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版前言  1

1997年版前言  5

部分  聯繫

第1章  導論  3

社會科學的興起  8

馬克思的影響  21

第2章  1400年的世界  27

舊世界的政治地理  28

近東和非洲  38

南亞和東亞  49

新世界  63

第3章  生產方式  79

生產與社會勞動  79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83

貢賦制生產方式  86

親族制生產方式  95

第4章  歐洲，擴張的序幕  109

長距離貿易模式的轉變  110

政治上的統一  113

國家的形成與擴張  117

第二部分  尋求財富

第5章  在美洲的伊比利亞人  141

大滅絕  142

西屬美洲的財富  145

新的供應體繫  152

巴西和加勒比海地區  160

第6章  毛皮貿易  171

毛皮貿易的歷史  171

東北部的人口群  176

大湖區的人口群  184

向西擴張  187

西北海岸  198

第7章  奴隸貿易  213

奴隸貿易的路線  214

為什麼是非洲？  220

非洲的背景  223

奴隸供應地區：西非  228

奴隸供應地區：中非  241

第8章  在東方的貿易與征服  253

南亞的伊斯蘭教  255

葡萄牙人在亞洲  256

尼德蘭人在亞洲  258

英國人在印度  261

從印度到中國  275

太平洋上的貿易  280

第三部分  資本主義

第9章  工業革命  289

英國的轉型  290

供應地區：美國南方的產棉區  301

供應地區：埃及  309

印度的紡織工業  311

危機與再次擴張  314

第10章  資本主義的危機與變異  321

資本主義：方式和市場  322

資本主義的擴張  324

資本主義方式的變異  328

第11章  商品的流動  337

大蕭條  338

區域性的專門化  340

商品生產：食物  345

工業作物  353

刺激物  361

黃金和鑽石  376

第12章  新勞工  385

勞工市場  386

流動的勞力  392

民族的分割  412

後記  417

參考文獻綜述  425

參考文獻  475

一本既富於智慧又具有生動的社會現實感的理論傑作。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沃爾夫的意圖在於指出，歐洲的擴張不僅改變了非歐洲社會的歷史軌跡，還重組了它們在歐洲介入之前的社會歷史敘述……他具備的歷史理論的廣度令人震驚，而且他對歷史上的“勝利者”與“失敗者”給予同等重視。  

——《美國社會學期刊》

在這本宏大而重要的書中，埃裡克·沃爾夫在開頭和結尾都強調，人類學必須要更加關注歷史……想必，大家讀到這樣的評論分析會感到愜意的，它否定偽歷史的異議，同時又重視挖掘原住民和農民的歷史進程，而正是這些歷史進程，纔根本性地改變了原住民、農民和無產階級的現狀。

 ——《辯證人類學期刊》

沃爾夫提出歷史是相互聯繫的，不是隔離開來的……這本富於吸引力和啟發性的書……我敢說，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又新穎的觀點……通過強調一個共同的過去，沃爾夫遠離了令人厭倦的“白人”中心論和“非白人”邊緣論，相反提議歐洲和世界的其他部分之間存在一種更為復雜、更有見識的關繫。

——《歐洲動態》

沃爾夫的經驗性知識非常豐富……他依靠對時間和空間現像進行技巧性的選擇，挑選出來的現像能夠適當地代表全體……這本書寫得很不錯，具有人文關懷。

——《民族報》

第1章  導論 

本書的主旨在於說明人類世界的面貌是多樣的，它是由許多過程彼此聯結而構成的整體。因此，任何將這個整體拆散為星星點點，而後又不能加以拼合復原的研究，都是歪曲事實真相。如“ 民族/ 國家”、“ 社會”和“ 文化”這樣的概念，所能指稱的內容甚少，卻喧賓奪主地想以此來取代我們對真實歷史的認識。如果能夠了解這些名詞其實反映了一種多重關繫的糾結，並且重新將這些抽像名詞放在事實脈絡中理解，我們纔可望避免歪曲的論斷而增加對事實真相的了解。

說我們都住在“ 一個世界”，已是老生常談。各地區間有生態上的關繫：紐約可以感染香港流行性感冒；美洲的蚜蟲可以摧毀歐洲的葡萄籐。各地區間有人口學上的關繫：牙買加人移居倫敦；中國人移居新加坡。各地區間有經濟上的關繫：波斯灣油井的關閉造成俄亥俄發電廠的停頓；美國收支失衡，使美金流入法蘭克福或橫濱的銀行戶頭；意大利人在蘇聯生產菲亞特牌汽車；日本人在錫蘭（今斯裡蘭卡）修造水力發電廠。各地區間有政治上的關繫：在歐洲開始的戰爭激起全球回響；美國軍隊干預亞洲周邊地區；芬蘭人防守以色列與埃及間的邊界。

這個情形不僅是發生在現在，也發生在過去。歐亞大陸的疾病曾經幾乎毀滅了美洲和大洋洲的原住民，梅毒由新世界進入舊世界。歐洲人及其動植物入侵南北美洲。美洲的馬鈴藷、玉蜀黍和樹藷傳播到舊世界各地。大量的非洲人硬是被人用船載往新世界。中國和印度的雇傭勞工被運往東南亞和西印度群島。葡萄牙在中國沿海的澳門建立殖民地。尼德蘭人使用孟加拉勞力建造了巴達維亞（Batavia）。愛爾蘭兒童被售往西印度群島做苦工。逃亡的非洲奴隸在蘇裡南（Surinam）的山中避難。歐洲人學會仿制印度的織物和中國的瓷器，喝原產於美洲的巧克力飲料，抽原產於美洲的煙草，使用阿拉伯數字。

這些大家都熟悉的事實，顯示出由接觸、聯結，進而產生了互動的關繫。但是當我們為了了解看到的事實而求教於學者時，他們卻往往忽視這些過程。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以個別的國家為研究的基本單位。社會學仍然將世界分割為相互獨立的社會。甚至一度十分注意文化特征在全世界如何傳播的人類學，竟也把其研究的主題分為個別的事例。人類學家說，每一個社會有其特殊的文化，這些文化自成一體，彼此有明顯的區別與界線。

如果社會與文化的差異性和相互離異性是人類的特點，那麼我們應該容易在所謂的原始民族—“ 沒有歷史的人”—中找到這個特點；照理說這些民族是孤立於外在世界的，同時他們彼此也孤立。根據這個前提，我們對於早在1570年歐洲商品已出現在尼亞加拉（Niagara）邊疆遺址，而到了1670年易洛魁人（Iroquois）的子群奧內達加人（Onondaga）的遺址上除了煙鬥以外幾乎別無原住民制造品等考古發現，又如何解釋？在大西洋的另一側，龐大非洲人口群的組織和取向，都因奴隸貿易而有重大的改變。由於歐洲的奴隸販子隻是將奴隸由非洲海岸運往美洲，奴隸貿易中供應的一方完全操在非洲人手中。英國重商主義者馬拉奇·波斯特斯華特（Malachy Postlethwayt）說：正是“ 非洲基礎”而使美洲商業與海軍壯麗宏偉的上層結構得以建立。由西非的塞內岡比亞（Senegambia）到安哥拉（Angola），一個一個人口群被扯進這個貿易，它向內陸遠處延伸，就連那些從沒見過歐洲商人的民族也受到影響。任何對克魯人（Kru）、芳蒂人（Fanti）、阿善提人（Asante）、伊喬人（Ijaw）、伊博人（Igbo）、剛果人、盧巴人（Luba）、隆達人（Lunda）或恩哥拉人（Ngola）的記載，如果視這些群體為自給自足的“ 部落”，便是誤導了非洲的過去與現在。再者，與易洛魁人和西非的貿易，反過來又影響到歐洲。1670—1760年，易洛魁人對於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斯特勞德谷（Stroudwater Valley）制造的紅藍染布有需求。這個地區的英國織工乃是早失去其自主權，而成為受雇者的勞工之一。或許，美洲貿易與斯特勞德谷工業革命的開始，彼此間有互動的關繫。相對地，從1658年至1661年短短3 年間供應給黃金海岸（Gold Coast）的5500多支滑膛槍，使得伯明翰（Birmingham）的造槍工人獲得了豐厚的收益（Jennings，1977 ：99—100 ；Daaku，1970 ：150—151）。

如果各處都互相連接，那麼我們為什麼堅持要把動態的、互相連接的現像，轉化為靜止的、互不相干的事物？這或許部分是由於我們當初學習自己歷史的方式。在課堂上和在課堂外面，都有人教我們說世界上有一個被稱為“ 西方”的存在，我們可以視“ 西方”為獨立並相對於其他社會和文明的一個存在。我們許多人甚至自小認為“ 西方”有一個譜繫—古希臘產生羅馬，羅馬產生基督教的歐洲，基督教的歐洲產生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產生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產生民主政治和工業革命。工業遇上民主政治又產生美國，體現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種發展圖式導致誤解。因為它將歷史轉化為一個關於道德的成功故事，一場時間上的賽跑，每一個奔跑者將自由的火炬傳給下一個接力跑者。歷史因而被轉化為一個有關促進美德的故事，一個關於賢德的人如何戰勝惡徒的故事。往往，這又成為勝利者如何因戰勝而證明其賢德的故事。如果歷史是隨著時間終達成的道德目標，那些主張這個目標的人，便成為歷史喜歡描寫的作用力量。

這個圖式還導致第二種誤解。如果歷史隻是一個不斷展示道德目標的故事，那麼譜繫中的每一個環節、比賽中的每一個奔跑者，都隻不過是終典範的一個先驅，而非在其自身所處的時代和地方發生作用的社會與文化過程的綜合。可是，譬如說，如果我們隻把古希臘解釋為一個史前的“ 自由女神”，在蠻荒的黑夜高舉道德目標的火炬，那麼我們關於古希臘會知道些什麼？我們不會了解毀滅希臘城邦的階級衝突，或自由人與其奴隸之間的關繫。我們便沒有理由問為什麼在波斯王麾下作戰的希臘人，會多於反抗波斯的希臘聯軍中的希臘人。我們也不會想知道為什麼住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裡（當時稱為“ 大希臘”〔Magna Graecia〕）的希臘人，比住在希臘本土的希臘人更多。我們也沒有理由問為什麼外國軍隊中的希臘傭兵，不久便比在其城邦的軍隊中更多。希臘本土以外的希臘定居者、外國軍隊中的希臘傭兵，以及希臘家庭中所用的來自色雷斯（Thrace）、弗裡吉亞（Phrygia）或帕夫拉戈尼亞（Paphalagonia）的奴隸，都意指希臘與希臘本土以外希臘人和非希臘人的關繫。可是我們的指導圖式不鼓勵我們問關於這些關繫的問題。

這個制造荒誕說法的圖式，在有關美國歷史的教科書中體現得明顯。教科書竟稱頌許多敵對力量復雜的組合為永恆本質的展現。根據這個看法，美國不斷變化的疆界與它反復地卷入經過宣戰與未經宣戰的內外戰爭，都隻是為了得出這個經過壓縮了的有目的性地理解出來的結論，那13個位於大陸東部海岸的殖民地，將在不到百年的時間裡把美國國旗插在太平洋沿岸。但是，這個結論本身隻不過是許多矛盾關繫爭戰的結果。雖然這13個殖民地的人口（ 歐洲殖民者、美洲原住民和非洲奴隸）大多數傾向於保守黨（the Tories），但是它們仍宣布獨立。新成立的共和國幾乎因奴隸制的問題而崩潰。它以一連串有問題的妥協來處理這個問題，因而創造了兩個聯邦國家，而任它們各自擴張。在這個新大陸上可以占有的土地的確很多，但先要從住在上面的美洲印第安人手中奪過來，而後纔能將它們轉化為可以炫耀的房地產。傑斐遜總統以低廉的價格買下了路易斯安那這塊地，但隻有等到海地奴隸反叛其法國奴隸主的革命之後，美國纔奪取了法國原來打算作為加勒比海種植園糧食供應地的地區。對佛羅裡達的占領關閉了南方奴隸的主要逃脫途徑。與墨西哥的戰爭使得西南部成為奴隸制度和棉花的安全之地。美國在向太平洋推進的時候，受阻於西班牙的地主。這些西班牙地主在抵抗說英語的新來者，想要保衛自己的土地時，便成了土匪。“ 北方”與“ 南方”—前者由歐洲進口其勞工，後者由非洲進口其勞工—打了一場歷慘烈的戰爭之一。戰敗的“ 南方”一度成為戰勝的“ 北方”的殖民地。後來，各區域間的順序改變，工業地帶“ 東北”的影響式微，“ 陽光地帶”逐漸發達。顯然，美利堅合眾國既非不可分割，其疆界也非由上帝賜予。

事情的發展也可能與日後的實際情形大不一樣。當時也可能出現一個說數種語言的佛羅裡達共和國，一個說法語的密西西比美國，一個說西班牙語的新比斯開灣（New Biscay），一個大湖區共和國，一個哥倫比亞國（ 包括現在的俄勒岡州〔Oregon〕、華盛頓州和英屬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隻有假設是上帝在北美大陸上加諸了地緣政治統一的驅動力，纔會讓這種回溯性的思考變得毫無意義。如果能拋棄這樣的假設，我們便能從物質的角度來解釋在每一個關頭發生的事情，解釋某些關繫如何克服了其他的關繫。因此，古希臘、羅馬、基督教的歐洲、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民主政治，甚至美國，都不是由某個內在的驅動力日益推動的單一目標，而是一組在時空上不斷改變和可以改變的關繫，或者是許多組關繫的關繫。

它不隻是學術上的問題。把空泛的詞彙當成實在的歷史，可以創造出錯誤的模型。如果我們說國家/ 民族、社會或文化像是一種內部同質而外在特殊和有界限的實體，那麼我們所創造的世界的模型，便是一個全球性的撞球場，各個實體像又硬又圓的彈子球一樣彼此撞來撞去。這樣便很容易把世界分類為不同顏色的球，而宣布“ 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逢”。這樣看來，一個典型的西方便與一個典型的東方對立起來。到後來，當其他地方的許多民族想要有別於西方和東方時，我們稱這些想要申請新歷史身份的民族為未開發的“ 第三世界”（ 彈子球中剩下來的），以別於已開發的西方與開發中的東方。或許無可避免地，這些具體化的類別在冷戰時成為思想上的工具。西方是“ 現代”的世界。東方則淪為“ 現代化的疾病”的世界（Rostow，1960）。後還有一個“ 第三世界”，它仍然埋首於“ 傳統”，其現代化的努力受到壓抑。如果西方有辦法破除癥結，而使“ 第三世界”走上現代化之路—通往西方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之路。這種世界觀導致的可怕後果是“ 強制拉撥的都市化”理論（Huntington，1968 ：655）。這個理論是說，可以用空襲和使鄉村成為焦土的辦法將越南人趕進城市，以便讓他們走向現代化。於是，名稱變成了事物，而用“×”標出的事物可以成為戰爭的目標。

社會科學的興起 

把易洛魁人、希臘、波斯或美國這些被指稱的實體，當成固定不變的東西，認為它們有各自的內部結構與外部疆界，彼此無涉，這個習慣讓我們無法了解它們相互間的接觸與對抗。把想像中的積木堆砌為所謂“ 東方”與“ 西方”或、第二及第三世界的金字塔，隻是使這層理解難上加難。看起來，我們看待社會與政治現像的各種方式有一些概念上的缺陷，而不隻是暫時的偏離。我們似乎在過去的某個關鍵點上發生了誤解，而這個錯誤的選擇則擾亂了我們目前的思路。

這個關鍵性的轉折點發生在19世紀中葉，也就是對自然和人類的研究開始分化為幾個獨立（ 而且不相等）的專門研究和學科的時候。這種分裂關繫重大。它不僅促成對人類的存在做更精深且細密的研究，還用意識形態將這些研究予以合理化。在社會學這門學問上這一點為明顯。在社會學出現以前，我們有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研究“ 國家的財富”，也就是在各政治實體（以及構成這些實體的許多階級）以內和彼此之間財富的生產與分配。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在18世紀的加速發展，政府和階級的結構愈來愈受到新興社會團體的壓力，這些團體吵著要政府立法來保障他們的權利，以對抗原先政府所保護及代表的團體。在思想上，這種挑戰是針對國家而主張新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關繫（ 此時概念化為“ 社會”）。日益升高的不滿情緒，拿“ 社會”去對抗政治和意識形態秩序，終於爆發為騷亂、反叛和革命。騷亂和革命的幽靈提出一個問題：如何恢復和維持社會秩序？社會秩序終是如何成為可能的？社會學旨在回答“ 社會問題”。赫伯爾（Rudolph Heberle）說，它有“ 一個不同尋常的政治起源……聖西門（Saint Simon）、孔德（Auguste Comte）和斯坦（Lorenz Stein）都視這個新社會科學為社會解體毒素的解毒劑”。（Bramson，1961 ：12，n.2）

這些早期的社會學家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將社會關繫的領域與政治經濟分開。他們指出，個人、群體與團體或機構的成員，彼此之間乃由各種關繫結合在一起，而這些關繫是可見的，卻尚未經過仔細研究。而後，他們以這個社會關繫的領域作為深入研究的主題。這些人及其後繼者將這種想法擴大為幾種理論假設，好將社會學與政治科學和經濟學區別開來。下面是這些共同假設的概述：

一是個人是在社會生活中與他人產生社會關繫。這樣的關繫可以從它們存在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脈絡中抽取出來，單獨加以研究。它們是自主的，構成自己的領域，即社會領域。

二是社會秩序有賴於個人與個人間社會關繫的成長與延伸。這些關繫密度愈高、範圍愈廣，則社會也愈秩序井然。因而，若將親屬關繫和街坊鄰居、群體與機構的關繫盡量擴大，社會就愈有秩序，反之，若不能擴到，社會秩序便有了問題。發展各種各樣的關繫，也可以減少極化為階級的危險。

三是參與關繫的個人之間有許多共同的信念與習俗。這些關繫的形成與維持，與共同信念及習俗的存在與擴散十分有關繫。道德共識（ 尤其是在不需檢證地信仰與對習俗無理性地接受的基礎上），促使社會紐帶的極大化。僅僅預期功利或運用技術，往往會削弱社會關繫。

四是社會關繫的發展與相關習俗與信念的傳播，其創造的社會是個人與個人間社會關繫的總體。社會關繫構成社會，而社會又是凝聚力的所在地，是產生可預測性以及秩序的單位。如果社會關繫井然有序和周而復始，則社會就有穩固的內在結構。這個結構的範圍與社會關繫的強度和範圍相呼應。在社會關繫較不強烈、較不頻繁發生的地方，社會便到了其邊界。這些假設的缺陷是什麼？它們使人容易認為社會關繫不僅是自發的，其本身也是由某種原因所引起，且不說它們的經濟、政治或意識形態脈絡。由於認為社會關繫是個人與個人間的關繫，個人與個人間的交互行動成為社會生活初的原因。由於社會的失序與社會關繫的量與質有關，注意力乃從經濟學、政治學或意識形態移開，轉向在家庭和社群中找尋失序的原因，並試著去建立適當的家庭與社群生活。再者，由於失序是在於習俗與信念和共同的標準脫節，習俗趨同與信仰一致，乃被轉化為檢驗社會是否處於正常運轉狀態的試金石。後，這些假設使我們可以識別一般的社會和具體的社會。需求秩序的社會變成要被整頓的特定社會。在目前可見的脈絡中，這個待整頓的社會於是很容易被認為與一些已知的民族國家類同，比如加納（Ghana）、墨西哥或美國。由於社會關繫已與其經濟、政治或意識形態脈絡脫節，我們便容易視國家為由道德共識賦予活力的社會紐帶結構，而不是與其他關繫相聯繫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關繫。因而，無數的社會關繫，而非經濟、政治或意識形態力量，成為社會學理論的基本原動力。由於這些社會關繫發生在單一民族國家的小圈子裡，民族國家成為重要的歷史創造者，每一個民族國家都由其內部的社會關繫驅動。每一個社會因而是一個呼應內部規律而運轉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