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 O’G. Anderson）教授逾40年的泰學研究學術之路，如同一條思想之泉，生命之溪，蜿蜒流淌在讀者心間，探索處洞察透徹，反諷處發人深思。這本書出版於安德森教授去世的前一年，充滿著作者的生命質感和理性思索，如今每每讀來，都像是又一次學術朝聖之旅，更有高山仰止、我心向往之感。

原書封面插圖是一隻鱷魚，戴著眼鏡，睜大著眼睛，夾著一本小書。這就是安德森教授對自己學術生命的自喻。泰國有一句傳統諺語“Jorakhe khwang khlong”，意思是堵塞了河道的鱷魚，引申之意就是故意礙事的人。安德森就是泰學研究領域中的這隻勇於質疑、敢破常規的礙事鱷魚。 印度尼西亞有一句名言“跳出椰殼碗，開始留意自己頭上的巨大天空”，安德森又是泰學研究領域中的這隻躍出椰碗、仰望蒼穹的勇敢青蛙。北京大學戴錦華教授認為，安德森的“椰殼碗”其實就是封閉、逼仄的世界與視野的隱喻。安德森大膽質疑當時英語學界泰學研究這種封閉、 逼仄的學術視野和阿諛奉承的研究方式，勇敢地撿拾出該領域研究盲點背後的政治含義碎片，並對其進行繫統性的分析與構建，徹底顛覆了該領域不證自明的常規假設，尤其是對軍隊和官僚集團與泰國皇室之間互惠共存、各歸其位、各獲其利的妥協性同盟方案的揭露，從而奠定了此後批判性泰學研究的堅實基礎。《對泰國國家的研究：泰學研究現狀》一文成為四十年來關於泰國現代政治研究的所有嚴肅書目中的文章。泰國法政大學政治繫教授卡賢·特加皮讓（KasianTejapira）認為，安德森這本書中的核心觀點形塑了此後四十年的泰學研究並對此後該領域重要成果影響深遠。因此，安德森帶給全球泰國現代研究領域的這場思想激蕩無疑是革命性的。

在國別與區域研究中，安德森始終保持著一種獨特的距離感，時而親近，時而疏離。他的親近感體現在對所研究的國家與民族，因其對弱小民族命運的同情，對弱小國家出路的關切，對自己白人身份的遺忘， 他被譽為“入戲的觀眾”。他的疏離感體現在對西方中心主義的研究視角，因其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和嘲諷，對泰學研究傳統視角和既定觀念、分析框架的挑戰和顛覆，自喻為“礙事的鱷魚”。他堅持深入的田野調查，同時強調保持人類學的研究距離，經常性地融入對像國進行實地考察，又不斷地抽離開來做出比較分析。這種親近感與疏離感的意識並存，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角色切換，得益於他自幼的跨國教育經歷，也許這就是安德森能夠集融入與抽離、探索與反諷於泰學研究一體的原因所在吧。

在國別與區域研究中，安德森始終堅持世界歷史眼光。他的學術格局不僅限於一個國家或一個時代，他總是能夠在人類社會歷史時空中自如穿梭，找到貼切的對照物，析理精微，獨闢蹊徑，啟人深思。這得益於安德森的博聞強識和多語能力，他在歷史、 文學、藝術、語言、文化等全球知識方面的豐富滋養為其政治分析確定了整體、寬泛、深刻的研究基調。康奈爾大學在訃告中將安德森的人生評價為“跨越了種種邊界的一生”。安德森本人也一直倡導超越邊界，鼓勵區域研究的整體性。他認為，應該將區域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而非按照學科領域劃分。他的泰國研究一直在跨越學科邊界，而且常常跨越到他沒有接受過正規訓練的學科領域，但往往是這些新的領域又帶來了更加廣泛的研究關注點。

安德森從康奈爾大學東南亞研究計劃掌門人、美國印尼研究先驅喬治·卡欣（George Kahin）教授身上理解到了政治與學術的不可分離，秉承以知識介入現實的師門精神，他在《撤軍癥候》一文和致《紐約時報》 的公開信中譴責美國對泰國內部事務的干預和虛偽立場。在以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Pramoedya Ananta Toer）為代表的印尼偉大文學作品中，安德森開始留意到文學與“政治的想像”產生關聯的現實可能與理論可能。 因此，他在20世紀80年代轉向泰國激進文學的翻譯，《鏡中：美國時代之暹羅文學與政治》遴選了十三部泰國當代短篇小說，既反映當代泰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又兼顧道德性、政治性和文學性。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泰國激進政治從核心走向邊緣，泰國左翼思想和左翼話語走向消解，安德森開始關注泰國社會的文化因素，這源自他對政治與文化之間關聯的敏銳洞察。在每一個歷史階段，他總能察覺到泰國社會中新希望的迸發之處，哪怕其迸發的力量是微弱的，哪怕其迸發的渠道是非主流的。因此，與其研究領域從政治轉向文化同步，安德森的寫作語言也由英語轉為泰語，從學術寫作轉向文化評論，讀者對像由學者群體轉向泰國中產階級。

語言、文化和學術文獻是安德森國別研究的堅實基礎。作者在本書中有大量極具價值的腳注，可以說是安德森泰學研究的閱讀史，或者說是他泰學研究的文獻閱讀路線圖。在1972年蘇哈托（Suharto）阻斷了其印尼研究生涯後，他轉入泰國研究。這時安德森已經具備了比較研究的宏觀視野。面對泰學研究出版物匱乏的狀況，安德森幾乎遍讀了所有的學術成果，並且在腳注中做了盡可能詳盡犀利的闡釋。這些腳注是極其珍貴的泰學研究外語文獻梳理，尤其對接觸外語文獻不多的中國學者而言，同時也讓我們真切感受到了安德森的治學嚴謹。他總是在做好了足夠充分的語言、文化和文獻準備之後纔投入寫作，總是在對一國已有獨到觀點之後纔展開比較。

翻譯本身就是超越語言文化疆界與時空藩籬，對他者世界進行的探尋與理解、比較與反思。學術翻譯是一個如是我聞、如是我思、如是我譯的過程，是經由語言之橋探究他者世界學人研究思緒的過程，是經由文本注釋探究作者知識圖譜與生命路徑的過程，也是深思窮究、字斟句酌地與作者和讀者進行跨時空對話的過程。學術翻譯是學者邁入更加宏大完整的學術世界、接觸更加淵博精深的學術智識的扎實一步，尤其是國別與區域研究領域的學者。譯者可以高效拓展更廣闊的國際學術視野，深入了解更多維度的研究視角和觀點，衝破學術研究的單一化思維框架，提升我國區域國別研究隊伍的持續學習能力與整體學養水平，包括國內咨政能力和國際對話能力。

本書的翻譯過程對我而言，既是一次學術朝聖之旅，又是一次學術探險之行。幸而在這朝聖與探險的道路上，得到許多學界前輩和同仁的指導和幫助，所獲遠遠不止於讀者眼前的這本譯著了。一部譯著的人名、地名以及有一定社會文化背景的專有名詞的翻譯，對全書的翻譯質量至關重要。相同的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在很多譯著中的翻譯千差萬別，可謂百人百譯。究其根本，還是沒有追溯其原始的拼法和發音。泰文人名拉丁轉寫是一對一機械轉寫的，無法看出原文的不發音字母、連讀音變、特殊拼讀等特征……

安德森的泰國研究常能見人之所未見，其觀察與質疑往往獨具慧眼，發人深省，甚至令我們這些泰國研究者不適。本書不僅是關於20世紀60年代至今泰國政治與社會的研究，更是其發問立疑之藝術典範，讓人過目難忘並為之寢食難安。

——通猜·威尼差恭（美國威斯康星大學）

安德森1977—1985年發表的這三篇論文，其閱讀和引用率一直高居當代泰國研究文獻榜首。僅對安德森早期研究有所了解的讀者，後部分篇目或許會令其錯愕不已。在當下語境中，對於那些愛刨根問底地問“問題出在哪裡？”的人而言，這部選集值得一讀。

——克裡斯·貝克（英國歷史學家、泰國問題獨立研究員）

懷著溫柔而深切的關愛，全球知名的民族主義前輩、康奈爾大學東南亞研究專家安德森教以令人驚嘆的懷疑主義眼光、鍥而不舍的發問、對傳統觀念的大膽質疑、對流行觀念的反證、極具鋻賞力的纔智、深入腑裡的洞見、尖刻而風趣的幽默，以及其對這個國家、人民及之外的無與倫比的廣博而精深的學識，在過去的四十年裡一直為我們刷新著對暹羅/泰國研究的視野。其著作可以用一句泰國諺語“運河鱷霸”（從而使航運全部受阻）來形容，已成為泰國研究的標志性分水嶺，改變並調整了20世紀90年代前一直占主導地位的保守主義、精英主義、國家中心主義及君主主義—民族主義傳統，從而引發了一波修正主義的逆向清流及其他支流。

——卡賢·特加皮讓（泰國法政大學）

安德森早期泰國研究卓爾不群，撼動了學界共識，設定出研究新議程，識別出新生政治力量並勾勒出該社會階層政治參與的基本輪廓。

他長期聚焦泰國政治研究，尤其在政治與泰族特性及暹羅文化總體關繫方面，筆耕不輟，開拓前沿。但是1993年後，因為讀者群從學者轉向更廣泛的知識分子群體，書寫語言從英語轉為泰語，其新近著述大都不為學界所知。本選集必將補闕拾遺，為今後的研究開闢更多路徑。

——詹姆斯·奧基（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

即便時至今日，安德森在本書中的觀點依然新穎，視角依然獨到，這既是其著述高水準和先鋒性的學術寫照，或許也是今日泰國政治不幸的現實寫照。如果這部泰國研究選集能讓新一代學者了解安德森，讓我們有幸瞻仰一位東南亞研究學者可達至的之境，而心生向往，這項出版計劃就得償所願了。

——帕特裡克·喬裡（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

本論文選集反映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對時代之問的不懈應答，始終緊跟似乎永無休止的泰國時局危機，筆耕不休。繼長期傾情投入印尼研究後，他轉而深愛上了（他認為更應該被稱之為暹羅的）泰國。而這一轉變過程恰恰就是東南亞學者，尤其是印尼學者為何此書之原因所在。

其著述的另一大魅力就是其標志性的反傳統性。他揭示了源自古老傳統的新潮，以及新潮所終難滌蕩徹底的傳統印記。他在自我解構的同時又令人信服地維護了其以往的學術觀點。

——阿比丁·庫斯諾（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然而，英雄人物的後代們憑借血統而非政變或征戰上臺執政，他們愈發深陷於和皇室成員、達官顯貴等錯綜復雜的爭鬥之中，愈發依賴於後者，而且還必須給後者分配派松（phrai som，“私人”勞役）以資“安撫”。王公貴族對勞役的要求遠比國家徭役要輕松許多，因此派鑾不斷流失去做派松， 這樣逐漸耗盡了君主的勞動力資源，直到王朝弱得經不起一場重大挑戰。然後一個新王朝就崛起了，這種循環周而復始。這個關於阿金模型的梗概非常粗略，很難兼顧其詳盡闡釋的精微性和知識性，但是卻足以引發一些關於觀點的有趣疑問。

首先，如果我們可以暫時忘掉“泰族特性”，那可以明確的一點是，阿金模型非常接近韋伯的世襲制模型（Weberian model of patrimonialism）。在這個模型中，中央集權化的自然驅動力與以地方顯貴、貴族和皇室青年王子為代表的地方化和分裂繁殖化趨勢之間形成了核心張力。換言之， 這一點非常重要， 中央化與“化”趨勢本質上與現代化毫無關聯，但卻與某種類型的國家制度的內在動力息息相關。因此我們應當警醒自己，務必對以現代化角度來解讀卻克裡王朝的中央集權化持審慎態度，而非以世襲制模型角度來解讀。

其次，阿金好像陷入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悖論。他將那些能夠壟斷勞動力市場的王朝君主們假定為泰國歷史上的“偉人”， 含蓄地貶低了那些似乎不能組織農民為國家服勞役的當代君主。在他看來，“泰國”隻有在國家徭役制度運行時纔真正強大。另一方面，人民默默地從派鑾向派松轉變身份，這清楚地表明泰國人民更樂意為除了君主之外的任何人服役。那麼，在一定意義上，正是泰國人民斷送了自己獲得國家榮耀的機會。就像阿金經常所為， 隻有在將君主不太看作是遵循世襲制的王朝掌權政治家， 而是看作原初泰族的民族英雄之時，這個悖論纔站得住腳；然後，強加於平民身上的苦難和犧牲就可被類似於納稅、服兵役以及共和國公民欠自己祖國的所有其他義務所掩飾。因此，逃避國家徭役就像逃避服兵役那樣可恥！

阿金認為不穩定性的基本要素已深植於泰國這個世襲制國家之中，但是他強調這些不穩定性的基本要素涉及利益衝突（不僅在君主和貴族之間，還在君主與臣民之間）。如果我們接納他的這個觀點，那麼我們可以繼續進一步分析當代泰國政治的不穩定性：對卻克裡王朝的華人政策進行理論再思考。在轉向這項政策引發的基本問題之前，有兩個雖然小但卻很重要的觀點需要闡明。，這項政策鼓勵華人遷入（尤其是那些行動自由的單身男性體力勞動者）， 正好類似於英國和荷蘭殖民地政權的政策，以及馬來西亞柔佛和霹靂（Perak）等小蘇丹國的政策—這既是從政策本身的角度，也是從政策實施的這個世界歷史新時代的角度。

第二，這項政策無法與將泰國國王比作民族英雄的比喻相吻合。一則，很難相信一位民族主義領袖會奉行此類政策。再則，西方學者們正是將排華情緒看作“泰國民族主義”的早標志之一。因此顯而易見的是，應該從王朝而非民族的需要來理解對華移民政策。因為如果這有助於短期內“穩固”王朝的勢力（事實顯然如此），同時也造成了泰國社會長期的不穩定性和矛盾性，這恰與英國人和荷蘭人以及霹靂和柔佛兩國蘇丹在當代印尼和馬來西亞推行的移民政策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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