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天皇的生前退位與“災害史觀”

天皇“國民統合”的呼吁 002

舍身之戰 004

作為“和平力量”的天皇 007

“55年體制終結”的產物 009

昭和的政治賬 013

小選舉區制度的缺陷 017

大正與昭和間的因果關繫 021

平成的災害史觀 025

章 世界史之中的&ldquo年”

年號就是“標點” 030

昭和天皇之死與冷戰終結 032

蘇聯解體後的莫斯科見聞 033

為“昭和”殉葬的人 035

昭和與平成，不同的關鍵詞 037

天皇展示的自身的作用 039

第二章 天皇構築起的和國民間的溝通機制

天皇處境之嚴苛 044

向國民提出的問題 049

同昭和天皇之間的傳承 050

“軍人易跋扈而不考慮大局” 052

去往海外的“追悼與慰靈之旅” 055

來自平成的囑托 058

為了繼承所做的準備 059

同原殘留日本兵家族的會見 062

身為像征天皇的義務 064

同韓國的緣分 066

直面歷史的姿態 067

第三章 政治為何發生了劣化

導入小選舉區制的產物 072

揭示政治劣化的預兆 075

“村山談話”的歷史意義 077

歷史修正主義的跋扈 079

“自虐史觀”這個詞 082

小泉純一郎的話術與設想 084

平成的政治家以何為根基 089

第四章 “1955年”這個轉捩點

昭和的清算 096

變了味的青年的反抗姿態 099

奧姆真理教事件到底是怎麼回事？ 101

王國內部的暴力裝置 106

平成的教訓 110

機械文明進入極致的入口 113

親身學習到戰後民主主義的領導人們 114

平成的生死觀 116

續命醫療的本質 118

無人送終情況下的死 121

給時代畫出輔助線的西部邁的自裁 123

“員工們沒有錯” 127

泡沫經濟期的意識 129

經濟大國這個空喊的口號 132

第五章 從案件觀察時代風貌

“閉門不出”這種時代病 138

犯罪的目的變了 142

神戶連續殺傷兒童事件 143

光市母子殺害事件 145

“我想殺個人看看” 148

“戰後”為何死了？ 150

第六章 開始萌芽的歷史觀的扭曲

民主黨政權到底是什麼？ 156

沒被吸取的太平洋戰爭的教訓 158

“民主之後，法西斯緊跟” 161

民族主義的存在形式 162

嚴峻時代的萌芽 165

日本右傾化了嗎？ 168

終章 從平成的謝幕到下一個時代

天皇講話中加入的靈活性表述 174

確立新天皇制的時機 177

同先皇之間的關繫所塑造的新天皇形像 179

如何防止“天皇的雙重結構” 182

大正末期產生的奇怪狀態 184

從關東大地震擴散開的虛無感 187

貞明皇後的災區巡視 189

國民注視天皇的目光 191

後記

大事記

平成的教訓

奧姆真理教制造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跟兩個月之前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繫呢？或者說要如何解釋這兩者之間的關繫，纔是對平成這個時代所做的注解呢？當然有人會覺得這隻是一種巧合，但我不這麼認為。沙林毒氣事件或許可以說是由自然災害所產生的史觀（也可以說是人生觀）的一種補充，這是我的見解。

阪神淡路大地震發生兩周之後，我在日本廣播協會（NHK）的某個教育節目裡，以特派員的身份進入神戶， 觀察這個城市受到何種傷害，有沒有開始重建工作。災區建築物的倒塌情況以及人們茫然的表情我至今難以忘懷， 但令我震驚的是參與重建工作的人們的表情，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當遭受到非常徹底的破壞後，人的表情反而會變得非常淡然。

以我自己的真實體驗來說，如前文所述，大地震把所有有形之物盡數摧毀，這意味著不管是我們兢兢業業造出來的東西，還是我們目之所至的一切，在大自然的巨大力量面前瞬間崩塌。這種虛無感在關東大地震時就曾顯現過。這份虛無感一直延續到了昭和時代，摩登文化等先進的都市文化、昭和大恐慌時期的自殺潮（在昭和七年到八年這段時間，跳進伊豆大島三原山火山噴發口的自殺行為異常增多）等就是這種虛無感的表現。

為了守護自己的“真理”，為了對抗司法機關的意志， 纔做出了去地鐵撒毒氣的行為，即便處死一切敵對者或者不聽話的人，都會被奧姆真理教的信徒正當化，這種心理本身可以說就是災害史觀。這種災害史觀是平成時代獨有的特征。昭和的傷痛，即便是因“戰爭”這個人禍而產生的，也可以說衍生出了另一種跟前文所述不一樣的災害史觀。

在信息封閉空間裡，隻要造一個謠，這個空間就會自我繁殖新的謠言，並發展成令人難以置信的行為。

關東大地震的時候，在日本社會這個信息封閉空間裡， 如果傳播“朝鮮人在井裡投毒了”這類毫無根據的謠言， 就會滋生出一群會做出殘忍行為的人，結果就是一繫列的屠殺。這種災害史觀，在阪神淡路大地震的時候沒有看到在普通社會中發生過，我以特派員身份去到神戶的時候， 也完全沒看到過這樣基於謠言的行為。

也就是說，關東大地震時的災害史觀，即信息封閉空間所特有的殘忍行為，並非日本人國民性格中的沉痾宿疾， 而是告訴了我們信息封閉空間的恐怖，而奧姆真理教可以說又一次讓我們看到了這種恐怖。我甚至要說，這就是“平成的教訓”了。

記者江川紹子在她的書中指出，“不隻是信息被管控的封閉性組織，哪怕是在自由的民主主義社會，人們也不一定時常能自由作出選擇”，說的就是這麼回事兒。

我從奧姆真理教事件中看到現代社會的病根，但這份關注本身並不具備歷史層面的延展性，它隻是幫我們確認了一個深刻教訓，即這樣的宗教團體的封閉性，會牽扯到重大犯罪。

平成三十年（2018 年）7 月6 日和26 日，對這個宗教團體的首領麻原彰晃和其他干部共7人，以及沙林毒氣事件直接參與者和其他干部共6人，分別執行了死刑。對這13 名死刑犯的行刑，似乎有“平成的事件要在平成時代解決” 的國家意志在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