企及的所謂“小波蘭”（Lesser Poland）和“大波蘭”（Greater Poland）地區，這一時期已然呈現出王權爭霸的景像。

所謂“小波蘭”，指的是以克拉科夫為中心的今天波蘭東南部地區。根據英格蘭傳教士所撰寫的《日耳曼尼亞志9世紀中期，一個名為維斯瓦王國（Vistulans）的政權在“小波蘭”地區崛起，並逐漸吞並了周邊的桑多梅日（Sandomierz）等城邦，成為地區霸主。可惜這個新興的政權很快便迎頭撞上了名為摩拉維亞帝國（Great Moravia）的龐然大物。

摩拉維亞是一個由遷徙至今捷克東部的西斯拉夫人所建立的封建王國，由於與拜占庭帝國接壤，摩拉維亞通過來自君士坦丁堡的東正教傳教士，接受了大量先進的科技和文化成果，並轉化為對外擴張的強勁動力846894年的羅斯蒂斯拉夫（Rastislav）和斯瓦托普盧克（Svatopluk）兩任君主統治時期，摩拉維亞先後波希米亞、西裡西亞、斯洛伐克西部等地，國力達到。在這樣的巨獸面前，剛剛嶄露頭角的維斯瓦王國自然毫無懸念的遭到了碾壓。

可惜摩拉維亞帝國的命運也隨即急轉直下，在斯瓦托普盧克之子莫吉米爾二世（Mojmir II）短暫統治時期，這個曾經強盛一時的西斯拉夫王國，在內憂外患中迅速崩塌。盡管從統治者個人的角度來看，年輕的莫吉米爾二世的確有性格過於軟弱、賞罰不明等缺陷。但真正導致摩拉維亞乃至日後諸多西斯拉夫政權往往在輝煌之後迅速落幕的，更多源自於其外部環境和自身政治體制上存在的巨大缺陷。

從國際環境來看，西斯拉夫人位於西歐的日耳曼諸國以及東方的遊牧部族之間，極易遭到來自上述兩個方向的牽掣和夾擊。南部還有盤踞於匈牙利平原的“匈人”後裔——馬扎爾人（Magyars）。而在政權內部，建立在“農村公社”之上的封建王國，又注定了其整合和動員能力，遠遠落後於周邊的強敵，來自東正教和天主教的信仰滲透，更往往令其教會繫統左右搖擺、甚至陷入分裂和內訌之中。摩拉維亞帝國崩潰導致整個西斯拉夫世界陷入分裂，被迫紛紛向神聖羅馬帝國和拜占庭輸誠、尋求保護的同時，一個新生政權正逐漸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