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4年12月7日，為了紀念日本襲擊珍珠港23周年，美國外交關繫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紐約舉辦了一場以美日關繫為討論話題的非公開會議。在約翰·K.愛默爾森（John K. Emmerson，美國國務院資深日本問題專家）、詹姆斯·莫莉（James Morley，哥倫比亞大學東亞事務著名分析師）以及羅伯特·W.巴內特（Robert W. Barnett，美國國務院高級亞洲事務專家）之間展開了一場對話：
愛默爾森認為，近十分重要的問題是，日本對於自己歸屬於遠東（Far East）還是遠西（Far West）產生了疑問。他們聲稱自己是共產黨中國與西方之間的橋梁。在莫莉看來，日本人認為自己不屬於任何一方，而是在兩種文化之間搖擺。
巴內特談到，他希望上述兩種觀點都是對的，但恐怕它們都錯了。他所見過的所有日本人，在談論中國時都同時包含兩種情感：一是對中國悠久歷史傳統的仰慕，二是認為一個日本人在任何一個方面都可以勝過一個中國人。
意味深長的是，這場討論進行之際，正是日本經濟奇跡開端之時—— 日本正迅速崛起，對二戰結束後一直主導國際市場的美國工業霸權進行挑戰。同時，這場討論也發生於美國對共產黨中國的擔憂達到之時，中國於1964年引爆了它的顆原子彈。美國政府還批評到，在越南的棘手戰事中，中國即使不是操縱者，至少也起到了煽風點火的作用。
這些1964年12月7日留下的文字，揭示了本書的三個主題。首先，盡管美國和日本在絕大多數東亞事務上將對方視為伙伴（1931—1945年除外），但在150年的美日關繫史上，它們確實一度陷入了一繫列十分危險的衝突之中。衝突從一開始就產生了：為了美國的利益，美國海軍準將馬修·佩裡（Matthew Perry）於1853年用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了日本緊閉的國門。衝突一直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民意調查顯示，隨著冷戰的終結，美日將彼此而非蘇聯視為自身的威脅。
第二個主題是，這些歷史問題的根源是兩種不同形式的資本主義的衝突，而在將來，這種衝突還將持續。20世紀90年代日本財務省的一個實權官員曾經解釋了這種不同，他說美國奉行資本主義的市場政策，而日本則奉行非資本主義的市場政策。這不免言過其實，但確實說到了關鍵：近400多年來，由於對混亂的恐懼，日本形成了緊湊、同質而聯繫緊密的社會。它試圖通過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避免混亂，這個政府將引導那些推動經濟運行的精密的非官方網絡。另一方面，近200年來，美國形成了肆意伸開放式社會，這一社會有充分的理由對經濟衰退心懷憂慮，並試圖通過建立開放的國際市場來避免衰退。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國際”指的是邊疆——北美大陸的西部以及歐洲和拉美。19世紀40年代後，“國際”也包括了愛默爾森和其他美國精英口中的“遠西”——亞洲。
接下來是本書的第三個主題：這兩種資本主義的衝突焦點在中國。佩裡強迫日本開國，是因為華盛頓當局希望將日本作為富庶的中國市場的戰略中轉站。而正如巴內特指出的那樣，日本人既將中國視為自身文化的來源，也將之視為自己潛在的邊疆。在19世紀下半葉，日本與美國在對華政策方面通力合作，這一合作很大程度上出於對沙俄帝國在華北擴張勢力的擔憂。日本在1904—1905年擊敗俄國之後——這場黃種人對白種人的巨大勝利震撼了美國人和歐洲人，即開始著手在亞洲大陸建立自己的帝國。到1915—1920年，由於日本對中國施加的壓力以及對西伯利亞（俄國遠東）事務的介入，華盛頓對東京的不滿已經到達了極點。
1921—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Washington Conference）是美國歷史上意義為重大又被忽視的外交會議之一，它解決了日美之間的這些衝突，但也隻是暫時解決而已。會上達成了一個交易：日本在西太平洋獲得事實上的海上霸權，作為交換，它同意與紐約的銀行家一同開發中國的部分地區。但即使在20世紀20年代，這一交易也既沒有為日本，又沒有為日益處於革命邊緣的中國帶來秩序。而在1929年後，作為協議基開始暴跌，協議本身也隨之煙消雲散。
日本軍方隨即開始掌握主動權。財閥——實力雄厚的家族式工業金融聯合體——與軍方合作以擺脫對西方的經濟依賴。財閥一直以來都在從強大的政府機構獲得諸多援助，正如加拿大外交官E.H.諾曼（E.H. Norman）在二戰前夕出版的一部眼光獨具的作品所闡述的，這一軍工政的集合體並非形成於20世紀30年代，在德川時期（1603—1867年），尤其是明治時期（1868—1912年）就已經出現了。
到一戰時，美國已經通過實行政治與貿易相結合的強力措施——包括關稅和對生產商、鐵路建築商的大量津貼，使得自己成為世界的經濟強國。而在意料之中的是，一到達這一，美國人就決心打開全世界的市場，為他們蓬勃發展的工業和農業尋求利潤，為他們劇增的人口謀求工作機會。和日本人一樣，他們將商業目光投向了亞洲大陸，即使日本已經開始部分封鎖這一龐大的市場並將之視為自己的禁臠。
然而，與日本人不同的是，在美國人眼中亞洲隻是一個巨大機遇的一部分。雖然日本從歷史出發，極為重視東亞與東南亞對自身生存的重要性，但美國卻發展出一種全球視野，從而將亞洲視為一個更為龐大的體繫的一部分。美國人和日本人之所以爆發衝突，並不僅僅因為中國問題，更是因為，日本將亞洲大陸視為首要利益，而美國將一個開放的世界體繫視為首要利益，如果東亞與東南亞沒有融入這一體繫，它就會毀於一旦。終，美國於1941年參戰，因為它無法在中國問題上解決與日本的分歧，尤其是在中國如何被融入世界市場這一問題上。
20世紀30的暴跌和二戰的慘狀使得美國人堅信，在1945年後，他們的全球願景必須要實現。他們的國內秩序與繁榮有賴於此。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看起來他們終具有了實現這一願景的能力。為此邁出的基礎性的一步是對被摧毀的日本的占領和重建。然而，作為日美關繫中許多有趣的諷刺之一，華盛頓官員得出的結論是，隻有日本發展出強大的出口貿易，它纔能生存並避免落入共產主義之手。相應地，這一決定帶來了在美國支持下進行的日本工業金融聯合體的重建，以生產出具有競爭力的出口商品。這也導致了強有力政府機構的重建，以引導這些聯合體並驅動整體經濟適應出口貿易的需要。在吉田茂首相的領導下，日本人將美軍占領化為己用。吉田說道：“許多歷史案例證明，在戰爭失敗後仍然可以通過外交取得勝利。”
日本復興政策的關鍵環節是對資本的控制，以及在實際層面對美國投資的排斥。美國人從20世紀30年代學到的教訓是，封閉的經濟集團（例如日本和德國）將帶來戰爭，而綏靖（例如1938年在慕尼黑與希特勒達成的交易）隻會鼓勵侵略者。然而，日本人從20世紀30年代學到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教訓：他們再也不能依賴從外部獲得資本；這也意味著必須尋找軍國主義之外的、能夠在東亞開拓經濟機遇的手段。
諷刺還沒有結束。日本出口商既需要原材料也需要市場。而截止20世紀40年代末，美國官員認為東南亞將地滿足日本這兩種需求。1941年這些官員曾加入對日作戰，部分原因就是東京堅持在東南亞建立封閉的“共榮圈”，但如今，這已經不重要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其他高層官員警告說，如果日本不能獲得一個開放的東南亞，它要不就是被迫向美國傾銷商品，要不就會與共產黨中國做生意，後者無疑更糟糕。正是這一方針使得美國投身越南，也正是這一方針使得美日在20世紀60年代以及之後圍繞對越、對華政策產生了尖銳的衝突。
當美國身陷東南亞的沼澤之時，日本卻打開了與北越共產黨政權的貿易渠道，通過提供越南戰爭的軍需而日進鬥金，並開始重回中國市場。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具有歷史意義的北京之行如同起跑的發令槍聲，拉開了日美爭奪中國市場的序幕。1978年開始經濟改革後，中國有望成為21世紀前半葉世界上的經濟體。為了這個市場展開的激烈競爭被以下兩點掩蓋了：美國對日本巨大貿易順差的強烈抗議，以及美日安全伙伴關繫帶來的共同利益，這種針對蘇聯的伙伴關繫允許日本保持小規模的、低成本的軍事設施。
出於美國的利益，尼克松為親信的外交政策顧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希望讓中國與日本鷸蚌相爭，即使這意味著日本可能會掌握核武器。記錄顯示，他在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U.S. Joint Chiefs of Staff）上說道，“日本人一向自私而奸詐，而且不斷追逐自己的利益”。他們“總有一天會擁有核武器……如果日本開始增加軍費，中國將十分憂慮。這是一件好事……讓中國保持憂慮對我們十分有利”。
1989—1991年的一繫列事件又一次改變了這種關繫。首先，80年代末，中國的變化引發了美日之間的重要分歧，即在對中國的考量之中，是否應當有比貿易利益更優先的其他權益。第二，1990—1991年的海灣危機重創了美日關繫，因為日本拒絕推翻戰後的反戰政策而援助美國，即使後提供了相當數量的經濟援助，日本也是極不情願的。考慮到美日在中東利益上越發擴大的分歧，這一點並不奇怪。第三，自1955年以來長期執政的日本自民黨垮臺了，它成了腐敗和無能的受害者。第四，由於強勢的通產省的過度投機與過度監管行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經濟奇跡終結了。第五，1991年12月25日的蘇聯解體使得促進美日彌合分歧的共同對手不復存在。貿易與中國問題成為重要的事務，它們如此重要，以至於被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在1992年大選中用作攻擊喬治·布什（George Bush）的武器，並在之後塑造了克林頓的外交政策。
在所有這些混亂之中，日本經濟政策的轉變卻十分微小。它仍然小心翼翼地維護著自己的資本來源和受到監管的社會。美國大使邁克·阿瑪科斯特 （Michael Armacost）評論道，盡管日本投資了購買美國資產和國債，但日本所有的外國投資卻僅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0.3%，而這個數字還在下降。盡管日本汽車制造商在美國建立了大量工廠，但世界500強企業隻有不到一半在日本有經濟存在，而且大部分隻是在聯合控股中擁有少數股權。日本人有計劃地接觸美國的科技，但同時確保外國人不能接觸自己的科技。他們科技中的關鍵部分都設計為軍民兩用。到1983年，東京甚至用法律為借口阻止其國防科技向它的保護者——美國出口。
冷戰後的兩國政策必然是新舊參半的，新的部分是對安全條約的重新界定，以應對威脅雙方關繫的離心力量。對美國來說，防務協議給予了它影響亞洲發展的有效杠杆。對日本來說，這使得它依賴美國獲得保護，從而得以在利潤頗豐的民用商品領域而非國防預算上進行大量投資。對中國和東南亞來說，條約也提供了安全保障——這防止了日本重新軍事化。
因此，美國在日本及其周邊部署了近五萬名美軍和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海空力量，以保護它的經濟競爭對手，使得這個對手能夠輕易進入業已消除疑慮的東亞和東南亞。這樣的政策（和諷刺性）深深植根於150年的美日關繫史中，也隻有在歷史背景下纔能理解它。不同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圍繞中國展開的競爭、美國以西方方式將日本納入西方體繫的企圖、不時喧囂的種族主義——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有關美日關繫史的闡述所不斷引發的爭議，都可以追溯到美日關繫的原點。1995年圍繞如何看待50年前廣島和長崎遭受原子彈襲擊所爆發的激烈爭論向我們證明，在過去和現在，美國和日本都在利用歷史為自己的政策提供合法性。
近幾十年來，沒有一個作者在一本著作中審視自19世紀50年代以來的完整美日關繫史。本書試圖做到這一點，並且試圖展現一段與1995年爭論中所顯現的截然不同的美日關繫史。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有一句名言：“過去從未消亡，它甚至從未過去。”這句話正是對美日衝突的實質性闡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