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資料來源和轉寫的說明 1

前 言 3

第1章 背 景 1

第2章 催化劑 49

第3章 危 機 89

第4章 倒計時 181

第5章 戰爭：天，6 月5 日 241

第6章 戰爭：第二天，6 月6 日 297

第7章 戰爭：第三天，6 月7 日 337

第8章 戰爭：第四天，6 月8 日 363

第9章 戰爭：第五天，6 月9 日 393

第10章 戰爭：第六天，6 月10 日 417

第11章 餘 震 433

注 釋 467

出版後記 583

對於任何希望了解這個動蕩地區歷史的讀者來說，本書乃之作。

——《柯克斯書評》

本書是迄今為止有關1967年六日戰爭*完整的歷史作品……此外，本書是對“後猶太復國主義”的抨擊，這一政治和歷史學派將以色列視為蓄意破壞巴勒斯坦獨立實體和巴勒斯坦民族之政策的制定者。相比之下，奧倫在其引人入勝的敘述中令人信服地證實了，在衝突發生前及戰爭期間，以色列的政策本質上是被動、根據情況而制定的。

——《出版人周刊》重點評論

富於感染力……本書對1967年衝突的敘述可讀性極強，甚至可謂是扣人心弦……奧倫的描寫將紛繁復雜的外交與軍事發展線索完美地交織在一起。

——《紐約時報》

有關六日戰爭的權威歷史作品。奧倫的敘述精準，又寫得極具文學性。沒有哪項研究比本書更易於理解、更令人驚喜了。

——《新共和》

奧倫成竹在胸，幾乎闡明了衝突的各個方面……奧倫的作品始終是對戰爭的權威記敘。他身為作家和歷史學家的成就令人贊嘆。

——《大西洋月刊》

1964年12月31日夜間，一小隊巴勒斯坦遊擊隊隊員從黎巴嫩越境進入以色列北部。他們身著敘利亞人提供的軍裝，攜帶著蘇式炸藥，朝一臺水泵進發，這臺水泵的作用是將加利利（Galilee）的水資源運輸到內蓋夫沙漠（Negev Desert）。這群巴勒斯坦戰士的目標看似毫不起眼，其背後卻隱藏著巨大的野心。作為武裝組織“法塔赫”（al-Fatah，意為“征服”，也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阿拉伯語首字母倒過來拼寫而成的縮寫詞）的成員，他們的目的是在中東地區掀起一場大決戰。他們希望能通過此次行動挑起以色列對周邊國家（黎巴嫩或約旦）的報復性打擊，而這反過來會激起阿拉伯人對以色列的全面戰爭，並終摧毀這個由猶太復國主義者建立起來的國家。

遺憾的是，法塔赫的初次行動就徹底失敗了。首先，炸藥沒能成功引爆，成了啞炮。其次，遊擊隊隊員在逃離以色列之後遭到了黎巴嫩警察的逮捕。盡管如此，法塔赫的領袖還是發布了一份宣示勝利的公報。這位35 歲的領袖名叫亞西爾·阿拉法特，他來自加沙（Gaza）地帶，曾是一名工程師。他在公報中稱頌了“吉哈德（聖戰）的義務…… 以及生活在從大西洋到波斯灣之間這片遼闊土地上所有阿拉伯革命者的夢想”。1

且不說這場小規模的破壞行動以失敗告終，就算後成功了，誰也不會在新年前夕設想到，它竟會引發一場耗費無數人力物力，並終改變中東乃至世界上大部分地區歷史進程的戰爭。不管怎麼說，法塔赫的此次軍事行動的確包含了許多能在短短三年內引發這樣一場戰爭的關鍵因素。這其中自然有“巴勒斯坦問題”，不管是阿拉伯國家還是以色列都對這個復雜而又多變的問題感到頭疼。此外，在蘇聯的庇護下，由敘利亞政府支持的恐怖活動則是另一重因素。後，還有水資源問題，它比其他任何單方面因素都更為重要，以至於整場戰爭都將圍繞水資源問題展開。

然而，如果我們認為法塔赫的此次軍事行動（或任何後續的攻擊）是導致中東地區終爆發全面戰爭的原因，則未免把這個問題想得太簡單了，決定論的色彩過於濃重。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在其小說《愛無可忍》（Enduring Love）中曾說道：“一個開端就是一處陷阱，而對事情開端的選擇，取決於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釋接下來發生的一切。” * 這句話也適用於歷史研究。在歷史研究中，試圖確定某一歷史事件主要原因的行為理想的結果也隻能是武斷的，而差的結果則是無用的。我們可以簡單地將此次戰爭的源頭追溯到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的早期殖民活動，或一戰後英國在巴勒斯坦委任統治時期所實施的政策，也可以將戰爭歸結於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甚至納粹大屠殺。對於戰爭爆發原因的解釋總是多種多樣的，而這些解釋往往同樣有理有據。

既然試圖準確找出1967 年中東戰爭爆發原因的行為可能毫無意義，那麼我們不如描述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正是因為這些特定的歷史背景，戰爭纔可能爆發。正如蝴蝶效應中所假想出來的那隻扇動翅膀產生氣流，並終導致一場暴風雨的蝴蝶一樣，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卻能推動歷史發展，並終導致一場災難。正如那隻蝴蝶需要在特定的環境（如大氣、引力及熱力學定律）中纔能掀起一場暴風雨，1967年6月前所發生的事件也是如此，它也需要特定的條件纔能促成一場戰爭。這一背景便是當時正處於後殖民革命階段的中東。其間，這一地區因內部宿怨、超級大國的干涉，以及後來被稱為阿以衝突的頑疾而飽受摧殘。

構想背景

即使是討論背景也需要一個出發點，而這個出發點可任意選擇。讓我們先從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猶太人試圖在其歷史祖地上建立獨立政體的運動）談起。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一頭扎進了動蕩的中東政治中，這刺激了本已高度不穩定的地區環境，並形成了可能招致區域戰爭的結構框架。這句話聽起來也許有些輕率，但無猶太復國主義便無以色列國，無以色列便無孕育全面衝突之背景。

猶太復國主義初在19 世紀中葉時僅為念想，但到了20 世紀初，這一念想卻驅使著千千萬萬的歐洲和中東猶太人拋棄家園，不遠萬裡跑來巴勒斯坦定居。猶太復國主義的秘訣就在於此：它能將現代民族主義的理念與猶太人千百年來對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那神秘的依戀之情融為一體。這一力量支撐著巴勒斯坦的“伊休夫”（Yishuv，猶太社區）挺過了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和一戰期間的重重危難。在此期間，許多猶太領袖被指控為外來（主要是俄國）敵對勢力，並因此被趕出家園。一戰結束後，英國取代土耳其開始對巴勒斯坦實施委任統治，並在《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中承諾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家園。

在英國的委任統治下，伊休夫裡擠滿了逃避歐洲反猶主義迫害（首先是波蘭，後來是德國）的難民。他們建立起了相應的社會、經濟及教育制度。這些制度很快便超越了英國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到20 世紀40年代時，伊休夫逐漸發展成一個強大的共同體。它不僅有活力，還充滿創造力，不管是在意識形態方面還是在政治上化。巴勒斯坦猶太人借鋻東、西歐的模式創造出了一種作為農業定居點的新型載體，即公社“基布茲”（Kibbutz）和合作社“莫夏夫”（Moshav）。這是一種切實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它擁有一套完備的制度體繫：國民醫療保障制度、再造森林計劃、基礎設施開發計劃、一所體面的大學和一支交響樂團。此外，它還擁有一支保衛這一體制的地下軍隊（希伯來語名為哈嘎納［Haganah］）2 。盡管英國政府已決然放棄了幫助猶太人建立民族家園的計劃，但這一民族家園早已成了事實—一個形成中並迅速發展的國家。

這正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痛恨的一切。數個世紀以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直扎根於此，並占據著當地人口的大多數。對於他們來說，伊休夫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工具，也是毒害他們傳統生活方式的外來文化。長期以來，猶太人一直處於穆斯林政權的統治之下。雖說他們的地位較低，但被容忍生活於穆斯林的土地之上。可這種形式的保護絕不意味著他們對部分伊斯蘭心髒地帶擁有任何主權，他們對穆斯林也並無任何權威可言。不管是受制於法國的敘利亞和北非穆斯林，還是受制於英國的伊拉克和埃及穆斯林，他們都渴望獲得獨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尋求獨立的渴望也一點兒不比他們的同教兄弟少。他們同樣從英國人那裡得到了民族獨立的承諾，並要求英國人兌現承諾。3 但阿拉伯人絕不會選擇處於猶太人支配下的獨立，這隻會是一種更令人厭惡的殖民主義。

因此，每一波猶太移民潮（發生於1920 年、1921 年和1929 年）都會激起阿拉伯人的暴力反抗。這終導致阿拉伯人於1936 年發動了針對猶太人和英國人的起義。暴動持續了三年，大部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領袖都被驅逐出境，阿拉伯人的經濟實力也被削弱。在此期間，伊休夫卻變得更為強大。然而，勝利卻並不屬於猶太人。由於害怕引起整個大英帝國內部穆斯林的強烈反對，英國政府發布了一份白皮書，並通過這一紙文書廢除了《貝爾福宣言》的效力。戴維·本-古裡安（David Ben-Gurion）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領袖。在不久後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宣稱，猶太復國主義者“為了抵制白皮書，會無視戰爭之存在，但在抗戰過程中，也會忘掉白皮書”。與本-古裡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哈吉·阿明·侯賽尼（Hajj Amin al-Husayni），他是英國政府所任命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這位自詡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代表的領袖將賭注下在了希特勒身上。4

1936年到1939年間的阿拉伯起義還造成了另一重更致命的影響。大起義之前，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僅限於巴勒斯坦，但在大起義之後，猶太復國主義者和阿拉伯人的衝突就變得無處不在了。巴勒斯坦的困境激起了周邊阿拉伯國家山呼海嘯般的同情。在這些阿拉伯人的土地上，一種新的民族主義精神正初見雛形。泛阿拉伯主義—現代歐洲思想的另一衍生物—宣稱世上存在單一的阿拉伯民族，其身份認同超越了種族、宗教和家族關繫的界限。這個民族如今號召其族人向西方世界復仇，一雪前恥（已持續了三個世紀之久），並打破殖民主義者人為制造的疆界（包括敘利亞、黎巴嫩、外約旦、巴勒斯坦及伊拉克）。阿拉伯人夢想著建立一個獨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其疆域北至托羅斯山脈，西到阿特拉斯山脈，東起波斯灣，南抵阿拉伯半島之角。盡管這還隻是個夢，但一個以共同情感和文化為疆界的阿拉伯世界已經出現，並成為政治現實。5 從20世紀30年代晚期開始，慢慢地，發生在巴勒斯坦的事件可能引起巴格達、開羅、霍姆斯、突尼斯甚至卡薩布蘭卡的騷亂。

沒有人比當時的阿拉伯世界領導人更理解或更害怕這一進程。由於缺乏憲政合法性又反對自由言論，阿拉伯世界的總理、國王、蘇丹和埃米爾對“街頭”井噴式的公眾輿論高度敏感。領導人當時的任務便在於辨識出街頭輿論的走向，並盡量走在其前面。而那時的街頭正高聲斥責著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為了應對街頭的憤怒之聲，受困於國家間的競爭，阿拉伯諸政權被深深卷入巴勒斯坦政治當中。這場衝突再也不是地方性衝突了。

與此同時，英國人精明地利用戰時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中立立場來安撫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該運動促成了阿拉伯聯盟的建立，這一組織既能展現其成員的團結，又能保證各成員國的獨立。6 不過，隨著盟軍在歐洲的勝利得到保證，猶太復國主義者又帶著復仇之心回來了。他們因白皮書的持續存在而憤怒，因納粹大屠殺而怒火中燒。如果那一紙文書不存在的話，600 萬大屠殺遇難者中的許多人或許可以活下來。因此，猶太復國主義者向英國托管當局宣戰了，首先是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領導的右翼伊爾貢（Irgun）民兵，隨後是代表主流的哈嘎納。

疲於應對戰爭的英國政府此時還被公開支持猶太復國主義事業的美國總統（哈裡·杜魯門［Harry Truman］）所困擾著。因此，英國政府到1947 年時便準備將整個巴勒斯坦問題移交給聯合國處理。此後，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181 號決議。根據這一決議，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將成立兩個國家，一個阿拉伯國家，一個猶太國家，而耶路撒冷則成為國際共管區。猶太復國主義者同意了該決議，但阿拉伯人—此前已經拒絕了英國提出的一項對他們更有利的分治提案—堅定地主張對巴勒斯坦的全部主權。

1947 年11 月30 日，就在聯合國批準了分治決議之後的第二天，巴勒斯坦遊擊隊在全國範圍內對猶太人聚居區發動了襲擊，還封鎖了連接各聚居區的道路。猶太復國主義者對此的反應是克制的，他們擔心聯合國會為暴力所震動，繼而認為分治方案不可行。但由於巴勒斯坦方面的抵抗行動太過有效，於是猶太人於1948 年4 月發動了進攻。此一行動成功地重新打開了受阻的道路，各猶太人聚居區也因此而獲救。不過這一行動還加速了巴勒斯坦平民的大規模逃亡（逃亡現像早於前一年11 月便已開始）。當時出現了有關巴勒斯坦人遭屠殺的報道，耶路撒冷近郊的代爾亞辛（Deir Yassin）發生的屠殺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受此刺激，有65萬至75萬巴勒斯坦人或逃亡或被驅逐到周邊國家。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期望阿拉伯聯軍實施干預，趕走猶太復國主義“僭取者”，並能在短期內重返

家園。

為阻止這一干預，猶太人做出了嚴密部署。基於以色列與外約旦都對巴勒斯坦民族主義有所顧慮，猶太領導人試圖秘密與外約旦哈希姆王國的國王阿卜杜拉（‘Abdallah）達成一項臨時協議。美國國務院從未傾心於猶太人的復國之夢，而是強烈反對分治方案，並力主在巴勒斯坦推行國際托管計劃。此外，還出現了別的方案：要麼是建立一個阿拉伯-猶太雙重民族國家，要麼是建立一個阿拉伯聯邦，聯邦中的猶太人享有地方自治權。7 不過，這一繫列倡議無一成功。5 月14 日，就在英國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行將結束之時，猶太人正式宣告以色列國成立。在此之後，猶太人搖身一變，成了以色列人，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則成了巴勒斯坦人。

也正是在那一天，前一年11 月以來的巴勒斯坦內部衝突升級成了以色列與五個周邊阿拉伯國家的區域衝突。敘利亞和伊拉克這兩個好鬥的反猶太復國主義國家領導了侵略行動，緊隨其後的是黎巴嫩和外約旦。埃及也難以抵御這一勢頭，他們擔心其他阿拉伯國家借機擴張領土，於是匆忙加入戰爭。在轟炸機、殲擊機和坦克的掩護下，數以千計的阿拉伯軍隊湧向前線。阿拉伯國家則傲慢地將此次行動描述為一次“維持治安的行動”。

阿拉伯人的此次行動成功地將這個新生的到了防線深處。他們一方面突入了內蓋夫和加利利地區，另一方面向以色列的城市特拉維夫（Tel Aviv）逼近，而擁有10 萬名猶太居民的耶路撒冷則陷入敵軍的重重圍困當中。但本-古裡安沒有陷入絕望。這個男人身材矮小卻儀表堂堂，富有遠見，並能以實用主義者的眼光來看待權力。在聯合國的調解下，阿以雙方同意暫時停火。他利用這段時間重整軍備，並讓部隊氣。有了這一優勢，再加上阿拉伯人缺乏指揮，本-古裡安終戲劇性地扭轉了戰局。

到1948年秋天，重組後的以色列國防軍成功地突破了阿拉伯軍隊對耶路撒冷的封鎖。另一方面，以軍在與外約旦阿拉伯軍團*（由英國人指揮）的對峙過程中雖然沒能取得勝利，但至少也與之僵持不下。敘利亞在以色列北部的進攻和伊拉克入侵以色列腹地的行動也陷入了困境。不過以色列的大部分軍隊還是被用來對付埃及，該國擁有阿拉伯世界中龐大的軍隊。除了少數將士，埃軍被整個趕出了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周邊地區。那些留下來的埃軍將士一直堅守到了1949 年初，開羅於那時提出了停火的請求。

以色列人所謂的“獨立戰爭”結束了。除了聯合國劃歸給以色列的領土之外，這個猶太國家還通過戰爭額外獲得了30% 的土地。同時，由於巴勒斯坦人外逃，以色列的猶太人口也取得了多數地位。由於害怕喪失人口的多數地位，並擔心會招來一場與英國—埃及和約旦的保護者—的戰爭，以色列國防軍終打消了征服約旦河西岸（West Bank）及加沙地帶的念頭。1949 年3 月，在以軍的後一場軍事行動中（此時以軍已與約旦達成停火協議），以色列人拿下了紅海邊的烏姆拉什拉什（Umm al-Rashrash，這片區域初就被劃給了猶太人）。在將其更名為埃拉特（Eilat）之後，這座港口城市將成為以色列連接亞喀巴灣（Gulf ofAqaba）、蒂朗海峽（Straits of Tiran）乃至亞非市場的生命線。

在這場似乎毫無勝算的戰爭中， 以軍的青年指揮官—如伊加爾·阿隆（Yigal Allon）和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取得了巨大的軍事勝利。不過他們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6000 名猶太人（1% 的人口）在戰爭中喪生，大量村莊因轟炸被毀。盡管以軍對耶路撒冷老城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攻擊，但老城始終掌控在約旦哈西姆王國手中，通往老城的拉特輪走廊（Latrun Corridor）也是如此。此外，約旦的阿拉伯軍團還將猶太人位於伯利恆（Bethlehem）城外的古什埃齊翁（Etzion Bloc）的一繫列定居點連根撥起，並占領了約旦河西岸地區。敘利亞所占領的領土也超出了國際邊界。以色列的大部分人口及工業中心全都處於阿拉伯國家軍隊火力的射程範圍之內。以國所控國境範圍內的窄處僅14.5 千米寬。一旦約旦或伊拉克的某支軍隊從東邊突進，該國便有可能被輕易切割成兩

半。畢竟除了海裡，他們無處可退。

以色列此次勝利中所含混的一切，加上猶太人在歷史上所積攢下來的創傷，使以色列人產生了一種矛盾心理：不可被戰勝的過度自信與同樣膨脹的阨運臨頭之感膠著在一起。在西方人面前，以色列人將自己描繪成裝備不足的大衛（David），他們與腓力士丁巨人相抗爭。而在阿拉伯人面前，他們的形像轉而變成了力大無窮的歌利亞（Goliath）。時任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的摩西·達揚（Moshe Dayan）在初次訪問華盛頓時，曾向五角大樓的官員表示，以色列正面臨著致命的威脅，但以軍同時能在數周內粉碎阿拉伯聯軍。8

然而，阿拉伯人卻不為這一對比論所困擾。對他們而言，1948 年的戰爭是“ 納克巴”（al-Nakbah，阿拉伯語，意為“災難”），一場完完全全的災難。在開羅和大馬士革舉行的勝利大遊行並不能掩蓋阿拉伯國家在後殖民時代的場測試中所遭遇的失敗。外約旦吞並了約旦河西岸，當它穩坐於約旦河兩岸後，該國很快便去掉了國名前的“外”（trans）這一限定字。* 埃及則侵占了加沙地帶。這一切反而更突出了巴勒斯坦人所失去的國家，畢竟上述兩塊土地本屬於此國。阿拉伯人敗給了數量上相對較少，此前一直備受鄙夷的猶太軍隊，這使其倍感恥辱。9 敗仗沒造出英雄，卻造出了諸如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這般滿腔憤恨的士兵。作為曾堅守在內蓋夫沙漠那一小片陣地上的青年軍官，他如今想要報復的不隻是以色列，還有那些敗於以色列之手的無能的阿拉伯統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