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的後一章，原為第五版（1935年）增加的部分。在這一章裡，我試圖總結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國家與世界其他民族之間關繫的變化。這種增寫其實並不是必需的，沒有人能保證這種類型的書籍始終跟上時代的發展。但是近這些年發生的事件使得世界範圍內非歐洲地區出現的問題實質更清楚地展現在我們眼前，因此某些相關觀點在新版本裡可能並不那麼切合實際。
自從一戰爆發以來，大部分歐洲以外的國家似乎很順從地接受了西方的統治，盡管反抗的跡像時刻存在；歐洲各國似乎接受了大國在世界範圍內的政治權力分布。無論是古老文明的國家，還是原始或落後國家，都對西方大國強大的軍事、科學和經濟實力大為贊嘆，同時對這些國家在道義和政治上發揮的領導作用和因此而受到的助益印像深刻。
一戰帶來了觀念的革新。它似乎展現了西方文明中道德的淪喪，而戰後的協議則反映了勝利者一直宣稱的目標和他們實際在勝利中的謀求之間強烈的對比。在古老文明的土地上開始逐漸興起反抗西方統治的運動，在中國、印度、阿拉伯世界，在土耳其、埃及、波斯，甚至在馬來半島都是如此。
這些反抗采取的形式深受西方世界負面特點的影響，充斥著越發強烈的仇外民族主義，追求物質上的自給自足，加劇世界經濟體繫的分離。對於文明的國家而言，西方世界一味的統治與剝削顯然已經再也無法忍受了。這些國家有著古老文明，它們試著表達對臣服他者的厭惡之情，努力找回自尊，在它們和西方統治民族之間必須達成*的妥協，這是戰後世界面臨的首要問題。
第二大問題同樣棘手。盡管各個戰勝國表面上粉飾得相當成功，但是對戰敗國家進行瓜分的行徑難以掩蓋。它們將對落後國家的統治僅僅視為強權政治的問題。事實上，它們還壟斷了熱帶地區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對現代工業的發展已然變得至關重要。
對於有著古老文明的國家而言，它們仍然需要西方的引領；而對原始落後的國家而言，這種需要就更強烈了。那麼應該秉承什麼樣的態度來發揮引領作用呢？如果用強權政治的態度，一定會給為首的西方強權國家帶來激烈的對抗和接二連三的戰爭，無論是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是如此。而這種對抗可能會阻礙落後國家的發展，因為伴隨著苦難，它們會和有著古老文明的國家一樣憎恨西方統治。
再者，如果落後國家的領土主權完全由管理它們的國家獨霸，而這些國家將領土上的資源完全劃歸自己所用，那麼西方很多其他國家就會發現自己無法與這些地區開展貿易，各個國家的貿易商和生產商之間的平等機會就得不到保障，這勢必會帶來仇視和戰爭威脅。
有沒有途徑回避這些難題呢？西方國家之間能否以某種方式聯合起來，用委任統治的方式而非獨占霸權的方式來實現對落後地區的統治呢？這是我們這個時代西方擴大對歐洲以外地區的統治提出的第二大難題。
這一時期，國際局勢緊張，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威脅就足以讓我們憂心忡忡，而涉及“殖民問題”主要是因為它影響著這種戰爭威脅。很多人認為可以通過將殖民地的主權交給這些心懷不滿的國家來安撫它們，他們主張當今的殖民地主權分配是不公平的，事實確實如此，尤其是僅僅從強權政治的觀點來看待殖民地政府的問題。如此這般並非對待這一問題的正確方法。
這兩個棘手的難題從一戰後開始顯現，一個是西方強國和民族主義盛行的古老文明地區之間關繫的問題，另一個是西方強國和需要它們引領的落後民族之間關繫的問題。這些問題本身就至關重要，而並不是因為它們對歐洲內部的抗衡產生了影響。
為了在西方國家和古老文明國家之間、西方國家和落後國家之間建立良好的關繫，西方各國之間的統一一致就顯得非常重要了。正如為了防止戰爭的爆發，保障所有國家都能享有地球的豐富資源，西方國家需要共同行動一樣。
基於相似的強烈認同，白裡安和其他人士主張建立歐洲聯邦，盡管並沒有提出明確的組建方法；許多人支持克拉倫斯•斯特萊特先生提出的民主國家聯邦的構想，即根據人口比例，由所有民主國家的人民來選舉組成一個統一的議會，由議會來管理聯邦。
如果想要順利實現一直以來既定的偉大目標，那麼設想某種程度的結盟，並由此開展有序的統一行動，似乎是必要的。但是整個世界，尤其是歐洲並沒有準備好建立任何類似白裡安或斯特萊特先生倡導的組織。如果要建立任何聯邦組織，隻能是德國人口中的“邦聯”（Staatenbund），即不同國家的聯盟，而非“聯邦”（Bundesstaat），即聯邦制的國家。
就其本質而言，這正是國際聯盟努力的方向。但其創立者堅持國聯不能限制或損害成員國的主權，這讓整個構想成為一紙空文。對於那些不負責任的國家，理應控制或部分限制它們的主權，這正是當今局勢提出的要求。除非這一國家間組織可以由其作為一個整體的意志自行作出決定，並由此限制任何一個成員國可能對別國的戰爭，否則和平毫無保障。除非它們利用關稅戰來對付他國並認為因此獲得的權力不會無限膨脹，否則世界就永遠無法享有可以達到的物質發展程度，而物質福祉恰恰是和平的保證。此外，除非對待臣服國家的方式，無論是對待文明的還是落後的臣服國家的方式，都能在國際範圍內受到某種程度的制約，否則就我們討論的這些難題而言，想要找到公正理性的解決方案，希望渺茫。
國際聯盟建立之時，設計者們似乎已經隱約看到這一問題，這一點在《協約托管條款》（the Mandatory Clauses of the Covenant）中得到了說明。這些條款區分了兩種被委任統治的國家，一種是（因為歷史問題）之前被認為可以實行自治的，還有一種是過於落後在可預見的任何時期無法實行自治的。
就種情況而言，受委任國必須讓新臣民享有現代國家的制度，引導他們管理自身事務。當它們具備不再被托管的條件後，自然成為國聯的成員。第二種情況中，受委任國必須保護被托管國家的各項權利，引導人民逐漸過上文明的生活，除了當地警方需要，嚴禁動用軍事物資，同時保障所有國家的貿易商平等的貿易機會。
以上便是這兩個問題的個大致解決方案。不幸的是，所有這些條款僅限於從德國和土耳其收回的領土，因此其有效範圍受到了嚴重限制：現存的殖民國家不可能考慮將自己占有的領土也置於這一條款之下。再者，所有這些領土都由法國、英國和英屬自治領統治。這些統治國沒有指望可以邀請諸如瑞典等其他強國參與義務共擔；在委托統治的托管制度下，它們也未曾想到德國的*主政府其實完全可以繼續履行其之前所占殖民地的政府職能，這樣的處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減輕德國一直以來耿耿於懷的怨憤，而這種忿其不公的情緒必將導致其民主制度的衰落。
簡而言之，受委任的統治國原本手握重塑世界秩序的機會，卻因強權政治而錯失良機，反而加劇了世界領土和物質資源占有上的不公。
本書第三版（1921年）明確指出，理想的制度，也就是能為和平奠定堅實基礎的制度，是委任托管條款能夠拓寬到所有非自治的領土，應該將現存殖民國家所有這種類型的殖民地納入委托統治的範圍之內。這一點我甚至早在版（1917年）中就已經堅決地提出過，雖然措辭可能較為寬泛。如果能夠實現這一構想，那麼西方各國家和前文提到的附庸關繫就會以托管的形式成為文明世界的有機整體；同時，國際聯盟的影響力和權威性就能得到擴大和加深。
不幸的是，受委任的統治國受到強權政治的影響，拒絕考慮這一提議。托管制度不僅沒有提高國際聯盟的影響力，實際上削弱了它的影響力，因為托管的施行使得國聯被視作為霸權撐腰的工具。在某種程度上，國聯確實被當作了延續凡爾賽不公正條約的手段；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心存不滿的強國得以成功讓自己的人民相信如果要一雪之前的冤屈就必須否定國聯的合法性。
這就是戰後的政治家們沒能在西方國家和覺醒的古老文明以及落後國家之間建立維繫關繫的公正體制的根本原因。同時，這也是為什麼戰後曾經燃起熱切希望的用以維護和平的體制會瓦解，也解釋了整個自由體制為何會掀起強烈的反抗。責任就在戰爭結束時處於優勢地位的那些大國，它們當時面臨兩個選擇：其一，建立世界新秩序；其二，沿用將世界置於毀滅邊緣的強權政治。它們嘴上承諾建立世界新秩序，實際卻仍然受強權政治思想的掌控。
如果西方文明世界想要在可能的範圍內建立穩定、永久和平和物質福祉，那麼它就必須延續對歐洲以外的世界的領導，同時為建立未來的國際社會鋪設道路。顯然這就需要西方各國之間的有組織的合作，正如構建國際聯盟時設想的那樣。
然而，這個組織必須在一個根本問題上與國際聯盟有所區別。它絕不應容忍其中的任何個體國家擁有永久的無限制主權。基於此，無論如何，它必須在初始階段，摒棄將世界上所有國家都納入其中的嘗試。
要將所有國家都納入其中，其中一個條件便是必須在某些方面接受對其主權的限制。首先，加入類似組織的國家必須放棄評斷自身發展的權利和相應的發動戰爭的決定權；它們必須履行一旦受到攻擊，彼此無條件提供防衛的義務。其次，它們應該放棄無底線操控他國貿易的權利，普遍施行開放的貿易政策，以便所有的國家都能在豐富的地球資源中獲得平等的機會。再次，它們絕不能對臣服的國家行使的主權，而應當就統治這些國家的原則達成一致的約束，無論是文明還是落後的國家。
所有這些條件都對主權存在明確限制。如果能被接受，那麼就意味著所有接受這些條件的國家都是這個聯盟的成員；但是這種結盟意味著聯盟組織內的各個強國都受到明確限制——這是“邦聯”，而非“聯邦”。
除非能夠建立相應的制度，否則西方文明的衰落就會和希臘文明一樣不可避免。就希臘文明而言，先是雅典人，然後是斯巴達人、底比斯人，後是亞歷山大大帝的繼承者們，無一例外都沒有找到避免毀滅性戰爭的方法，因此阻礙了希臘文明在地中海世界的全面傳播。
如今，有很多國家，主要是歐洲極權主義的國家，會反對限制其主權的構想。在這種情況下，這一方案就必須從那些願意接受這些條件的國家開始，雖然成員國身份應該對所有準備好接受這些條件的國家開放。在當今的形勢下，或許可以從那些已經加入“和平陣線”的國家開始。如果存在不願意接受這些明確義務的國家（譬如，那些歐洲的中立國），那麼它們可以構成一個外部小集團，在涉及世界政策的問題上可以考慮它們的意見，但在它們拒絕履行義務期間，它們的意見沒有任何實質的決定權。
對於這種類型的組織，成員國身份的獲得無須經過觀點原則或“意識形態”考驗：每個國家采取的政府形式或者社會制度必須由它們自己來決定。成員國身份的衡量標準必須是：（1）認可為抵制侵略建立防衛的必要性，解決國際爭端采用和平而非戰爭手段的重要性，以及為此接受明確的義務條款；（2）認可世界範圍內的財富應為世界各個民族共有；此外，（3）認可所有的歐洲國家共擔公正對待歐洲以外國家並引領它們逐漸直至完全進入文明世界的責任。
所有這些或許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即西方文明世界，中世紀被稱為“基督教共同體”（the Respublica Christiana）的世界，是一個道德統一體，無論其中有著多麼復雜的多樣性，同時，其發展依靠的應該是和平和公正的制度；這個龐大組織的責任便是保證世界其他民族也能與之建立伙伴關繫，而且不以犧牲它們自己獨有的特色為代價。
就以上對這個問題的專門探討，似乎已經與本書的主題，即歐洲殖民主義的命運相去甚遠。但是顯而易見的是如果我們無法解決世界組織的這些難題，那麼歐洲的世界領導地位就會前途堪憂。不受限的國家主權，無論涉及帝國世界還是其他國家，在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都會帶來無盡的毀滅。
因此從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出發，有關西方國家和落後國家的關繫，以及西方國家如何對待古老文明的國家漸盛的民族主義，我們還需要簡要考慮一些細節問題。
如今，有關落後國家問題的解決辦法比數年前簡單，這主要有兩個因素。
首先，歐洲對其中大部分地區的統治始於近，因此，現存的殖民地劃分尚不具有穩固的基礎。1880年以前，英國、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非洲海岸建立了不算大的殖民地，英法控制了太平洋上的一些島嶼，但直到1880—1900年這20年間，整個非洲以及太平洋群島纔被歐洲各強國占據。這種占據不是戰爭的結果，而是歐洲各國的大臣和部長們協定的結果，並由此在地圖上畫上了或多或少有些隨意的分割線。因此，隻要決心堅定，對這些邊界進行重新界定絕非難事；在多數情況下，這些地區的國家還沒來得及對它們的統治者強加的現行秩序產生共鳴。
第二個因素就是，自從戰後的權力重新分配以來，所有落後地區如今都處於民主國家的統治之下，如果它們有意為之，完全可以通過內部協商創建一個更自由的新制度。完全不必等到極權國家改變態度或者放棄不切實際的目標。再者，在戰爭威脅下，民主國家的統治階層從根本上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他們必將斷然拒絕向極權國家交出領土，以防這些領土淪為侵略擴張的據點；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必須根據所有國家對熱帶資源的需求做出一定的讓步。哈利法克斯勛爵經過深思熟慮，於1939年6月29日所做的重要聲明中指出，英國政府無論如何都會考慮殖民地某種程度的國際化。這是朝著接受國際或聯邦的解決方案邁出的一步。
這樣的方案不能推遲至激進的極權國家都同意參與建構新的和平制度；因為還有很多其他國家一直深受帝國主義強國的霸權迫害。隻要這些領土的實際統治者們達成一致，就應該立即推行這種新制度。
創立這一新制度的步，應該是所有擁有殖民地的強國達成一致，遵守與其殖民地相關的國際聯盟或其他國際機構的托管條例。這些托管條例應包括：（1）國際聯盟的所有成員都應平等地享有與相關地區的貿易機會，受委任國家的公民不應享有任何貿易特權和特惠；（2）受委任國應該遵守所有國聯可能做出的關乎殖民地本地民族福祉的條款；（3）除了當地警力必需，不應在殖民地臣民中招募軍隊。這些就是現存的托管體繫中所規定的條款，而這些條款的制定正是建立在英國的殖民體繫實踐的基礎之上。
而新制度遠不應僅此而已。同時它還應該規定承包契約、煤炭開采和其他特許權對國聯所有成員國的公民平等開放。後，國聯應該有權重新調整被托管領土的邊界，和國聯範圍內的托管國變更。一直以來時而有人倡議所有殖民地應統一交由國聯管理。但這個建議過於；如果現有的殖民地所有國希望保留其殖民地的全部或部分管理權，那麼它們就更容易接受失去主權這一現實；國際政府能否保證政策執行的持續性，能否加強政府的國家傳統，這一點值得懷疑。
未來這種制度的建立有賴於偉大的民主強國，通過國際聯盟或前文中提到的熱愛和平的國家的邦聯來實現。可以明確的是，這種制度提供的各種優勢，如貿易自由，落後地區在普適政策制定上的話語權，分享托管領土管理權的可能性，隻能由改組後的國聯或邦聯成員享有，同時它們應當履行全部義務。
古老文明地區的問題性質完全不同。它們需要的是根據現代社會發展需要而進行制度調整的自由，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所需的指導與幫助，以及保護其免受外部干涉的力量。類似的例子如日本對中國的所作所為。它們統統希望能夠擺脫西方強國的統治，而在中國這種統治是通過治外法權和歐洲“租界”來實現的。
在國際聯盟建立之初，其中的國家都被允許全面參與其間事務。或許應當要求它們都建立穩定的政府體繫，願意並能夠承擔正式成員國的義務，方可成為重組後的國聯或其他替代邦聯組織的成員。但是它們可以先成為合作成員，以獲得對抗外部侵略的必要保護和援助，以及政治和經濟重組方面的幫助。它們自然痛恨被托管在某個西方強國之下，但它們會歡迎國聯作為一個整體給予的援助，正如其中幾個國家那樣，因為有了這些幫助，它們可以自我調整，發展壯大成為強國，做好成為正式成員國的準備。其中一些國家，譬如土耳其，已經基本達到了這一條件。
其中還有一些國家會是例外，譬如印度，它已經在完全自治政府的道路上走了很遠，兩個世紀以來，它的命運已經和英國完全聯繫在了一起，以至於在獲得全面自治之前，任何制度上的改變都將是致命的災難。因其巨大的面積和人口，以及民族、語言、宗教和文明程度空前的多樣性，印度自治政府問題的棘手程度獨一無二。因為和英國之間的聯繫，印度已經具備了獲得自由的基本條件——政治統一、內部穩定、公正法律，而之前在它漫長的歷史中這些都是空白。英國自願放棄其主權，將其變為屬國，就已經為它確立了自治政府的目標，要考慮的是捍衛自由的各種要素。英國對印度復雜問題的考量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或邦聯組織。這似乎明確展示了印度作為英聯邦平等成員的未來，而英聯邦或許正是未來世界邦聯的核心。
英國在帝國主義發展中還面臨著其他一些棘手的難題，譬如埃及。現在的埃及名義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它清楚自己需要保護以免受侵略。而它的獨立是由英國現存的聯邦各國賦予的，它們保衛著蘇伊士運河，保護著埃及領土上的歐洲人。重組的國聯或者邦聯或許可以承擔保衛作為重要河道的蘇伊士運河以及保護歐洲人的責任：這與單一國家的統治相比，可能引起的怨憤要少得多。無論是國聯還是邦聯的正式成員國或合作成員國身份，都能保證埃及的安全，同時不會讓它心生從屬之感。
但是現在我們並不需要詳細地討論細節。在當今的形勢下，我們關心的不是制定未來世界的管理方案，而是描繪我們努力方向的概要藍圖。本書中提及的歐洲文明經過長期發展獲得的世界範圍內的支配地位對歐洲和世界來說都隻能以毀滅而告終，除非它不再受到強權政治這根錯誤指揮棒的指揮。西方強國之間必須用合作來代替衝突，針對這些國家所占地區的各國家的領導權，應該本著托管而非統治的精神來處理。
隻要西方國家保持完全國家主權這一準則，而其他國家如它們的臣民或被征服的民族也就此借鋻，那麼以上的構想都是不可能的。國家主權原則是當代的理論，由16世紀的博丹首次清楚地闡明。從這以後，它就成了摧毀文明的各種衝突的根源。但在16世紀以前，西方文明倡導的是另一個更高層次的理想，即文明世界的團結。
羅馬帝國是首先體現了這一理想的國家，驅動它的是哲學家的理想和建立霸主地位的野心。但是這種大一統的統治不能也並沒有維持多久，因為它遏制了自由，這種統治無論是誰來施行，都必將導致同樣的結果。在這之後，中世紀模糊不清而相互衝突的思想中也體現了人類團結的理想，但終因為中世紀孕育的民族主義的國家和自治機構的興起而作罷。這一切都使得國家主權的原則進一步得以加強，從而刺激了歐洲國家洶湧澎湃的野心，促使它們在對抗和衝突中實現了對整個世界的統治。
世界如今被納入單一的政治體繫和單一經濟體繫中，完全國家主權已經變得不合時宜。在不損害個體國家的發展活力的同時，它完全可以受到限制，而限制的方法隻有一種，那就是建立某種形式的邦聯，該邦聯的目的有三個方面：，結束戰爭（戰爭也已然被歷史淘汰）；第二，使得世界各國同時享有世界財富；第三，保證歐洲統治下的非歐洲國家得到公正的對待。
國際聯盟是個認清這種需要的組織，也是個試圖滿足這種需要的組織。它的失敗主要因為以下兩個方面：一、它沒有努力應對國家主權的問題，而是宣稱不會侵害任何成員國的主權；二、它試圖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的國家，而不是將成員國身份僅限於承諾履行相關責任的國家，尤其是準備放棄三個主要方面主權的國家。
隻有通過某種形式的邦聯——各個國家之間的邦聯而非單一的巨型聯邦，纔能解決當今世界的諸多問題，保證和平繁榮的未來世界。但想要建立這樣一個國家聯合體，並維持其有效運轉，就必須實事求是地從有著明確目的的邦聯開始，其成員身份隻能向滿足下列條件的國家開放：能夠保證履行邦聯責任，並且團結一致，反對侵略；堅決放棄國際事務中自己單方決斷的權利；能夠與他國合作來面對經濟困境；能保護需要保護的其他國家；能共同發揮引領世界落後國家的作用。
這樣的邦聯一旦建立，就應該歡迎所有接受這些強制義務的國家加入。聯盟應該制定明確的制度，規定邦聯的成員國在三個主要方面共同行使主權，除此之外，對它們的完全自主權沒有任何干涉。
否認或者貶低類似方案的倡議者肯定會遇到的困難，是愚蠢的行為。他們需要極大的耐心；他們必須按部就班推進方案的實施；近數年裡籠罩整個世界的夢魘會降低他們任務的難度。還有其他方法阻止這種夢魘無休止地重復出現嗎？除非處於領導地位的西方國家自己能放棄三個主要方面的和完全國家主權，除非能找到共同行使主權的方法來實現這些目標，否則本書中總結的歐洲的擴張終隻能以衰落和毀滅而告終，不僅是歐洲的衰落和毀滅，而是整個文明世界的衰落和毀滅。這一點難道還不夠一目了然？
拉姆齊•繆爾1939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