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乃人生之旅中吾所能見之最佳伴侶，無福消受者，實令人同情。

——蒙田，法國作家

書籍雖是導師，卻從不使用棍棒和鞭子，沒有氣急敗壞之語，又無須支付任何束侑。你若求知若渴，它便不眠不休，有問必答，絕不會責罵和嘲諷你的錯誤和無知。

——理查德·德伯利，英國達勒姆主教、藏書家

我若不是國王，必為大學教授;若注定當一名囚徒，則寧願被囚禁在圖書館裡，與那些高貴的學者為伍。

——詹姆斯一世，英國斯圖亞特王朝首位國王

藏書固為財富，但非人人皆以為然，也非人人皆能盡享其用。

——馬修·黑爾英國律師、藏書家

節選一

愚昧年代的啟蒙非個人之力所能為之。公正地說，中世紀的黑暗漸漸消退時，有一人恰好佇立前方，正是被譽為“時代先驅”（the harbinger of day） 的彼特拉克。他的名聲，除了來自他創作的那些抒情詩，更源自他在啟蒙教化同胞方面的不懈努力。彼特拉克自幼酷愛書籍，青年時代在阿維尼翁附近“多風的羅訥河（Rhône）”畔度過，先是接受語法和修辭教育，後至蒙彼利埃（Montpellier）學習四年，再前往博洛尼亞（Bologna）研習法律。他在回憶這段生涯時說：“餘研習民法課已有數學期，頗有收益，然終自作主張放棄這一學科，並非厭學，實因這一飽含古羅馬智慧精華之思想學說，常被心懷叵測之人惡意曲解。”有段時間，他在好友、法學家和詩人皮斯托亞的奇諾（Cino of Pistoia）手下做事，還旁聽過法學家安德烈（Andrea）的課。相傳安德烈的女兒諾薇拉（Novella）偶爾在父親缺席時代課，“以面紗遮住美麗的面龐”。還在博洛尼亞讀書時，彼特拉克就開始藏書，老父親某次來探望，見此情景，盛怒之下，將那些羊皮書一股腦地扔到火堆裡。年輕人又是哀求，又是發誓，纔使其餘書籍免於劫難。他雖努力遵從父命，結果卻總是徒勞，天性引導他朝另一個方向發展，而與天性作對往往勞而無功。

彼特拉克後來返回阿維尼翁，得到紅衣主教斯蒂凡諾·科隆那（Stefano Colonna）的賞識。正是在阿維尼翁，他初次目睹勞拉（Laura）芳容，“一襲綠色長裙，上面繡著紫羅蘭”。勞拉的倩影深深鐫刻於他的腦海，令他心潮難平。或許正因對勞拉的長久迷戀，彼特拉克纔躋身抒情詩人之列，並在羅馬受封“桂冠詩人”。自此，他便全身心投入文學事業。彼特拉克自稱患上了寫作病，此病在那年頭倒也廣為流行：“人人皆熱衷寫作，而寫作本應是少數人之行為。罹病者越來越多，病情亦日漸惡化。”身為躁狂癥患者，彼特拉克曾自嘲不如當個苦力或者織布機上的織工，“抑郁癥有幾種，有的瘋子會寫書，有人則不停地將手裡的石子扔出去”。至於寫作帶來的文學聲名，則如稀薄的空氣，水手在海上遇此情景，也隻能靜候來風（watch a breeze）或吹哨喚風（whistel for a wind）方可行船。

彼特拉克曾到歐洲許多地方淘書。1329 年，他正好二十五歲，經瑞士到佛蘭德斯遊歷。這一帶的大學歷史悠久，但自從巴黎大學興起後，就隻能屈居其下。好書依舊保存在修道院中，勞貝斯修道院（Abbey of Laubes）裡有關《聖經》注解的書尤為豐富，但不幸毀於大火，僅一本8世紀的拉丁文通用《聖經》，恰因被特倫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借用而幸免於難。彼特拉克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描述了他在列日（Liège）的經歷：“此間藏書甚多，餘遊說眾人延宕時日，直待與同僚將發現的一本西塞羅演講稿抄寫完畢。此地甚美，卻被野蠻人盤踞，墨水極難得，故所抄字跡皆為藏紅花那樣的橘黃色。”

幾年後，他從阿維尼翁來到巴黎，為學生宿舍區密如蛛網、肮髒不堪的小巷所震驚。這位旅行者宣稱，除了阿維尼翁“這個世界的水槽”，他還未見過比巴黎更髒之地。但這裡卻是書的天堂，所有的書都依照學校規定平價出售。回到羅馬後，他目睹眾多書籍珍寶淪為外國人的獵物，那些曾因哥特人、汪達爾人（Vandals）網開一面而躲過浩劫的書，卻被英國和法國的商人成批運出意大利，“諸君竟不以為恥乎”？他對著羅馬的朋友大聲疾呼：“皆因爾等貪婪，竟致吾國古老莊嚴的歷史文物落入外人之手。”

說實話，彼特拉克這位看守實在粗心，他隨時準備將書借給旁人，某次慷慨之舉竟導致學術史上一個無可挽回的損失。他有一本西塞羅的著作，乃海內孤本，本待被人謄抄，卻陰差陽錯地借給一位老學究，不知何時被此人抵押出去，竟至下落不明，蹤影皆無。

節選二

約翰·斯通是歷史學家和文物學家，他在極度貧困中死去，實際上有很多年，他都過著擁有執照的乞丐生活。他年輕時曾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馬修·帕克的保護下，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圖書館之外另起一座精美藏書樓。在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宗教迫害中，他因藏有羅馬天主教的出版物殘片幾乎被處以叛國罪，而且他發現很難讓冷冰冰的審訊官相信自己隻是個與世無爭的收藏家。議員西蒙茲·迪維斯從政之餘，還是文物學家，他效仿德圖，立下遺囑，將平生所藏珍貴書籍留給兒子，遺囑寫得情真意切：“留給阿德裡安·迪維斯（Adrian D’ Ewes），我年幼的兒子，他至今還在搖籃中。”在之後的歲月裡，他努力保護這些藏書以使其完整無失，盡管有各種約定和罰金，他終究未償所願。牛津伯爵羅伯特·哈利曾建議安妮女王（Queen Anne）購買一批有很多珍貴文件和記錄的收藏，被女王拒絕。女王聲言，當人民的生命和榮譽在戰爭中受到威脅的時候，身為國王，在未能保證人民享有崇高的和平之前，她不能將國民的財富花費在這些無生命的信件上。於是，我們後來都知道，伯爵隻得自掏腰包，花六千英鎊將這批收藏買下來。彼得·勒尼夫畢生都在收集有關盾形紋章和家譜的文件典籍，他本打算供其同僚即那些紋章官員所用，但他後來與紋章院產生過節，遂把這些紋章從書上剪下來，餘者皆送至拍賣行，“牛津伯爵在那裡大肆掃蕩”，歐戴斯寫道。而對於約翰·白福德這位書籍克星，我們實在找不到太多理由為他辯護，他因編纂一本關於印刷術歷史的書，竟對25000 本書痛下狠手，將書上的標題頁和版權頁撕去，將書邊裁掉，即使如《古登堡聖經》（Gutenberg Bible）和紅衣主教希梅內茲（Ximénes）的《多語種聖經》（Polyglot Bible）這樣價值連城的書籍珍品，都難逃其魔掌。後人指控他為學術魔鬼，同時代的人卻視其為學術奇纔。白福德對書籍的蹂躪並未使他致富，他不得不遠到荷蘭和德國尋找買主，並在那裡尋得若干珍貴民謠。有些人為白福德的行為辯護，認為此一時彼一時，今時的消遣地，或成他日的屠宰場，小吉丁（Little Gidding）的費拉爾（Ferrar）家族即是一例。這個擅長書籍裝幀的家族曾被視為“裱糊印刷”（pasting -printing）的發明者，他們以此稱呼自己那野蠻的裝幀：把一本書中的插圖剪下插入另一本書中，或者用其他書上的插圖和書頁把一本書的篇幅拉長。這種裝幀做法曾受到查理一世的褒揚，稱費拉爾家獻給他的那本以碎片裝幀的書籍為“書中之王”，“乃人們目之所見蓋世無雙之傑作”。後代大藏書家迪布丁也認為這種裝幀“實用且令人愉悅”。而到了今日，這種對書籍的破壞自然受到許多愛書人的口誅筆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