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比倫有何神秘魅力？“暴君”薩達姆竟也沉湎其中

2006年12月30日是宰牲節，也就是“古爾邦節”的天，薩達姆·侯賽因在這一天被處以絞刑。這場處決並不體面。這一駭人又拙劣的野蠻行徑顯然是打擊報復的成分多過伸張正義。讀過、看罷報紙上的報道以及在網絡上迅速傳播的視頻影像，我竟發覺在概括這類荒誕不經的傳奇事件時，日常的新聞言辭是如此的蒼白無力。此番感受應非我獨有。
殘酷暴君的軍隊被粉碎瓦解；暴君本人亦逃之夭夭，一時杳無蹤跡，但終還是被發現——當時的他襤褸肮髒、絡腮滿面，如困獸般畏縮於地洞之中。在淪為階下囚後，他受到公開羞辱，被單獨監禁千日，後又接受特別法庭的審判，然而判決早有定論。行刑之時，那得意的劊子手幾乎扯斷了他的脖子。
如同《聖經》中記載的那樣，上帝通過與人類對話來教導歷史的締造者們。次海灣戰爭前夕，高級軍官們在科威特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薩達姆在會上說他侵襲科威特是遵照天意：“願真主做我的見證，是真主想讓該發生的事情發生。我們收到的旨意便是真主的決定……我們隻是奉命行事。”

2005年10月，英國廣播公司（BBC）曾播出一部紀錄片。片中，巴勒斯坦外交部前部長納比勒·沙阿斯（Nabil Sha’ath）回憶道：“布什總統對我們所有人說，‘上帝托我執行這一使命，他對我說，“喬治，去吧，去和阿富汗的那些恐怖分子戰鬥吧”。所以我去了。然後上帝又對我說，“喬治，去吧，去終結伊拉克的暴政吧……”所以我去了。現在，我又聽到了上帝的話語’。”
倘若其言為真，那麼在這場衝突爆發之前，必有振聵之聲從天而降。先是一聲“薩達姆總統啊”，繼而是《但以理書》的內容：“有話對你說，你的國位離開你了。你必被趕出離開世人，與野地的獸同居。”還可以用《列王記》式的語言，來描述與薩達姆·侯賽因生命後時刻有關的各種細節：
那是安息日的早晨，太陽還未升起。他們把他帶到城中，押上刑場。
他們按照處決慣例，捆住了他的雙手和雙腳。然後對著他辱罵道：那有權能的怎會落到如此下場，願你受到主的詛咒。
他們將繩子繞在他的脖子上，繼續辱罵他，然後一邊贊美他敵人的名字和頭銜，一邊說：願神詛咒你，願你下地獄。
然後他回答道：你們還算人嗎？一幫無恥之徒！
他們又對他說道：準備見神吧。於是他向真主禱告，說：除了真主，沒有別神。
接著，他們給他上了絞刑，而後刑場、街道和集市上爆發出一陣巨大的歡呼。那是安息日的早晨，太陽照耀著巴比倫的城牆。

套用《聖經》的時代背景來闡述喬治·W.布什（George W.Bush）所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並不隻是作家的幻想，對和我一樣從小就通過《聖經》了解中東歷史的人而言尤其如此。薩達姆本人也把自己視作古代統治者的繼承人。他特意模仿的對像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前605~前562年在位）曾攻占和摧毀耶路撒冷及其神廟。薩達姆稱尼布甲尼撒為“來自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認為他和自己一樣抗擊波斯人和猶太人，但這個表述有一些時間線上的錯誤。［尼布甲尼撒並非阿拉伯人，而是迦勒底人（Chaldean）；伊拉克要再過兩千五百年纔會出現；我們所知的猶太教那時也還沒有出現。］在1988年國際巴比倫節的徽章上，薩達姆和尼布甲尼撒的頭像被疊放在一起。《紐約時報》的記者稱，徽章上的頭像拉長了薩達姆鼻子的輪廓，使其與那位美索不達米亞的君王更加相似。薩達姆還推崇憑“以牙還牙”的法典而著稱的古巴比倫王朝統治者漢謨拉比（Hammurabi前1795~前1750年）。薩達姆將伊拉克軍隊中強大的軍事打擊力量命名為“共和國衛隊漢謨拉比裝甲師”，還有一支部隊被命名為“尼布甲尼撒步兵師”。
英國廣播公司的約翰·辛普森（John Simpson）說，這位伊拉克領導人“沉湎於為自己樹碑立傳”，通過興修宏大的建築，來有意識地模仿傑出的前輩。在他的巨幅畫像上，薩達姆就如同古代蘇美爾的君王一般，將建築工的籃筐放在肩上，盡管古代國王背的可能是一擔制磚用的黏土，而薩達姆則背著一筐水泥。薩達姆開始大興土木，重建古巴比倫遺址，但一名建築歷史學家稱，薩達姆的重建是“劣質的拼湊，而且常常在規模和細節上出錯……”薩達姆還效仿古代的君王，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磚塊上。於是，成千上萬塊磚上都刻著紅色的字樣：“尼布甲尼撒的巴比倫重建於薩達姆·侯賽因總統領導時期。”然而，薩達姆使用的雕刻文字是現代阿拉伯文而非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因為除非有必要，否則他是從來不會展現高品位的。
薩達姆·侯賽因極力讓自己的國家與受伊斯蘭教影響之前的久遠歷史產生關聯，這樣做的政治意圖簡單明了。1971年，伊拉克的鄰邦伊朗的國王宣布，他與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朝（波斯帝國）的建立者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Creat）存在血緣關繫，引得舉世矚目，此事和薩達姆的做法如出一轍。可見任何試圖稱霸中東地區的人，都要先推翻一種說法，即沙特阿拉伯境內的先知之城——聖地麥加和麥地那——是該地區領導權的正統性來源。

極為諷刺的是，英美的中東政策，從1953年罷免民主選舉產生的伊朗總理、社會主義者和世俗主義者穆罕默德·摩薩德（Mohammad Mossadeq）的“阿賈克斯行動”，到2003年推翻世俗民族主義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的“伊拉克自由行動”（即伊拉克戰爭），都在無意之中鞏固了該地區幾乎所有國家的伊斯蘭政權。這無疑宣揚了薩拉菲主義所奉行的政治模式，即建立合法政治制度的有效原則是依靠先知的直繫繼承者們。
也許，薩達姆——不管在其他方面表現如何，他實際上既不愚蠢也不缺乏洞察力——也看到了中東權力政治中另一個更加重要的真相。自古代以來，我們的生活和了解世界的方式可能已經完全改變；但倘若認為在過去的幾千年裡，我們的舉止行為有了任何的不同，或是人性發生了多麼大的改變，我們就太自欺欺人了。
歷史告訴我們，在那個因處於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這兩條“河流之間”而被希臘人稱作美索不達米亞的地區，羅馬人和帕提亞人（Parthians）、拜占庭人和薩珊人（Sassanians）、穆斯林和祆教徒（Magians）都曾為之而戰，直到來自中亞甚至更遠之地的外來者——蒙古人和突厥人占領該地，摧毀一切，該地纔歸於所謂的和平。無論是20世紀20年代伊拉克擺脫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之後，該地區風雲再起，還是控制了前奧斯曼帝國三大省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分裂後，該地區陷入亂局，每一個對這片土地的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會對這些形勢感到驚訝。這裡的各國相互敵對，似乎隻有在國際聯盟國際聯盟允許列強前來攫取石油時，它們纔稍顯團結。
然而，這種想要征服美索不達米亞豐沃平原的企圖，早在羅馬時代之前便已存在，甚至還可追溯到更久遠的時期。雖然在此爭奪統治權的古代帝國早已化為塵埃，但它們相互踫撞的餘音仍在空中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