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Ⅰ

章引言：重新評估的必要／1

第二章步兵戰術和閃電戰，

1918—1924年／22

第三章李德·哈特、英國將軍與

次世界大戰／60

第四章大戰略與間接路徑，

1925—1932年／95

第五章李德·哈特與納粹德國：軍事政策，

1933—1940年／112

第六章李德·哈特與納粹德國：外交政策，

1933—1940年／144

第七章李德·哈特在決策中的作用／178

第八章恢復失去的聲譽／201

第九章結論：對現在的教訓／248

前言

巴茲爾·亨利·李德·哈特爵士（1895—1970年）是將近半個世紀以來英語世界中為重要的軍事和戰略問題作家。這本書描述並評價了他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發展的軍事理論，並且重新評估他的一個被廣為接受的解釋，即有關這些理論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和德國被接納。因此本書主要涉及的是軍事歷史和安全事務，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話題，包括知識和思想的起源和發展，也就是有關知識的社會學。

首先，《李德·哈特與歷史之重》將探求一位軍事思想家的思想起源。這些思想在今天仍具影響力，它們是具體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對於李德·哈特那一代的英國人來說，次世界大戰是一個分水嶺，隨著他對那場戰爭的解釋發生變化，他的思想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希特勒的崛起以及英國軍事政策中的問題也影響了他的思想變化。簡言之，盡管他的理論在今天得到普遍應用，但它們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被塑造出來的，要應用到當今的安全問題時需要謹慎對待。

其次，這本書還涉及歷史是如何被書寫以及如何被扭曲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於歐洲戰前軍事思想的發展和哈特本人在這些發展中的作用，李德·哈特在塑造對這些問題的傳統認知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事實上，他對20世紀30年代一些基礎軍事問題的觀點存在嚴重錯誤，並且他的作品使得英國政府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在戰爭期間，這些錯誤廣為人知，嚴重損害了他的聲譽。但是在戰爭之後，他用一些所謂的成就成功地取代了人們對他過去所犯錯誤的記憶。到20世紀60年代末，他被普遍看作一個先知，而他之前具有先見之明的建議都被悲劇性地忽視了。我試圖更正歷史記錄並描述李德·哈特如何恢復他受損的聲譽。

我是在為撰寫《常規威懾論》一書進行研究時對李德·哈特產生興趣的。從他具有激勵性的著作中我受益匪淺，並且我將他的著作視為嚴肅的戰略和戰爭問題研究者的物。但是起初，我卻認為對哈特的普遍看法是有問題的。我開始撰寫一篇有關他思想發展的專題論文，更好地解釋他的觀點並對已有記錄作出一些細微的更正。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很快發現，關於他的思想的傳統認知比我之前認識到的存在更多的錯誤。除此之外，關於哈特如何能夠扭曲歷史記錄的細節研究十分豐富，並且保存完好，因此我可以詳細地重構關於他的故事。這本書就是我的研究成果。我希望通過更正這些歷史記錄，讓其他的軍事歷史和戰略研究者了解這位重要思想家的著作中具有永久性價值的部分。

沒有一些重要機構的支持，這本書將難以完成。我非常感謝美國哲學學會、約翰·D.和凱瑟琳·T.麥克阿瑟基金會以及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對這個項目的資助，使得我可以去倫敦進行深入的檔案研究，並且也讓我能夠從教學中抽出時間進行研究和寫作。

盡管學術寫作大部分是依靠個人努力，但是其他同事的一些重要的評論對改進終的作品有很大幫助。在這方面，很多學者和朋友閱讀了不同版本的手稿並提出了重要的建議，他們是理查德·貝茨(RichardBetts)、邁克爾·布朗(MichaelBrown)、奧德麗·庫爾思·克羅寧(AudreyKurthCronin)、約瑟夫·格裡科(JosephGrieco)、莫裡斯·賈諾威茨(MorrisJanowitz)、羅伯特·傑維斯(RobertJervis)、詹姆斯·劉易斯(JamesLewis)、羅伯特·利特瓦克(RobertLitwak)、蒂莫西·路普弗(TimothyLupfer)、邁克爾·麥凱布(MichaelMcCabe)、史蒂文·米勒(StevenMiller)、羅伯特·佩普(RobertPape)、巴裡·波森(BarryPosen)、傑克·斯奈德(JackSnyder)、休·斯特羅恩(HewStrachan)、威廉·特雷奧特(WilliamTetreault)、馬克·特拉亨伯格(MarcTrachtenberg)和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Walt)。我非常感謝他們的幫助。同時我也感謝康奈爾大學出版社的珍妮特·梅斯(JanetMais)和羅傑·海頓(RogerHayton)在編輯方面提供的幫助。

我還要特別感謝羅伯特·阿特(RobertArt)，他不僅提供了細致的評論，而且對本書後的結構給出了極好的建議。我也要特別感謝布賴恩·邦德，他對兩次修改的手稿提出了細致的評論，並且在很多不同場合花時間解答我關於李德·哈特的大量問題。我尤其感激我的妻子瑪麗，她以多種方式幫助我。她針對每一稿提出了大量的評論，並且在打字和校對這些普通但又非常重要的小事上提供了重要的幫助。重要的是，她理解我為什麼在周末、晚上和假期抽出如此多的時間撰寫這本書。

我感謝的人是斯蒂芬·範·埃弗拉(StephenVanEvera)，他對學術的獻身精神超出我了解的任何學者，他對很多版的手稿提出了大量的評論，並且敦促我關注了一些我可能會忽視的議題。他為本書的編輯發揮了巨大作用。他還是外在鼓勵的不竭來源，他對這本書研究價值的持續信心幫助我保持寫作動力，即使是在遭遇困難的時候。我很難再找到像他這樣好的朋友和學者。

由於這本書中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檔案，我得到很多一流研究助理的幫助，他們是西恩·哈特(SeanHarte)、拉爾夫·因福爾扎托(RalphInforzatto)、詹姆斯·馬奎特(JamesMarquardt)、肯尼思·摩爾(KennethMoore)、拉德·拉多維奇(RadeRadovich)、丹尼·羅伊(DennyRoy)、羅斯·韋納(RossWeiner)，尤其是弗朗西斯·加文(FrancisGavin)。另外，皇家聯合服務機構（theRoyalUnitedServicesInstitution）的菲利普·麥卡蒂多次幫助我找到一些不出名的文章。我對所有這些人的幫助表示感謝。

我花費了大量時間在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李德·哈特軍事檔案中心，我對這個中心的檔案保管員帕特裡夏·梅思文(PatriciaJ. Metheven)以及其他工作人員的友好和幫助表示感謝。後，我對這個中心的托管人表示感謝，他們允許我大量引用李德·哈特的文章。

約翰·米爾斯海默芝加哥，伊利諾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