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黨政治是如何在日本產生的？

★ 資本主義在日本如何形成？

★ 日本為什麼會成為殖民帝國？

★ “殖民”的影響是什麼？

★ 天皇制對近代日本的意義何在？

★ 日本將走向何處？

★東京大學教授、日本政治外交史領域高級學者三谷太一郎，50年學術生涯總結之作，試圖為日本的“近代”尋找一個總括性的繫統闡釋。

★考察日本近代化的真實歷程，分析近代日本的核心要素——政黨政治，資本主義，殖民帝國，近代天皇制——為什麼，以及如何形成。嘗試解答日本近代化存在的問題，政治實踐的成敗，以及日本將去往何處。

★審慎的國際視野，將日本的近代和日本的未來，置於全球局勢和國際關繫的變化中進行分析。歷史即是現實，現實也是歷史。

★2018年紀伊國屋人文大獎、2018年新書大獎獲獎作品。在日本出版後，引起社會各界熱議，《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等各大媒體推薦。

☆明治維新後，日本走上了與其他亞洲國家不同的近代化道路，其近代化的原因、過程，以及未來將走向何方，這是本書試圖解答的問題。

☆日本的近代化，是參照歐洲先進國的模式進行的，三谷太一郎以英國學者白芝浩的政治理論為基礎，從政治史與政治哲學的角度，對日本“近代”的概念進行了理論性的省察。

☆日本為什麼會形成政黨政治？為什麼會走上資本主義？為什麼會成為殖民帝國？近代天皇制為何以及如何產生？針對四大核心要素的審視分析，尋找影響日本近代化決策方向的多層原因。

☆大量史料，條分縷析，勾勒出日本近代化的精確脈絡。伊籐博文、大久保利通、高橋是清、福澤諭吉等知名的政治家與思想家，他們的觀點與作為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日本的近代化進程？

☆對歷史問題認識清晰，認為殖民帝國是日本近代大的負遺產，至今仍未得到清算。不但給其他亞洲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也給日本自身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傷痕。強調在亞洲持續堅持對外和平，以及為了建設超過國家的社會而進行的教育不可或缺。

☆作者三谷太一郎為日本著名的政治外交史學者，曾任東京大學法學院院長，現為日本學士院會員、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簡體中文版由作者指定的專業學者全文審校。

章 為什麼日本形成了政黨政治

1 圍繞政黨政治成立的疑問

2 幕藩體制下的權力制衡結構

3 “文藝的公共性”的成立——森鷗外的“史傳”的意義

4 幕末危機下的權力分立論和議會制論

5 《明治憲法》下，權力分立制和議會制的政治歸宿

6 作為統合體制之主體的藩閥和政黨

7 與美國比較下的日本政黨政治

8 政黨政治的結束和“立憲的獨裁”

第二章 為什麼日本會形成資本主義

1 走向自立的資本主義道路

2 自立的資本主義的四個條件

（1）政府主導的“殖產興業”政策的實驗

（2）作為國家資本之源泉的租稅制度的確立

（3）建設資本主義的勞動力的培養

（4）確保對外和平

3 自立的資本主義的財政路線

4 甲午戰爭與自立的資本主義的轉變

5 日俄戰爭和向國際資本主義的決定性轉變

6 國際資本主義領袖的登場

7 國際資本主義的沒落

第三章 日本為何，以及如何成為殖民帝國的

1 向殖民帝國邁進的日本

2 日本為什麼會成為殖民帝國

3 日本是如何成為殖民帝國的

（1）日俄戰爭後朝鮮和關東州租借地統治體制的形成

（2）大正前半期（1912~1919）以確立主導權為目的的陸軍

（3）大正後半期（1920~1926）朝鮮的“三·一獨立運動”及日本的應對

4 作為新國際秩序意識形態的“地區主義”

（1）20 世紀30 年代，取代“帝國主義”的“地區主義”抬頭

（2）太平洋戰爭後美國的“地區主義”構想及其後續

第四章 對日本近代來說天皇制是什麼

1 貫穿日本近代的功能主義思考方式

2 作為基督教的功能等價物的天皇制

3 德意志皇帝與大日本天皇

4 《教育敕語》是如何制定出來的

5 多數者的邏輯和少數者的邏輯

終章 從近代的歷程思考日本的未來

1 幾個問題

2 日本的近代將去往何處

3 如何活用多國間秩序的遺產

後記

人名索引

在19 世紀後半葉的幕末維新時期，當日本以建構國家為具體目標，以歐洲為模板開始近代化進程時，歐洲則基於自身的歷史經驗，開始對“近代”進行理論性的省察。從“近代是什麼”的問題意識中，已經可以看到“近代”概念的萌芽。這裡我想討論其中的代表性事例，也就是活躍於19 世紀後半葉的英國新聞記者沃爾特·白芝浩（1826 ～ 1877）的嘗試，它可以為回答本書的課題——“日本的‘近代’是什麼”提供一個線索。

在白芝浩看來，“自然學”通過以18 世紀的牛頓和19世紀的達爾文為代表的關於物理性和生物性自然的劃時代理論，開闢了“近代”。在《自然學和政治學》（Physics andPolitics , New Edition, Kegan Paul，Trench, Trubner&Co., Ltd., 1872.）一書中，白芝浩期待“自然學”所承擔的任務由政治學來完成，因為政治學是以“政治的自然”——也就是與“外部自然”相對的“內部自然”，即“人的自然”為對像的。這是在政治學領域打開“自然學”的新維度，試圖確立一種建立在強化“政治的自然”，並成為其發展動力的“自由”基礎之上的政治，即“基於討論的統治”。這是白芝浩基本的“近代”概念。

這部著作的副標題是“有關政治社會中‘自然淘汰’和‘遺傳’原則的應用考察”，如其所示，白芝浩試圖運用達爾文在自然學領域創造的進化論，來解釋政治的進化——也就是近代化。事實上這種嘗試在此書中也並不少見，但我認為，比起這一點來，揭示與已經成為“近代”路標的“自然學”相對應的“政治學”本身的理論框架，纔是白芝浩的真正目的。

本書將在重視政治和經濟的關繫的基礎上，關注使日本形成近代國民國家的政治向心力，是經誰人之手、為何以及如何形成的。參照上述《自然學與政治學》所提出的白芝浩的“近代”概念，嘗試闡明日本“近代”的特質。

明治時期的財政政策與資本主義路線

為了建立國民國家而開始的日本近代化，把建立自立的資本主義作為了一種必要手段。國民國家的建立與自立的資本主義的建立是不可分割的整體。由大久保利通率先倡導的明治國家自立的資本主義，具有消極的外債政策、保護主義的產業政策，以及對外的妥協政策等主要特征。

不依賴外國資本（尤其是外債）的自立的資本主義得以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維新後日本政府通過外交手段處理各種對外危機，極力避免戰爭。立於國家頂點的明治天皇確信，以自立的資本主義為目標的明治日本，其經濟上的民族主義與和平是分不開的。明治天皇之所以形成這種信念，是深受美國第18 任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即格蘭特將軍，1822~1885）的影響。格蘭特曾於1879 年（明治十二年）來過日本，並直接向天皇提出過忠告：“一國所應避免者莫過於外債……試觀埃及、西班牙或土耳其……他們將本應為國家帶來巨大利益的東西悉數抵押出去，時至今日，可稱其為本國所有之物已蕩然無存……聽聞日本（外債）不甚多，很為之高興。……將來日本也絕不可再興外債。”

將日本一國的資本主義在財政上落到實處的，是大久保利通的繼承人松方正義的財政政策。松方正義是通過明治十四年（1881 年）的政變作為經濟領導者而登場的。明治十四年政變之前，負責財政的一直是大隈重信。此前，為了籌措西南戰爭的軍費，曾增加了不兌換紙幣的發行量，伴隨“殖產興業”政策而產生的財政支出，又導致了本位貨幣不足。為了應對這些問題，大隈提議發行巨額外債。然而，在把大隈逐出政府的明治十四年政變之後，取代大隈重信管理財政的松方正義簡直就像復制了格蘭特對明治天皇的勸告一般，他舉出了埃及、土耳其、印度等國的先例，強調了在不平等條約體制下依賴外債的危險性。

作為代替發行外債的選項，松方制定了以下兩條措施。，強行進行所謂的超均衡財政，即一方面實行嚴格的緊縮政策，在抑制財政支出的同時，另一方面增加稅收，盡可能多地創造剩餘財政收入，然後把創造出來的剩餘財政收入用來償還不兌換紙幣以及轉入本位貨幣儲備金。松方財政與後來的井上（準之助）財政，以及太平洋戰爭後作為占領政策的一環被強制執行的緊縮政策——道奇路線，同為日本財政史上非常例外的緊縮財政政策。

松方正義所采取的第二條措施，是積極的本位貨幣供給政策。通過運用名目上為政府“儲備金”的財政資金，實行一種貿易管理以及彙兌管理政策，試圖以此增加本位貨幣儲備。政府把“儲備金”中的資金以紙幣形式貸給出口從業者，出口從業者在國外收取銷售貨款時，需要通過政府的對外金融機構——橫濱正金銀行收取外幣。通過這種手法，政府把紙幣轉換成為外幣，推動了本位貨幣的積累。政府同時積極推進官營貿易，同樣嘗試從這一渠道吸收本位貨幣。這樣，在松方正義就任大藏卿（明治十四年十月）之前，本已銳減至869的本位貨幣保有額，在大約三年後的1885年（明治十八年），增加到了3832，是原來的四倍多。

在這兩項財政政策的基礎上，松方正義在1882 年（明治十五年）設立日本銀行，推動了信用體繫的整備，推進了財政和金融的分離。

然而，體現了經濟民族主義的、以甲午戰爭前的非外債政策為基本前提的自立的資本主義，隨著甲午戰爭後日本放棄非外債政策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日本資本主義對外資的依賴度從外債開始有了明顯的持續性增長，國際資本主義由此登場。促使這一類型資本主義出現進一步實質性發展的，是日俄戰爭。

1904 年（明治三十七年）2 月10 日，日俄戰爭甫一開戰，日本就在2 月17 日的內閣會議上制定了發行外債的方針，即為了籌備軍費發行限額為2000 萬英鎊的外債。當時日本銀行的副總裁高橋是清隨即被派往紐約和倫敦，交涉外債募集和合約簽訂事宜。翌年2 月，為了能夠順利完成這一任務，高橋被任命為新設的帝國政府特派財政委員。在之後的三年間，高橋是清在海外活動中六次發行外債，總額達1 億3000萬英鎊（13）。經過這些外債的累積，日本的外債依賴度在質和量上，較日俄戰爭之前都實現了飛躍性的增長。

高橋是清是在大久保利通所主導的自立的資本主義腹中孕育出來的經濟專家，這一體繫的價值觀和思考方式已經深刻固定在他的內心深處。因此，在資本的國際性自由流動中，與其說他是積極的自由貿易論者，不如說他是一個消極的保護貿易論者，對於外債，他原本是持否定態度的。但是，為了應對甲午、日俄戰爭所帶來的國際政治經濟狀況的變化，高橋是清主導了自立的資本主義的轉變，違反了自己原來的信條，率先把日本對外債的依賴度提高到空前水平。高橋是清可說是不期然地成了從自立的資本主義向國際資本主義類型發展的過渡時期的經濟領袖。

作為“國家之基軸”的近代天皇制

日本近代的歷史演變，是史無前例地由明確的意圖和計劃來推進並完成的。在近代以前的日本，恐怕很難找出可與之媲美的、如此明顯的推動歷史形成的目的性意識。日本作為後進國家，以當時是世界中心的歐洲先進國家，特別是英國為模式範本，開始著手創造本國的近代歷史。

為了使日本實現近代化、形成並維持歐洲的功能體繫，需要一種能夠統合各種功能的事物。明治國家形成時的政治指導者們發現，在歐洲承擔這種功能的就是宗教——基督教。伊籐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5月樞密院開始審議憲法案之際，曾指出制定憲法的大前提是確定“我國的基軸”，點明“歐洲有宗教可成其基軸，深入浸潤人心，使人心歸一”的事實。那麼基督教在歐洲所發揮的“國家基軸”的功能，在日本將由什麼來承擔呢？

日本的憲法起草責任者伊籐博文未能從包括佛教在內現有的日本宗教中找到能發揮基督教在歐洲之功能的宗教。他認為日本的宗教之力很微弱，沒有任何一個能夠成為“國家的基軸”。於是他斷言：“在我國唯獨皇室可成為基軸。”由此，“神”的缺席成就了天皇的神格化。正如福田恆存在其著作《近代的宿命》中所指出的那樣，歐洲的近代是以宗教改革為媒介，從歐洲的中世紀繼承了“神”，而日本近代正如維新前後的“廢佛毀釋”政策和運動所像征的那樣，並沒有把“神”繼承下來。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如果日本想要締造歐洲式的近代國家，就不得不另尋歐洲近代國家以之為前提的東西，那就是被神格化的天皇。天皇制被視為歐洲基督教在日本的“功能等價物”。在這種意義上，日本的近代國家是對歐洲近代國家忠實地、甚至是過於忠實地臨摹的產物。

《大日本帝國憲法》中的天皇，是作首統合統治權的國家主權的主體。在統治權的行使方面，憲法規定“依憲法之條規而行”（第4條）。也就是說，天皇在憲法的定義上是“立憲君主”。但是，憲法並沒能明確地實現伊籐博文等人所預設的天皇的超立憲君主性格。第3條天皇的“神聖不可侵犯性”是以天皇的非行動性為前提的。它意味著在法律解釋上天皇是神聖的，故而不行動、故而不負有政治及法律上的責任，但並不具有在此之上的積極意義。也就是說，第1條所規定的作為統治主體的天皇與第3條天皇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在法律的邏輯上是不能同時成立的。

對一般國民具有巨大影響力的不是作為立憲君主的天皇，而是作為道德立法者的天皇。作為立憲君主的天皇和作為道德立法者的天皇之間存在的立場上的矛盾並沒有消失。而與這一矛盾密不可分的“政體”“國體”相克，一直是日本近代不安定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