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足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奧斯曼帝國歷史之初，我天真地以為，這一時期極少被研究。我錯了：實際上這是奧斯曼歷史中被研究得多的時期之一。自19世紀初以來，奧斯曼和歐洲的歷史學家及外交學者就已經寫出專著、報告和文章，論述奧斯曼帝國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期間經歷的危機。在19世紀末的政治現代化努力和立憲運動中，決策者、法學家和知識分子把目光轉向這個動蕩的早期，從制度、事件和個人的豐富劇目中尋找現代化的根源。在民族國家的構建過程中，研究巴爾干、土耳其和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歷史學家圍繞著他們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民族話語，追尋他們的民族運動的起源、早期現代化者勛。一些歷史學家將奧斯曼在這一時期的經驗視為舊時代危機和現代開端的典型代表。所謂的東方問題學者則把這一時期作為20世紀初奧斯曼帝國逐步解體的前奏來研究。因此，關於這一時期的文獻已堆積成山，既有使用奧斯曼土地上所有語言的，也有許多使用的是歐洲語言。

這一時期雖然是奧斯曼帝國被研究得多的時期之一，但對它的整體理解也是缺乏的。盡管關於這一時期有大量文獻、眾多檔案資料以及學術作品，但我經常發現對重要主題的研究——諸如巴爾干、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的區域發展，外省顯要的崛起，奧斯曼制度的轉型，軍事和財政改革，以及外交和戰爭的背景等——是被分開處理的。我意識到，將這些問題割裂開來思考，會使我們無法看到奧斯曼秩序的復雜性、其制度的全貌，以及帝國內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和聯繫。在本書中，我試圖將奧斯曼的制度轉型、區域形態和全球語境作為一種綜合現像來解釋。

斯坦福·肖1971年出版的《新舊之間：塞利姆三世時期的奧斯曼帝國（1789—1807）》無疑是迄今為止關於這一時期全面的著作，至今仍形塑著許多歷史學家對這一時期的看法，即視其為新舊之爭。2006年肖教授去世前夕，我在安卡拉與他有過一面之緣。雖然我們沒有機會聊到他的書，但作為一個過於自信的研究生，我的語氣讓他察覺到我想重新評價他的作品。他一點也不惱火，反而抱怨說，自從他的書問世以來，沒有一個學者試圖在一個更大的圖式中重寫這一時期的歷史。我把這句話當作真誠的鼓勵。

在本書中，我從一個新的視角來進入奧斯曼帝國的這個過渡時代。首先，我認為它的居民們有多種選項，有些是舊的，但大多數是新的。他們往往把新舊結合起來。這個危機時代在議題、規劃、聯盟、衝突和解決方案上有著豐富可能。其中很多半途而廢了，對熱衷於為我們時代的制度和經驗尋根的學者來說，它們自然就變得不那麼重要。

其次，我認為參與奧斯曼轉型的行動者具有多樣性，個體、家庭和集體行動者都有其議題、打算和改變現狀的能力。這並不是新與舊、國家與人民、精英與群眾、中心與邊緣、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各自作為鐵板一塊的集團之間的鬥爭。相反，在混亂的政治景觀中，各種群體和利益集團之間出現了許多鬥爭和聯盟。因此，我並不是要向讀者講述參與一場特定鬥爭的諸黨派，而是要檢視政治行動的模式、聯盟的成立與瓦解、確立和失去權力的形式、輿論的表達，以及秩序如何維護、協議如何達成。

本書絕不是一項要去探討這個時代奧斯曼的每個問題、地區和事件的全面研究。我的興趣主要在於分析制度、話語和政治文化的轉型，並將重要的個人、集體行動者和事件置於奧斯曼帝國的這一轉型中。自從完成本書，我更加堅信，我們需要對奧斯曼世界如何進入現代化和全球化的19世紀進行更多的討論和研究。今天，對於思考、關心中東和巴爾干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來說至關重要的，是認識到這些地區的人們嘗試了各種解決方案，展開了一繫列的制度重建，調動了巨大的想像力來應對他們面臨的挑戰。終，正如任何一個變革年代，會有贏家和輸家，有延續和斷裂，有些選項被采納，有些選項被放棄。在將這些問題放在奧斯曼的語境和革命年代的更大框架中綜合考慮時，本書首要之務在於發起一場新的討論：當奧斯曼世界來到19世紀現代性的前夕，人們如何參與一個激進的變革年代。

不僅是那些對奧斯曼帝國、巴爾干地區和中東歷史感興趣的人的書目，對關心全球史的讀者來說也不容錯過。

——謝夫凱特·帕慕克（?evket Pamuk）

奧斯曼帝國經濟史領域的研究先驅

《帝國的伙伴》是一部卓越的學術作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點。作者不僅吸收了大量的第二手文獻資料（包括有時被英語世界歷史學家所忽視的土耳其文獻），還天衣無縫地整合了自己的手學術成果。

——《布斯坦：中東書評》

《帝國的伙伴》在檔案處理和概念構建方面體現了傑出的學術性，研究了人民主權和歐洲政治發展之相似性的基本問題。作者著重講述了奧斯曼帝國的“外省阿揚”及其設想的“伙伴關繫”，這對我們的知識出做出了重大貢獻。

——《匈牙利歷史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