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 001

導論 / 005

部大革命前夕（1758—1788）

 ● 章阿臘斯的孩子 /
019

 ● 第二章律師詩人回家了 /
043

第二部大革命爆發（1788—1789）

 ● 第三章阿臘斯參選 / 073

 ● 第四章叱咤凡爾賽 / 091

第三部重建法國（1789—1791）

 ● 第五章巴黎的國民議會 /
129

 ● 第六章立憲 / 166

第四部憲法失敗（1791—1792）

 ● 第七章戰爭 / 209

 ● 第八章國王的審判 / 257

第五部恐怖時期（1793—1794）

  ● 第九章與暴力的協定 /
307

  ● 第十章羅伯斯庇爾的血色夏日
/ 391

尾 聲 / 449

年 表 / 453

參考文獻 / 459

致 謝 / 487

索 引 / 489

跋（汪宇） / 549

導論

沒有一種歷史背景能與法國大革命相提並論。它鮮活地存在著，灼燒著人類的、歷史的、知識界的以至文學界的熱忱，不隻縈繞不散，竟還迷醉人心，以致於1978年，在當今著名的法國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孚雷宣稱“法國大革命已經結束”的時候，無數法國、英吉利海峽乃至大西洋彼岸的修正主義學者竟深受刺激，竭盡所能欲證實大革命尚存。1989年是法國大革命的200周年紀念，恰好在同年，歐洲共產主義宣告失敗。新興的修正主義浪潮將1789年時人們的願景展現在了新一代青年面前——自由、平等、博愛、人民主權、代議制民主、權利及幸福。可僅僅在四年後的1793年，這些美好的希冀便了結於徹底的恐怖：緊急政府與即時處決繫統。此外，還有一個人的名字可謂恐怖的代名詞，那就是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

羅伯斯庇爾蒼白羸弱，精神緊張，優柔寡斷，但堅守原則。在大革命以前，他在法國北部阿圖瓦省的阿臘斯城做律師。他曾經堅定地站在受害者一邊，並激烈反對死刑。羅伯斯庇爾本是個雄辯家，行文也是咄咄逼人，可力求完美的個性又讓他剔除鋒芒，恪守著節制而正規的風格。另外，羅伯斯庇爾非常不善於在公眾場合發表意見。他穿著低調卻一絲不苟，視力不好，思維時常含混不清，總是堅持著自己無趣的生活節奏。就此推斷，他本該湮沒於法國大革命的無盡喧囂中，窒息在那些驚天動地的大人物的包圍裡。然而，羅伯斯庇爾卻變成了大革命瘋狂時期的代言人，他讓“恐怖”堂堂正正地成為了共和精神的化身，成為通向他所描繪的那個理想法蘭西的必經之路。無論羅氏眼中的理想社會是如何虛幻不可及，在政治上帶來了何等誤導，從歷史上看又是多麼稚嫩，他卻毋庸置疑地用一種獨特的方式改寫了歐洲的未來。了解羅伯斯庇爾是了解法國大革命的開始，同時也會對我們了解現代歐洲政治誕生時，民主與狂熱的令人不安的聯姻帶來啟迪。

亂世出英雄。那些在革命中奪權的平民領袖往往會比在和平年代通過世襲或競選而當政的領導者更具吸引力。不過羅伯斯庇爾的平凡出身卻隻是詆毀者和宿敵手中的武器，而非他本人華麗上位的砝碼。那個時代擁有太多比他更有天分的革命家、比他更出色的作家和演說家以及無數充滿熱情的不凡人物。他在整個政治生涯中邁出的每一步都遭受了質疑，從1789年大革命爆發前的三級會議選舉，直至1794年走向斷頭臺，而大部分質疑都有理有據。不過，僅僅是對他所不具備的纔能或未能做到的事情的總結，絕不足以描述羅氏其人。

羅伯斯庇爾本身和他對那段拉開現代歐洲政治帷幕的歷史的貢獻都是相當復雜的—— 一切有關他的說法都將他描繪成了一個怪人，而法國大革命本身亦是一個錯綜復雜的歷史事件。那邊，在蓋著生石灰的無名墓穴中，他身首異處、尸骨未寒；這邊，他的個人性格與他在大革命中所扮演角色之間的關繫便已成為議論無休的話題。他短暫的政治生涯雖足以為他在世界歷史中博得一個恆久的席位，卻又不足以讓後世蓋棺定論，還他一個或榮或辱或榮辱參半的名聲。

對他的敵人來說——活著的或是死了的——他永遠是血腥的：個現代獨裁者，“恐怖”的發明者和實施者，扼殺了千萬條生命。一位僥幸保住了性命的政敵如此預言：

歷史不會在這個魔鬼身上費多少口舌，隻會留下寥寥幾句：“這一次，法蘭西可謂墜入了不堪的深淵，以致這樣愚蠢而軟弱的嗜血狂徒竟讓所有公民在他的獨裁暴政下顫抖。120萬戰士用鮮血捍衛了共和國的榮光，卻被他的淫威踐踏。”

毋庸置疑，恐怖統治一經完結，誹謗與詆毀必將緊跟其後。然而用“嗜血狂徒”四個字來形容那個在大革命之前曾竭力反對死刑的挑剔的律師，在戰爭席卷歐洲時堅持立場的雄辯的和平主義者，著實難以令人滿意。另一方面，他的朋友們遮蓋在他身上的玄妙的蔭蔽——保守，神秘，原則性極強，個現代民主主義者——亦不合適。對他們來說，這位能預測未來政治秩序的先知受到了不公正的污蔑。羅伯斯庇爾去世50年後，他的一位朋友還這樣寫道：“我寧願舍棄自己的生命去營救羅伯斯庇爾。我愛他就如熱愛至親兄弟一般。沒人比我更清楚，他是多麼真誠與無私，又是如何效忠於共和國。他變成了革命家的替罪羊；但他優於他們所有人。”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傳記作家甚至堅稱：“我越將羅伯斯庇爾的行為形容得高尚，社會中上層對他的記憶越是充滿恐慌。”

無論在法蘭西還是別處，左派都會首先將羅伯斯庇爾看作是共和國和社會民主制度的守護者：他是勞苦大眾不平心聲的見證人，是被歷史辜負的溫馴的受壓迫者美德的見證人。歸根到底，他是一個革命家，力圖改變《人權宣言》以限制私有財產，並對所有人的生命和生存權一視同仁，將它們無比虔誠地供奉起來。羅伯斯庇爾曾經說過：“人們何時纔能受到教育？他們何時纔有面包喫？富人和政府何時纔能停止用奸詐的紙筆和口舌欺騙他們……這一切究竟何時纔能發生？永遠不會。”

但無論從什麼角度去理解，羅伯斯庇爾與法國大革命都密不可分。做此堅持的不隻是那些充滿敵意或同情的歷史學家，他本人也聲稱自己代表純粹的共和國的美德，即使是他的對手都不得不冠之以“清廉”的名號。（“要是可能的話，他或許願意付錢讓別人賄賂他，這樣他就可以得到一次拒絕受賄的機會了。”一個對手輕蔑地諷刺道。）他與革命的結合隨著恐怖統治的愈演愈烈，變得更加緊密。羅伯斯庇爾創立了一種新的完美宗教——“至高無上者”（以往資料中還是“至高無上者”的譯法較多），並在一個同名公共慶典上坐上了像征著中央權威的主教寶座。兩天之後，他又推出了臭名昭著的《牧月法令》，斬斷了受審者在革命法庭上做出任何申辯的可能性。即時處決（法律上應是更多采用“解決處決”的說法）便是當日的命令：法國成為暴君羅伯斯庇爾的共和國。然而，究竟在哪一刻，這個來自阿臘斯的律師開始對自己在大革命中的鏡像信以為真的？為什麼這個鏡像變成了他和他同輩及後人的危險的催眠劑？為什麼了解羅伯斯庇爾其人及其意圖——不求完美，隻是清晰一些也好——又是如此艱難？

本書會嘗試解答上述疑問。書中既無擁護者的諂媚，亦無過度的憎恨，隻是秉著對羅伯斯庇爾應有的寬容的興趣。本書盡可能呈現每個有關羅氏的合理疑點。雖然羅伯斯庇爾離開這個世界已有二百多年，但他的朋友和敵人還是層出不窮。我希望成為他的朋友，去理解他眼中的世界。然而，正如他一直懷疑的，朋友會變得狡猾；他們擁有著敵人做夢都得不到的背叛機會。

歸根結底，研究羅伯斯庇爾一生的證據也隻是無數關於他個人生活的、政治的、歷史的及文學上的細碎痕跡，有些確鑿，有些則不。這些證據將被擺在天平的任意一端，揚之功，或責之過：你可以選擇自己撰述歷史的方式，這一點恐怕每個律師都非常清楚。然而闡釋羅氏其人的真正挑戰並非在於歷史事實的缺失，而是出自更深一層的原因——這要深究至現代民主政治的根源。1941年，一位歷史學家曾請求休戰：“羅伯斯庇爾，反羅伯斯庇爾，都已經夠多了。我們想說，看在上帝的份上，請直接告訴我們羅伯斯庇爾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吧。”可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

羅氏的精彩故事開局可謂相當和緩，在18世紀法國的省城間悄然鋪排，直到1789年大革命爆發纔順勢而發。其後，便伴隨著大革命的飛速演變而加快了腳步，撕扯在一幕幕愈見恐怖的個人及政壇的鬧劇之中，終於1794年7月的那個溫暖的日子在斷頭臺上灰飛煙滅。其節奏有如漸強的樂章，其形狀又極度扭曲。羅伯斯庇爾死時隻有36歲。有關他生命後5年的著述不計其數——在任何人看來，這段時間都極其震撼——然而至於他前31年的生命，卻鮮有記載，若有也隻是將其當做平庸的鋪墊一筆帶過。

羅伯斯庇爾出生的城市——也是他的先輩居住的地方——並沒能提供太多信息來填補這片空白。走在那些因為那個時代的存在與流逝而享受著尊榮的沉寂的街上，你會茫然於這位1758年5月6日誕生在此的阿臘斯著名的公民，居然沒在這兒留下哪怕一幅肖像。商店，公共圖書館，甚至是在1787年到1789年間這位年輕的律師住所門前豎著名牌的房子裡，都沒有他本人的肖像。那棟莊重刻板的斜頂石屋坐落在曾經的“拉波特爾大街”（即如今的羅伯斯庇爾大街）上，外面裝了窄窄的護窗。多年以來，它應是經歷了多次改建翻新，但仍然保存了18世紀阿臘斯繁榮時期的建築特色。羅伯斯庇爾隻是租戶，事實上他從不曾擁有過自己的房子。走進大門，終於可以見到一尊他的半身像了。但僅此一尊，沒有可以讓人們帶走的任何復制品；此情此景之下，也沒人會魯莽地拿出相機拍照。

長久以來，羅伯斯庇爾一直為當地人所恥。在他死後，讓·巴蒂斯特·多什——一個與他同時代的阿臘斯律師——建議應該用一張“不透光的幕布”遮蓋住自1789年那次將羅伯斯庇爾選為代表、以致讓他踏上政治征途直至引發終毀滅性惡果的地方會議上所發生的一切。多什希望忘記那個故事，也希望再無人能知曉。令人驚訝的是，二百多年來，阿臘斯一直嚴格恪守著他的建議。羅伯斯庇爾宅邸是可以隨意出入的，但遊客離開時並未較參觀前擁有不同的感受，對這位沒人願意提及的當地革命者年輕時代的生活，亦沒有更多了解。在房子裡的一個角落，放著三四份文件的副本（包括羅伯斯庇爾的出生證明），一份有關他生平的簡介，還有從他很喜歡穿的一件精致的馬甲上拆下來的六個繡著馴鹿頭的小扣子。再無其他。

誠然，羅伯斯庇爾後來在巴黎的生活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塑像、雕刻、漫畫，以描摹他的外貌；還有數不勝數的回憶錄、日記以及他與一些或生疏或熟悉的人的通信，成了文字上的參考。一位羅氏的同輩曾稱他的臉就像一隻貓：“可那張臉一直在變化。起初，它看上去隻是一隻緊張而溫柔的家貓；之後卻變成了兇猛的野貓；後居然變得如暴戾的老虎一般。”根據現存羅伯斯庇爾的肖像圖片來看，他的臉上確實有一種貓的特征：碩大的杏眼，大弧度的彎眉，鼻子很長但不算太大，也並不高聳，恰好和他後傾的額頭形成了一條弧線——那額頭在他稀疏的額發和撲了粉的假發的映襯下顯得更加鮮明了。“他臉上總是帶著一種陰險的表情，從來不正視你的臉，而且總在不停地眨眼睛，讓人很是不快。”他視力很弱，卻隻有一張潦草的素描畫像留下了他戴眼鏡的樣子。那是他生命中的後一張畫像，繪於他倒臺的當日。曾經，在不那麼水深火熱的時光裡，有一位畫家畫過一張他將眼鏡架在額頭剛好二分之一處的肖像——這樣就不會沾到從假發上掉下來的粉末——看上去很像如今人們度假時把太陽鏡架在頭上時拍的照片。那張素描下面寫著：“綠眼睛，面色蒼白，淡黃色底綠色條紋的夾克，藍條紋馬甲，白底紅條紋領結。”

很多人曾暗示過羅伯斯庇爾的虛榮和對穿著的吹毛求疵。大革命爆發前，他曾在阿臘斯的一間服裝店登記過客戶資料，但因為經濟拮據，他隻買過幾件非常便宜的衣服。即使是後來的政治權力，也沒有減少他在外表上投入的關注。在事業登峰造極的時刻，他曾穿著一件本該更適合法國王家宮廷的天藍色華服參加革命會議，與那些街頭暴民協商。9羅伯斯庇爾從未因形勢之變而在著裝上馬虎過。他非常喜歡刺繡精美的馬甲——這實在不像是一個推翻貴族特權、為窮苦人民爭奪民主與權利的政治活動家應該有的喜好。

“他大約五尺二寸或三寸高，”有人曾回憶道，對於18世紀的人來說應該不算太矮：

他總是僵直地挺著腰板，步伐快且果斷，卻左右搖擺；他經常緊握雙手，應該是由於緊張的緣故，脖子和肩膀也會像痙攣似的左右晃動。他的穿著整潔時髦，頭發永遠打理得一絲不苟。他的臉孔沒什麼特別之處，總帶著一副不滿的表情，面色青黃，眼神陰沉而猶豫；他經常不停地眨著眼睛，或許和我之前提到的身體的痙攣出於同樣的原因。他戴著一副泛綠的眼鏡。嗓音本是尖銳刺耳的，卻可以偽裝出輕柔的聲音，讓他的阿圖瓦腔聽上去更具吸引力；可他從來不會直視任何正派人的臉。

不過他當然會直視他的觀眾。為了讓他脆弱的綠眼鏡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臺下的聆聽者，他會在那副綠眼鏡外面再戴上另一副大框架的眼鏡。他的眼睛既遠視又近視，所以他的整個視野就是一片模糊。他的眼鏡既可以幫助他聚焦，遮擋強光，還可以作為講話時的道具，讓氣氛變得更富戲劇性。“他的語速很慢，而且每句話之間停頓極長，以至於每次他停下來用手把眼鏡架到額頭上時，大家都以為他結束了；可事實上，他隻是環顧一下四周，然後又放下眼鏡，再為剛纔的那個已經夠長的句子補上一兩個詞兒。”

羅伯斯庇爾在人生的後幾年一直住在聖–奧諾雷大街上一棟房子裡，和一個名叫杜坡萊的巴黎家具匠及其家人住在一起。這家人對他崇拜之至。他被自己的肖像包圍著，如同家中的上帝。房子裡布滿了鏡子，還有他的全身畫像、金屬或陶制的半身雕像。傳言說，牆上還貼著一張接一張的版畫。12 即便今日，羅伯斯庇爾的擁躉恐怕依然希望能擁有這樣一個祭壇來祭奠他。我希望自己也能親臨其境。若能體驗一下站在這樣一棟由他主宰的房子裡的感受，站在窗邊想像著他的所見，凝視著滿屋子的肖像，任革命風暴於窗外喧囂，定會令人興味盎然。正是羅伯斯庇爾腦海中閃過的那些圖景可以幫助我們打開通向他的大門。其中有兩幅景像較之其他顯得更為鮮活：他所認為的理想社會，以及他所定義的自我。大革命將這兩幅畫面疊印在了一起。他幾近瘋狂地堅信自己是神意的工具，終會將法蘭西引至光輝的未來。如果法國人還未能配得上這樣的未來，那麼他們就必須經歷重生——無論通過美德還是恐怖——直至他們變成命運所要求的那樣。不過他並不篤定，即使是在這樣而狂熱的思想狀態之下，依然有所保留。他知道自己腦中的理想社會終究比他本人宏大得多。如果他的生命恰能和社會的誕生耦合，如果他可以在催生它的歷史洪流中飾演一個角色，那麼他將得以平靜地死去——他曾無數次想像著生命安詳終結的場景，直至俯首於斷頭刀下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