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世人談及德國海軍，總會先想到二戰中令人生畏的德國潛艇部隊和發明“狼群”戰術的德國潛艇部隊司令鄧尼茨，可以說“德國潛艇”和“鄧尼茨”不折不扣地成為了德國海軍的代號和“形像代言人”。但縱觀整個德國海軍百餘年的歷史，對德國海軍影響深遠的不止鄧尼茨一人，如對海軍建設情有獨鐘的德皇威廉二世、素有“德國近代海軍之父”之稱的蒂爾皮茨，還有就是德國海軍總司令雷德爾。
雷德爾是一位對德國海軍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從1928年10月擔任德國海軍部長開始，到1943年2月因與希特勒發生分歧主動辭去海軍總司令一職為止，雷德爾實際領導德國海軍長達15年之久。正是在雷德爾的領導下，弱小的德國海軍擺脫了《凡爾賽條約》的束縛，秘密擴軍備戰，逐漸發展壯大，成為德國手中一支不容小覷的侵略擴張力量。雷德爾的這部個人回憶錄對於研究德國海軍史是一份價值頗高、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回憶錄中，雷德爾對自己戎馬生涯的詳細描述和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及軍事行動的全程記錄，使我們能夠全面了解次世界大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海軍的興衰歷程。書中披露了大量關於一戰後德國海軍重建和二戰中德國入侵挪威、英國、蘇聯以及大西洋海戰等一些鮮為人知的幕後情況，對後人全面客觀地開展分析研究非常有幫助。
研究海軍史的積極意義不僅在於它能為我們撥除歷史迷霧，看清“山的那一邊”發生的一切，更為重要的是能夠幫助我們探尋海上戰爭的基本規律，汲取各國海軍建設的經驗教訓，指導我們今天的海軍現代化建設。單就德國海軍的興衰成敗而言，我認為，至少可以給我們以下幾點啟示：
一是瀕海強國在崛起過程中應避免與海洋強國過早攤牌。一般來說，瀕海強國既有陸地強鄰，又被海洋國家視為潛在對手，安全威脅常常來自陸地和海洋兩個方向，因此必須堅持陸海兼顧。在來自陸地威脅較小的情況下集中力量向海洋發展，在來自海洋威脅較小的情況下則集中力量消除陸地的隱患。然而，德國由於沒有處理好陸海並重中的側重與節制的關繫，常常使自身陷入英、法、俄等陸海強國的雙重包圍之中。同時，要看到海洋強國的地緣環境相對有利，又能夠利用瀕海強國與其陸上強鄰之間的矛盾漁利，因此處於崛起過程中的瀕海強國應避免與海洋強國過早發生直接衝突。
二是必須按照海軍建設發展的內在規律建設海軍。國家必須將海軍建設放在一個長遠的歷史時期加以規劃，使之循序漸進，逐步增強，而不能操之過急。以德國海軍的教訓而言，如果當初希特勒能按照雷德爾提出的“Z”計劃穩步推進海軍建設，不提早發動侵略戰爭的話，德國肯定會建成一支能與英國相抗衡的海上力量。同時，從海軍建設的角度來講，雷德爾關於建立均衡發展的海軍和發展海軍航空兵的設想也都是正確的。此外，德國海軍建設過程中遇到的諸如官兵的教育訓練、紀律和士氣，以及發展裝備等很多問題，我們可能感到似曾相識，這說明隻要我們對別國海軍建設的經驗教訓加以分析研究，汲取精華，剔除糟粕，就可以少走很多彎路。
三是要以正確的海軍戰略指導海軍作戰。實行什麼樣的海軍戰略，要綜合考慮軍事、政治、經濟和地理條件等多方面的因素，關鍵是以己之長，克敵之短，切中要害，量力而行，而不能好高騖遠，超越自身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實施力所不及的作戰行動。二戰爆發後，雷德爾根據敵我雙方的實力對比和英國高度依賴海上貿易的特點，決定集中力量打擊英國的海上交通線，而不是以弱小的德國艦隊與強大的英國艦隊正面交鋒，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希特勒對此卻缺乏深刻認識，他沒有聽從雷德爾的忠告，將海軍的作戰重點放在打擊英國的海上交通線上，而是一意孤行，先是企圖直接登陸入侵英國，踫壁後又不顧雷德爾的強烈反對進攻蘇聯。希特勒也沒有及時采納雷德爾占領馬耳他等英國在地中海的重要基地的建議，對於雷德爾強烈要求的加快U型潛艇建造的建議，希特勒也沒有給予高度重視，這些都是德國海軍走向失敗的重要因素。就雷德爾自身而言，在沒有有效制空權的情況下，還貿然派“俾斯麥”編隊到大西洋出戰，導致“俾斯麥”號被擊沉，也是他指揮決策上的重大失誤。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雷德爾起初並不贊同希特勒發動侵略戰爭，他本人對納粹黨也素無好感，並強烈主張軍隊同政治應該徹底分離，但不管怎樣，雷德爾苦心經營的海軍以及他本人實際參與了希特勒發動的侵略戰爭，淪為納粹德國侵略擴張的工具，這一點是不爭的事實。對於雷德爾關於戰時行為的辯護，讀者應保持清醒的頭腦予以鋻別。
相信本書對志於海軍史研究的朋友和關心海軍發展建設的各界人士會有所幫助。
自序
在《山的那一邊》一書的導言裡，英國軍事理論家李德·哈特記錄帥威靈頓公爵生活中的一段趣事：在一次旅行中，威靈頓公爵和一位熟人為了打發時間，兩個人一起猜每座山的另一邊會是什麼樣的地形，當這位熟人對威靈頓準確的預言表示萬分驚奇時，威靈頓回答：“我一生都在努力地去嘗試發現山那邊隱藏著的東西。”
由於視線受到山的阻擋，對於普通人來說，要準確地描述山的那一邊隱藏著什麼東西是非常困難的。然而，要透過把現在和未來分隔開的那座不可逾越的山峰，看清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更是難上加難。我們的存在和行動都是為了未來而進行的，並為此努力地去勾畫出一幅關於未來的圖像。然而我們對未來的預見卻總是模糊不清，盡管我們知道某些事物確實存在，卻無法僅僅憑借希望和願望來勾勒出它的輪廓，描述出它的顏色。任何人都不會知道自己將面臨什麼樣的命運。因而，我們基於對未來的認識而采取的任何決心和行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
當我們到達了“山的那一邊”以後，再回過頭來看待發生的一切，情形就必然會大不相同。一度被迷霧籠罩的事物變得清晰了，一度棘手的問題找到了解決的方案，一度確定無疑的事物變得虛無縹緲，一度無關緊要的東西現在成了解決問題的關鍵。審視過去，現實情況與原先對未來的認識截然不同。
現在我們終於站到了“山的那一邊”。我們終於可以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歷史事件按照正確的軌道進行了重新的排列組合。然而，如果我們想正確描繪過去、認識未來，就必須弄清環境和人為因素對歷史事件的影響，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過去發生的事情進行大量的研究。
寫作這本書的動力來源於幫助人們正確認識過去的願望和責任。一些作家往往引用逐漸為國內外讀者所共同了解的資料來寫作上半個世紀德國的歷史長卷，本書不想步他們的後塵。我的願望隻是想為他們的工作提供一些我個人的認識。
在這方面，我能作的貢獻是微不足道的。一個按照傳統和個人思想行事的軍官，總是把自己視為軍隊和國家的公僕，因而要脫離自身經歷這一狹窄的領域，是無法敘述歷史事件的。而且，我隻是一個水手和軍人，而不是政治家。
當站在“山的那一邊”以後，我意識到了原先所看到的景像同現在的景像截然不同。我寫下的大量筆記使我能夠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來記錄當時的歷史事件和思想歷程——其中一些我們現在看來是錯誤的。有幸的是，在施潘道監獄的10年監禁，使我的記憶能夠脫離外部世界的干擾。
作為海軍司令，對於我本人以及整個海軍來說，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再也沒有什麼政治外交事件比1935年的《英德海軍協定》影響更為深遠的了。它的簽訂，結束了《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的束縛。本書的部分記述了我到那時為止的海軍生涯，以及我對這些經歷的思考；本書的第二部分記錄了1935年以來事件的發展和演變。前後兩部分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自1935年以後，海軍的規模日益擴大，承擔的任務日益繁重，要詳盡地敘述海軍的擴張和發展，尤其是戰爭期間的發展，是不可能的。要做到這一點，必須等到全部資料都公開以後，並且要由比我有生之年所剩時間更多的人來完成這一任務。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許多老戰友和老朋友給了我不可缺少的幫助，因此我向他們所有人表示誠摯、深厚的謝意。我尤其要感謝艾裡克·福斯特上將，他是我多年來的老朋友和合作伙伴，他為本書的後編輯付出了大量時間和辛勤勞動。本書的內容和敘述純屬個人觀點，我對此負全部責任。
命運使我選擇了海軍作為職業，同他人相比，我為海軍事業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因而我的生活與海軍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我個人取得的所有成就隻不過是海軍發展歷程中的一部分。本書所涉及的人物數量不多，還有許多人沒有提到，值得指出的是他們的業績也同樣值得懷念。
我的一生，既有輝煌也有坎坷，既有飛黃騰達也有貧困潦倒，盡管生活充滿了勞累和艱辛，然而回首過去，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都十分感激能夠在這樣一個非常優秀的群體中工作並成為其中的一員，這樣的感激之情可以追溯到青年時代。如果通過本書的回憶能夠使他們及其對海軍事業的無私奉獻不被人們忘記，哪怕是對此有一點點貢獻，那麼我也會因為自己晚年盡到了一名海軍軍官和普通人的職責而感到高興和滿足。
埃裡希·雷德爾1957年，基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