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 iii
圖片目錄 ...... vii
致 謝...... ix
縮略說明 ...... x

章 民眾鬥爭的挑戰 ...... 1
第二章 勃艮第戰役 ...... 15
第三章 四個世紀的法國 ...... 55
第四章 安茹的危機 ...... 113
第五章 錢袋、刀劍、面包和十字架 ...... 163
第六章 圖盧茲、朗格多克與啟蒙時代的法國 ...... 217
第七章 國家構建、資本主義和民眾抗爭 ...... 267
第八章 從大革命到次世界大戰的佛蘭德 ...... 325
第九章 革命與社會運動 ...... 363
第十章 法蘭西島的節慶和鬥爭 ...... 413
第十一章政黨、政權和戰爭 ...... 463
第十二章四個世紀的鬥爭 ...... 503

資料說明 ...... 535
參考文獻 ...... 543

序 言
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創作這本書的呢？這取決於如何界定“開始”。從30年前還是研究生的我次接觸法國史，到1974—1975年的那個潮濕鼕季，腦中構思著這本書的我埋首於檔案資料，這期間的任何一刻都可能是“開始”。
然而，要回答這項研究什麼時候結束或者如何結束，就比較容易。1984年1月，我回到法國國家檔案館（Archives Nationales），想去查有關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罷工、集會和示威的那幾箱資料，這幾箱資料在前一年6月被“外借拍照制成縮微文獻”，而我這次正好又趕上檔案管理員罷工，沒法再看檔案，於是我的研究也就提早終結了。如今也不知道在那後三箱資料中是否有一份檔案能廓清所有問題或是證偽本書的主要論點。這份不確定加劇了這類研究本該有的緊張感。實際上，我一直都惴惴不安。
多年以來，很多人都在幫助我查找必需的資料、組織材料並整理書稿。朱迪思·威廉- 波利特（Judith William-Powlett）是1962—1963 年在普林斯頓個為我提供幫助的人。次年，盧茨·伯克納（Lutz Berkner）、詹姆斯·多蒂（James Doty）、琳恩·利斯（Lynn Lees）、特德·馬格當（Ted Margadant）、安德烈斯·普拉康（Andrejs Plakans）、詹姆斯·魯爾（James Rule）、愛德華·肖特（Edward Shorter）、傑拉爾德·索立德（Gerald Soliday）、賽勒斯·斯圖爾特（Cyrus Stewart）和我一起在劍橋位於塞奇（Sage）雜貨店樓上的圖書館裡埋頭苦干。［他們中大部分人早是戴維·蘭德斯（David Landes）為我引薦的，為此我一直對他心懷感激。］自那時起，總是有些人在為我收集、整理或分析資料。我要感謝每一位合作者，絕不可能隻提及幾個人而忽略另一些人的貢獻。
不過，我要單獨感謝一個研究機構，那就是密歇根大學的社會組織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Social Organization）。就在佩裡學院（Perry School）那座簡陋但雅致的大樓裡，我的研究課題持續了15 年之久。在研究中心，我的同事、合作者和朋友們合力營造了一種適合研究、討論和學習的良好氛圍。近幾年，既是中心研究員又是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繫繫主任的邁耶·扎爾德（Mayer Zald）給予了研究中心不可或缺的各種支持。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希拉·懷爾德（Sheila Wilder）優雅親切地處理各種日常事務，並時常為本書的成書提供幫助。還有其他許多教職員工和研究生都積極投身於研討會、基金籌集、排球比賽、深夜討論會和各項研究。在此謹向研究中心的所有人表達我的友愛和謝意。
我還要感謝對本書不同部分提出批評意見的羅恩·阿明扎德（Ron Aminzade）、羅德·阿雅（Rod Aya）、威廉·貝克（William Beik）、大衛·比恩（David Bien）、朱莉安·登特（Julian Dent）、琳恩·伊登（Lynn Eden）、史蒂夫·弗雷澤（Steve Fraser）、沙倫·凱特林（Sharon Kettering）、邁克爾·基梅爾（Michael Kimmel）、M. J. 梅恩斯（M. J. Maynes）、萊斯利·莫克（Leslie Moch）、羅貝爾·施奈德（Robert Schneider）和阨讓·韋伯（Eugen Weber）。（他們中沒人完整地讀過本書，所以書中如有任何謬誤，都由作者本人負責。）弗蘭克·史密斯把自己的寫作和一大摞亟待回復的學生論文擱置一邊，先為我寫了一篇精彩的讀者評論。艾達·唐納德（Aida Donald）給我提供了優秀的編輯指導意見。安·霍索恩（Ann Hawthorne）嫻熟地梳理了我在文本中出現的錯誤。特西·劉（Tessie Liu）、約翰·梅裡曼（John Merriman）和路易絲·蒂利（Louise Tilly）分別將他們所做的有關曼恩-盧瓦爾（Maine-et-Loire）、軍隊和諾爾（Nord）檔案的研究記錄借給我參考。至於研究基金的支援，我要感謝古根海姆基金會（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美國的德國馬歇爾基金（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密歇根大學歷史繫、密歇根大學霍勒斯·拉克姆研究生院（Horace Rackham 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
本書章和第二章早以《勃艮第的聚眾事件》（“Getting It Together in Burgundy”）為題發表在期刊《理論與社會》［Theory and Society 4（1977），479-504］上。第五章的部分材料出現在論文《法國17世紀的日常衝突和農民叛亂》［“Routine Conflicts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in Robert Weller and Scott Guggenheim, eds., Power and Protest in the Countryside,（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2）］中。第十二章的某些部分改編自論文《歐洲的群體行動和暴力：歷史性比較和思考》［“Violenza e azione colletiva in Europa. Riflessioni storico-comparate,” in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Gianfranco Pasquino, eds., Terrorismo e violenza politica.Tre Casi a confronto: Stati Uniti, Germania e Giappone（Bologna: IlMulino, 1983）］和《沒有選舉、調查或社會運動也要說出你的心聲》［“Speaking Your Mind without Elections, Surveys, or Social Movement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7（1983）, 461-478］。除非特別標注，本書中所有法語資料的英文翻譯都由作者本人完成。
路易絲·蒂利忙於自己的著作，無暇給予本書直接關注。但是她和我都明白，這本書的完成得益於她的寬容、合作和精神支持。為此，也為其他種種，我感激她。

一部大膽且令人興奮的作品，必將在法國近現代史學界引發廣泛的深思與論辯。
——威廉·多伊爾（William Doyle），布裡斯托大學歷史學教授

這是一部傑出的著作，清晰闡明國家構建、工業化、城市化及無產階級化所造成的歷史衝擊。查爾斯·蒂利借由條理井然且精彩細膩的文筆，再現出法國凡夫俗婦的生活經驗，令讀者深深沉浸其中。
——約翰·梅裡曼（John Merriman），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

如果從看似毫無章法的各種線索中理清脈絡、構建連貫敘事是歷史學家的責任的話，那麼在本書中，查爾斯·蒂利已然用他驚人的天賦完美地踐行了這一使命，並且回應了來自方方面面的挑戰。
——邁克爾·伯恩斯（Michael Burns），《美國學人》

一部縱覽法國近四個世紀社會衝突的全景式研究，一部重塑大時代下百姓生活肌理的動人作品。
——艾倫·B. 斯皮策（Alan B. Spitzer），《紐約時報書評》

查爾斯·蒂利是備受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推崇的社會學家。
——埃裡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倫敦大學貝克學院社會史教授

查爾斯·蒂利是20世紀後半葉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他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旺盛精力和創造力有力推動了社會科學中歷史比較視野的復興。
——馬塞爾·範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阿姆斯特丹大學歷史學教授

查爾斯·蒂利傑出地呈現了歷史學和社會科學路徑的互補性，並增進了我們對過去的事件、社會運動和人類行為的理解。
——斯坦利·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羅切斯特大學經濟史教授

查爾斯·蒂利是推動歷史社會學、社會科學的歷史學、社會運動等分支學科得以建立和制度化的關鍵人物之一。
——埃內斯托·卡斯塔涅達·蒂諾科（Ernesto Castaneda Tinoco），美利堅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

阿迪預見了革命
雖說1785 年和1786 年確實發生了許多騷亂，但1787 年發生的衝突纔真正接近了革命的邊緣。國王及其大臣們於1787 年2 月召集顯貴會議（Assembly of Notables），希望能繞過給他們添堵的高等法院，尋求能夠減少已經超出預算的國債或為之注資的措施，並推行行政改革方案。但他們還是失敗了。對王室的支持已經下降。例如，巴黎的漁婦們取消了在聖母升天（Assumption）前一日，即8 月14 日遊行至凡爾賽向王後獻花的慣例。根據阿迪的紀事，迫於警察總監蒂魯·德·克羅納的施壓，漁婦們纔於8 月25 日在聖路易盛宴上向國王致敬。
8 月中旬，國王再次下令流放巴黎高等法院，這次是流放到特魯瓦。隨即，他派自己的兄弟聯合審計法庭和審理間接稅案件的法庭（Cour des Aides）召開審判會議（lits de justice ，在這種會議上，國王可以直接武斷地憑個人意願向立法程序施威），目的就是使新賦稅合法化。遭到流放的高等法院法官在抵達特魯瓦時，受到了英雄式的歡迎。
法院書記員同往常一樣迅速采取了行動。他們焚燒法令，撰寫煽動性布告，其他民眾則在街頭攻擊警察的暗探。沙特萊的書記員提議占領法院，沙特萊全體議會也派出代表團向國王表示強烈反對流放高等法院。但與此同時，在法院和司法宮周圍已經出現了巡邏的軍隊。有消息傳來，波爾多的高等法院被流放到利布爾訥（Libourne）， 其他地區仍舊在職的高等法院法官們紛紛聲援遭到流放的同僚。
9 月底，國王表示讓步。他暫緩征收有爭議的新稅，改為增收舊稅，接著召回巴黎高等法院。不出所料，司法宮周圍開始了各種慶祝活動：大開店門，燃放煙火，焚燒卡洛訥（Calonne）的肖像等。當高等法院特別會議召開時，人們歡呼慶祝，漁婦們向回歸的法官們獻花。於是新一輪的高等法院與國王之間的對峙開始，主要圍繞王室大額借貸以償還日益增長之債務的問題。國王將親王等貴族排除在審議會議之外，流放心存分裂的奧爾良公爵，批捕兩名主要法官，目的就是削弱高等法院的勢力。這種對峙並不僅僅發生在巴黎。1787年年底，阿迪聽說，路易十六派遣軍隊到利布爾訥，企圖逼迫流放中的波爾多高等法院在兩個都不能令人愉悅的決定中做出選擇：一個是注冊通過新頒布的法令（成立省議會），另一個則是解散。
高等法院沒有妥協。1788年1月17日，巴黎高等法院派出正式的全權代表團去凡爾賽覲見國王，請求召回奧爾良公爵和釋放兩名入獄的同事。這是高等法院的次請願，後來還發生過許多次，但所有的請求都遭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拒絕。3月初，從圖盧茲傳來消息，王室代理人批捕了該市高等法院的總律師（advocate general），並迫使高等法院違反常規地注冊通過了新的稅收法。圖盧茲的民眾聲援高等法院，試圖燒毀朗格多克軍事指揮官的房屋。六周後，圖盧茲王室代理人解散了一支王室軍團，因為其中許多軍官拒絕參加對高等法院總律師的批捕行動。
巴黎高等法院繼續向國王提出嚴正抗議，而國王依舊對其不理不睬。阿迪的紀事中開始出現“即將發生革命”的說法—並不是指君主制將被推翻，而是指國王要撤銷高等法院。5月4日晚上，王室警察試圖在巴黎逮捕兩名法官，但未成功。這兩名法官就是分屬高等法院不同調查廳的讓·雅克五世·杜瓦爾·德埃普雷梅尼（Jean Jacques IV Duval d’Epremesnil）和阿內·路易·瓜拉爾·德·蒙薩貝爾（Anne Louis Goislard de Montsabert）。他們作為公開反對“大臣專制”（ministerial despotism）的領袖，長期以來名聲在外。5月3日，杜瓦爾策劃通過了一項旨在維護高等法院權益的法蘭西王國“基本法”綱要（Stone 1981: 30-31, 158-169）。
第二日，當高等法院代表團仍在凡爾賽徒勞地尋求再次抗議的機會時，王室的軍隊已經包圍了司法宮。軍隊不準任何人出入，命令杜瓦爾和瓜拉爾法官投降。阿迪寫道，高等法院的所有成員“一致高喊：我們都是杜瓦爾，我們都是瓜拉爾，要抓就把我們都抓起來吧 ！”（BN Fr 6686）然而，到5 月6 日，兩名法官在發表告別演說之後就自首了。當他們乘坐馬車離開時，聚集在司法宮附近的民眾其實差一點就能成功地將他們解救出來。［兩天後，一些年輕人從王太子廣場一路追趕當時負責批捕的軍官阿古（Argoult）伯爵。］猶如條件反射般，高等法院其他成員當即發出要求釋放他們的正式請求。
這種對峙局面日益緊張。在5 月8 日凡爾賽召開的審判會議上， 高等法院明確拒絕注冊通過王室關於重組法國法庭和財政管理體繫的法令。這一次，阿迪開始使用“愛國者”來稱呼國王的這些剛正不阿的對手。
愛國者進行反抗的消息不斷從圖盧茲、魯昂、雷恩、艾克斯， 尤其是格勒諾布爾（Grenoble）傳來。在圖盧茲，高等法院甚至將國王的傳令官即奧爾良的監察官逮捕並驅逐出城。然而，關鍵的行動還是發生在巴黎：沙特萊的律師拒絕參加未經授權的審議，劇院裡觀眾對顛覆性演出喝彩叫好，國王本人組建的軍機處（Grand Council）成員發布宣言說不與提議的新法庭合作等。5 月25 日，阿迪提到一張貼在司法宮的海報，內容如下（BN Fr 6686）： 

        此宮待售， 
        法官待租， 
        大臣待絞死， 
        國王待退位。

十天後，阿迪發表意見說：“在當前革命所導致的混亂形勢下，王室安全無法得到保障，任何商業交易也不可能再進行。”（BN Fr 6686，1788年6月5日）警方與群眾之間的小規模街頭衝突日益增多。司法書記員繼續充當攻擊行動的先鋒，但不再是孤軍作戰。例如在6月16日，群眾迫使警察釋放了在隆巴德（Lombards）街上被捕的外來農業工人。
傳言稱第戎、雷恩、波城和格勒諾布爾已經接近暴亂，更別提好幾個高等法院發布了滿含挑釁語氣的宣言。阿迪聽說，在格勒諾布爾，5,000名武裝民眾從山區下來，保護高等法院成員免受王室扣押，強制打開城門，將高等法院主席帶回城中，洗劫了城內部分地區，並在街頭與王室軍隊展開搏鬥。上述事件發生在6月7日，後來被稱作“磚瓦之日”（Day of Tiles）。7月，在巴黎，國王手下的人將幾個來自布列塔尼的貴族代表關進了監獄。這些代表來巴黎向國王申述民怨，並著手組織聲援力量。這幾個布列塔尼人被關在巴士底獄，直到9月。城內有匿名海報貼出來，威脅說要發動全民叛亂。而且，阿迪開始注意到各省發生的封鎖和搶奪谷物或面包的事件，已經有好些年都沒發生過任何規模的搶糧行動了。巴黎市場上又出現了武裝衛兵。巴黎城似乎回到了18世紀70年代中期的緊張形勢。
8月，首席大臣洛梅尼·德·布裡耶納（Loménie de Brienne）辭職，內克爾繼任，群眾對此舉行了前所未有的熱鬧慶祝活動。27日，王太子廣場上的民眾觀看了一場對樞機主教布裡耶納的模擬審判，像征他的是穿著主教袍服的人偶。阿迪寫道：“民眾將人偶帶到亨利四世騎馬像之前，讓其雙膝跪地，之後拖著人偶繞廣場一周。接下來，向其宣讀死刑判決書，並讓其乞求上帝、國王、法官和人民的寬恕，然後用一根長杆將其高高舉起以便所有人都能看得更清楚，後將其扔進已經點燃的火堆之中。”（BN Fr 6687）這起事件的領頭者—無疑主要還是法院的書記員們—還宣讀了對拉穆瓦尼翁大法官的模擬裁決，因為政府試圖進行的司法重組正是由他來負責。當晚，軍隊與年輕人在司法宮附近發生的爭執造成了嚴重傷亡。
8 月28 日晚上，警衛隊早早封鎖了王太子廣場的入口。（阿迪描述道，）“青年會在大批民眾的支持下”攻擊負責封鎖的警衛隊，殺了3 名士兵，另外造成約50 人受傷（BN Fr 6687）。到第二天晚上，警衛隊找來許多年輕人同他們並肩對抗其他人。阿迪記錄道： 

晚上快7 點，步兵警衛隊和騎兵警衛隊接到不要出現在司法宮區域的命令。情緒高漲的年輕人在民眾的支持下本就打算向警衛隊公開宣戰，看到警衛隊不在現場，一下子氣焰更加囂張。年輕人開始在新橋和王太子廣場聚集，附近及阿爾萊街（rue du Harlay）的沿街居民不得不關閉所有店門，點燃屋前所有的燈火。快9 點的時候，來自郊外聖安托萬區和聖馬塞爾區的民眾加入當地民眾，使人數劇增。混亂的局面愈演愈烈。他們燃放鞭炮，對周圍居民已經造成困擾。但他們不僅於此，還在王太子廣場中央點燃了巨大的火堆。他們在周邊尋找任何能找到的東西來加大火勢，例如青銅馬雕像附近的新橋崗哨亭、擺放橙子和檸檬的木質小販攤櫃，以及來自拉瓦萊碼頭（Quai de la Vallée）的家禽商人的貨架。附近房屋隨時都有可能被火勢殃及。另外，他們還將現任法國司法大臣拉穆瓦尼翁的肖像扔進火堆燒毀，在燒毀前還要求他為自己的罪行做公開的懺悔。（BN Fr 6687） 

黎明到來之前，河灘廣場上還發生了大批民眾與巴黎衛兵的對峙，造成七八人死亡（Rudé 1959: 32）。
因為民眾隨時都可能再次集結，新近又發生了攻擊聖路易島崗亭的事件，而且面包價格還在節節攀升，所以警衛小分隊、法國衛兵隊和瑞士衛兵隊開始在巴黎市內的市場和公共集會點進行巡邏。9月5日，增援部隊抵達。軍隊與平民之間的對峙在所難免地發生了。典型事件就是9月13日法國衛兵與一名檸檬水小販在聖馬丁城門進行的混戰。當時，衛兵命令他離開，但他拒絕並獲得了圍觀群眾的支持。
第二天，拉穆瓦尼翁大法官被撤職，王太子廣場上又開始了慶祝活動。［拉穆瓦尼翁是巴斯維爾領地的繼承人，這塊領地一度是朗格多克那名嚴厲的監察官拉穆瓦尼翁·德·巴斯維爾的駐地。所以當時的打油詩人將諷刺詩取名為“致巴斯維爾·拉穆瓦尼翁”（à Basville Lamoignon）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這題目讀出聲的話，聽起來像“打倒卑鄙的拉穆瓦尼翁”（à bas, vile Lamoignon）。六個月後，被撤職的拉穆瓦尼翁拿著來復槍在其巴斯維爾封地的中央自殺了。］這次焚燒的人偶不僅有拉穆瓦尼翁和布裡耶納，還有警衛隊指揮官舍瓦利耶·迪布瓦（Chevalier Dubois）。一周後，國王召回巴黎高等法院，不僅在王太子廣場，整個巴黎城到處是歡慶、遊行、煙火和燈火通明的場景。高等法院在發布燃放煙花的禁令後，又立即頒布法令嚴禁抗爭性集會。
然而，在隨後的日子裡，抗爭性集會仍繼續發生。有消息說，內克爾暫緩建設有爭議的新的巴黎關稅城牆（雖然暫緩建設的決定受到其他區民眾的歡迎，但造成了4,000人失業），各省高等法院要重返家鄉，新的顯貴會議要召開，反抗街頭警衛巡邏的民眾抗爭行動增多，面包價格節節攀升。然而在這一年剩下的日子裡卻再沒聽說搶糧事件的發生。
搶糧事件在1789年初春再次發生。在此之前，貴族與第三等級之間在雷恩和楓丹白露發生爭鬥；西哀士（Sieyès）所著的小書《什麼是第三等級？》（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暫時以匿名的方式出版，阿迪認為這本書“獨特而有趣”（BN Fr 6687，1789 年2 月3 日）；傳言在蘭斯、土倫（Toulon）和南錫（Nancy）發生“面包價格導致的造反”（BN Fr 6687，1789 年3 月17 日和4 月3 日）。期待已久的三級會議也該召開了。4 月中旬以後，巴黎的60 個分區舉行集會，選出代表並就他們的不滿起草文件，接著召開全市範圍的議會。當軍隊在巴黎市巡邏時，巴黎司法官吏（prévôté ）和子爵領地（vicomté ）上的第三等級在主教宮殿召開會議。在當時以及之後，巴黎第三等級都拒絕貴族參加其會議的企圖，因為他們想暫時將各階層的利益區分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