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法] 塞爾日•格魯金斯基（Serge Gruzinski，1949-）

格魯金斯基是以拉美史研究著稱的法國當代歷史學家，也是全球史和跨國史研究領域的先驅。1969年，他進入法國國立文獻學校，在那裡完成了他有關16世紀佛蘭德斯的論文。1970年，一次去墨西哥的旅行喚起了他對這個“新西班牙”及整個拉丁美洲的興趣。1973—1975年，他成為設在梵蒂岡檔案館中的羅馬歷史研究所以及委拉斯開茲之家的成員。1983年，他進入了1939年成立的久負盛名的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這是歐洲的基礎科研機構，1989年他開始擔任該研究中心的主任一職。自1993年起，他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

格魯金斯基的研究方向是美洲和亞洲的殖民化，他的研究領域包括了作為混血及混合空間的誕生地以及作為全球化的初表現的殖民經驗，針對歷史上西班牙對墨西哥的殖民撰寫了多部著作，如《想像的殖民化：西屬墨西哥的土著社會與西化（16—18世紀）》（1988）、《圖像的戰爭：從哥倫布到〈銀翼殺手〉（1492—2019）》（1989）。格魯金斯基還將其反思延伸到整個美洲大陸，與人類學家卡門•貝爾南合著了《偶像崇拜：宗教科學的考古》（1988）。此外，格魯金斯基聚焦文化融合的形式與機制，出版了《梅斯蒂索人的心智：殖民化與全球化的思想動力》（1999）、《世界的四個部分：一部全球化歷史》（2004）、《鷹與龍：全球化與16世紀歐洲在中國和美洲的征服夢》（2012）等，其中《世界的四個部分》可謂格魯金斯基著作之集大成者，是他積累了幾十年的成就。

譯者簡介

李征，法國（邦岱翁-索邦）巴黎大學藝術與藝術學繫博士、出站博士後，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東南歐拉美文學研究室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法國文學與藝術。著有專著《資本語境中的法國文學——論蒙田、巴爾扎克、勒克萊齊奧與維勒貝克的經濟書寫》（中國書籍出版社，2020）、《火花——西方浪漫主義時期音樂、繪畫、建築之間的踫撞與聯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近年來在《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動態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在《阿爾卑斯》（第1—5輯）與《普魯斯特研究文集》發表論文、譯文多篇。

《世界的四個部分》首先令我想起羅馬聖依納爵教堂的著名天頂畫《聖依納爵的榮耀》（1691—1694）的壯麗畫面：四個分別代表“亞洲”“非洲”“歐洲”和“美洲”的寓意人物，作為四根主要柱礎，支撐著整個建築向著無窮天穹開放。盡管安德裡亞·波佐的原始意圖試圖褒揚耶穌會傳教事業在全世界的擴散，但這一視野的真正基礎，事實上來自本書作者所論述的“伊比利亞的世界化”，可以追溯到西班牙—葡萄牙世界帝國從菲利普二世時代開始合並為一體之際（1580—1640）的世界格局——一個以中美洲的墨西哥城為中心，旁涉世界四大洲的“全球帝國”的形成。鋻於這一歷史時期恰與著名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同框，故格魯金斯基這一以“世界化”為視野的著作，可謂超越了他的同胞的西方中心主義局限，而成為法國歷史學界榮耀的證明。

尤為重要的是，格魯金斯基在書中試圖發展一種不同於今天歐美文化為主導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新理念，即一種基於世界各種文化的雜交和混血的“世界化”（mondialisation），其敘述方式可謂構成了另一種“全球史”的方法論視角。盡管如此，正如格魯金斯基自述，這種新視角在具體論述過程中，總是難以避免作者自身立場與身份的局限，即仍然是一種“歐洲解釋”。這就意味著，在新的“全球史”著述中，未來出現更多的具有上述“世界的四個部分”甚至更多不同立場的敘述，是完全應該的，也是可以期待的。

——李軍，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

《世界的四個部分》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史研究著作，其覆蓋範圍在很多方面都超過了布羅代爾的著作，這不僅僅是在空間上，也表現在觀念方面。格魯金斯基通過不斷的反思，尋求更廣闊的學術視野，避免今天的學科劃分所帶來的羈絆。他鼓勵人們放棄民族國家歷史的狹窄邊界，因為民族國家史就像一件緊身衣，將人們的視野限制在單一的民族中心主義和聲調之中，而忽略其他地方的聲音。他在這部著作中，通過將新開拓的空間西方化，並將其整合到天主教王國的原有的宇宙觀之中，伊比利亞的統治同時代表著這一宇宙觀對新征服土地的物質和文化特性的適應——“混血”，從而超越“征服者”與“被征服者”、“我們”與“他者&rdquo對立。

——李雪濤，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罕見的印第安土著史家的記述文獻、布羅代爾式的宏大總體史視野、巴洛克式/後現代式的文化意像拼接、對全球化和西方化的重新闡釋：這場對波伊比利亞全球化的巡禮跨時空、跨文化，給我們打開了新的歷史世界。

——劉北成，清華大學歷史繫教授

這是一部拿起就不想放下的著作。格魯金斯基教授創造性地運用圖像、藝術品及土著歷史學家的文獻，以富有想像力的筆觸，淋漓盡致地詮釋了十六世紀由伊比利亞人所引發的西化、混血和全球化的故事。這是一部從史料到方法都真正擺脫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史學名著，還原了早期全球化歷史的厚重性、復雜性、多樣性，為全球史、跨國史研究樹立了典範。

——劉家峰，山東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法國歷史學家塞爾日·格魯金斯基致力於消解長久以來基於主動—被動、征服—殖民論述的世界史的方法論視角，重新審視歷史中的多樣主體和復雜意識。在《世界的四個部分》一書中，他將其視角偏移，不再以歐洲為中心，而是聚焦於伊比利亞時期“世界的四個部分”之間（歐洲、亞洲、非洲和美洲）的雜交與融合的歷史，向我們揭示的是另一種“全球化”——“伊比利亞全球化”，一種基於世界各個部分的交流與互動過程的全球化，而非一種歐美思想體繫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模仿復制，後者是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全球化”。伊比利亞全球化當然伴隨著征服—殖民的進程，但簡單地將全球化歷史與各個帝國的歷史相混淆是錯誤的。

歷史作為認識世界的一種工具，反思過去有助於我們更加清醒地面對當下的全球狀態，作者的視角偏移為我們提供了若干的新方法去闡釋當下的全球化現像。

——施展，外交學院教授

致中國讀者

首先，有個問題需要澄清。今天歐洲歷史學家已經意識到，將世界史簡化為歐洲史不僅不再可能，而且也是不適宜的，即使我們依然是歐洲中心主義（像卡爾·馬克思那樣具有批評精神與普遍主義精神的人也沒能擺脫它）的持有者。同時，也不能再以過去幾個世紀裡我們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向世界上的其他國家講述世界史。

那麼，對於至今至少五個世紀以來在歐洲確定與書寫並在世界其他地方傳播開來的那些歷史學知識、經驗，應該加以拋棄嗎？我沒有放棄我所擁有的知識、經驗與研究手段，而且還一直力圖從外部，尤其從拉丁美洲的角度來認識歐洲歷史，並不斷重新審視我對歷史認知的貢獻與局限。作為歐洲人，我應該優先闡述歐洲霸權的起源、機制與各種特征，以及歐洲霸權在全世界常常顯示出來的具有擴散性與破壞性的運作方式。我力圖在著述中保持這樣一種整體視角。

可以說，《世界的四個部分》一書隻是對16世紀給出的一種歐洲闡釋，僅此而已。但是，我用了約50年的時間來研究西班牙殖民美洲（尤其針對西班牙殖民墨西哥）的歷史，這使得我得以更好地理解什麼是歐洲殖民，更好地理解歐洲殖民在美洲土著、混血族群那裡所引發的各種反應與反抗。我很早就了解到在土著社會、傳教士所屬的教會、西班牙王國代表與歐洲商人之間所形成的各種關繫。這使我必須和歷史事件保持一定距離，擺脫新大陸的界線，將那個年輕的殖民社會置於社會、經濟與政治的背景中，那是它所擁有的特有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同時它也朝向西歐、菲律賓與中國，朝向黑奴的非洲、西屬秘魯（在波托西擁有礦藏）以及葡屬巴西。由此，我首先對西化的過程進行了充分的反思（《想像的殖民化：西屬墨西哥的土著社會與西化（16—18世紀）》，思考了歐洲圖像的影響（《圖像的戰爭：從哥倫布到〈銀翼殺手〉（1492—2019）》、混合的機制《梅斯蒂索人的心智：殖民化與全球化的思想動力》），然後纔撰寫了本書。

全球化沿著伊比利亞人的道路從16世紀開始發展，在19世紀、20世紀上半葉達到。伊比利亞全球化轉變為歐洲人進而為西方人主導的全球化。今天，種種跡像顯示全球化的火炬正在來到東方，中國將在全球化中承擔起主導作用。對於西方人來說，很難接受西方人所自我建構的這個世界即將結束，也很難放棄西方人在距今500年間所建立的霸權。我作為16世紀歷史的研究專家對這一結果並不感到十分驚訝，因為早在文藝復興時期伊比利亞人就發現了中華帝國，並為中華帝國的技術成就、城市建設與中華帝國的富庶而感到驚訝與垂涎。在16世紀，明朝時期的中國對於當時伊比利亞商人來說是世界上的市場，對於天主教傳教士來說，則是的潛在信眾群之所在地。

面對當代出現的重大轉折，16世紀歷史的研究專家可以做些什麼？研究西方全球化的伊比利亞根源可以帶給我們哪些思考？我深信對過去的分析有助於我們更加清醒地面對全球的當下狀態，它提供給我們若干方法去闡釋全球化現像。要知道，全球化現像曾長期被史學家所忽視，或者說，對全球化現像的研究基本被限制在發展生產力的視角下。

按照西方傳統的歷史範疇劃分方法，現實通常被分割成經濟、政治、宗教與文化的不同層面。這種研究方法並不適合闡述具有如此廣度與復雜性的全球化發展過程。此外，將全球化歷史與世界歷史或各個帝國的歷史相混淆是錯誤的，盡管現在這種混淆在很大一部分西方史學家那裡廣泛存在。

全球化到底是什麼？從研究16世紀伊比利亞的擴張出發，可以得出結果——全球化是被各種原動力與力量所形成的一個整體所建立的，這些原動力與力量將世界的不同部分連接、整合並組織起來。在15、16世紀，歐洲、非洲、美洲與亞洲逐漸相互連通，這種情況是空前的。與各個帝國各自的原動力不同，這些融合成一體的力量組並非產生於明確的、有意識的政治企圖，亦非源於直接可辨的綱領性計劃。伊比利亞全球化並不是天主教帝國的國王們派遣哥倫布、麥哲倫去探索世界所導致的結果，也不應將伊比利亞全球化與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擴張以及他們的經濟、軍事動機相混淆。當伊比利亞人通過印度、菲律賓與亞洲世界相聯繫時，是區域力量（中國、日本、莫臥兒帝國）將伊比利亞人融入他們的運轉與活動中，而不是伊比利亞人將區域力量融入自身的運轉與活動中。全球化將一直處於分離狀態的不同的地緣政治、不同的經濟空間連接起來，並使之同步。

在全球化運動中，尤其在我稱之為“伊比利亞全球化”的運動中，顯示出世界範圍內的兩種原動力——西化與全球化，它們在一個擴張的空間中持續地展開並發揮作用。西化與全球化都承載著社會組織、政經控制、意識形態控制（針對想像、智識、信仰等）的各種形式，它們逐漸在世界的各個部分扎根，同時也遭遇到或大或小的抵制。西化首先表現為各種歐洲模式在歐洲之外的投射與傳播的一種持續進程，它旨在經過適應、和解或強加、毀滅的過程，改變地區現實。西化不斷地與新的社會環境相互作用，有時通過對話與調解，而更為常見的是通過暴力與戰爭。西化企圖塑造或重塑地區空間的所素，尤其針對精神（皈依基督教）、行為（工作組織）與生活方式（家庭、性、消費）。西化在各地生根，同時導致了各種“混合”（Métissages），西化以不同的方式因地因時地控制並引領這些混合。

西化產生了哪些後果？雜交混合的社會、諸說混合的基督教……一並轉化成西歐的外圍空間，這些外圍空間對於西歐來說，是可以提供預見性參考的新的社會經驗的實驗場，如西班牙帝國的殖民社會、巴拉圭的耶穌會傳教區就屬於這種外圍空間。

全球化這一原動力總是伴隨著西化，而且它是西化的基礎。全球化旨在歐洲以外建立起歐洲支配性的根基，它們扎根海外，在原則上圍繞著語言與宗教方面嚴格的正統觀念以及智識、教義與法律方面的完美連續性構築起來，不受其他任何影響。它們並非一成不變，位於大洋彼岸的歐洲大地上發生轉變，它們就跟著產生演變、更新。如智識模式與政治模式的變化、宗教方面的參照資料的變化，甚至還包括藝術風格上的變化。此外，在一些總是與殖民權力的各種因素相連的特殊領域，如語言（拉丁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時間表達、法律法規（單純源於羅馬）、羅馬天主教教義、哲學推理（亞裡士多德哲學及之後的啟蒙思想潮流），歐洲支配性也在美洲世界扎下了根，同時排斥那裡一切新情況的影響。歐洲所形成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力量持續上升，這股力量使歐洲支配性在海外的根基得以抵御住外部世界的影響，並使其持續地被帶回歐洲，在那裡重新找到根源，重新定位。

在16、17世紀，西化與全球化在世界各地顯現出來，二者錯綜復雜地相互交織。我認為，這兩種原動力在當代全球化中具有它們的對等物。而且，這兩種原動力為闡釋我們所實驗的各種變革機制提供了可能，因為它們為全球化的未來提出了一些基本問題：全球化如何展開？它的形成路徑、發展節奏與速度、機能障礙與挫折、失敗是怎樣的？全球化面臨哪些抵制？在這個意義上，研究伊比利亞全球化對於21世紀來說是具有價值的。

在本書中，有諸多問題沒有涉獵。如我在《那裡是什麼時間？——現代黎明前的美洲與伊斯蘭教》（關於17世紀的奧斯曼帝國與墨西哥）與《鷹與龍——全球化與16世紀歐洲在中國和美洲的征服夢》（關於中國與墨西哥）中進行的區域研究。歐洲歷史話語的全球化與歐洲範疇（如時代觀念）的強制性孕育了我在《時間機器——當歐洲開始書寫世界史》中的探索。此外，由於我的一些著述被用於中等學校的教學，這促使我寫作了《歷史何為》。我相信，在21世紀，無論在歐洲還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教授如下這種歷史的需要是迫切的：該歷史可以提供給新一代人必不可少的方法與手段，使其可以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上縱橫、馳騁。

近期我的研究主要聚焦“地區”與“全球”這些必須要“歷史化”（即作為歷史學家去重新思考）的範疇。此外，還關注“全球化的內部”在伊比利亞人殖民的美洲是如何建構起來的。這一“全球化的內部”是全球化推力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的地區體現，它是我的論著《與一個新西班牙混血兒的談話》的主題。

親愛的中國讀者，我們雖未曾謀面，我無法與您及今天構思並書寫歷史的中國同行、學生們展開對話，但是我希望未來的一代人可以在面對並整合我們的知識時，相對於以揭示任何一個歷史真實為目標，能夠更多地帶給21世紀的世界以創造性的飛躍，正如歐亞兩個大洲在過去數個世紀中經歷的一次次復興所帶來的飛躍一樣。

［法］塞爾日·格魯金斯基（Serge Gruzinski）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名譽研究主任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博士生導師

2020年7月13日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