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60 年代中期，在瑞士的巴塞爾我次見到了克裡斯蒂安·邁耶。那時我還是個研究生，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之後正準備寫論文。我一直對歷史和古典文化很著迷，因此結合了二者的古代歷史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我的選擇，但當時古代歷史專業的教授職位已經空缺了好幾年，因此當一位來自德國的年輕學者被任命為教授時，我興奮極了。這位教授讓我肅然起敬：他是漢斯·舍費爾（Hans Schaefer）和赫爾曼·斯特拉斯布格（Hermann Strasburger）的學生，而這兩位都是研究古希臘羅馬史的著名學者；他編輯了德國古典學家馬提亞斯·蓋爾策爾（MatthiasGelzer）的論文，而後者是研究羅馬共和國時期歷史的權威。因此，我滿心期待邁耶教授到巴塞爾來。按照習慣，他帶我在城市附近的小山上散步，我們就論文的選題進行了討論。終，我們決定以凱撒大帝為題，而且我完全被這個偉大人物迷住了。我在寫論文時成為邁耶教授在巴塞爾的助手，之後還跟著他在科隆待了一年，然後就去中學教歷史了。不過，我仍然會拜訪邁耶教授，我們在鄉間漫步暢談，一起品嘗葡萄酒。正因如此，我終做出了從事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決定，這成為了我人生的轉折點。
繼巴塞爾之後，邁耶教授陸續在科隆和波鴻任教，後定居在慕尼黑。多年以來，他已經成為所在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他取得的卓越成就無人企及。他是位擔任德國歷史協會主席的古代史學家，他還擔任了其他的學術領導職務，如德國語言和詩歌學會的會長。他得到了大量研究基金和撥款的資助，並獲得了許多殊榮和獎勵，這些都是對他研究工作和終身成就的表彰（包括德國格林兄弟文學獎、奧地利科學與藝術十字勛章，以及哥廷根科學院的利希滕貝格獎章）。他還是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挪威科學院以及雅典科學院的成員。
他的著作太多了，無法一一列舉，更不要說編輯的書刊、撰寫的文章以及書中的章節。他的著作主要集中在三個領域：古希臘羅馬史，現代德國的歷史和政治，以及從學科和歷史學家職責角度闡述歷史的意義和作用。（我在此列出一些有代表性的題目。）在古希臘羅馬領域，他的本著作《共和國的衰落：羅馬共和國晚期憲法和歷史的研究》（1966年，多次再版），還有《希臘人發現政治》出版於1980 年（英文版1990年），《獨裁者凱撒的無能：三部傳記概要》（1980 年）、《凱撒》（1982年，英文版1995 年）、《政治和優雅》（1985 年）、《希臘悲劇的政治藝術》（英文版1988 年和1993 年）、《雅典》（英文版1993 年和1999 年），以及現在出版的《自由的文化》（2009 年）。
在其他兩個領域，邁耶著有《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的四十年》（1987年，修訂大字版1990 年）、《世界歷史和史學家的領域》（1989 年）、《德國統一是一種挑戰：共和國的基礎是什麼？》（1990 年）、《不想統一的國家》（1991 年）、《議會民主制》（1999 年）、《當代的消失：關於歷史和政治》（2001 年）、《從雅典到奧斯維辛：歷史發展形勢的反思》（2002 年），以及《被遺忘的命令和不可缺少的記憶》（2010 年）。
讓我們來了解一下邁耶的生活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邁耶是一位非常多產的史學家，他在整個歷史領域尤其是古代史研究方面，以及近現代史一些緊迫問題的公共話語方面，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並且這種影響力還在不斷擴大。他從事古代史研究，但從不認為那段歷史消失了或是陌生的，為此他特意將一篇文章的標題改為《接近的陌生事》。換句話說，古代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很容易被理解，不需要經常做出解釋，而且由於年代久遠不會影響我們的判斷，不會失去已有的特性；它能激發人們對當前的思忖，並由於當前面臨的困惑而變得非常有趣和容易接近。這些足可以說明，邁耶恰好是一位有著深刻歷史見解的歷史學家，他認為有義務幫助他的國家和同胞接受糟糕的過去和迎接當前的挑戰；他也向歷史學家們表明，忽視歷史責任就要自擔風險，因為那是對他們的懲罰。他潛心學術研究，是為了豐富學生、學術機構和感興趣的大眾的認知。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個人，一個真正受尊敬的人，盡管擁有無數的成就和榮譽，卻依然保持謙虛（就像他在朋友和學生給他慶祝60 歲生日時所做的），他看重的不是已經取得的成功，而是學術事業上的不足，以及本應該承擔的責任。他注重自己的每一個社會角色，無論作為丈夫、父親，還是老師、朋友、同事和公民。他需要了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有利和不利因素，通過研究古代世界以及與志趣相投者分享自己觀點的方式來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與眾所周知的先知沒有在自己的國家被知曉不同，他的作品被讀者廣泛閱讀：人們在傾聽。
此外，還有一件事在親歷的學生中（和廣大觀眾）廣為流傳，邁耶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偉大學者，他喜歡通過生動的講述來激發他人的思考，他喜歡提問、跨越界限、尋求更深層次的答案、透過表面挖掘實質，在別人駐足的地方調查、試驗、駁斥和重新開始。邁耶正在探索可以解釋歷史進程的重要因素，因此他想與讀者一起分享，但這種探索不會是一片坦途，多半較為曲折，並隨著研究方向的變化而變化。本書的讀者不僅會學到許多知識，而且還能享受到發現和啟示的樂趣。
再來說說學者的探索和發現之路。邁耶初從事的是羅馬史研究，他試圖通過《共和國的衰落》（仍是一部權威性著作）一書來闡述羅馬共和國衰亡的原因。可問題來了：為何一個初非常成功的社會政治制度深陷危機，經過幾十年的垂死掙扎，注定走向失敗呢？邁耶認為，那是一場“不可避免的危機”。換句話說，它是一個人們再清楚不過的危機，但人們很難在垂死的制度內找到解決辦法，也無法超越這個制度，因為所有能想到的備選方案都很難在思想上被接受。同樣“中肯的表述”也出現在邁耶的其他作品中。
關於希臘史方面，邁耶近四十年來一直致力於一個問題的研究，但該問題涉及許多方面：為何一些非常重要的現像恰好出現在一個小邦林立的土地貧瘠的國家，它們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於當時的強國都忽視了它們的存在，而在此出現的現像與之前的完全不同，並且對後世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一些問題的現像涉及許多方面，如政治價值和術語、政治或“政治的”、民主、政治思想、戲劇的政治作用、歷史編纂學以及整個希臘文化。在他的作品中，“希臘人：世界歷史的政治革命”是有表現力和令人難忘的一個題目。因此，《自由的文化》一書重點探索了希臘文化的起源，它與自由的關繫，以及它在歐洲歷史起源中所起的作用。
古希臘與近代歐洲的聯繫並不明顯，但為何像本書這樣一本關於希臘文化起源和特性的書，會在許多章節討論歐洲歷史的起源，以及古代世界尤其古希臘是否應被視為其中一部分的問題，這是為什麼呢？當歐洲正在努力實現統一，重新界定範圍、歷史、傳統和在世界上的地位時，這個問題就顯得非常有意義，而且它的重要性已經超出了歐洲的範圍。現在經常有兩種對立的觀點出現，一種強調現代文明的血統，尤其認為民主制源於古希臘，但這個觀點經常遭到駁斥和謾罵；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古代世界包括羅馬在內，雖然終涵蓋了歐洲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區，但它的聚焦點始終在地中海和近東地區。隻有到了中世紀，歷史纔變成了“歐洲的”（政治上和文化上），這種情況使得“歐洲歷史”有了更加確切的意義，因此中世紀而不是古代就成為了歐洲歷史的開始。邁耶追溯這些討論，承認它們的重要性，但後來他改變了關注的焦點：政治的真相不可能與文化史相同，原因有兩個。一是，歐洲作為一個大陸，它擁有的獨特的文化政治前6 世紀晚前5 世紀早期的古希臘人。二是，雖然從古希臘到中世紀再到現代歐洲，它們之間缺乏直接的政治延續性，而文化方面的延續也多數是間接地通過羅馬和拜占庭傳播的，但卻廣泛存在，這一點更為重要。此外，還有一個決定性因素，雖然受到君主權力的控制（無論宗教或世俗），但歐洲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文化的發展是由古代文化發展而來的，並且深受其影響。歐洲文化很可能源於古代文化，實質就是古希臘文化。至少從文化的角度，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來研究古代世界的歷史，尤其是作為歐洲史前史和早期歷史的古希臘文明的起源，當然它的影響已經超出了歐洲的範疇。
本書第二部分（主要部分）涉及實際上處於“古風時期”的早期希臘（前750—前500 年），邁耶主要研究了源自“黑暗時代”（前1200—前750 年）的希臘城邦世界（通常很小，直接接觸的公民集體）的形成。
在輝煌的希臘青銅器文明（邁錫尼文明）毀滅，人口、地域、文化技能（盡管有多方面的連續性）大幅萎縮之後，希臘人又開創了新的生活和文化。幾個世紀以來，這些城邦不斷發展和相互競爭，並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許多新城邦，以此擴大它們的世界，雖然它們與位於東部和南部（從安納托利亞和黎凡特到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高度發達的文明保持密切聯繫，卻不受強國的直接掌控。作為一個民族，他們是如此自由，不受他人的統治。此外，平等的競爭和多樣化的城邦平衡體繫使得一些有實力的大城邦（如斯巴達和雅典）出現了，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城邦不是以控制或統治他人為目標。城邦內部也是如此：出現了少數的短暫例外（“僭主”），盡管社會和經濟分化以及由此引發的衝突與日俱增，但顯然沒有出現高度集中的君主政權。城邦內部的自由也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並實現了自給自足。
邁耶認為，這一切產生於特殊的條件和環境之下，它們不僅是事實，而且也是希臘人想要接受並為之生活和奮鬥的全部，他們一直保護著它們，前6 世紀晚前5 世紀早期他們與龐大的波斯帝國的終對決。這種文化不是產生於君主意志，而是源於公民群體，受公民集體意志的驅使，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的。這不僅為希臘人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也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和挑戰，因此公民必須憑借自己的力量解決，他們要尋找共同的生活方式，建立自我管理的機構和制度。邁耶說，為了征服這些挑戰，他們需要自己的獨特文化。他們要大範圍地發展文化，從詩歌、政治思想、繪畫以及雕塑和建築的法則，終到哲學以及地理和科學的起源，以此應對復雜的生活和任務，表達自己的想法，思考並解決遇到的一切問題。他們是這些做法的首創者，因為他們沒有後來文化所享有的特權：沒有希臘人可以模仿，並引導他們進行思考。雖然邁耶充分考慮到古代近東文明對希臘文化的影響和充實，但他也強調希臘文化在社會和政治方面與它們有很大不同。在構建公共領域和生活方面，希臘人發現近東文明對他們的幫助不大，他們必須找到自己的方式。
本書的獨特之處，不是因為它從一開始就將早期希臘社會和文化追溯到“古典的”偉大，這些工作已經有人做了。它的獨特和魅力在於，通過構建的合成實現了所謂的“同感再現”：它將我們引入鬥爭、焦慮、痛苦和歡樂當中，這些都是希臘人被迫和主動應對巨大挑戰時的經歷。邁耶的思考不僅僅涉及希臘人取得的成就及原因，而且還牽扯到是什麼問題導致了這一切的出現。特別的是，他試圖理解為什麼他們要發展適合自己的獨特生活方式、群體形式和文化，這樣無論是在自己的城邦還是整個城邦世界，他們都無須聽命於他人，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地生活和自我管理就可以了。本書不隻是讓我們了解這個過程，還要通過體驗用一種全新的方式理解其重要意義，以及希臘人為了追求自由而讓公民集體努力來發展一種文化的必要原因。
後，本書是一個重要的三部曲的第三部。邁耶曾說，他想寫三種類型的傳記：重要人物傳記、城市傳記和文化傳記。這個願望的起因是對現有各種傳記的不滿，那怎樣做纔恰當呢，既能體現傳記的意義，又要保證內容的趣味性。這一點在邁耶的《凱撒》一書中得到了體現。他認為，在展現凱撒這個偉大人物時，不能讓讀者覺得他就是我們中的一員，而是要把他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解讀。這就需要把歷史上的角色以及決定他行為的文化納入傳記中，這裡面不僅包括基本的社會和事實背景，而且還蘊含著令人費解的復雜的特性。結構上的發展甚至分析成為傳記的必要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至於《凱撒》一書，雖然遭到了一些傳統史學家的批評，但卻成為廣大讀者的文化盛宴，他們中既有學者和學生，也有對此感興趣的普通讀者。對細節的必要修改和內容的充實，所有這些都在邁耶的城市（雅典）和文化“傳記”中得到體現。
《自由的文化》是迄今為止第三本雄心的“傳記”，它涵蓋了整個文化，至少包括了文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書中後的簡短展望指出延續會走向何處。）它代表了一位研究希臘古風和古典時期歷史的傑出學者所付出的努力，他將自己之前的學術成果融入全面了解、描述、探索和解釋希臘文化起源和發展的獨特現像中，從而展示出希臘通過自身以及與古代近東文化和地中海其他區域的聯繫，在與其他先進文化完全不同的條件下從開始走向全盛。
從本書中，我們還領略到了邁耶所具備的作家品質。由於風格獨特和內容深奧，《共和國的衰落》初的受眾隻限於德語讀者，作者至今也沒打算翻譯它。不過幸運的是，後來的書大部分被翻譯成多種語言。事實上，邁耶在寫作風格上追求多樣化，如優美的、創造性的、富於想像力和迷人的風格，因此他先是當選為德國語言和詩歌學會的會員，然後又做了會長，這一切絕非偶然。其實，早在他為赫爾穆特·西蒙（HelmutSimon）的譯著——凱撒的《內戰記》（1964 年）所作的序言中，就突顯了這方面的纔能：他引導讀者從當前危機的核心逐步挖掘到結構性問題和矛盾的形勢上，也正是這個深層次原因導致了一場以捍衛個人榮譽為由的內戰爆發。此外，《政治和優雅》一書也展示出邁耶優美的文學風格。這本小冊子的封面是雅典娜女神，這個角色由尤塔·蘭佩（Jutta Lampe）扮演，她在20 世紀70、80 年代的哈裡遜河岸劇院（Schaubühne am HalleschenUfer）參加《奧瑞斯提亞》（Oresteia）的演出，她的表演非常出色，這就是當時的古代戲劇給我留下的深刻印像。出於對古代悲劇的意義及其表現的共同興趣，讓邁耶有機會接觸到全體演員，他和演員們有過多次合作。他非常著迷於挑戰，他對本書的創作，有部分原因是受到了這種經歷的激勵——轉而說明他與所描寫文化的接觸。
盡管本書的翻譯沒能完全展示出邁耶的風格，但我相信讀者仍可以從《自由的文化》中發現（並欣賞）其獨有的特征和品質，還能看到它的多種用途：敘述並解釋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可以進行探索、尋究和懷疑，以及幫助讀者分享作者的研究成果，即發現正在研究的復雜問題的隱秘答案。
庫特·A. 拉夫勞伯
普羅維登斯，羅得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