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事實說明，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國家兩大集團間為重新瓜分世界、爭奪殖民地而進行的戰爭，它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繫危機的產物，是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結果。後起的德意志帝國憑其經濟、軍事實力在歐洲組成德、奧、意三國同盟，企圖打破老牌列強占有殖民地和世界市場的格局；英、法、俄則為維護既得利益和擴大原有利益在大戰爆發後結為協約國，與三國同盟對抗。意大利在大戰初保持中立，後退出三國同盟，加入協約國。說得具體一點，德國企圖奪取英、法、比、葡的殖民地，取代英國的霸權地位，還想奪取俄屬波蘭、烏克蘭和波羅的海沿岸，擴大在巴爾干的勢力。奧匈帝國則試圖吞並塞爾維亞，侵占俄國、意大利和羅馬尼亞的部分領土。英國參戰的目的，是為了打敗德國，保持世界霸權地位。法國則欲奪得德國手中的阿爾薩斯—洛林和薩爾產煤區。俄國想摧毀德、奧在土耳其和巴爾干的勢力，並奪取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達達尼爾海峽，以便俄國海軍自由進入地中海。日本想霸占被德國占領的中國膠州灣，奴役中國，稱霸東亞。

這場人類史上次世界規模的大戰的爆發有其必然性，但直接起因則是，1914年 6月 28日奧匈帝國皇太子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遭年青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激進分子刺殺。7月 28日奧匈帝國以此為借口，在德國的支持下向塞爾維亞宣戰。俄國為了對抗奧匈帝國，立即進行全國動員。德國隨後分別向俄國、法國發出要求俄國停止動員、法國在戰爭中保持中立的後通牒。但俄、法置之不理，於是德國於同年 8月 1日、3日分別向俄、法宣戰。

3日當夜，德國公然違反國際公約入侵比利時，實施其在戰前早已周密制訂的、假道比利時進攻法國的“施利芬計劃”。4日英國對德宣戰，5日奧匈帝國對俄宣戰，隨後英、法對奧匈帝國宣戰，不久日本也對德宣戰並出兵占領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殖民地。大戰期間參加同盟國的有土耳其、保加利亞；參加協約國的有意大利、羅馬尼亞、希臘等，美國、中國於 1917年參加協約國作戰。大戰開始後，主戰場一直在歐洲，出現了三條戰線：西線從北海伸展到瑞士邊境，這裡是英、法、比三國軍隊對德作戰；東線北起波羅的海，南至羅馬尼亞，這裡是俄軍對德、奧作戰；第三條是巴爾干戰線，這裡是奧軍對塞爾維亞作戰。後來戰爭從歐洲擴大到亞洲、非洲和美洲。

大戰從 1914年 7月 28日始至 1918年 11月 11日德國投降簽訂停戰協定止，歷時四年零三個多月，參戰國家 33個，卷入戰爭漩渦的人口在 15億以上，軍民死傷 3 000餘萬人，是人類史上的一場空前的浩劫。戰爭削弱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繫，但資本主義世界體繫的固有矛盾並未通過戰爭和戰後的巴黎和會得到解決。參加和會的列強各懷私心，盡管建立了國際聯盟，但國際安全與裁軍的目的並未達到，因而未能制止未來新的大戰。此外，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仍起作用，20世紀 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國家崛起，不久之後便再次挑起大戰，即第二次世界大戰。

次世界大戰也產生了另一後果：1917年引發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建立了世界上個社會主義國家。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世界不少國家興起了工農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1919年中國爆發了反帝反封建的劃時代的“五四”運動，1921年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農革命。

以上對次世界大戰的性質、起因、戰初、戰爭範圍及戰爭直接後果做了簡要的介紹。丘吉爾撰寫的本書（5卷）對此有詳細的論述。

這裡指出一點，丘吉爾所論述的戰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治、軍事發展概況，驗證了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引發戰爭的事實，驗證了“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一銘言的正確性：奧匈帝國、德意志帝國在戰前為侵占他國的經濟利益，在軟硬兼施的外交、政治手腕達不到目的時，必然使出後一招，即發動戰爭。戰爭爆發似乎是偶然事件——由於奧匈帝國皇太子遇刺，但深揭後知道，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自 1870年以來利益衝突已有近半個世紀的歷史。奧匈帝國、德意志帝國在戰前早就蓄謀發動一場大戰，長期不遺餘力地擴軍備戰，並制訂“施利芬計劃”，這便是令人信服的實例。

盡管是帝國主義性質的戰爭，但蓄意挑起和發動戰爭的一方，理應受到強烈的譴責。一場大戰使 3 000餘萬人死傷，財產損失無法估量。回過頭來看，實施民族激進主義或恐怖主義，難道能被贊同而不予譴責麼？實施這種方針的一方，通常是弱小的一方，本值得同情。但蓄意謀殺或屠殺，圖一時痛快，洩心頭之憤，這能解決民族矛盾嗎？密謀制造事端，成了戰爭的導火索（當然蓄意發動戰爭的一方，沒有借口也可以制造借口，甚至“莫須有”都可以挑起戰爭），引爆了戰爭，把國家、民眾推入了戰爭，那麼民眾還有寧日嗎？密謀制造事端者難道不明白嗎？不把人力、物力、財力努力用於和平建設，民眾能有好日子過嗎？把恐怖主義推崇為民族英雄主義，是否正確，後果如何？多少歷史早就做出評斷，今後也自會做出評斷，拭目以待吧！

本書作者溫斯頓·丘吉爾（1874—1965），英國作家、政治家，1940—1945年和 1951—1955年任英國首相。1900年進入國會開始他的政治生涯，1906年起歷任殖民、貿易、內政、海軍、空軍、財政、軍需、陸軍部 [1]大臣。他對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方的獲勝起了重大作用，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譽。2002年英國民意測驗推崇丘吉爾為英國偉人，位列於偉大的劇作家莎士比亞和為英國海上霸權獻身的海軍上將納爾遜之上。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出於本階級的理念，丘吉爾仇視蘇俄革命，視工農革命為“暴亂”，視蘇維埃政權為“暴政”，次世界大戰後曾積極支持白俄軍勢力，並努力策劃協約國對蘇俄的武裝干涉，因協約國不齊心，未果而終；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丘吉爾出於本國利益考慮，則積極提出聯蘇制德的主張，在 1941年希特勒德國入侵蘇聯時，立即聲明援蘇抗德;可是，在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丘吉爾再次鼓吹西方聯盟對抗蘇聯，揭開了“冷戰”時期的序幕。著者的作品，除本書外，另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6卷）、《英語民族史》（4卷）等。

上文講過，戰爭爆發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但戰爭如何進行，政治家、軍事家在戰爭舞臺上如何活動，這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在一定範圍內其結果也可能是多種多樣的；在重大的戰略問題上，軍政要員意見分歧對戰爭的進程會產生重大影響，不同決策會有不同的結果。例如，對次世界大戰命運至關重要的進攻達達尼爾海峽之戰——它集中反映了丘吉爾的政治策略和戰略決策的遠見——丘吉爾有大量描述。此外，對戰爭中政治與軍事的關繫，丘吉爾也有獨到的見解。讀者，特別是軍事指揮人員，或許對這些有濃厚興趣；本書關於戰鬥、戰役、戰略的成敗探討，也頗有借鋻之處。

從丘吉爾的政治生涯和歷任內閣要職來看，從丘吉爾直接參與謀劃了戰略的進程來看，本書作者既是重要的當事人，又擁有可靠的手資料且直接調用了英國海軍部和國家檔案。用丘吉爾的話說，本書的史實“經得起考驗”“不會被歷史學家推翻”。因此，本書對研究次世界大戰歷史是難得而珍貴的文獻資料。

本書原名《世界危機》（The World Crisis），共 5卷，第1~3卷副標題分別是“1911—1914”“1915”“1916—1918”，這三卷主要講述西線戰爭；第 4卷單獨敘述東線戰爭，並以“東線戰爭”為副標題；第 5卷副標題為“戰後”。由於原書出版於 20世紀 20年代，當時的地圖繪制設備、制版技術遠落後於現今，清晰度不足；又由於圖小、一些圖內文字是手寫的，較難辨認，譯者隻得參照正文，參照有關地圖冊將其譯出。又因為一些圖較小、文字多，漢字較難植入，所以將圖內譯文單列在原圖下面或旁側以供參考，為求體例統一，全部地圖文字都按此處理。由此若給讀者帶來不便，祈請原諒。

丘吉爾學識淵博，思想敏銳，目光犀利，敘事妙筆生趣，評論大人物的功過用語巧妙、得體，寫作不乏幽默感，可謂是一個大手筆，195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漢譯本書時，譯者、校者深感文字不易。我們盡了努力，力求深入理解原文，並盡量使表述清晰達意；但譯、校者限於水平，譯文仍會有錯誤或不妥之處，望讀者不吝指正，以供再版時修改。

上文提到過丘吉爾仇視蘇俄革命，他以西方制度形成的自由、民主理念觀察俄國革命及其領袖列寧制定的政策等，作者在敘述這些歷史時，自然帶有階級性和個人色彩，文中有一些辱責之詞，本書出版者對此略有刪節。譯、校者相信讀者對丘吉爾的觀點自有鋻別能力。

20 世紀開始時，世界各地的人們並沒有意識到世界發展的速度， 這就需要戰爭的突然發作來驚醒他們並體驗自己的力量。在戰爭開始後一年內，幾乎沒有人懂得，在每一個戰鬥員的後面實際存在的資源—不管是物質上的還是道德上的—是多麼巨大，幾乎是無窮無盡。積蘊的憤怒塞胸填膺；而力量的儲藏同樣飽滿。自拿破侖戰爭結束，尤其自 1870 年以後，每個文明社會的財富和人力積累實際上都未曾受到抑制。雖然某些地方出現過阻礙這種發展的插曲，發展的浪潮雖然前進後又退縮，但巨大的進步浪潮一直在向前湧動。當出現可怖的大決戰信號時， 人類的勇氣、忍耐力、聰明纔智、科學水平、器械能力和組織纔華，不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而且比膽的樂觀主義者敢於夢想的也要大許多倍。

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是聚積的年代—不僅僅是物質財富的聚積，而且是每一個國家能增強國力的所有因素與要素的增加和聚積。教育惠及社會各個階層。科學打開大自然的無限寶庫。寶庫之門一扇一扇被打開。陰暗而神秘的寶庫一個個被照亮，一個個被開發，任何人都可自由進入— 每進入一個寶庫，人們都會發現這個寶庫至少又通向了另外兩個寶庫。每天早晨，人們一睜開眼，總能發現某種新機器開始了運轉。每天晚上，當人們喫完晚飯之後，機器依舊在運轉。在所有人進入夢鄉之後機器也不會停止。

集體思想以相似的步伐進展。迪斯雷利曾說及19 世紀早期的情況：“在那些年份裡，英國為少許人、絕少數人所享有。”維多利亞女王統治下的每一年人們都目睹這些限制一一被打破消失。每一年都有成千上萬的新人進入非官方的工作職位，這些人關心自己的國家及其歷史，關心本國對其他國家、對世界和對未來的責任，並懂得責任的重大，懂得自身是這些責任的繼承者。高層次的勞動者長期享受著多種多樣的舒適的物質生活。物質方面的進步使大眾的艱苦生活有所減輕，健康有所改善，大人和孩子的生活日漸有了起色，他們應付某些嚴重不幸事故的保障大大增加，受保障的人數也大幅增多。

這樣，無論何種號角吹響，每一個階級和每一個階層都能提供國家所需要的東西。有的獻出他們的科學知識，有的獻出他們的財產， 有的獻出他們的工作精力和進取心，有的獻出個人寶貴的英勇與無畏精神，有的獻出他們容忍的力量或容忍的弱點。但貢獻多的或樂意貢獻自己的所有的是普通的男女勞動者，他們擁有的隻是近於貧困的不穩定的周工資，他們擁有的隻是一間陋室中的幾件家具以及起身時所穿的衣服。但他們對國家的愛和驕傲，他們對自己所熟悉的教義的忠誠，他們對是非的敏銳感覺，使他們能無所畏懼地面對和忍受災禍與艱難—這樣的艱難困苦是世上的人們過去所不曾知道的。

這些經歷並非某一個民族所獨有。在每一個自由國家裡，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都或多或少地在穩步增長；在每一個受奴役或自由的國家裡，法律都規定，人們必須加入能增進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感情的組織或機構。民族的美德被其統治者歪曲或誤導之後，變成自身毀滅和使全人類遭受巨大災難的根源，影響遠比民族的不良習氣更甚。

在德國、奧地利和意大利，在法國、俄國或英國，這些統治者應在多大程度上承擔責任呢？難道真的有地位顯赫、肩負重任的人，出於他們的惡念，蓄意謀劃並決心去做這種可怕的事情嗎？人們在研究世界大戰的原因後得出一個流行的觀念，認為根源就在於少數人決定世界命運的固有缺陷。有人說得好：“在人類事務中更多的是錯誤而不是計劃不周。”甚至有能力的人的智力也是有限的，他們的權威也是有爭議的，他們也處於輿論的氛圍之中，即使他們對重大問題有短暫和局部的貢獻，但問題本身遠遠超過他們的理解範圍，其規模如此之大，細節如此浩繁，各方面的變化又如此頻繁—所有這些必須充分考慮，然後人們纔能宣布，戰敗者是否完全邪惡，勝利者是否完全清白。事情還是沿著一定路線發展，無人能夠使它偏離。德國頑固地、不顧一切地、喫力地向著火山口喧鬧處奔去，還拖著我們大家一起前奔。但法國是處在強烈的仇恨之中，而俄國的情況錯綜復雜。我們英國也許通過某種努力，付出某種物質利益的犧牲，做出某種既合乎友誼又帶命令的強制性姿態，就能及時使法國和德國和解，組成大聯盟， 不過單是依靠這個聯盟，歐洲的和平與榮譽就有保障了嗎？我無法回答。我隻知道，我們盡努力引導我們的國家經受住日益加劇的、危及和平的軍備威脅，不把英國或其他國家帶入戰爭，如果這些努力失敗，我們則力爭獨自經受住暴風驟雨，不使英國遭到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