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三部曲”是21世紀太平洋戰爭史集大成之作，在美國亞馬遜收獲近90%讀者上千條五星好評，一度登上《紐約時報》非虛構作品暢銷榜，被譽為“軍事史的”“史詩般的軍事史巨著”。

★裡程碑式的太平洋戰爭全史，從“珍珠港”和“中途島”升級認知
太平洋戰爭通常隻以“偷襲珍珠港”“中途島對決”“血戰硫黃島”等數場著名戰役為人津津樂道，其全貌則往往隱沒在零散而孤立的文本當中，相關研究也日漸碎片化。海軍史專家伊恩·托爾積十餘年之功，完成“太平洋戰爭三部曲”的鴻篇巨制，全景展現這場戰爭的過程及其意義，為太平洋戰爭研究領域貢獻了一部傳世之作。

★充分挖掘各類史料，公正還原歷史真相
托爾在原有太平洋戰史的基礎上，吸收新近公開或出版的檔案、紀實文獻、回憶錄和研究成果，大量引用親歷者的口述史、日記和書信，分析戰略和戰術決策時則會回顧海軍軍官的作戰報告和戰爭日志。他在運用史料時還格外注意平衡呈現各方角度，盟軍和日軍、前線和後方、軍人和平民的視角交替出現，盡可能展示了復雜歷史的本來面目。

★突破陸戰為主的視角，揭示航母興起和人類海戰思維蛻變的歷程
太平洋戰爭當中的海戰不僅對戰局本身起著決定性影響，還顛覆了自古以來的海戰方式，重塑了人類對海戰的理解。然而原有的太平洋戰爭經典作品往往重陸戰而輕海戰，無法真正呈現太平洋戰爭的全貌。托爾的巨著從全面的海戰視角鋪陳開來，展示了航空母艦取代“大艦巨炮”成為海軍核心的曲折歷程，彌補了這個缺憾。

★以高級軍官講師的洞見剖析戰局，釐清盟軍決策思路和勝負核心因素
盟軍將“歐洲優先”作為全球戰略的基礎，同時又不能忽視太平洋戰區的軍力調度、資源分配和作戰方案等問題，戰爭臨近尾聲時還要考慮各項安排對戰後的影響，決策過程可謂千頭萬緒。托爾以高級軍官講師的洞見，梳理了盟軍就相關問題辯論與博弈的經過，並且闡述了軍工產能、資源供給、後勤保障、作戰觀念等因素對戰局及戰略的影響，論析了左右全局勝負的關鍵。

★小說般傳神人物刻畫，電影般逼真戰場復現
托爾寥寥數語就能勾勒出鮮活的人物形像。無論是高層指揮、部隊官兵還是普通民眾，在他筆下都有血有肉，躍然紙上，而非隻是承載敘事功能或補充視角的工具。描寫戰役時，他善於借助真假莫辨的情報和層出不窮的意外鋪墊氛圍，營造懸疑感，以極富張力的筆觸和翔實的細節再現驚心動魄的交戰場面，哪怕讀者已了解全部經過，也很可能再度被吸引。

★近50幅原創地圖，100餘張歷史照片，讓戰爭不再抽像
幾乎每場戰役均有精心繪制的地圖，清晰展示戰鬥雙方的布局與機動；百餘張歷史照片則將人拉回到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使人更真切地感受戰爭的宏大、激烈與艱難。

★把握當今亞太格局雛形，洞悉日美關繫演變
太平洋戰爭主要是美日兩國的戰爭，這兩個國家都曾被歐洲文明所輕視，後來卻發展成為雄踞太平洋兩端的重要力量。戰後的美國成為僅有蘇聯可以抗衡的超級大國，日本則至今仍是亞太地區的重要力量。理解太平洋戰爭臺前幕後的較量，纔能對20世紀以來的亞太格局乃至全球局勢有準確的判斷與認識，而這對於今日的我們而言，具有相當的啟發和參考意義。

★軍事作家操刀翻譯，譯文流暢可靠
《諸神的黃昏》譯者譚星曾在《兵器》《突擊》等軍事書刊上多次發表作品，著有《全甲板攻擊：戰火中成長的美國航母》一書，譯有《決不，決不，決不放棄：英國航母折騰史，1945年以後》《航母崛起：爭奪海空霸權》等著作，原汁原味地呈現了原文的風采。

1944年6月的菲律賓海戰役後，盟軍在太平洋戰爭中占據了主動。為了減少傷亡和速戰速決，美國人絞盡腦汁，而日軍考慮的卻隻是如何“光榮赴死”。

在“七生報國”的心態驅使下，從萊特灣戰役起，日軍開始實行各種形式的“萬歲衝鋒”。無論是以“神風”為代表的特攻部隊，還是海上巨無霸“武藏號”和“大和號”，通通走上了不歸路。日本媒體將一場場慘敗美化為大捷，在東京遭遇傷亡超過十萬人的空襲後隻強調皇宮完好無損，天皇安然無恙。日本政府則要求民眾展示“大和魂”，為國家做出更大犧牲。連婦女兒童也被訓練用竹槍迎戰，準備“一億玉碎”。而在馬尼拉，自知行將毀滅的日本兵，展現出人性至深的黑暗面，犯下罄竹難書的獸行。

在美軍攻克硫黃島與衝繩島，獲得了登陸日本本土的基地後，一部分日本領導人開始暗中推動停戰，先前的好戰論調反成阻礙。即便蘑菇雲已在廣島與長崎上空騰起，依然有人試圖以武裝叛變阻止天皇宣讀的終戰詔書在全日本播出。然而，日方代表終還是登上“密蘇裡號”，在投降書上簽了字。太平洋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此結束，我們今日熟知的亞太格局也開始形成。

作為“太平洋戰爭三部曲”的後一卷，《諸神的黃昏：1944—1945，從萊特灣戰役到日本投降》延續了前兩卷的特色，逼真還原了戰爭末段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場面，而且帶領讀者走進華盛頓和東京的決策地，品鋻各方首腦在戰略和外交層面的重大決議。它不僅給這部裡程碑式的作品畫上了完滿的句號，更將軍事史寫作推向了新的。

作者自述和致謝
序章
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尾聲
注釋
參考文獻

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的始末，沒有人比伊恩·托爾講述得更出色。《諸神的黃昏》給“太平洋戰爭三部曲”畫上了完滿的句號。精彩紛呈，令人百讀不厭——不要錯過這部無與倫比的軍事史。
——亞歷克斯·克肖（Alex Kershaw），二戰史學家，《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

從伊恩·托爾的第 一本書《六艦》開始，我就一直是他的粉絲，但“太平洋戰爭三部曲”的末卷把他帶到了另一個高度。《諸神的黃昏》從頭到尾吸引著你——這是一部史詩般的軍事史巨著。
——納撒尼爾·菲爾布裡克（Nathaniel Philbrick），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作品曾入圍普利策獎

托爾把控敘事的能力是專家級的，而且敘述過程中洞見迭出……這是一部全面而可靠的著作，如實展現了二戰時期的海軍，並未掩蓋其缺點。
——馬克·佩裡（Mark Perry），《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關於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年的壯麗史詩……像前兩卷《燃燒的大洋》《征服的怒潮》那般扣人心弦……托爾不僅是優秀的戰史講述者，也是敏銳的文化觀察家。
——埃文·托馬斯（Evan Thomas），著有《雷霆之海》（Sea of Thunder）和《艾森豪威爾的虛張聲勢》（Ike's Bluff）等

托爾為人類一場史詩般的悲劇刻畫的終幕令人嘆為觀止。這本書和“太平洋戰爭三部曲”的前兩卷對於其他太平洋戰爭史家來說是難以超越的。
——喬納森·喬丹（Jonathan W. Jordan），《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托爾通過細致入微的研究，包括使用尚未被人挖掘過的一手資料，以輕快的敘述將戰略、軍事行動和個人視角融合在一起，對戰爭尾聲階段雙方的關鍵決定和行動進行了非常平衡的呈現。
——傑裡·萊納伯格（Jerry Lenaburg），《紐約圖書雜志》（New York Journal of Books）

伊恩·托爾以精湛的敘事，清晰而直觀地講述了美軍沿島嶼組成的階梯向日本進軍的漫長而痛苦的過程。通過巧妙而深入的人物刻畫，托爾還原了軍政高層充滿爭論的生活：他們為下一步該怎樣行動而爭執，犯下各種各樣的錯誤，反敗為勝，或是痛失好局。這是非常難得的通俗海戰史。
——理查德·斯諾（Richard Snow），歷史學家，著有《鐵黎明》（Iron Dawn）和《無邊的危險》（A Measureless Peril）等

作者纔華橫溢，書中豐富的故事讓人既熟悉又感到新鮮。這部裡程碑式的歷史作品彌足珍貴，二戰迷會愛不釋手的。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星級評論

令人受益匪淺的歷史作品。
——《柯克斯評論》（Kirkus）

托爾有高超的敘事本領，將海陸空戰鬥的經過和華盛頓與東京幕後的角力巧妙融合在一起。“太平洋戰爭三部曲”的末卷以嫻熟的文筆描寫了跳島戰略執行過程中殘酷而血腥的現實。學者和軍迷期待已久了。
——克萊爾·巴雷特（Claire Barrett），《軍事史季刊》（Military History Quarterly）副主編，二戰史研究者

尾聲（節選）

回顧這場剛剛輸掉的戰爭，日本領導人也為他們自己的愚蠢而哀嘆。被人問及太平洋戰爭的轉折點時，米內大將答道：“坦白地說，我覺得開戰便是轉折點。我從一開始就覺得毫無勝算……我至今仍然認為，鋻於當時的局勢，我國的戰爭實力，那樣的計劃並不合適。”1945年秋季，在接受美國戰略轟炸調查組審訊時，許多日本領導人都表達了相似的觀點。1941年12月，他們進攻美國和盟國的致命決定是基於一繫列錯誤的假設而做出的。他們以為戰爭可以速勝，從而避免讓美國的經濟力量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持久消耗戰。他們還以為納粹德國在歐洲是不可戰勝的，英國和蘇聯將在德國的鐵蹄下臣服；以為連接日本和馬來群島石油產地的海運線能夠免遭潛艇攻擊和空襲；以為美國海軍艦隊主力將會闖入西太平洋，並在一場決定性的海戰中被殲滅，讓日本海軍重現在1905年對馬海戰中取得的大捷。
日本人從小就被教育說他們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民族，有神聖天皇的指引，有千古諸神的庇佑，肩負著統治亞洲的神聖使命。由於對美國文化和民主的淺薄思維定式，日本人錯估了對手的血性和勇氣。他們覺得美國人不願意在地球另一端打一場持久、血腥的戰爭。覺得自己的敵人被優越的生活變得軟弱而頹廢，毫無希望地沉迷於燈紅酒綠。美國是個大雜燴，移民國家，缺乏凝聚力，沒有高尚的追求，被種族、民族、階級和意識形態的內鬥拖累得虛弱無比。美國女人都有投票權，這樣她們就會施加政治影響，抵制把她們的兒子和丈夫派到遙遠的異國土地上去打仗。美國經濟體量雖大，實力雖強，但若無法進行戰爭動員，那也沒有意義，而且寡頭資本家也不會願意去改造他們原本利潤豐厚的產業。襲擊珍珠港就是為了打擊美國民眾的士氣，面對如此災難，資本家們的反應將會是迫使華盛頓求和。“我們以為我們能輕松搞定他們，”一名日本高級將領後來承認道，“一個如此深陷物質享受，一心追求歡愉的種族，在精神上是墮落的。”
如果這些假設都沒錯，日本就會打贏太平洋戰爭，或許今天已經是這一地區的霸主了。哪怕隻有一部分假設正確，日本或許也不至於淪落到為了保持主權完整而痛苦掙扎的地步，甚至還可能保留一部分海外占領區。但結果我們都看到了，所有這些假設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錯誤。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如米內大將和其他人參透的那樣，太平洋戰爭的結局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日本的戰敗甚至在1941年12月便已可清楚預見。更糟的是，有些默許發動這場打不贏的戰爭的人，也在一開始就預見到甚至預言它會失敗。這樣看來，太平洋戰爭其實是東京政治失敗的產物，這種災難性的失敗，是一個政府乃至一個國家歷史中糟糕的事情之一。
在19世紀的明治時代，當日本武士階級的精英次想要讓他們封閉而落後的國家現代化和工業化時，他們就知道自己需要從國外進口原油和其他日本本土缺乏的自然資源。對外貿易滿足了這種迫切的需要，尤其是和美國、英國、荷蘭及其在亞洲的控制區與殖民地之間的貿易。1940年時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明明知道自己的這一基本經濟環境，卻還是選擇和歐洲的兩個法西斯國家德國和意大利結盟，它們不僅不是原油和其他原材料的主要出口國，而且還已經（或者即將）和向日本出口這些物資的國家開戰，這對日本的國家利益是致命打擊。換言之，東京選擇了和自己的主要貿易伙伴為敵，卻和對自己固有的物資短缺毫無益處的國家結盟，從而導致了完全可以預見的經濟危機和能源危機。在原油和其他原材料進口被貿易封鎖切斷後，日本政府又錯上加錯，向在東南亞實力虛弱且沒有做好戰爭準備，但潛在工業軍事實力至少是日本十倍的國家（美國）發動進攻。
明治憲法為陸軍和海軍賦予了特權，將他們放在可以直接向天皇進言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天皇則擁有指揮武裝部隊的廣泛權力。但是到20世紀30年代，天皇的權力已經被諸多法律先例一再削弱。（如果有一個比裕仁更強勢的人在位，或許能把國家之船帶入安全水域，但我們對此隻能是猜測。）兩大軍種不僅主導著自己的資金預算和政策，其霸權甚至還伸向了國家的民政事務。不得到陸軍和海軍的共同認可，便不能組建內閣，也不能任命首相，這種認可還能隨時撤回，導致政府垮臺。但日本卻沒有能夠解決兩大軍種之間爭議的機制，而且除非陸海兩軍觀點一致，否則就什麼事都做不了。核心權力層的決策被達成共識的需要所左右，而兩大軍種自己的利益都能得到滿足時容易達成共識。日本政府的這一特點在20世紀30年代時變得代價更為高昂，陸海兩軍的內部競爭變得愈加激烈，他們都想要在經費和關鍵原材料的爭奪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這樣，國家的主要外交政策和國防政策也受制於軍種之間爭奪預算的目的。
幾十年來，日本海軍一直把美國當作他們制訂計劃時的“假想敵”，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想要找美國打一仗或是預計會與美國開戰，而是因為這樣對他們爭奪預算有好處。海軍制訂“南進”攻取東印度群島的戰爭計劃，其主要原因是有這樣一套計劃纔有理由建設一支大規模艦隊。當1940年和1941年遭遇危機時，東京的海軍將領們並不是真的想要在太平洋上開戰，但他們卻不能這麼說，怕陸軍會把對預算和原材料的控制權搶走。不過，大將們並不一定是海軍中重要的決策者。措施和決策開始越來越多地受到軍令部或海軍省中那些中層軍官精英的擺布，而這些人魯莽地想要把日本拖入戰爭。這些年輕的鷹派中佐和大佐會編造各種估算和統計結果來支持發動戰爭的提案，並迫使他們的上級對其信以為真。那些邏輯合理的反對意見則會被吼回去。當負責戰爭動員的海軍少將警告說日本的造船能力十分有限，不足以支撐對美開戰時，一名大佐哭求道：“這樣的估算會讓我們打不成仗的！”不知何故，海軍將領們無法承受那些不守規矩的惹事下級“近乎威脅的施壓”。他們被裹挾在了宿命論、一廂情願和狂熱好戰交織而成的潮流之中。“許多人從開始就知道，向盎格魯-撒克遜人開戰是非常不明智的，”戰前後一任駐美大使野村將軍如是說，“但情勢就這麼發展了下去，他們身不由己地滑向了戰爭。”福留繁將軍後來覺得，決定開戰的整個過程“十分奇怪”。他回憶道：“當我們面對面私聊的時候，我們［海軍領導層］全都想要避免戰爭，但是當我們開會時，結論卻總是一步步地指向戰爭。”
在反對對美開戰時，山本五十六大將總是反復向他的同僚強調這一點。他警告說，日本沒有任何希望征服並控制美國，但美國征服並控制日本卻是有可能的。作為一個賭徒，山本意識到此舉的風險收益比是十分不劃算的。1941年之前，日本在西方帝國主義面向全亞洲的鯨吞蠶食面前守住了自己的獨立和政治自主權。而選擇對美開戰時，日本人卻押上了這寶貴的財富，獨立和自主，去賭那可疑的未來收益，即征服和統治中國、東南亞和太平洋諸島。
戰爭以日本人的海空兩棲閃擊戰拉開了序幕，他們突然襲擊了珍珠港裡的美國戰列艦隊，殲滅了菲律賓的美軍航空兵和馬來亞的英軍航空兵，擊沉了兩艘在海上做足了戰鬥準備的英國戰列艦，席卷了屬於美國的威克島和關島，在爪哇海消滅了盟國艦隊，將英國人趕出了中國香港和緬甸，將麥克阿瑟的部隊圍困在了巴丹半島，在新加坡俘虜了7.5萬英軍，在澳大利亞的達爾文港投下了炸彈。這一連串輝煌勝利似乎佐證了把日本帶入戰爭的那些假設，讓反對者閉了嘴，卻也讓盡早通過外交手段結束戰爭失去了可能。日本人證明了自己是遠比西方人原先想像中更強大的敵人，但是進攻之初的驚人勝利更多還是因為盟軍在當地的力量弱於日軍。在日本國內，這些早期勝利被大肆宣揚，但是隨後戰局在珊瑚海和中途島的逆轉卻被小心掩蓋了起來，公眾無法得知，實際上除了軍事高層圈子之外，其他人全都不知道這些事。在1942年的所羅門群島戰役中，日本的海軍航空兵遭到了慘重打擊而且再未真正恢復；艦船損失嚴重而且無法彌補，日本陸軍也在瓜島上丟掉了差不多3萬人。日本海軍的作戰行動常常缺乏彈性而且可預測，美軍也發現他們缺乏適應性並開始加以利用。許多一線軍官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試圖解決，但是僵硬的指揮習慣已經令日本海軍深陷其中。三個世紀前，著名的日本兵法家宮本武藏就指出要善於應變，他稱其為“山海相易”。

“山海相易”的含義是，不要反復做同樣的事。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對敵人使出招數時，如果次使用未奏效，那麼再試幾次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徹底改變你的戰術，改弦易轍。如果還不奏效，那就繼續想別的辦法。
……

到1942年底，美國經濟的工業-軍事實力已經體現在了戰場上。美軍的南太平洋反攻從所羅門群島開始，沿著島鏈向西北方推進，在1944年2月越過了日軍在當地強大的堡壘拉包爾。據一名日本情報官估算，進攻盟軍跳過了17座日占島嶼，將16萬日軍丟在了自己後方。沒有一個被越過的島嶼上的守軍能夠完全撤回來，因此隻能把他們留在島上自生自滅，後面的戰爭中他們也就發揮不出作用了，其中大約1/4的人後來死於饑餓或熱帶疾病。日本人對於這種越島戰略無計可施，對此恨之入骨，卻不得不接受現實。而在北邊同步展開的，沿著中太平洋的密克羅尼西亞群島向西推進的另一路進攻則更具決定性。美國海軍在菲律賓海戰役（1944年6月19日至20日）中的勝利使日本航母航空兵遭遇不可逆轉的徹底失敗，而對塞班島和關島的占領則為新服役的B-29“超級堡壘”提供了足以打擊東京和關東平原的機場。1944年6月至7月間的這些戰局已經決定了日本終的戰略失敗，而無論後續戰役戰況如何。
如果太平洋戰爭是一場高手之間的棋局，那就不必下到後。一旦勝負已定，任何一個高手都會覺得沒必要再下下去了。一旦預見到他的“王”很快就會被喫掉，日方棋手就應該棄子認輸，和對手握手言歡了。但這是戰爭，不是下棋，而且日本的情況使其直到敗局已定的很長時間之後纔有可能去議和。這樣，在1945年8月棋局結束之前，還有150萬日本軍民如同牲口一般成為祭品。在戰爭後一年死亡的這150萬人，占從1937年到1945年日本在整個亞洲和太平洋戰爭中死亡總人數的近一半。
然而，即便在這後一年的戰爭中，日本軍隊仍然展現出了十足的勇氣和膽量，時不時還會打出漂亮仗來。日本陸軍已經基本不再向紀律嚴明、武器精良而且工事堅固的盟軍部隊發動代價高昂的大規模刺刀衝鋒。尤其是在佩裡硫、硫黃島和衝繩島上，日本陸軍充分發揚了其天纔的地下防御工事或曰“蜂巢陣地”的優勢，大大抵消了美軍在炮火和空中力量上的優勢。日本海軍也造出了一批新型戰鬥機，這些飛機在其殘存的精銳王牌飛行員手中足以匹敵美軍的“地獄貓”、“海盜”和“閃電”，隻不過這種飛行員的數量已經不足以逆轉戰爭大勢。帶著勝利者的灑脫，盟軍航空專家還樂於承認日本川西公司設計和制造了世界上好的水上偵察機。“神風”自殺攻擊為日本所特有，也隻有在那獨特的文化背景下纔會出現。但是從戰術上說，這些自殺機更像是未來的武器，它讓日本人得以提前用上了制導導彈，而此時任何其他參戰國都還沒有這種武器，也沒有有效的辦法來對付它們。
戰敗後，日本人筋疲力盡，厭倦了戰爭，幸存下來的人們對未來普遍充滿憂慮。民眾固然不用再擔心政府來鎮壓自己了，但是另一方面，戰後的生活和戰時並無太大差別。沒有人能夠預見到後來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讓日本驟然繁榮，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奇跡”。此時，腐敗問題隨處可見，陸海軍軍官會把大量軍用物資偷出來，拿到黑市上去賣。當回國軍人從各地港口湧入日本時，大批在1944年至1945年間離開城市的難民也掀起了回城潮，這樣的難民大約有1 000萬人，或者說每7個日本人中就有1個人，回流到被炸毀的城市。“我們每天的生活充滿了艱辛和無法預知的危險，”竹山道雄在1945年秋季的日記中寫道，“我們找不到方向。過一天算一天，掙多少喫多少，這成了我們生活的常態。”
對戰爭的記憶已經淡去，一種沉默和遺忘的文化在戰後的日本扎下了根。1947年，一名日本記者稱，1942年就如同30年前那般遙遠。在城市中，廢墟被裝在大車裡拖走，灰燼上建起了新的高樓大廈，許多年輕人根本不知道他們所在的整個社區都曾被燒成平地。然而，家家戶戶都把小房間或者壁龕布置成了小祭臺，家人們在這裡懷念自己死去的丈夫、父親或兒子。小祭臺上擺放著照片和海外寄來的信件，燒著香，還有一個木質骨灰盒，如果他們能收到骨灰的話。但這些都是極為私密的行為。井上仁志表示，他不想去回憶那些可恨的陳年舊事。他無疑說出了許多和他一樣的太平洋戰爭老兵的心聲。當他從腦海中搜尋這些回憶時，井上更願意自己一個人靜靜沉思。他覺得這些回憶不應該公之於眾，不該成為集體共有的記憶，當然也不應該公開討論或者在學校裡教給學生：“我們誰能沒有些不願回憶的事情呢？或多或少都有吧。我們不想讓別人來揭我們的舊傷疤。”在20世紀80年代的一次采訪中，住在東京的一位老人說他一直在努力忘掉戰爭，但可怕的回憶還是會不時浮出腦海，當他在銀座漫步時，“我看到某個地方後突然會想，‘轟炸時我就躲在這堵牆旁邊’”。
關於這場戰爭，大部分日本人都隻記得是日本遭遇了一場悲劇，卻不記得是他們自己的國家蓄意發起了這場巨大的惡行。關於戰爭責任和自我反思的話題通常是禁止在公開場合談論的。許多日本人覺得，戰爭罪的事情已經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組織的東京審判、終戰條約以及重組日本政權清算過了。戰後的審判法庭已經對甲、乙、丙三級戰犯定了罪，日本人便相信罪犯們已經受到了正義的懲罰，普羅大眾也就不再有什麼戰爭責任了。時至今日，當論及戰爭責任及其帶來的災難問題時，許多日本人仍然傾向於拿戰後的審判來回應，強調官方行為、政府聲明或者條約條款。在日本公眾看來，這個國家的動機是好的，日本軍隊犯下的戰爭罪行固然可惡，但並不甚於其他國家的罪行，而且日本的戰敗是有價值的犧牲，因為它將亞洲從西方的殖民中解放出來。有些日本右翼分子仍然宣稱日本是別無選擇纔發動戰爭的，是為了打破盟國的“包圍”，事關國家存亡。1945年8月，當天皇的“玉音”通過廣播傳開時，整個國家突然做出了幾乎令人難以接受的180°大轉彎。那些曾經支持戰時政府意識形態的藝術家、作家和學者把自己的舊作藏進了檔案櫃，或者付之一炬，一切重新開始。那些原本在課堂上宣揚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價值觀的老師現在宣布：“從此往後是民主的時代了。”老師會要求學生們打開課本，把會惹麻煩的書頁撕掉或者用墨水塗掉。能在這些原本必須頂禮膜拜的教科書上亂塗亂畫，這可是個新鮮事，許多小孩子都興高采烈。原本要拿去造飛機的杜拉鋁（一種硬質鋁合金）現在被批發到了黑市上，賣給工廠重新做成消費品。過去說鑄劍為犁，現在是鑄三菱零戰為簸箕和鍋碗瓢盆。
在占領期間，麥克阿瑟的諸多政策強化乃至激發了日本人普遍存在的遺忘癥。按照指揮官的命令，日本公共部門未對戰爭歷史遺跡做任何繫統性的保留，沒有紀念物，教科書裡不提此事，也沒有國家博物館。把裕仁留在皇位上作為國家像征和尊崇對像（如果說不再是崇拜的話）的決定，帶來了一種連續感。赦免天皇，看起來隻是為了方便占領而付出的一個小小的代價。批評天皇在戰後的日本是被嚴格禁止的，被稱為“菊禁”，日本的上層民意也認可他隻是被軍國主義者陰謀控制了的橡皮圖章而已。他治下的日本年號繼續被稱為“昭和”，直至裕仁天皇1989年去世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