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國家主權和人民解放 / 001

革命的結束和秩序的開始：建立國家的思想 / 030

從革命到演變：秩序和進步 / 062

國家獨立的百年紀念日——寡頭秩序的哀歌？ / 083

2

美洲的烏托邦——尋找和建立 / 105

思想的革命和革命思想 / 118

反帝國主義和拉丁美洲主義 / 141

民主的形容詞 / 161

在新秩序下：民族主義者、職團主義者和整合主義者國家中心主義、民族主義和包容性 / 175

民眾主義：一種或是多種？ / 212

3

拉丁美洲史詩：有趣的事情正在發生 / 223

革命和第三世界 / 235

發展和依賴 / 243

知識分子及其責任 / 255

鉛色思想：南錐體武裝部隊的獨裁統治 / 273

禁止思考拉丁美洲：思想的消失和恢復 / 291

智利不會忘記 / 304

文獻說明 / 313

宏觀鏡 編寫一本涵括兩個世紀歷史的《拉丁美洲政治思想簡史》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工作。這項工作意味著作者必須考慮給未來的讀者提供一個指南針。不過，鋻於航海圖和指南針在空間和地理方面的局限性，僅有這兩種工具或許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借助某種“宏觀鏡”的幫助，“宏觀鏡”是博爾赫斯想像出來的工具，它可以讓我們看見普通視野容納不了的巨大事物。梳理拉丁美洲這塊對大多數人來說都稱不上“溫馴”的空間的漫長歷史不失為一種挑戰。我們不得不指出，這一行動覆蓋了巨大的範圍，免不了伴有選擇、刪削和危險，所以令人心生壓力，但是，適量的風險和勇氣是遍布本書的政治思想的固有特質。我們接下來將介紹這些政治思想，或許我們現在已經涉足其中了。 後現代性、超現代性、全球化和區域化改變了 21 世紀的思想風貌。 針對這些情況所做的回應使政治思想發生了改變，例如，在不斷被重新定義的政治民主領域，當我們討論解決衝突的方式以及如何讓公眾共居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的討論內容不僅涉及選舉包容、社會包容，還牽扯到差異包容。這是以前沒有過的情況。盡管歷史也是基於當下的問題寫成的，但本書對問題的闡述將比歷史上的固有理論更合理，因此也有其價值。 這封普通的“旅行邀請信”背後並無創造理論或制定規範的野心，僅僅是將“宏觀鏡”加以調試。更重要的是，本書中的政治思想不能以先驗論或決定論的方式去理解，不能把它們看作規範矩陣、生產方式、影響力的模式性反映，它們也不是脫離世界的獨創性成果。政治思想並非憑空而生，它們是現實的影響者，同時也被所處的生產環境所影響。這裡說的“現實” 指的也就是時間。盡管本書是“簡史”，我還是選擇引用主流政治語言的一些段落，因為在這種思想交流的方式中，潛藏著歷史性。以這種方式探討這些政治思想，幫助我們重新認識它們—權且當作主流報紙頭條並不存在。主流政治語言向來斬釘截鐵、不容分辯，其目的包括說服人們、鼓勵人們采取行動、抨擊或支持某個政權，但主流政治語言從不用目的論或者因果關繫去分析和解釋自身。“宏觀鏡”旨在讓那些過去看到的未來政治可能性、政治疑惑和政治想像顯現出來，然後從當下（對於過去來說則是未來）的視角閱讀和思考它們，不帶懷舊情緒和說教意味，而是充滿好奇地、綜合地去梳理思考拉丁美洲政治思想。

美洲的烏托邦——尋找和建立

我不知道我們明天是否會開始“成為我們自己”，我不知道是在黎明還是在正

午……但我知道，對於我們來說，歐洲在消失……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有了自己的指南

針，而是因為我們失去了別人的指南針。

——佩德羅 ？ 亨裡克斯 ？ 烏雷納（Pedro Henríquez Ure？a），《找尋我們表達方式

的六篇文章》，1928 年

20 世紀 20 年代是過渡的年代，充滿了隨性的、矛盾的思想。一切都“會成為將要成為的樣子”，或者是與過去告別，這種狀態有時會讓“尋找和斷裂”的意義黯然失色。在 1929年的危機之後，其中一些問題及其答案消失了，而其他問題在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變得清晰起來，還有一些問題處於萌芽階段，被暫時擱置了，又在 20 世紀 60 年代重新出現。20 世紀 20 年代具有一種膠體的特點，但是它對於 20 世紀拉丁美洲的許多知識、文化和政治傳統來說具有奠基性意義。

佩德羅？亨裡克斯？烏雷納在 1928 年寫道：“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有了自己的指南針，而是因為我們失去了別人的指南針。” 正如何塞？英格涅羅斯不無憂傷地宣稱的那樣，如果歐洲的“野蠻人”已經在一場戰爭中自殺，那麼“文明”這個詞可以被修改，甚至被顛覆。例如，對於何塞？瓦斯孔塞羅斯來說，歷史上的野蠻行為已經被證明更具創造性，是承載各種文明的母體。因此，如果不是帶有自主性，即更隨意自由地去評判的話，那就無須那麼嚴格地去評判拉丁美洲的現代性。次世界大戰使時間、長度的計量方式有了輕微變化，並削弱了 19 世紀的熱點詞彙：理性、文明、進步、科學、實證主義。在這些不確定性的縫隙中，出現了一些不合常規的、異樣的道路，它們成為考量拉丁美洲的方式。

其他許多大膽的行為也可想而知，尤其是先鋒派的反傳統行為。畫家蘇爾？索拉爾（Xul Solar）發明了“新克裡奧爾語” （一種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的混合語言），秘魯先鋒派人士弗朗西斯科？丘奇萬卡？阿玉羅（Francisqo Chuqiwanka Ayulo）創造了“美洲印第安式書寫規則”，墨西哥的壁畫和《阿毛塔》雜志中也不乏先鋒派的反傳統表達。如果西方是“沒落的”，那麼美洲則是煥然一新、大有前途的。人們頻頻提到新世界主義。斯賓格勒、凱澤林和勞倫斯如同造物主，他們的理論讓人們看到了一個充滿活力而又感性的拉丁美洲，大洋那頭的美洲大陸仿佛再度被發現。何塞？尤斯塔西奧？裡維拉（José Eustasio Rivera）、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裡亞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羅慕洛？加列戈斯（Rómulo Gallegos）、裡卡多？基拉德斯（Ricardo Güiraldes）、赫爾曼？阿西涅加斯（Germán Arciniegas）、阿列霍？卡彭鐵爾（Alejo Carpentier）、海托爾？維拉 -羅伯斯（Heitor Villa-Lobos）……這些文化界的革新者，在創作出他們著名的作品之前，都在巴黎度過了很長時間。我們可以看出，雖然看上去很矛盾，但是歐洲先鋒派和拉丁美洲知識分子返回故國這件事之間是有聯繫的。在這些新鮮事物中，女性在公共領域的存在感變強了。我們應該記得，拉丁美洲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加布裡埃拉？米斯特拉爾（Gabriela Mistral），她曾與何塞？瓦斯孔塞羅斯在墨西哥公共*共事過。阿芳西娜？斯托妮（Alfonsina Storni）、布蘭卡？盧茲？布魯姆（Blanca Luz Brum）、弗裡達？卡洛（Frida Kahlo）、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安東妮塔？裡瓦斯？梅爾卡多（Antonieta Rivas Mercado）和瑪格達？波塔爾（Magda Portal），她們憑借公共活動和在各自領域（文學、繪畫、攝影、政治）的成就，顛覆了固有的規則和價值觀。

人們選擇用文字來描繪一個村俗的、種族的、自然的拉丁美洲。在敘事作品和造型藝術中，有根有血的大自然是人們首要選擇的主題。奧拉西奧？基羅加（Horacio Quiroga）的故事中的人被文化“流放”，並被一種壓倒一切的天性驅使著。無獨有偶，羅慕洛？加列戈斯的小說《堂娜芭芭拉》是描繪委內瑞拉平原的文明與文化變遷的代表性作品。同樣，馬裡亞諾？阿蘇埃拉（Mariano Azuela）將他的革命小說命名為“在底層的人們”也並不是無意為之，這部作品被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稱為“赤腳的《伊利亞特》”。《食人宣言》的那句“是圖皮，還是不是圖皮？”描繪了一個吞噬歐洲文化的印第安人的形像，他以圖騰的方式吸收歐洲的價值觀，然後獲得一種合成的巴西身份。文化民族主義讓文學和造型藝術充滿了底層人的形像：農民、印第安人、工人、黑人、村夫。迭戈？裡維拉（Diego Rivera）的壁畫或何塞？薩博加爾（José Sabogal）的版畫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