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政府

第2章 歐洲的政治形勢

第3章 思想與文學

第4章 維多利亞時代的預言家

第5章 維多利亞時代的歷史學家

第6章 托馬斯?卡萊爾與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

第7章 托馬斯?卡萊爾與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續）

第8章 新英格蘭文藝復興

第9章 美國共和黨的誕生

第10章 羅馬作為教皇國首都的後時光

第11章 帝國即和平

第12章 幽默文學

第13章 鐘情書信的維多利亞女王

第14章 長詩風潮

第15章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傑

第16章 英國海軍、陸軍與外交政策

記錄史實時，歷史學家不摻雜個人情感。在撰寫史書前言時，歷史學家可稍稍逾矩，也可使用史書論述中忌諱的人稱。

20世紀早期，牛津大學的現代歷史學教育頗負盛名。其中，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的現代歷史學繫成果突出。時至今日，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仍一如既往，秉承嚴謹治學、啟迪心智、剛健活潑的作風。牛津大學的現代歷史學繫曾隻顧研究憲政史與政治史。英格蘭歷史學家喬治?皮博迪?古奇的研究，涵蓋了英格蘭歷史的方方面面。他認為，牛津大學現代歷史學繫很少有人關注文化史。歷史就是生活，因此，歷史研究必須囊括生活的各個方面。這意味著，社會文化領域應獲得與其他領域歷史研究同樣多的關注。

我還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任教時，對喬治?皮博迪?古奇提到的現像深有感觸。我發現，美國歷史學家素來醉心於鑽研本國的社會歷史。那時，卡爾?羅素?菲什和弗雷德裡克?L?.?帕克森也在威斯康星大學任教。在那個時代，一個人如果沒有意識到“歷史如果缺乏社會性便毫無意義”，那麼就根本無法進入威斯康星大學任教。

已故的喬治?G?.?哈拉普先生無疑是一位十分善良、謙恭的出版商。在他的幫助下，我出版了《18世紀的英格蘭》《理性時代》和《浪漫主義時代》等書。在這幾本書中，我努力記錄了18世紀文化史的某些方面。其中，《理性時代》和《浪漫主義時代》側重於18世紀的歐洲文化史。然而，運筆至繁榮昌盛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時，我很快便意識到，隻有把書寫成一部百科全書，纔有可能把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完整地呈現出來。因此，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必須做到詳略得當。本書主要著墨於1840年至1870年以及1880年前後的時期。本書某些內容與喬治?馬爾科姆?揚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早期的英格蘭》相關。1934年，《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早期的英格蘭》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共兩卷，內容詳實有趣，但隻在英格蘭有售。我的這本《維多利亞女王時代》，除了包括歐洲歷史相關的史實，還有五章（即第五章至第九章）談及美國歷史。我必須承認，本書增加這五章內容，是出於我對美國歷史的濃厚興趣。毋庸置疑，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美國人民的確曾為人類文化做出傑出貢獻。這一點，在《新英格蘭的繁榮》中，美國歷史學家範?懷克?布魯克斯就曾詳細地記錄下來，並且他高度評價了美國人民的文化貢獻。此外，美國政治也對舊世界秩序產生了間接、巨大的影響。

雖然本書的主題為“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文化與安適生活”，但這並不代表這一時期的英格蘭人民文化素養很高，生活很安逸、閑適。伊麗莎白?巴雷特?勃朗寧夫人的詩作《孩子的哭聲》、托馬斯?胡德的《襯衫之歌》，以及1842年的《勞動人口衛生條件綜合報告》，都是英格蘭人民依舊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例證。當然，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社會總體發展趨勢向好，社會文化水平提高，文化得以傳播，文學界百花齊放、欣欣向榮。當時，英格蘭的中產階級雖然仍是小群體，但中產階級的人數不斷攀升。在英格蘭文化的洗禮下，英格蘭中產階級獲益匪淺，生活愈發愜意。除了中產階級，英格蘭許多工人階級家庭也開始過上安適的生活。

後，特別感謝約翰?默裡先生允許我在本書第十三章中節選《維多利亞女王書信集》的部分內容。對此，本人深表感激。

在《民主與自由》一書中，愛爾蘭歷史學家威廉•愛德華•哈特波爾•萊基曾寫道：“我認為，世界上好的體制，就是英格蘭《1832年改革法案》和《1867年改革法案》生效期間的英格蘭憲制。”威廉•愛德華•哈特波爾•萊基這番評價涵蓋了許多方面。他指出，1832年前後，英格蘭中產階級和法蘭西及其他某些歐洲國家的中產階級一樣，開始獲得自主權。當時，人們認為，中產階級政府的執政手段，與政治哲學家提出的理想十分吻合。《1832年改革法案》規定，英格蘭各城鎮中年收入超過十英鎊的戶主，以及各地每年付十英鎊以上的土地租賃者和自有土地者，皆享有投票權。同時，法案限制了口袋選區選民的特權，使英格蘭選民人數增加了近五十萬人。在法蘭西國王路易•菲利普一世的統治下，所有直接繳稅額超過三百法郎的法蘭西人都可獲得投票權。即便如此，法蘭西仍隻有不到二十萬人擁有投票權。然而，著名的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認為，法蘭西這一表決體制是非常好的“折中之道”。

自中世紀中期以來，歐洲多國資產階級循序漸進，逐步推翻了封建階級。18世紀，在多位專制君主的努力下，歐洲反封建的進程幾近功成。直至19世紀上半葉第二次工業革命興起，歐洲反封建事業纔大功告成。

對歐洲統治者來說，他們寧願被稱作“資產階級”，而不是“中產階級”。所謂“中產階級”，並非也永遠不會是處於“高產”或“低產”之間的一個階級。試想，一個具有統治性質的階級即便已凌駕於某一階級之上，也絕不願屈居於另一階級之下。因此，具有統治性質的階層又怎能稱得上是“中間階級”？即便就社會層面而言，統治階級也不算是“中間階級”。因為統治階級成員一旦坐上政府高位，就已擁有與貴族無異的社會特權。上層資產階級大力推崇平均主義，是因為他們認識到，他們與往日的上層封建階級擁有同樣的政治與社會平等權。

“資產階級”纔是中產階級的真正內涵，因為中產階級來自各個城鎮，而“資產階級”一詞原本就有城鎮居民的含義。中世紀的城鎮居民不僅是各國君主的依靠，也是擊潰封建制度的急先鋒。慢慢地，“資產階級”一詞不再僅僅指代“城鎮居民”，還涵蓋所有抱持某種特定思想的人。法蘭西政治家安德烈•西格弗裡德曾說，資產階級是指“有積蓄的人”。有人可能會問，“積蓄”到底指什麼？安德烈•西格弗裡德說的積蓄，並不單指金錢，或者是其他類型的財產，還包括文化儲備。中世紀接近尾聲時，資產階級在脫離天主教派後開始不斷積累財富。此外，印刷術的發明與普及，使窮人也能獲得文化知識。從此，資產階級成為歐洲文化發展的主要力量。在文化發展機遇的推動下，資產階級成績斐然。無論是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文學、路易十四時期的建築和戲劇、18世紀輝煌的藝術，還是西班牙小說家米格爾•德•塞萬提斯、英格蘭作家弗朗西斯•培根、法蘭西文豪勒內•笛卡爾和法蘭西思想家伏爾泰的文學成就，無一不是資產階級的功勛。19世紀工業時代，資產階級則擁有了更多機會去尋求新奇的職業、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得到經濟保障。那時，機器並非世界的主宰，而是幫助更多人開創美好生活的工具。19世紀，資產階級的終目標是讓所有人成為資本家。因此，資產階級期望能夠以文化、思想、藝術和哲學團結全體人民，構建一個無階級社會。“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的思潮。”

依照資產階級的理念，政府應該奉行個人主義，成為人們的表率，對人們負責。政府之所以應該奉行個人主義，是因為雖然政府干預對國家來說必不可少，但國家的精神領域和國民的個人性格必須自由發展、不受拘束。與此同時，政府之所以要成為人民的表率，是因為在資產階級公平、公正的理念要求下，政府盡管不由人們直接管理，但是必須由人們選舉產生。後，政府之所以要對人們負責，要從根本上受人們代表的群體控制，是因為在資產階級公正思想的要求下，任何專制權威都不得隨意擺布個人。因此，19世紀中葉的所有政治措施，都有自由主義傾向。從歐洲的角度理解，“自由主義”是指政府受到由多位大臣組成的內閣控制，內閣大臣向議會立法機關負責，該議會立法機關分為兩大互相制衡的議院。

這種權力制衡的資產階級政府管理體制，在美國得到了體現。1830年前後，一位叫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的法蘭西年輕司法官員接受政府指派，訪問美國，調研美國的監獄繫統。托克維爾對研究人類社會與政治的哲學史十分感興趣。在美國遊歷一番後，他終完成了名作《論美國的民主》，並且於1835年出版該書。書中的所有觀察和反思，無論是對身在1865年還是1835年的美國人來說，都具有同樣的參考意義。實際上，詹姆斯•布賴斯也曾在美國度過漫長的遊學時光。在1888年寫成的《美利堅聯邦》一書中，他也得出了和托克維爾幾近相同的結論。

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托克維爾寫道：“沒有任何文明國度，會對哲學毫不關心。”然而，美國人全部表現出一副“擁有屬於自己的哲學”的模樣。即便美國人有著同樣的思想基礎，但對各種不同的觀念，每個美國人都有其獨到的見解。哲學家以個人標準評判一切政治、宗教事件的傳統，其實始於法蘭西。由於美國社會基督教傳統深厚，美國人接納了法蘭西哲學家發起的思想“自由”，但這種自由依舊帶有一定的約束與限制。美國人深信，所有公民的文明程度都能不斷提高。貴族階級不相信人類本性會臻於完美，民主與人類本性相反。他們認為“美國人本性的自我完善趨向，比任何國家的人都要強烈”。這就解釋了為何美國人從不制造可以長久使用的船和機器，“因為他們希望不斷對產品進行改良”。托克維爾曾與一位航海家談及這一話題。他說：



我曾與一位美國航海家交談，問他為何美國建造的船使用壽命很短。那位航海家不假思索地答道，航海的藝術，在於每日快速行進。所以性能再好的船，下水若干年後，它的性能也會日漸衰退。這些話，不過是某個泛泛之輩隨口一說罷了。我卻從中聽出了那話裡體現的繫統性思維，這正是一個優秀民族關切的。



美國人的思想聚焦於實物上，同時他們也會借鋻歐洲的理論：



美國與歐洲雖有一洋之隔，但我不願將美國和歐洲割裂開來。我認為，美國有部分公民，是當初被派往美洲新大陸開荒拓野的英格蘭人。其餘的美國人生活更加閑適，不為苦差所擾。這部分美國人可能更注重思考，更願意全方位地拓展思維。



可以說，19世紀中期的歐洲已進入報紙興旺發展的時代。托克維爾於1859年去世，所幸，在有生之年，他目睹了報業的興起。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托克維爾寫道：“美國人的社會平等觀念及他們各抒己見的欲望，正是美國報業興旺發達的原因。”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在美國蔓延開來，托克維爾發現，工業貴族階級已開始在美國嶄露頭角。這個階級雖然多生事端，但並不會對社會構成威脅。托克維爾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現代國家的文明體繫岌岌可危。和古羅馬帝國時代不同的是，現代文明的危機並非緣於野蠻種族之外的因素，而是來自野蠻種族內部。在《論美國的民主》結尾，他這樣寫道：



在我們這個時代，人類生存條件愈發平等，這是一個無法阻擋的趨勢。然而，在平等原則下，人類到底會受人奴役還是贏得自由，會獲取知識還是變得野蠻，會走向繁榮還是陷入不幸，仍取決於人類自身。



美國和全世界各個英屬殖民地都不存在舊貴族掌權的情況。因此，新興資產階級的平等化政治趨勢，自然在這些地區體現得尤為明顯。在英格蘭，資產階級開始愈發重視自身的權利、能力和未來。本傑明•迪斯雷利步步高升，就很能說明這一現像。本傑明•迪斯雷利是資產階級保守派的中流砥柱，是貴族制度的追隨者，掌權後還不斷為貴族階級添磚加瓦。資產階級保守派向來不贊同采取煽動性舉措。因此，身為資產階級保守派的本傑明•迪斯雷利即便確實有挑起事端的能力，也不會隻把自己的纔干耗費在煽風點火的小事之上。他要憑借自身的無雙纔智和勤勉精神，登上英格蘭政壇的高位。本傑明•迪斯雷利創作了許多小說，包括1826年的《維維安•格雷》、1844年的《科寧斯比》、1847年的《坦克雷德》及1880年的《恩迪米恩》。這些小說，都是本傑明•迪斯雷利的內心自白。

《維維安•格雷》的男主人翁維維安•格雷外貌出眾、心思細膩，是女性心目中的萬人迷。接受了虛偽的修道院教育後，維維安•格雷每晚開始沉醉溫柔鄉。然而，在道德的溫室中，維維安•格雷就像一株既柔弱又茁壯的幼苗，成長得異常迅速。盡管維維安•格雷晚上總是花天酒地，但在白天，他仍是個孜孜不倦的學生。此外，他讀過的歷史典籍不計其數，隨後也慢慢邁入世上讓人愉快，但對一個少年來說過於艱險的領域—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