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作為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籌建小組的一名顧問，我參加了由一些普通民眾組成的內容委員會（Content Committee）的一次會議，審查博物館常設展覽的計劃。它本該是一次活潑而有生機的集會，卻因是否要展出德國人從奧斯維辛的猶太婦女那裡“收割”來的頭發而引發爭議，這些頭發被賣給為U型潛艇海員生產毛毯和吸水襪的工廠。當蘇聯人解放集中營時，他們找到了數個填滿了頭發的倉庫。奧斯維辛博物館曾把幾公斤這樣的頭發贈給了USHMM。博物館的設計者計劃將它們擺列在一堆受害者的鞋子旁邊，後者同樣來自集中營。當這個想法首次被提出時，一些博物館的職員就表示反對，認為它貶低並物化了女性。雖然在奧斯維辛展示那些頭發是合理的，但他們不認為在遠隔重洋的另一片大陸上也應當這樣做。一些人擔心青少年——有鋻於這個年齡的群體通常所處的特定環境 — 會以這種展品表現出的殘忍為樂。盡管他們提出了異議，委員會還是以九比四的結果投票通過了這項展覽。自這次會議之後，一些幸存者開始為之憂心，並且要求重新考慮這個決定，於是便有了這次會議。該計劃的負責人提出了學術上、心理學上甚至與拉比相關的論據來應對反對意見。學者們，其中包括為卓越的大屠殺歷史研究者之一——委員會成員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都認為這些頭發應被展覽，以展現“終解決”的“終極理性”。德國人將身體部位視為可被轉化為“工業對像”的東西以及可以買賣的商品。心理學家相信，頭發的展示並不會比整個展覽的其他部分更加惹人不安。猶太教正統派的主要拉比們也確信展示它們並不構成對死者的褻瀆（nivul hamet），且沒有違背宗教律令。為了和緩某些反對意見，設計者們提議在展櫃前設立一堵牆。參觀者可以選擇是否觀看它，而不是將展品直接暴露於參觀者面前。
但是有兩位委員會的成員起身反對，他們都是大屠殺的幸存者。其中一位主張這會構成“對女性身份的侵犯”。另一位的說法則更加個人化： “那可能就是我媽媽的頭發。她從來沒有許可你們展出她的頭發。”當她坐下時，又順便補充道： “它也可能是我的頭發。”討論很快便結束了。沒有投票，但所有在場的人都知道決定已經做出了。當我們離開時，一位委員會的成員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語道： “我不反對展出那些頭發，但我又以什麼身份來質疑那些幸存者呢？”此後不久，內容委員會的主席宣布，受害者的頭發將不包括在常設展覽之中。今天，它們位於華盛頓郊外的一間倉庫之中，從未被展覽過。幸存者們以人稱發聲，有著語義上的、歷史的以及道德上的權威性，勝過心理學家、博物館策劃人、歷史學家和其他的專家。
但對於艾希曼審判而言，這種情況或許永遠不會發生。
這場審判，其目的在於對一名幫助組織並實施種族屠殺的納粹分子提起訴訟，它不僅審判了兇手，也在同等程度上改變了猶太人的生活與社會。在整個世界上，它改變了我們對於種族屠殺受難者的認識。

1961年4月11日，耶路撒冷嶄新的文化中心貝特哈姆（Beit Ha’am）劇院人頭攢動。超過700人擁入這裡，為了目睹對“‘終解決’的主要執行官”的審判。全球的報紙都報道了這一事件。美國的電視網絡進行了專門的電視轉播。這並非首次審判納粹戰犯。但在耶路撒冷的記者比在紐倫堡的更多。為什麼這場在逾越節剛剛結束後進行的審判與紐倫堡的特別法庭不同，而納粹組織裡許多地位高得多的人物都在後一法庭上受審？部分差異是由這兩個事件發生時間不同造成的。紐倫堡審判在戰爭甫一結束便進行了，那時許多人都想暫時緩解此前五年所經歷的精神恐懼。在紐倫堡，多個被告一同站在被告席上，而現在則是單人獨自受審。艾希曼被送上法庭的方式加劇了訴訟程序的戲劇性。他在阿根廷被捕，並被秘密地帶出該國，送至以色列。直到他被逮捕整整一年之後，他究竟是如何被找到的這一點仍舊迷霧重重。但他是在何時、如何被抓獲的，與被誰抓捕相比，則沒那麼重要 — 重要的是誰找到了他，更重要的是誰將審判他。在紐倫堡，勝利者坐在裁判席上；而此時，受害者代表將坐在那裡。戰爭剛剛結束時，大多數的猶太難民正如大屠殺幸存者一度被認為的那樣，將精力集中於拼湊出一個新生活，而非尋求懲罰。即便有人曾想將那些摧毀了他們生活的人繩之以法，他們也沒有相應的機制來這麼做。與之相比，到1961年時，戰爭的緊迫感與其後果都已經成為往事。幸存者們的傷口已經開始被不斷推移的時間包裹起來，現在他們有了更多身體與情感上的精力去要求正義。然而為重要的是，現在有了一個獨立自主的政體來實現它。以色列國（當時它正在步入成年期）就是受害者從促使“終解決”成為可能的無力狀態中擺脫出來的例證。
圍繞著審判的興奮與興趣極少針對審判結果。大多數人，包括身在審判現場的和等待在外的，都期待著艾希曼被定罪。我們所不知道的是，當歷史、記憶與法律在耶路撒冷的這座劇院中相遇時，會發生什麼。法律能證明自己足以裁決如此空前的事件嗎？審判程序可以實現懲罰與真正的正義嗎？艾希曼所主張的服從命令的辯護策略是否會占據上風？他是否在嘗試為種族屠殺辯解？以及（如果有的話）什麼會是給未來的經驗教訓？

我完成這部書時，恰逢艾希曼審判五十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這一事件是我童年記憶中一個生動的部分。那段時間，家人在固定的時間用晚餐，以便在電視上收看來自耶路撒冷的新聞片段。我記得艾希曼站在玻璃隔間內的那張照片，它在開庭日當天被刊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頭版上。在審判的第二天，如果蘇聯沒有將尤裡?加加林送上太空並將他安全帶回的話，有關審判的新聞本會成為的頭條。作為一個13歲的孩子，我對於與猶太人聯繫緊密的東西被如此突出地強調感到十分好奇。在那個時期，我的世界大致地被劃分成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事實上我切近的圈子中的每一個人——同學、鄰居，以及朋友——都是猶太人。如果你要我去回憶那些歲月，我會向你講述我成長於其中的那個欣欣向榮的猶太集體。而且我會堅持認為我沒有發覺過反猶主義的哪怕一點跡像。即使我知道有一些社區是猶太人不能居住的，一些公司也不會雇用猶太人，我還是會這樣說。我曾聽一些朋友的哥哥姐姐們說過，即便他們有出色的成績與學術水平，也無法進入某所常春籐高校，因為它的猶太學生配額已經滿了。在八年級時，我們已經知道不要去考慮某幾所特定的學院，因為對於成長於猶太人社區、上猶太中學的猶太學生而言，被它們錄取異乎尋常地困難。我們完全沒有對此感到震驚，而是接受了它（這麼說令我羞愧），即把它當作生活的一個事實。這就是當時的情況。1961年，肯尼迪剛剛成為總統。我還記得，在他就一位天主教徒是否“可能”成為總統這一問題而進行媒體辯論，來爭取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過程中，我是多麼疑惑不解。我的13歲的推理能力是淺顯直接的：美國的每一個人要麼是基督教徒，要麼是猶太人。而總統職位不會向猶太人開放，這是一樁明確的事實。信奉基督教的白人，尤其是像肯尼迪那樣享有特權的人，不會面對這樣的障礙。那麼為什麼，他的提名會遭遇問題呢？當我回過頭來看那些年月時，我感到茫然，不是因為我沒能理解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差別，而是因為我接受了某些特定的道路對猶太人而言就是封閉的。（我的父母在這一點上遠比我激憤。相較而言，我更多意識到並且深深為之困擾的是非裔美國人要面對可怕且暴力的歧視這一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