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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德政令的出現（節選）

中世法律的世界

兩個立法年份

對於中世時代的大多數人，包括法律直接對像的御家人來說，稀松平常的幕府法律籠罩在層層面紗之後。首先，立法的事實本身沒有周知眾人，即便通過某一渠道得知法律的存在，人們也終究不知道法條的正確內容。因此在中世法律的世界裡，就有可能發生這種匪夷所思的事情。

有一份名稱冗長，叫作《諸國御家人跡、為領家進止之所所，御家人役事》的幕府法令。年（1243）八月三日。不過，這一法令的發布日期在追加法令集中雖然也是八月三日，但年份卻是翌二年。前述的《吾妻鏡》二年八月三日中記載了這件事。而更有甚者，在該法令發布三十年後的一名御家人提出的訴狀中，該法二年兩年的八月三日相繼發布。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中年一般?年。?往往會被誤作“二”，因此&ldq年”在抄寫中就被誤作“二年”。而且，這一法令的內容是御家人在繼承了原莊園領主可以自由裁量的職位及收益權時，該權利能否被莊園領主任意剝奪。這對御家人、莊園領主來說都是非常緊要的規定，當然會有相當數量的信息交相傳遞，但在此情形下仍年、二年乃至兩年連續立法的年是正確的，有人拿出寫成“二年”的史料，或者主張兩年都有立法也姑且能通過。因為誰也拿不出僅某一說法正確的確證。

倍利法

隻是立法年份本身不同，在中世法律的世界裡還算不上問題。不過要是法理的內容也不同了，就不能這麼說了。例如，姑且稱作“倍利法”的限制利息的法律，在日本古代到中世的社會裡一直通行，具備相當大的實際效力。倍利法作為源於律令規定的古老法令，時不時就會在案例中現身。簡單來說，其內容就是不得收取超出本錢一倍以上的利息。

順帶一提，當時的月利率一般是5~7文子，也就是5%~7%，所以隻按單利計算，扣除應是本金的那部分後，利息不到四年也會達到本金的一倍。在此之後就不能加收利息了。到此為止，以此為名制定法令，或者在法庭上具體爭論時，這一內容都不會引發爭議。問題在後面。

利息達到本金一倍時，抵押的物品是算流質品，還是要返還給債務人？在這一點上，存在規定其為流質品的“法”與規定返還的“法”兩種。另外，附屬的各種“慣例”也隨之出現。公家法律和武家法律之間的差別等問題暫且不說，重要的是，“利不可過本錢一倍”的“大法”本身雖然有名，但不論法條內容怎麼編定，後續事情的處理也沒有成為中世人共通的法律認識，人們都會找出對自己有利的慣例，每遇事情就爭論不休。

與《御成敗式目》第七條的“二十年知行年紀法”同為中世社會最膾炙人口之法的倍利法，也是這種極其模糊的法律。而且，這些例外的有名之法滲透到社會中，使每一個人意識到那是與日常生活中束縛自己的地方規定、習俗不同的“諸國平均之法”，還需要很長的時日。

然而，我們的《永仁德政令》的有名程度，在地域傳播速度之快、完成時間之短上，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特例。

兩份文書

永仁五年（1297）年六月，居住在山城國紀伊郡、署名為“籐原氏女”的女性，從男性野部友吉那裡購買了一畝半田地，在通常的賣契之外，還要求對方制作了日期同樣為六月二十三日的一張轉讓文契。轉讓文契的尾部明確記載了“關東御德政間，讓狀並賣劵二通給內也”。這可以說是人們為回避德政而在文契上將買賣偽裝成讓與、捐贈的開端。我們當然不知道這筆田地買賣的交涉具體從何時開始。不過，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土地買賣的交涉當然不是兩三天就能完成。並且這份買賣契約的雙方當事人，似乎是相對啰唆的類型。這一點雖然和德政沒有直接關繫，不過還是稍微說一下他們如何啰唆。

在契約成立的同時，賣主把證明領有土地的六張轉手文契交給買主。但是，這塊土地原本約四畝半，六張文契也是不在買賣對像內的另外三畝土地的文契。在這種情況下，一般做法是由賣主保留文契，並在文契尾部記載部分土地已出售給他人。但這場買賣似乎強烈反映了買主的意向，所有文契都交給了買主。可是沒了文契，要證明餘下三畝土地的權利就麻煩了。於是賣主就要求買主制作了一份“對應文契”（返り証文），內容是如果將來賣主手裡的剩餘土地發生權利爭議時，買主有義務出示如今拿到的六張文契。不過，其僅負有出示義務，無需出借給賣主。最終，賣主交給買主一畝半土地、一份賣契、一份轉讓文契，買主則交給賣主十貫文地價錢和一張對應文契，總算履行了契約。這樣的交涉要達到雙方形成共識，無疑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吧。

《德政令》在關東立法是三月初，法令傳達到管轄山城等西國的機構六波羅探題是七月下旬。假定上述買賣交涉從六月二十三日之前的一個月開始，則幕府將要施行德政的風聲要比文件到達六波羅早兩個月傳至西國，以鐮倉幕府頒行法令的時間來看，僅兩個半月後它就著名到讓人提前制作預防德政之文書了。

置中

讓我們更加往西，看看九州的例子。

這年七月以前，鎮西探題（鐮倉幕府統治九州的機構）就發布了如下通知：

有關《德政令》事項，在幕府的御教書下達之前，將本年的秋收“置中”（不給當事者任何一方，收獲物封印後交由第三者看管）。

農歷的七八月，在氣候溫暖的地方已經是割稻的季節了。

這時豐後國御家人志賀禪季試圖依據《德政令》，要回弘安六年（1283）賣給大野基直的遺孀尼姑善阿的領地。因為這一命令，他未能到當地正式取回，隨後病情轉重，將寫有此事大意的轉讓文契交給其兄便去世了。土地不久轉到哥哥泰朝手中，但處置遭凍結的收獲物仍是一個麻煩。這一點後文再述。

不管怎麼樣，即便是在遙遠的九州，在法令還沒有從幕府傳達至此時（如果是和六波羅一樣的七月二十三日的御教書，則七月內無論如何也抵達不了博多），《德政令》已經在當地產生現實效果了。

順便一提，最早的反應當然出現在幕府腳下的關東地區。在三月六日立法後僅二十多天的四月一日，常陸國官衙就向總社的神主發送下文，以“關東御德政嚴密”為據，判決其可以取回已賣掉的田地和房產。假使這位神主向國衙申訴恢復舊領，到收到此份下文之間隻花了十天，則扣掉這一時間之後，從《德政令》發布到其提訴僅僅隔了十四天。

關東發布《德政令》了！—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充分推測，這一消息像是無視命令發布者鐮倉幕府的預想、法令的實際內容一樣，迅速傳遍了全日本。再考慮到那是信息傳遞全靠人口口相傳的時代，則這無疑是極其異常的速度。