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導言德國在哪裡?

章 立國時代：日耳曼人與德意志人

一、古代日耳曼人

二、日耳曼部族民大遷徙

三、法蘭克王國的興衰

四、德意志人和德意志王國的出現

作者評曰

第二章 封建時代：民族國家的被延誤

一、遲緩的封建化

二、皇權與教權：爭霸歐洲

三、皇權與城市：互促還是互制?

四、皇權與諸侯：七選侯當家

作者評曰

第三章 宗教改革時代：民族運動的發端

一、路德與宗教改革

二、騎士宗教改革

三、人民宗教改革：閔采爾和農民戰爭

四、諸侯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

五、三十年戰爭：宗教改革時代的悲慘結局

作者評曰

第四章 普魯士崛起時代：對德意志民族是禍是福?

一、霍亨索倫家族的統治

二、普魯士王國的崛起

三、“士兵王”的軍事立國

四、弗裡德裡希大王的開明君主專制

五、普魯士精神和普奧爭霸

作者評曰

第五章 “啟蒙”時代：從文化民族主義到政治民族主義

一、德意志的啟蒙運動

二、“狂飆突進”運動

三、法國大革命與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

四、拿破侖戰爭與德意志政治民族主義

作者評曰

第六章 改革時代：民族統一運動的初霞

一、奧地利瑪麗泰蕾西婭—約瑟夫改革

二、“第三德意志蘭”的改革

三、普魯士施泰茵—哈登貝格改革

四、德意志民族解放戰爭

作者評曰

第七章 復闢時代：民族統一道路上進步與反動的較量

一、沙俄的歐洲霸權政策和梅特的反動

二、現代化的開端

三、“萊茵文明”與“統一和自由運動”

四、李斯特和海

五、1848“紅色革命”：時代的衝突與民族統一運動的高潮

作者評曰

第八章 統一時代：“白色革命”與民族統一的完成

一、統一的前提

二、統一的潮流

三、“憲法爭執”和俾斯麥上臺

四、俾斯麥進行的統一戰爭

作者評曰

第九章 工業化時代：民族國家的現代發展

一、統一與工業化高潮

二、統一與普魯士式的政治現代化

三、統一與社會結構的現代化

四、俾斯麥的內外政策與俾斯麥的下臺

作者評曰

第十章 “英雄時代”：從民族工運到國際工運

一、馬克思和恩格斯

二、拉薩爾和倍倍爾

三、“英雄時代”：反“非常法”的鬥爭

四、社會民主主義旗幟下的分歧和分裂

作者評曰

第十一章 強權時代：民族沙文主義的膨脹

一、德國帝國主義

二、威廉二世與他的“世界政策”

三、尼采、韋伯、愛因斯坦

四、德國挑起次世界大戰

作者評曰

第十二章 魏瑪時代：共和時期的民族運動

一、十一月革命：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會革命?

二、魏瑪共和國的戰後危機：民族內爭與民族外爭

三、魏瑪共和國的相對穩定

四、希特勒的上臺與共和國的覆滅

作者評曰

第十三章 納粹統治時代：民族主義發了狂

一、“族民共同體”與“第三帝國”

二、納粹法西斯專政的實質

三、納粹法西斯：一種以戰爭為目的的民族主義

四、納粹德國挑起全面世界大戰

五、“第三帝國”的覆滅

作者評曰

第十四章 盟國管制時代：夾縫中的德意志民族

一、從德黑蘭、雅爾塔到波茨坦

二、從紐倫堡審判、“四D”計劃到柏林危機

三、夾縫中的德意志民族

四、德國的被分裂

作者評曰

第十五章 重新崛起時代：一個民族兩個國家

一、聯邦德國的現代化進程

二、聯邦德國成為經濟大國和社會福利國家

三、民主德國的現代化進程

四、民主德國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強國和社會保障國家

五、德-德關繫：從“哈爾斯坦原則”到“基礎條約”

作者評曰

第十六章 再統一時代：一曲德意志民族的《歡樂頌》嗎?

一、德國統一的機遇與挑戰

二、從“柏林牆倒”到兩德國家條約

三、“2 4”會議與《終解決德國問題條約》的簽訂

四、1990年10月3日：德國重新統一日

作者評曰

第十七章龍與鷹：歷史上中德民族的文化關繫

一、緣起

二、湯若望萊布尼茨時代

三、羅可可風尚與中國

四、歌德一代

五、文化踫撞：“圖像”的變化

六、“向東方壓進”與“向西方學習”

第四章 普魯士崛起時代：對德意志民族是禍是福?

普魯士國家，是我們人民偉大的政治業績。

——H．特賴赤克

我想強調，普魯士是萬惡之源。

——W．丘吉爾

三十年戰爭給德意志蘭帶來極為悲慘的結局。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六分之五的鄉村被毀；捷克和薩克森的礦山全部被破壞；人口減少三分之一以上；工商業急劇衰退；工場手工業生產遭到摧殘，在整個工業生產中占不到10%，代之而起的是落後的農村家庭手工業；絕大多數城市都失去原先的商業意義，淪為諸侯的政治中心；貿易額急劇下降，隻能輸出一些原料；農民變得一無所有，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掙扎。德意志的商品資本經濟發展在很長時期內受到阻礙，推動民族統一運動的內在原動力近乎消失。

在這“白茫茫一片真干淨”的德意志蘭，三十年戰爭後有三大變化值得一書。是進入第二農奴制時期；第二是出現諸侯小邦專制主義的統治，代替了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統治；第三是東部邊區馬克普魯士的崛起。這三者之間，具有一種內在的聯繫。

“第二農奴制”或者叫做“再版農奴制”，指的是農奴制的恢復，它不隻限於發生過農民戰爭的地區，而且延及德意志蘭的所有地區，隻是各地的封建剝削的具體形式不盡相同。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形式。一類流行於西南德、西德和西北德，由原封建領地制經濟演化而來，中世紀確立的陳規還繼續保持。這一帶是德意志蘭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農民同貴族地主之間的聯繫松弛，地主作為土地經營者的已經很少，農民的依附關繫隻限於繳付捐和租，所繳之數卻很高。大多數邦的諸侯或馬克伯爵，是全邦土地的所有者，同時還掌握本邦的法庭控制權和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權；農民在出賣、典當、押借和分割農地時，擁有對這些農地所有權的權利。他們對使用農地的農民規定了很高的地租(部分貨幣部分實物)，對出賣、交換和繼承農地的農民規定付給地主轉手費(約產業價值的1/3—1/5)。農民還需負擔徭役，每年2—4個星期。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隻限於請求結婚以及交出好物件一類。

在其他大多數德意志地區，則形成另一類特殊的領主莊園制經濟，在這些地區，地主的大農莊經營是占統治地位的經營方式，地主同時是自己經營的農莊主，主要生產谷物銷售於遠方。為典型的領主莊園制經濟處在德意志蘭東部平原地區，具體指易北河以東的勃蘭登堡普魯士地區，在這裡，每個莊園都由一個有騎士封號的貴族、俗稱容克的統治著，容克(Junker)原是指征服東部這一地區並進行殖民的德意志騎士貴族的後代，這些騎士貴族當年曾以“創業者”的身份把騎士領地劃成一塊塊耕地，除為自己留有一宗保有地外，耕地又分為某些大小相當的、帶有一小塊院子和菜園的農民圃地(Hof)，用抽簽的辦法分配給來自西德、薩克森、弗裡斯蘭的移民，為此移民有義務對騎士領主負擔有限的、固定的代役租和勞役，人身是自由的。自14世紀起情況開始變化，容克取得大量超經濟強制的權力，特別是領主裁判權，農民被規定不得脫離土地遷往他處。15世紀容克領主開始繫統地驅逐農民，兼並土地，擴大保有地。16世紀中德、西南德農民揭竿而起，進行農民戰爭，而東部的農民卻是隔岸觀火，見死不救，報應也就輪到他們頭上。在農民戰爭失敗後不到一百年時間，易北河以東地區，特別在梅克倫堡、波美拉尼亞、荷爾斯坦因，幾乎所有的農民都陷入一種“繼承性的隸屬關繫”，成了農奴，規模巨大的容克莊園出現。

在一個典型的此類莊園裡，莊園主即容克是全部莊園土地、生產工具、建築物和圈廄的所有者。他既是地主又是農奴主，既是軍事首領又享有領主裁判權和警察權，集立法、司法、執行於一身，因而成為全權的鄉村統治者。農民中地位的是茅屋農(Ha¨usler)或賃屋而居的貧農，隻保有一小塊園地；其次是小農(Kossa¨th)，保有一星點非正規的圃地但無力使用耕畜；好的算是“有能力使用耕畜的農民”(Spannfa¨hig)。所有這些農民包括家內奴僕，人身都是不自由的，都是奴隸式的農奴。他們為容克提供無限度的勞役和賦役，隻能在夜間耕種自己的小地塊。容克莊園經濟的特點，乃是容克本人是莊園生產的直接領導者和經營者，他利用農奴的勞役生產的產品——谷物、木材等，主要不是為了自身的消費，而是為了市場，是一種商品性的生產。容克莊園不僅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而且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單位，一個“邦中之邦”。

與這種經濟的凋敝性和落後性相適應，德意志的政治分散性加劇。據統計，三十年戰爭後德意志蘭分裂為314個邦和1475個騎士莊園領，也就是說，總共有1789個獨立的擁有主權的政權。有不完全相同的統計數字。皇帝不是作為“帝國的保衛者”，而是作為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行事。帝國議會1663年在累根斯堡召開後不再解散，變成所謂的“永恆帝國議會”，完全成為各邦諸侯追逐自己利益的工具。雖然以往皇室的那種“大一統主義”思潮還存在，但邦國分裂主義思潮(所謂“邦國愛國主義”)開始大行其道。德意志蘭全境盛行邦國專制主義統治。小邦諸侯仿效“偉大君主”法國路易十四的宮廷生活和奢華氣派，雖然顯得荒謬可笑，但他卻因此不得不對他的臣民進行敲骨吸髓的搜括而顯得可憎。所有這些情況使德意志蘭在三十年戰爭以後依然還是歐洲衝突的戰場。上起皇帝，下至各邦諸侯，幾乎都被卷入歐洲的大小紛爭中，他們為了取得金錢而把自己“典”給外國強權。因此在17、18世紀的歐洲紛爭中，難得有一次沒有德意志人反對德意志人的鬥爭，民族利益顯得一錢不值。僅以從外國得來的“補助費”而言，奧地利為8200萬裡佛，薩克森為900萬裡佛，符騰姆貝格700萬裡佛，科隆選侯700萬裡佛，普法爾茨1100萬裡佛，巴伐利亞900萬裡佛。普魯士則從英國和法國拿到多種“補助費”。而像黑森等邦的諸侯，竟把本邦子弟賣給外國作為雇傭兵去進行海外戰爭。正當專制主義在英國和法國促進民族的統一，終結分離狀態時，德意志蘭的專制主義卻帶上諸侯小邦的性質，不僅加深了國家政治的分崩離析，而且阻礙民族經濟的發展和民族市場的形成。

恩格斯在《德國狀況》一文中逼真地描述出17、18世紀德意志蘭的可悲境況。他說：“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體的討厭的東西。國內的手工業、商業、工業和農業凋敝。農民、手工業者和企業主遭到雙重的苦難——政府的搜括，商業的不景氣。貴族和王公都感到盡管他們榨盡了臣民的膏血，他們的收入還是彌補不了他們日益龐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滿情緒籠罩全國。沒有教育，沒有影響群眾意識的工具，沒有出版自由，沒有社會輿論，甚至連比較大宗的對外貿易也沒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麼也沒有；一切都爛透了，動搖了，眼看就要倒塌了，簡直沒有好轉的希望，因為這個民族連清除已經死亡了的制度的腐敗尸骸的力量都沒有。”

就在這樣一個悲慘時代，德意志東部“塞外”普魯士邦的“驟然”崛起，不僅使德意志皇帝和諸侯們刮目相看，而且也使歐洲宮廷瞠目結舌。這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今後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國家發展道路的普魯士，究竟是一個什麼力量的組合?為什麼能崛起?在17、18世紀充當什麼角色?

一、霍亨索倫家族的統治

作為政治地理概念，普魯士有三個含義：，中世紀曾在德意志騎士團統治下的、波羅的海沿岸的普魯士人領土；第二，1701—1918年在德意志霍亨索倫家族統治下的普魯士王國，它是德意志帝國和德意志聯邦內的一個邦國；第三，1918年霍亨索倫王朝覆滅後所設的德國的邦。從這種意義上我們了解到，普魯士是一個德意志國家，一個德意志邦國。

上述三者之間，存在著領土的、歷史的、精神的、文化的延續性。但真正充當德意志歷史上正經角色的，是1701年到1918年的普魯士王國。人們很難想像到，普魯士是從一個小小的、荒蠻的、窮困的東部邊區馬克，一個被人輕蔑地叫做“神聖羅馬帝國的砂石罐頭”發展起來的。

普魯士國家的核心細胞是勃蘭登堡馬克和波羅的海沿岸的普魯士。勃蘭登堡處在易北河和奧得河之間，是東方和西方的交界地，12世紀後成為德意志帝國的邊區軍事殖民地。統治該地區的是所謂邊區馬克伯爵。1365年，勃蘭登堡馬克伯爵獲得選侯稱號，而容克的力量也日益強大，他們的軍事作用和他們的經濟力量使他們竟能在本邦君主面前保持獨立自主的地位。地處波羅的海沿岸的普魯士，東離勃蘭登堡甚遠，因其居民為普魯士人而得名，羅馬作家塔西陀書中稱普魯士人為愛斯梯人，族民大遷徙時代，他們的日耳曼鄰居大多匆匆往西去了，斯拉夫人卻突然出現在他們的南部和西部。12世紀下半葉以來，波蘭獨立的馬佐維亞公爵一再企圖在戰場上征服普魯士人，沒有成功，1225年決定邀請德意志宗教騎士團前往鎮壓抗拒“基督教化”的普魯士人。參加十字軍東侵的德意志宗教騎士團這就充當了“德意志化”和“基督教化”的工具。它前後花了近六十年時間纔征服整個普魯士。一個肆無忌憚的日耳曼化時代開始了。德意志騎士團團長赫爾曼·馮·薩爾查，

手執騎士團團旗由第四任團長赫爾曼·馮·薩爾查(Hermann von
Salza，1209—1239在位)奠定的、完全自治的普魯士騎士團國家，作為“歐洲的角柱”，在普魯士土地上終形成，它名義上屬於神羅聖馬帝國。到14世紀末，騎士團國家被視為中世紀歐洲治理的國家之一。兩個世紀的征戰與拓殖，近一個世紀的內部建設，特別是吸收眾多德意志移民遷入並將他們有計劃的安置和分配，促成德意志東部地區經濟的繁榮和文化的交流。但是好景不長。1410年騎士團國家在與波蘭立陶宛聯盟的戰爭中失敗。內部的衰敗已無法阻止。1466年騎士團被迫簽訂第二次托爾恩和約，接受波蘭人提出的苛刻條件。條約規定騎士團國家在今後三百年內承認波蘭的主權(宗主權)；把維斯瓦河左岸所有西普魯士土地割讓給波蘭；承認波蘭王國對騎士團國家殘留部分的宗主權，也就是說維斯瓦河右岸的東普魯士土地成為波蘭國王的“藩屬”，間接地保留了自治權。騎士團國家乃從德意志帝國中“脫離”出去，自此一蹶不振。要到16世紀初出身於霍亨索倫家族法蘭克尼亞支繫的阿爾布雷希特·馮·勃蘭登堡安斯巴赫(Albrecht von BrandenburgAnsbach，1490—1568)被推舉為騎士團團長後，騎士團國家的命運纔開始有所變化。應該說，勃蘭登堡馬克和普魯士騎士團國家，在幾個世紀內是並行和獨立發展的。一直到1618年，這兩地纔聯成一氣，形成勃蘭登堡普魯士國家，這中間的聯結點，則是霍亨索倫家族的統治。

霍亨索倫家族是德意志的高級貴族和王家世繫。該家族在1100年因領有索倫堡而受封為索倫伯爵。14世紀中葉該家族在“索倫”前冠以“霍亨”(“高貴的”)字樣，乃成霍亨索倫家族。家族領地原在西南德的內卡河、士瓦本阿爾勃和上多瑙河之間。12世紀索倫伯爵同紐倫堡伯爵結親，1227年兩個兒子分割領土，形成後來信奉新教的法蘭克尼亞繫和信奉天主教的士瓦本繫兩支。前者承襲了紐倫堡伯爵一職，1322年成為帝國諸侯，同時領有安斯巴赫拜羅伊特馬克伯爵領，1415年取得勃蘭登堡馬克伯爵的繼承權。後者16世紀在西南德聲勢頗盛，不久分為兩支，1623年均被列為帝國諸侯。

當霍亨索倫家族的紐倫堡伯爵弗裡德裡希六世，1412年奉皇命來到勃蘭登堡時，勃蘭登堡正處在空前的無政府狀態。強盜騎士(容克的先祖)數十年來肆無忌憚地毀滅了馬克居民的生活，成了的公害。弗裡德裡希要求強盜騎士交出巧取豪奪據為己有的地產和特權、恢復和平遭拒後，決定用武力解決。他率領法蘭克尼亞騎兵和雇傭軍連同“秘密武器”——使用火藥的攻擊炮——一舉摧毀了強盜騎士強固的堡牆，終使強盜騎士聽命於自己。1415年4月30日，德意志國王西吉斯蒙德(1433年加冕為皇帝)正式把勃蘭登堡馬克賜給弗裡德裡希，並封他為選侯和帝國議會大丞宰，後者兩年後承襲選侯爵，改稱弗裡德裡希一世，開始了霍亨索倫家族在勃蘭登堡的統治。

從15世紀中葉起，霍亨索倫人已把勃蘭登堡馬克作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悉心經營和擴張。選侯們執行有目的的通婚政策，比如與薩克森維滕貝格聯姻，同波蘭公主訂婚，都是為擴大勃蘭登堡的領土和勢力。1455年，弗裡德裡希二世(FriedrichⅡ，1440—1470在位)成功地從德意志宗教騎士團那裡購回諾伊馬克，還提出勃蘭登堡有“購回”所有落入波蘭人手中的西普魯士土地的“單獨購回權”。他在留給後繼者的文件中說：必須無條件地注意到，“那些土地，是德意志土地，是神聖羅馬帝國土地和勃蘭登堡選侯國的土地……不得成為非德意志人所有”。以後的幾任選侯，也都繼承祖上的這一方針，不擇手段地擴充勃蘭登堡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